《宣言》：艺术与政治的歧途

必要剧场（The Necessary Stage）和戏剧盒，两个对于新加坡社会政治课题特别关注的剧团，联合演出《宣言》，这是让人期待的作品。郭庆亮、Alvin、Haresh，九〇年代合作之时，已经那么精彩，二十年之后，又会是怎样的成熟风貌？当年被诬指他们的剧场具有颠覆政治的意图，而今天他们要处理的直接就是艺术与政治的关系，他们会给观众指引怎样的方向？

艺术和政治，这次的《宣言》处理得那么直接却又那么复杂。从五〇年代开始说起，到二〇二四年的未来，真实与虚构，历史与想象，记忆与预测，感受与回应，繁复错综的线索，编织成让人沉思而又无法得到解答的网络。剧中的历史脉络具体细致，指涉也毫不含糊。

五〇年代的学生运动中对于艺术和政治的理想主义，仿佛因时间距离而浪漫化了。六〇年的跨种族爱情与文化矛盾，嵌置在冷藏行动的政治斗争的历史脉络中，个人的悲剧在时代中被再现出来的是阴差阳错。八〇年代的背景是光谱行动，受害者竟然说如果政府告诉他们什么不可以做他们就不会做。二〇一六年的当下，那么多元复杂而又那么疯狂无绪。二〇二四年的未来，其实也不过是八年之后，是现实的展望，表现的是艺术被政治收编的绝望，所有的人都是愤怒而又无助。那是一种切肤的真实感，但多数时候人们无法接受预言如此血淋淋的实现。我想起九〇年代写过几篇必要剧场的剧评，“无力感”的意象常常出现在我对他们作品的评述中。二十年后，这个意象还是强烈。能够批判思考的人，在这种社会政治环境中，大概也就只能够有这样的感受吧。

 五〇年代的多语生活情状，剧中再现方式是华语、福建话、英语、马来语的交杂。这是不是一种现实的表现，还是多语概念的艺术再现？我不是很清楚，倒感觉是多元马来亚想象的投射。八〇年代以后的场景就只剩下华语或英语了，到了再后来几乎都是英语。婉婧是唯一能够有效进行华英双语之间转换的人物，也只有她一个，但她并不是扮演一个沟通者的角色。这样的角色必须要有怎样的理想主义？多语共存并重的环境，必须付出多少务实主义者无法想象的代价？我只感觉到在婉婧这个人物的衬托之下，其他人竟单语得那么纯粹。

 多媒体融合进剧场设计与叙事之中，非常精彩。正的与反的，互相照映的与对立的，不断转换的映像呈现形式，隐喻面对历史与现实的多重视角。多重视角并不是互相抵触或矛盾的，可以同时存在，并有不同组合。影像叙事部分有预录的，过去式的，现在式的，现场摄影机直接播映的进行式的。多重时间概念交叉进行，叙事的复杂性登峰造极。重叠交错的视角与时间感，让人有一种失去平衡感的错乱与失落，逼着观众重新检视向来被灌输的已经成为惯性的单一、直线、逻辑性的既有观念。这正是艺术在面对政治时能够发挥的最重要功能，也具体而微再现了艺术与政治的歧途。从这个角度来说，“宣言”也就只不过是一个反讽的注脚。

此刻，非彼时

六个参与华语戏剧演出的剧团，成立“新华剧体”，在1月30日举行座谈，主题是“新加坡华语剧场，此刻”。这六个团体是戏剧盒、九年剧场、猴纸剧坊、十指帮、实践剧场、TOY肥料厂。这个行动，他们称之为新加坡华语戏剧联盟。华语剧团联合起来有所行动，这样的想法已经有整整20年没有出现，最后一次是新加坡华语戏剧团体联合会，在1996年解散，从1989年正式成立算起，只存在了八年。

当然不应该从1989年算起，因为剧联的构想必须追溯到1982年的《小白船》联合演出。因为那次演出的成功，继而有接下来几次的联合演出和戏剧营，以及后来剧联的成立。《小白船》作为华语剧团大结合的象征，在这次座谈里也好几次提及。我在发言时问在场的六个剧团目前的主要负责人，有谁看过（不是参与哦）当年的《小白船》。没有。只有践红有，她可能跟在郭宝崑身边在维多利亚剧院跑进跑出。但是没有人对《小白船》有经验上的理解，更不要说其发生脉络与历史意义。韩劳达说了一些参与经验，邹文学坐在他旁边什么都没有说。

《小白船》在此刻，成了一种充满怀旧色彩的符号，被理想化，也被文化资本化。我说，这次的“新华剧体”成立，与33年前的《小白船》，几乎没有可比性。《小白船》是文化部主办的艺术节邀请之下，华语剧团联合起来呈现的演出。在这之前的历史脉络，是70年代剿灭左翼势力的政治行动之下，不少华语剧团被关闭、戏剧工作者被逮捕。最后的高潮是1976年实践戏剧学院、南方艺术团等人员的入狱，包括郭宝崑。70年代后半期，华语戏剧几乎进入蛰伏状态，活动锐减，人员离散。不过，即使没有发生这样的事件，华语戏剧一直都是活跃在民间，几乎没有进入官方的视野，无论是殖民统治时代或是独立建国之后。因为官方操作的语言是英语，权力结构的中心也是英语。《小白船》的发生，华语剧团可以说是被动的，因为官方主办的艺术节“发现”原来华语戏剧曾经是那么活跃，于是邀请华语戏剧工作者联合做一个演出。艺术节为华语戏剧提供史无前例的平台，也意味华语戏剧享受官方资源、进入官方视野与归管的开始。

现在的六个华语剧团所处在的历史脉络跟33年前很不一样。他们早已被纳入庞大的体制之中，得到的官方资源其实并不逊于英语剧团。而且他们不是那个被压抑时代里挣扎求存与自救自强的人。他们都是双语的中生代，做华语戏也做英语戏。他们参与以英语进行但宣称跨语言跨文化利益的Arts Engage，以英语进入主流的艺术activism之中。他们与《小白船》和剧联等纯华语戏剧工作者，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我当时有一个问题没有说出来，难道目前新加坡的华语剧团只有六个吗？那些从《小白船》和剧联的历史脉络中延续下来的华语剧团呢？他们又回到独立初期甚至是殖民时代，那种在官方视野中隐形的状态了吗？

坦白说，这六个剧团耕耘这些年，成果丰硕，无论是获取的官方资源、作品的素质、观众的开拓，都成绩斐然。他们的成就是多年来奋斗经营的结果，无论是他们自己，或是华语戏剧作为社群，都应该感到欣慰与自豪。那么，这次组成联盟与公开座谈的出发点是什么？显然的，有这样的行动必然肇始于某种危机意识，那究竟是什么样的危机？

对于他们面对的危机感，我其实是有所体会的，无论是从切身经验，或者是因为对于历史的某种认识。其一是官方认可不足的焦虑。燊杰提到华语戏剧、马来戏剧、淡米尔戏剧都应该是新加坡多元文化的组成因素。的确如此。如果新加坡的国家文化是多元文化，那么，目前除了英语文化被视为中心文化，其他语言社群的文化，显然是处于周边文化的态势。（暂不论华马淡的这种分界方式，就已经掉入官方的CMIO框架。）这种情况其实是跟前面所说的殖民时代和独立初期的权力结构是一脉相承的。要在这个体制中，使得英语以外的其他语言有（那些语言社群认为）比较合理的认可，我始终是悲观的。

其二是身份认同的焦虑。这是一个文化的课题，也是一个政治经济的课题。新加坡的华语社群，与中台港的华语（华人语言）社群之间，存在着一种矛盾的关系。某些时候，因为中台港的强势，新加坡的华语社群感觉到信心的加强。但是，另一些时候，却又面对不可避免的在区域华人世界里被边缘化的无奈。当然，实际情况不会是如此二元化的发生，更多时候是两种感受同时存在，并交织冲突成无法化解的忧郁。文化上的身份认同也从来不会只关系到文化，而是其他华人社群的政治经济体的力量强弱所决定的。回到新加坡的情况，在一个越来越明确的新加坡认同意识里，怎样协调与决定（华人）语言文化的身份认同，怎样看待周遭华人社群的各种崛起力量，怎样寻找自我的位置，是一个必须不断思索的问题，也永远不会有一个定型。

此刻，我当时说，我们需要一个visionary，一个梦想家，一个对未来有构想的人。当然我心里想着的，很多人心里想着的，是郭宝崑。《小白船》有社群的集体努力，也有郭宝崑这样的梦想家带领。此刻，我看不到当年的那种社群动力，也看不到有一个梦想家。每一个剧团里，都有他们的艺术方向的梦想家，但是，没有一个跨越社群内部，甚至跨出社群的梦想家。二十几年在国家体制中被引导训练并适当获得资源分配，可以在符合政策的情况下得到发展，但是也就没有土壤成就一个跨越性的梦想家了。

我倒觉得从80年代开始摸索发展的“新谣运动”和新加坡华语流行音乐创作者，是很可以参照的对象。新谣人和目前华语戏剧中坚世代是差不多同一代人。新谣的崛起和这些音乐人后来参与华人流行音乐并获得华人世界肯定，再回过头来得到新加坡官方的认可，可以深入思考并对比。不过，那是另一篇文章的主题了。

记忆汤面

《联合早报》2015年12月5日
◎ 柯思仁

每天准备家常晚餐也算是充满挑战也富有乐趣的一件事，就像每隔一周写那短短一篇专栏文章。从构思到下笔，从经营到修饰，最后终于完篇，一千几百字竟也消耗大半天，尚不计可能早在一两周前就开始绞尽脑汁搜索灵感。虽然不是鸿篇巨制，也要有所触动的对象才能成文；不是豪席盛宴，可以引起食欲的材料才能成餐。多番尝试之后，锁定一道百吃不厌的汤面。日复一日出现在餐桌上，抚慰一整天的辛劳，无论是挫败还是成就，也都在这一只碗里得到消解。

首先是作为基础的汤底，无需过于复杂却也还要追求一些层次。最基本的材料是包菜与萝卜，白红相间立即产生视觉上的戏剧性对比。此地买不到台湾的高丽菜，那年在清境农场微风细雨的夜晚，简朴的热炒店里吃过最单纯鲜甜的清炒高丽菜。红萝卜则是童年的味道，母亲将外皮仔细削除，让我像兔子一样整根生啃。两种蔬菜加起来，慢火熬煮二十分钟，就是一锅滋味美好的汤底。

如果能够添加一点别的，那就更为丰富而几近豪奢。譬如说昆布。特别是今年夏天从北海道利尻岛带回来的当地生产的早煮昆布，每一次只用半小片，不愿意太快吃完。利尻岛的民宅旁常见一片碎石铺满的空地，过去就是大海。想说走过空地就近看海，没几步就从屋子里走出一个欧巴桑，语气严厉地喊了几句听不懂的日语，吓得跨出去的脚赶紧缩回。后来看到他处空地上铺着黑色长条状的东西，看着像昆布。想起来觉得抱歉，原来踩进人家的昆布田里。加了昆布的汤，有北海的淡淡咸味，总要记起几乎没有外国游客的清静悠闲的利尻岛。

譬如说干贝。同一趟北海道之行在东北岸的猿払买了一小包，收在冰格里久久舍不得吃。有时拿出一小块，剥成丝状放在汤里，扩大干贝和水的接触面以增加味道。要不然换用蚝豉亦可，邻里商店买的，随时可得而不会担心用完感到遗憾。两种海味各有其鲜，其实也都来自童年。干贝煲汤少有，蚝豉熬粥常见，母亲的巧手烹煮而成的记忆。现在煮汤用干贝还是蚝豉，都在努力回想搭配调理而又不会过于奢侈。

汤煮得差不多，再加一点猪肉碎和其他蔬菜。如果有台湾鲁肉饭里那种半肥半瘦猪肉当然最为理想，可惜油而不腻的口感只存在于梦境之中。用的是一般冷冻绞肉，加一汤匙日本味噌腌半个小时。要不然用酱油、麻油、花雕酒也可以，再撒一点友人老远从伦敦带回来的小小一罐干香芹，也是舍不得多用。猪肉的微甜加上调味料的辛香，为原已清甜的汤锦上添花。

各种易熟的蔬菜最后才下锅，可以有各种组合变化，并添加赏心悦目的色彩。基本款是青椒，或者还可以是红色或黄色的灯笼椒，爽脆甘甜各有特色。以往餐桌上只见过前者，在剑桥饭堂里方与后二者邂逅。还有苦瓜，尤其是枯而不涩的品种，我的最爱之一。最好是手掌般长的迷你苦瓜，方便一次用完。母亲爱吃苦瓜，家人也都爱吃常吃。饮食习惯差不多是一种家教，从小培养起来不容易改变的传统文化。就好像母亲不吃羊角豆，带毛还牵丝，我从来碰也不碰。

没有忘记另外还得准备与汤相配的面。其实最喜欢的是从小吃惯的本地口味黄面，每吃叻沙必定要求将白色粗米粉换成黄面。可惜无法久存，在家里用太麻烦。最方便的是干制的日本荞麦面，也正好与北海道带回来的各色味道融洽搭配。抓起一把丢在锅里滚煮四五分钟，过一次冷河，即可盛在碗里待用。早先煮了一段时间的汤这时也已经完成，直接倒进装了荞麦面的大碗。画龙点睛的一笔，当然最好是慷慨地撒上一把台湾宜兰三星葱切成的葱花，不过，从海峡对岸的大陆就近越过长堤运来的青葱也很好。

这时天色早已暗沉，打开一盏昏黄的灯，满室瞬间亮起。端放在餐桌上，盛装记忆的汤面登场亮相。这一碗，入口的不是新鲜味道而是熟悉感觉，下肚的不是激情澎湃而是荡气回肠。

文青时代

《联合早报》2015年11月21日
◎ 柯思仁

喜欢写作发表文章的年轻人被称为文艺青年，简称文青。这个标签当年被贴上时感到窃喜，当今回首则不禁莞尔。尤其是在对比之下，过去的文青仿佛是使命感的身份符号，而今有些时候如此指称倒也蕴含某种反讽与调侃的意味，而且差不多就快要和宅男成为一国人了。

最近参加作家节主办的“文艺副刊与新华现代主义作家”座谈，由刘碧娟策划主持，主题是八〇年代文艺副刊《文艺城》的编辑策略与介绍十二个文青的“年轻族群”系列。席上有当年的主编谢裕民和刘培芳，以及当年的作者蔡深江和我，一起回忆美好热闹的时代，那些年那些人，充满趣味与温馨。我们曾经都是文青。

想起第一次文章在报章副刊发表，还是个中学生。当时校长是作家骆明，华文老师黄伟光、陈田启、陈捷觉等都积极鼓励写作，有时让我们把小说散文当作文来交。老师发回来的评语有赞赏有批评，学生反复阅读回味，内心孕育着文青的胚胎。校园里洋溢文艺氛围，好些同学纷纷尝试创作。谢克主编的《学府春秋》，主要让学生投稿的版位，很长一段时间是我主要发表的园地。一篇文章刊登后，总是更被激励要构思写作下一篇，如此这般不断磨练文笔，还曾经取了几个文绉绉的故作神秘的笔名，感觉和文艺比较接近。

那个时代文青的终极梦想，大概是作品发表在《南洋商报》的《文林》或者《星洲日报》的《世纪风》，主编分别是杜南发和范北羚。这两个文艺副刊是殿堂级的版位，如果有文章在那里发表了，感觉就像文青身份得到认证。我只来得及在《世纪风》发表一篇散文，不久两家华文报合并，两个副刊都成为历史名词。来不及挤身《文林》之列，不免感到深切遗憾。

《联合早报》出现没多久，我就到台北上大学，在文化气息浓郁的环境，各种小说散文诗歌，阅读量大，写作也更勤快。把文字一个一个填进稿纸的方格里，装进信封贴上邮票，像寄家书一样寄给新开张的副刊《文艺城》。这个时期的主编是谢克、陈鸾珠、原甸、林春兰，这是那天座谈时谢裕民整理出来的名单，让我重新记起那个热衷投稿时代的温情。由于主编们的眷爱，我的成长历程在副刊上连载一般，记录着一个在台的新加坡文青的感思。

然后就是谢裕民和刘培芳主编《文艺城》的时代，推出了“年轻族群”系列。二十几岁的作者们，正都处在文青巅峰状态。那是我从台北毕业回来之后，大概也差不多是应该要告别文青身份的时候。想想这一路走过，文艺副刊主编们的提携，不仅是我这么一个文青。百余年的华文报史，报章副刊将文青造就成了作家，也形塑了一代又一代的文坛。

那天作家节座谈，大家轻松得像是参加同学会，毕业二十几年之后再次聚首的联欢。谢裕民递给我一个信封，我看了吓一跳，双颊都热了，竟然是我出版的第一本书。我翻都不敢翻，原封不动的赶紧转送给一旁想要的刘碧娟。她是新华文学的研究者，就让她当作历史材料来处理吧。刘培芳提起那年六四，几个文青穿上印有痛心疾首四个大黑字的衬衫在街上散步。她说要在座谈上提这件事，蔡深江和我当时都在散步行列中。我们说好啊，可惜后来没时间说。文青时代的我们，应该并不是满脑子只想着文章发表，还有一点热血和冲动。

后来有观众问，我们那个时代以后，是否还有新一代的作者。我环视八九成满的观众席，其中有笔耕多年的前辈，互相扶持的同侪，也有比我们年轻的写作人。他们这些七〇后、八〇后、九〇后，这个时代的青春正富的文青。我认得的那些，一个一个点名。观众脸上出现一丝笑容，似乎因为发现此地还有文青而感到宽慰。对于这点，我其实从来都不怀疑也不操心。谢幕离场的是属于我的文青时代。当下这个舞台，总有文青登场。

残景旧貌

《联合早报》2015年10月24日
◎ 柯思仁

听说锦茂建了一个临时巴刹兼小贩中心，我心里微微震荡。原来那座近四十年历史的简朴钢架单层建筑，难道已经拆除准备大兴土木。有两三年没有回去锦茂了，于是决定某个礼拜天下午，看看是否可以找回一点失落的味道。

临时建筑在大路的另一边，仍然是单层，档口位置却有所调整。我对抽象概念的记性颇差，倒是位置记得清楚。事隔多年重新来到现场，如果布局依旧，闭起眼睛还可以走向目标，犹如装设卫星导航。而今记忆无用武之地，只好一排一排从头到尾走一遍，尝试从现实的错置中寻找旧时的残迹。太丰炒粿条还在，九江烧腊还在，不过都从中央转换到边缘，而且没有开档。那些少年时代的味道，终究无法从记忆中回到现实。

以锦茂为家十五年，当时已经算是岛国西部的边城。七〇年代中，联邦西道成路之前，金文泰未见踪影。当然还有更早的文礼，远在城西之西，对于孩童的我而言，那是超乎想象的别个国度。搬来之初，巴刹未建巴士未通，仅有二十座组屋的锦茂，悬挂在女皇镇的边陲，小小一个卫星之外的卫星。成长于锦茂，也许就此感觉西部是我的根源，从来没有羡慕过别人说东部是天堂的那种神话。

炒粿条是小时候抚慰心灵的食物，星期天父亲下楼打包午餐偶尔会带回来，香气甜味溢满居室，家中弥漫着单纯的幸福感。搬家数次，总要在邻里就近寻找炒粿条，尝试以味觉与过往衔接，即使那么依稀或有所差异。最初的味道尽管深刻烙记，后来各处特色有别的炒粿条倒也逐渐铺展成繁复的记忆网络。

多年后重返锦茂，那么凑巧或者不巧，炒粿条档竟然没开。 徘徊多时，最终选择菜头粿和水粿。这些也都是深埋记忆库里的经典，被称为岛国的传统，如今往往匿藏在老区的老档口而少见于新式食阁。据说卖水粿的老夫妻当年小贩中心落成时就开始经营，大半辈子持守成了让人津津乐道的传奇。看着他们佝偻身躯，想象曾经笔挺娇娆，怎么如此这般景象总是传奇的现在进行式。

原来那座老旧的巴刹兼小贩中心已经围起外墙成了工地，看来不像要拆除而是进行整修。以岛国词汇而言，称为翻新。翻新之时，隐约还可以看到还没有完全铲除的残景旧貌。绕了一圈，行人寥寥无几的邻里。想来锦茂也是众多老龄化组屋区之一，附近的中小学和初级学院都已陆续迁移，区内的乐龄中心倒是设备更为齐全，还添置乐龄专用的健身角落。电视机开着，风扇转动着，几个老人家坐在椅子上打瞌睡。昏昏沉沉的午后。

周遭店铺大都陌生，好不容易也好意外看到两个熟悉的店名。福春药行是母亲当年喜欢光顾的中药店，胜利药房是我曾经治疗伤风感冒的诊疗所。店名依旧，招牌换新。驻足良久仔细端详两个深锁的店面，脑海里闪烁而过的是色彩有些退却的人来人往的画面。如果隔天再来店门打开，老掌柜和老医生不知道是不是还镇守其中。

翻新，在岛国的概念里是一种必要。大路的西边已经完成中期翻新，原来的住户得以留守，享受新的便利。我住过的那座是其中之一。东边的六座组屋，则都完全拆除，任何痕迹都没有留下。临时巴刹正是孤零零地坐落在空地上的一角。旁边绿油油一片草地看起来有两三个足球场大，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外围长了几棵守卫者般直立的高耸树木。草地的东边原本是南北向的火车轨道，现在是暂时保留下来的绿色走廊。南边是有了锦茂之后才有的联邦西道，现在是接往西部的干道。西边是锦茂路，穿透整个住宅区的唯一道路。

那天烟霾突然回袭，偌大的草地没有建筑遮挡，看起来倒有一种陌生的凄迷。只有二十座组屋的锦茂，拆了六座，记忆中的图象只剩下三分之二。几年之后将有更高更新的组屋落成，锦茂又是一个全新而陌生的风景。

烟霾境界

《联合早报》2015年10月10日
◎ 柯思仁

望向远方，国境之南的岛屿上那几根高耸烟囱若是从视线中消失，PSI就应该超过100点。烟霾锁国之前，灰白色的烟囱清晰可见，顶端有时燃烧着火焰，一盏一盏标示位置的明灯。靠近一点，有几座三、四十层高的大楼，还在建造之中可能即将落成，在PSI超过200点时变得若隐若现，楼层之间的分界线模糊，一张一张深浅灰色晕散的纸片，随意插放在组屋群里。那天夜里，PSI飙升300点以上，这里那里散落的朦胧光点，是灯盏还是火焰几乎也都无法辨识。

每年一次几乎没有缺席的烟霾，近二十年来，时淡时浓召唤着不同程度的危机感。老百姓除了把店里的口罩抢购一空好像也没什么能够做的，尤其是那些弱老族群。话说回来，即使部长善意提出给予邻国援助，也一次一次被冷冷地回拒。

我问父亲你还好吗，眼睛喉咙有没有觉得不舒服。父亲每一次都说没有没有，言下之意就是我老当益壮比你还行。也许那是一种远超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我说你看屋外是不是蒙蒙一片，父亲说是啊是啊。我说那是因为烟霾弥漫，不是你的眼睛问题，我也一样眼前一片迷蒙。不过也许我和父亲一起患上眼蒙之疾。其实，也没有好过于惊讶，因为我也差不多到了那个年纪。

烟霾之害对我最大的影响，应该就是打乱了我的跑步规律。到了该跑步的时间，先看看窗外是否有烟囱和大楼的形影。不见烟囱还可以整装出发，大楼隐匿则要三思而行。十公里路程算不算是长时间暴露在烟霾之中，会不会引发什么健康问题，身体倒是没有显示什么警讯。也许是已经成为习惯，完成十公里后呼吸没有特别急促心跳没有加快多少，沿路遇到的跑步者好像也没有怎样减少。

情况真严重的话就不上路，改在健身房猛踩跑步机。不过那是一个绝顶乏味的任务，就像被困在笼子里踩轮的白老鼠。同样位置上重复跑步动作，明明看到里数不断增加却其实从来没有离开原点。白老鼠至少可以决定跑步速度或快或慢来操控转轮，而我设定跑步机的速度之后就得要完全被动的受制于机器。困在健身房里没有沿路风景可看已经是权利被剥夺，身体被机器严格控制更让人感到自主性的消亡。这个时候最怀念的就是户外，即使没有蓝天，即使平时也觉得颇为单调无聊的风景。

暂且不论其害，而把烟霾当作一种风景，倒也为只有阴晴下雨之类变化的岛国增添一点异国色彩。有人想起云顶，有人想起北京，有人想起日本温泉澡堂的温暖。遥远的梦土瞬间在眼前如画轴般铺展。当下实在景观都变得朦胧之际，点点灯火反而成了异军突起的主角。看不清建筑道路树木花草等实物，灯火的微弱亮度在烟霾中反倒指引着视线与想象。那种迷离境界，就像舞台上突然烟雾散布，演员的身影变得虚幻，而灯光成柱般或直或斜，虚实的身份互相调换，交织成观众必须重新理解的画面。

那也许是赫胥黎所描述的美丽新世界，不必再等五百年，在烟霾中提前实现。小说通过虚构的文字展现预言般的真实，剧场则将虚构场景真实设置出来让观众亲身体验。当烟霾来袭之时，对于手机或电脑上显示的PSI穷追不舍，人们倒是实实在在地把小说或戏剧里的境界当作生活一般来过。

多年之前，当岛国初次体会到烟霾带来的危机感，我写了一个名为《独在家乡为异客》的剧本。剧中一群人有各种各样的理由，认定此地已非梦土，总是想要离开他们生活成长的家乡。他们最终处理好了各自的牵挂，分别来到机场，那个期盼已久的离去时刻。等待中通知旅客登机的广播没有出现，听到的是由于烟霾过于浓重而机场必须关闭班机必须停飞的消息。烟霾已经渗透到机场大厅里。那个境界，不是凄美或烦躁，也不是虚实或距离。那是一种恐慌，也许烟霾永远也不会散去。

布朗幽灵

戏剧盒《在不久的将来之坟场（朝）》（杨君伟摄影）

《联合早报》2015年9月26日
◎ 柯思仁

六个身穿白衣的男女，时而伫立时而狂奔，时而互相依偎时而携手同行。天色未亮，日出前最昏沉的时刻，他们像幽灵般在夜色里游走，仿佛在某种沉淀与躁动之间，无以适从。天空并非原本应有的那种自然的黑暗，而是散发着隐隐白光，也许来自附近的大巴窑和碧山，还是更远的乌节路和滨海湾。城市里无可回避的光害，反照坟场，让我们更清楚看见这些幽灵，也似乎造成幽灵的不安。

戏剧盒的演出《在不久的将来之坟场》，朝暮各有一场，这场是凌晨五点半在武吉布朗坟山的那场。我必须四点起床五点抵达，摸黑穿越坟山之间的小路，来到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现场。上一次来是去年三月，为安排祖父迁坟之事。祖父的坟是受到影响的三千个坟墓之一，为的是要建造一条上下共八条车道的大路。

那是一个没有语言的演出，幽灵般的演员以身躯和周遭山野进行互动，偶尔发出声音，时而喘叹时而低吟，仿佛有许多故事，却已无法叙述成有意义的话语。那算是一种对话吗？那是一种无声的呐喊吗？还是佛家所言“非想非非想处”的太息？

如何与幽灵对话？幽灵如何与我们对话？从前清明到祖父坟上扫墓，我也不知道该和他说什么。他在我出生之前二十几年就离世，从来没有见过面更遑论说过话。何况就算是曾经有过这样的机会，他说福建话，而我则在改造过的社会中只能够说华语。两个世代的人，两种语言迥异的环境，祖孙被隔离成两个没有交集的世界。

接近七点，演出已到尾声，烟霾笼罩的天空迅速亮了起来。我的注意力被天色转变的奇幻现象吸引，专注于亮度逐渐强化的戏剧性，反而将那些幽灵般的演员遗忘。突然响起了叮叮当当的钢琴声，人类创造的乐器所发出的声响，介入原本以为纯粹的自然境地。内心感受到的其实是一种深沉的矛盾：那究竟是一种文明带来的升华，还是对于冥界的干扰？

晚上在坐落于闹市的艺术学院的续集演出，倒是明确的文明场景。先是那六个幽灵般的演员，演练类似凌晨在武吉布朗的动作与声音。封闭而近距离的空间里，没有先前那种幽冥飘幻的感觉，像是重新有了清晰生命的个体，准备诉说各自的故事。不过他们仍然没有语言，作为幽灵的身份注定是一种宿命。

他们的故事，以及是否能够在武吉布朗得到安息的命运，由另外三个演员加以叙述。三个演员扮演各种人物，代表决定迁坟以进行发展的政务部长，争取保留坟场的民间组织领导人，武吉布朗埋葬者的后人，自动发起坟场导览活动的自愿工作者等等。那是一场时而激烈时而消沉的辩论，活着的人为了死者必须做出决定。

我们其实都知道结果。三千个坟墓已经迁移，武吉布朗的工程早已开展，绿色的金属围篱里头是光秃秃的黄泥地，那曾经是狂野的乔木和丛林，半个世纪逐渐树立起来的各色各样的土冢和墓碑。那是发展的胜利，也是感怀先人与保留传统的溃败。从当下已知结局的角度，重看一遍那个争取与协商的过程，并也再体会一次那个溃败的伤痛。

最后那个溃败的结果终于还是幽幽发生。以为这个演出就这样结束了，在一种沮丧的情绪中了结。舞台灯光渐暗，演员离开现场。一端布幕后的灯光亮起，震耳欲聋的摇滚音乐突然响起。没有言说能力的幽灵，丧失争取力量的人民，他们的声音这时都幻化成强烈愤怒的音乐，良久不歇，仿佛不愿停歇。这场音乐演出，就在空荡荡的舞台上发生，演奏者在布幕后只看到黑影，宛如另外的幽灵。

然后布幕上一个个一排排地显示编号与姓名，我知道是被令迁坟的那三千个人。我仔细阅读，尝试找到祖父的姓名。不过，姓名更换得越来越快，也许不过十几秒，三千个姓名就这样一闪而过。三千个生命与亡灵也不过就这样一闪而过。武吉布朗就这样一闪而过。所谓传统所谓文化所谓感怀所谓争取，以及所谓发展，也不过就这样一闪而过。

沿路的场景

《联合早报》2015年8月29日
舞台亮起 ◎ 柯思仁

太阳已经偏西，光线色彩不再是那么刺眼的亮白，天色逐渐柔和并沾染越来越浓郁的橙黄，像是舞台上灯光的淡入切换，预示一个新场景的出现。街市上走动的人多了起来，各种神情各种动作，新的戏剧可能即将上演，也许会有惊喜，让人充满期待。

我总喜欢在这个时候跑步，观看市镇的风貌，感受生活的脉搏。沿着组屋区边缘的道路，一边是生命力迸发的荒野丛林，或者衔接市镇的宽敞马路，一边是绵延不绝的有盖走道，以及人头攒动的咖啡店。开始是五公里，然后八公里，最近没有十公里的话停不下脚步。这一路跑下来，经过三个组屋林立的新镇和多个风彩各异的私宅，以及四个选区，其边界有时穿透某个新镇，有时又将两个新镇连接起来。

迎面而来的跑步同好，有的手中握着水壶准备随时补充水分，有的手臂上绑着电话耳里戴上耳机陶醉在自我世界之中。跑步者多数神态专注，目无表情的直视前方；偶尔看到微笑招手的，心情变得特别晴朗。如果听到身后突然响起刺耳的铃声，就得赶紧靠边跑以避开后面的脚踏车，某些人车共用的路段上，跑步者和行人总是要特别留意。那个铃声其实没有什么情绪，听在耳里却难免显得霸道。

下班的时段，有时突然从地铁站涌出人潮，跑步者必须左右闪躲；有时前面三几个人同行在走道一字排开，过于拥挤无法穿越时还必须绕到旁边的草坪，如果刚刚下过雨的话，兼要当心避免踩踏在泥水上。这种时候，跑步者又得要特别体贴行人。

跑步是一种若即若离的生活态度，既可深涉邻里的心脏地带，又可保有某种清醒的疏离关系。

最近在SG50举国欢庆的大背景下，国旗彩带随处可见，红白对比的色彩营造成铺天盖地的眩目景观。沿路也不时有巨型的画板矗立，有时是不同肤色年龄的男女组合成多元种族和谐共处的画面，有时是常在媒体上露面而让人熟悉的国会议员的笑脸。马上就要大选了，这些熟悉的脸孔到时也将会出现在每人一张的神圣选票上。

这一个月来，偶尔会看到好一阵子没有出现的场景。马路和组屋之间的草坡上，堆积一包一包黑色塑胶袋装着的花木幼苗。更多的花木在几个客工的辛劳之下，已经将原本单调的绿色草坡装点得色彩缤纷。绿化的重点在于种树种草作为城市的肺脏，而以花木进行美化的结果则让人心情愉悦。两天后再经过同一个地点，劳动者已经离场，花草树木为市容换装。

另一个所在，与地铁高架轨道平行的人行道上，百来公尺的笔直路段正在施工。人行道被围堵起来，行人必须绕到旁边的另一条走道。经过几次，先看到人行道旁竖立起金属支架，再看到支架之间盖上遮棚，才恍然大悟是新建的有盖走道。这个工程不像栽种花木那样得以迅速完成，不过也就是几个星期的时间，没多久行人应该就可以不畏雨打日晒了。

跑步沿途的几个巴士车站旁，月前挂起新的巨大塑料横幅，宣告早前开张的购物中心和某个地铁站之间有免费小巴载送服务。小巴路线和时间表清楚列明，还有国会议员的笑脸，说他们和购物中心的业主合作，在选区里推出这项载送服务。这项服务好几个月前其实就已经开始提供，原本张挂的是一张语焉不详的小型通告，风吹雨打之下早已模糊不清。

跑步已经成瘾，天色开始转变时就想要整装待发。运动当然也可以在球场或在健身房，那是一个与世隔绝的空间，一种我和自己的活动。跑步让人进入现实世界，经历一条像人生一样没有重复的路线，沿路多有姿彩各异的场景，触目所见，时有感动时有惊喜。那是一次特定场域的演出，观看的人不是坐在席间被动地等待演出，而是进入场景之中。我不仅是一个观众，也是演出的介入者，在参与的过程中，有所感受与思索。

黑箱剧场里的战斗性

《联合早报》2015年7月18日
舞台亮起 ◎ 柯思仁

滨海艺术中心的某个角落，隐藏着一个有关新加坡表演艺术演出空间历史的展览。从一九〇五年的维多利亚纪念堂开始，细数百余年来的各个剧院，后来落成的包括维多利亚剧院、福康宁山的戏剧中心、国家剧场、大会堂、嘉龙剧院、滨海艺术中心、旧国会大厦艺术之家、国家图书馆里的戏剧中心等等。

这些大大小小的建筑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是政府倡议规划与投资之下建造的空间：殖民地政府、自治邦政府、共和国政府。统治者认为人民需要艺术，决定人民需要怎样的艺术，于是就建造了怎样的剧院。有的时候人民的想法有被咨询，咨询后也不一定就会采纳，而大多数倒不意外的是，统治者从宏观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做出的决策。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

展览的历史叙事年表上，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点，是一九九〇年的电力站艺术之家。细读之下特别耀眼，因为那是唯一民间提出计划创建的艺术中心。虽然规模不大，当年倒是跨语言、跨社群、跨媒介的艺术家们，第一次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公共空间，让他们感觉到艺术社群作为一个生命共同体的真实感。创办人是郭宝崑，他的视野和使命，在百年政府艺术建设的叙事中，留下唯一的社群印记。

电力站作为一个多元艺术空间，改变岛国艺术创作生态最具有影响的元素之一，是设立新加坡第一个黑箱剧场。在这之前的所有演出场所，都是镜框式舞台，观众和演出者之间犹如楚河汉界，有一道隐形的不可穿越的墙。黑箱剧场的不同之处，是让观众可以近距离感受演出，甚至参与演出。对创作者而言，它是一个灵活流动的空间，可以让表演者的想象得到释放，根据他们的奇思妙想，将观演关系加以改变，让观众不断体验惊奇。

郭宝崑在这个黑箱剧场里创造了深刻而奇幻的《〇〇〇幺》，一个灵感来自鲑鱼回溯原生地的个人记忆之旅。戏剧盒与TOY肥料厂，今天两个主要的双语剧团，也在那个充满生命力的时代出现，以电力站黑箱剧场作为他们探索与发挥的起点。郭宝崑的名言：“一个有价值的失败之作，比平庸的成功之作更有意义”，预言了黑箱剧场作为新加坡另一个阶段戏剧成长的摇篮。

黑箱剧场是创作者挑战空间、发挥创意的平台，也即是通过形式的再创造进行对于传统意识形态的挑战。这种特质是镜框舞台无法提供的。郭宝崑很清楚这点，也知道其重要性。政府建设的演出空间没有黑箱剧场，郭宝崑就以个人构想，通过动员社群，将之实现。

有意思的是，电力站还没有建成之时，郭宝崑已经有一个戏是无法在传统剧场演出的，就是一九八八年的《寻找小猫的妈妈》。于是，他将大会堂的前半部座位拆除，改装成三面观众的演出空间。艺术家的超前想法，通过改造传统空间而得到实践。解构传统空间，也意味着挑战传统思维，这出戏的精神其实没有一般诠释的多语言跨文化那么温和，而是实实在在的呼应了“前卫剧场”这个称号中所展示的“前卫”那种战斗性。

有了电力站之后，郭宝崑创办了粗生剧场系列，鼓励那些叛逆的创意加以发挥，而黑箱剧场提供了让那些创意施展战斗性的空间。创意往往隐含对于既定美学与思维的挑战精神。具有创意的戏剧就像前卫军士一般冲锋陷阵，有时失败有时成功，他们的失败总是有价值的，而成功绝不会平庸。

十二年之后，政府规划的第一个黑箱剧场才在滨海艺术中心出现。电力站以民间的前卫构思与愿景，已经为一个世代的戏剧工作者提供了他们成长所需要的培育空间。现在，实践剧场继承了郭宝崑的理念，第四次主办华文小剧场节。那些作品中，是不是有创意的思维，是不是有叛逆的行动，总是让人充满期待。

时代的声音

《联合早报》2015年6月20日
舞台亮起 ◎ 柯思仁

三十多年来，看了数不尽的剧场演出。各种故事各种题材，纷纷繁繁让人眼花缭乱，有的感人肺腑，有的惊奇不断，有的引领进入从来没有接触过的现实世界，有的启发对于熟悉课题的重新思考。如果要将这些剧作进行分类或概括，还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几乎同一个时期，也开始参与剧场活动，后来进行戏剧历史的研究，了解更多具体细节，包括人的想法感受，社会的思潮脉动，跨境的文化传播，简化论述更是成了几乎不可能的任务。

英文报记者访问我，要我谈新加坡华语戏剧。记者的问题开宗明义：新加坡华语戏剧过去（六〇、七〇年代）与中国有很密切的联系，也有某种中华文化、种族、语言的意识，以及展现左翼思想。你认为这个特征在八〇年代之后有了什么变化？你认为这种变化的原因是什么？

对于这样的提问方式，我有点惊讶，不过其实也算是意料之中。这些年来，在岛国的教育体制和社会论述中，华文华语的意义被局限在中华文化的框架里，除了传承文化、连接中国，似乎再也难以开展其他层面的想象。中国的崛起，好像是为岛国的华文华语开拓更广阔的天空，吊诡的是，在岛国的环境里，它还可能被一些人看成是囚禁雀鸟的牢笼。

新加坡的华语戏剧与中国有很密切的联系吗？从历史的角度来说，的确如此。现代戏剧在新加坡的发生，是受到中国现代戏剧的影响。一九一三年，由同济医院同仁联合演出的“耆英善社”，灵感可能是来自早前中国剧团来新演出的白话戏剧。就像那个时代的新文化新思潮，主要藉由华人的语言，南洋华人的思想启蒙来自中国。不过，中国又可以被视为一个传播驿站，而日本是一个更早的驿站，在那之前，还可以追溯到欧洲。

文化传播往往是一个复杂的网络。语言作为媒介自然指向和语言相关的文化认同，也同时接受文化中更悠远繁复的思想启示。华语戏剧关注中华文化、种族、语言，看起来好像理所当然，却也是想当然尔。其实，新加坡的华语戏剧，尤其是二战结束以后，更多时候关心的是人的价值、社会的公正、国家的想象、历史的反思。

一九六〇年演出朱绪编剧的《海恋》，以华族与马来族的跨族恋情为轴，设置于激情酝酿中的多元文化家国想象的背景。一九六六年刘仁心编剧的《百年树人》，以教育工作者克服磨难在山芭建设学校的经历，刻画社会转型时期的理想图像。一九六八年儿童剧社的《錶》，以因偷窃入狱的流浪儿童改过自新的故事，宣扬正直正义的价值。一九七三年林晨带领集体创作的《第二次奔》，以矿工作为主角，反映工人被剥削的现实，并塑造勇敢反抗剥削的工人形象。

这个时期的华语戏剧，几乎没有什么闲暇去理会远在中国发生的事情，也不怎么需要去担忧中华文化传承的问题。那是一个建设社会想象国家的时代，向来具有启迪民智、反映现实精神的华语戏剧，率先积极参与了这个充满理想主义的工程。生命的意义、社会的关注、国家的认同、未来的愿景，这些才是视野开阔胸怀大志的人要去思考与讨论的课题。

从当下的视角回望新加坡华语戏剧走过的路径，其实我们都在以各自的方式回应时代的声音。

记者的访问是为了即将上演的《摆渡》。作为新加坡独立五十周年庆祝活动之一，TOY肥料厂为滨海艺术中心制作了讲述新加坡华语戏剧五十年的剧作《摆渡》，由邹文森编剧，吴文德导演。几年前我与戏剧盒合作有关新加坡华语戏剧历史的研究项目，对历史材料与观察有一些累积。这次《摆渡》的演出，我以剧本顾问的身份参与，提供叙述与处理历史的参考视角。

历史里有一些声如洪钟的呐喊，也有一些隐藏在隙缝之间的低吟。每一个声音都在叙述一种时代的风貌，而我们聆听与再现这些高低繁复的声音时，也在思考着如何面对我们的时代。

有窗户的心灵

《联合早报》2015年5月23日
舞台亮起 ◎ 柯思仁

对于窗户，我有一种渴望。不一定需要落地长窗，也不一定需要没有阻挡的风景，只要是一扇小小的窗户，能够在某个时刻让阳光洒落室内，或者郁闷的时候得以望向一点天色。如果这扇窗户可以打开或关上，而开关的权利是在房间使用者的手上，不是任由某种预先设定时间的机器在操作，或者某个全知全能的力量在控制，那就更好了。

少年时代住在锦茂的组屋，向北的窗户敞开，每天几次听到轰隆轰隆声响，就赶紧跑到窗前，透过高耸组屋之间的缝隙，兴奋难耐地数着火车一节一节的车厢。缝隙太窄火车太快，从来都数不清究竟有几节，却又总是期待下次再数一遍。往南的火车不久将停靠丹戎巴葛，往北的则将越过长堤，不知道开向何方。更小的时候曾经乘搭过一次北上的火车，终点站是马六甲北部的淡边小镇。窗前对于火车的盼望，是那次旅行记忆的复习。

后来在台北上大学，第一年在晋江街租了一个二楼的房间，有一扇开向天井的小窗户。一整天阴沉灰暗，没有风景没有阳光，白天看书写信也不得不开灯，偶尔还听到楼上邻居吵架或闲聊。初到台北，住在这样的封闭空间，难免乡愁常常被轻易撩拨。校园生活的丰富忙碌，同学的亲切友善，以及台北的精彩多元，倒也使我多数时候不需要宅居房里，痴望那扇看不到天空的窗户，而今记忆中几乎也没有这扇窗户的痕迹。

若干年后，需要长时间宅居做研究写论文的时候，在剑桥欣快山上的房间，倒是有一扇开向后院的玻璃窗户。春天的黄水仙，冬天的白雪地，夏天酒会和舞会彻夜的嬉闹声，秋风里黄叶摩擦的沙沙作响。窗外是季节递嬗与人来人往，窗内是静心读书专注写作的私己空间。我从来没有拥有过这么开阔明亮的窗户。尽管多数时候不需要望出窗外，因为一直在埋头苦干。更重要的也许是它存在于心里，需要的时候就可以打开。

无论是台北还是剑桥，古老大学的旧式讲堂，尤其是人文科系上课的地方，窗户往往是墙上最美丽的装饰。回到岛国，赫然发现多数讲堂课室都没有任何窗户。这个时代，容纳几百人的讲堂或十几人的辅导课室，都装上冷气设备以提供最舒适的教学环境，不再需要窗户让空气流通。没有窗户的空间，也许让人可以专心致志于学习交流，却忽视心灵偶尔或时常需要释放的渴望。即使有的课室在接近天花板之处装嵌窄窄而密封的玻璃叶片，可以看到一线天光透射进来，倒也难以想象外头究竟是怎样的绮丽景观。

如果有一栋建筑物，从外头看去宏伟壮观，却只有僵硬的水泥砖墙，而没有任何窗户，那又会给路人什么感觉？在建筑物外头行走徘徊的人，想象着里头是怎样的氛围，怎样的人在进行怎样的活动？即使人不在其中，光是看着泥砖砌成的庞然大物，不免油然升起封闭感和压迫感。里头的人知道自己错过了风景吗？窗户不仅是物理空间必要的内外互通管道，也是心灵自由思想驰骋的象征。

曹禺的剧作《雷雨》里，周公馆有一扇永远关闭的窗户。那是周朴园为了侍萍当年害怕风寒而延续下来的习惯，却让蘩漪感觉无比郁闷。有窗户而开不得的周公馆，压抑气氛累积到了一个极限，必然要爆发而不可收拾。鲁家也有一扇窗户，在那个雷电交加狂风暴雨的夜晚，周萍跳窗而入来私会四凤，后来蘩漪在窗外目睹两人的亲密，愤而将窗户关上。纠结的情感，可以藉由敞开的窗户而通达，也因为窗户关闭而产生悲剧。

没有窗户或者窗户紧锁的房间，可以将人的身体加以囚禁，将人的意识加以钳制。心灵如果没有窗户或者窗户紧锁，也许就以为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窗户这种东西。

在漫游与介入之间：黄浩威的文学性格

《联合早报·文艺城》2014年10月10日
◎柯思仁

A：我们现在在哪里？
B：这是一张地图，可能会对你有帮助。
（A犹豫一会儿，将地图抢过来仔细端详。）
（B慢慢靠近A，然后又开始对她爱抚。A只是聚精会神地读着地图，并在地图上做了许多记号，顺便寻找地图上的某个地点，但是怎么找，也找不到。）

黄浩威写于2004年的剧本《欲望岛屿》，两个人物A与B，在一个不知名的荒岛上迷路，用尽各种办法想要离开，最终摆脱不了受困岛上无法离去的结局。《欲望岛屿》让人想起荒谬剧场大师贝克特的经典剧作《等待果陀》，两者相隔半个世纪，产生于两个不同的社会历史脉络，却呼应着现代情境中的失落与迷惑。

《欲望岛屿》与大师之作有明显不同之处。剧中两个人物之间对于彼此身体╱情欲的沉溺，与他们对于地图的迷信互为隐喻。另外，他们对话中，也直接间接穿插不少社会与政治现实的批判。这些批判话语，穿插在情欲言辞之间，时而像是实指，时而仿若隐喻，再现的又似乎不是贝克特式的信仰失落的现代感，而是一种精神求索与物质迷恋纠结不清的反讽。

“我们现在在哪里？”——即使手上握着一张地图，是否就能够找到方位与方向？如果有一张更大的地图，也许还可以看到其他的出路。

离走他乡是他的选择，牵挂岛国是他的宿命。37岁的黄浩威在新加坡富庶安定的80、90年代成长，完成高中教育后，在崛起中的北京生活四年。北京大学汉语言文学系毕业后，他回到岛国当兵教书，蛰居数年后，又走得更远，来到曾经是世界最繁华富裕的伦敦，至今五年。无论是北京、伦敦，还是岛国，大都会的声光色影绮丽眩目，造就了他的多元视野，却也形塑了他的漫游性格。

漫游，看来是黄浩威生命中的某种常态，让他对现实保持着抽离的态度，以冷静与批判的方式，对待生活与艺术。他曾经在UFM1003电台当过DJ，星期六晚上的节目叫做“漫游UrbaNite”，在城市的灯红酒绿的夜晚，单独身处与外界完全隔绝的播音室，播放爵士音乐，畅谈文学、电影、戏剧。这种小众精专的节目性质，让他与为数也许不多的听众，进入一种精神漫游的状态。

北京与伦敦之间的那些年，停驻岛国的黄浩威，创作产量甚为丰富。他在2007年出版散文集《查无此城》，2009年出版诗集《冰封赤道》，他和我在2004年以通信的形式写成了《如果岛国，一个离人》。现在回过头来看，每一本的书名，岛国、城、赤道，那个隐含的家国符号，都镶嵌在意味深远的吊诡中。其实，他最在乎的也许就是这个被他反复戏拟与反叛的对象。他的戏剧作品，如《逃亡》、《欲望岛屿》、《禁事（不可考）》，都是现实的寓言，也都是社会的批判。他写诗、散文、戏剧，以文学的语言进行反思。当他将这些文学的身份暂时除下，他也直接尖锐地写文化与社会评论，展现对于现实的介入与关注。

既漫游，又介入。漫游与介入之间。以漫游的态度，进行介入。这种状态，使得黄浩威的作品往往呈现一种不确定的性质，流露出一种既抽离又投入的情绪。生活在伦敦，也许不是黄浩威漫游的终站，那个情感与思想深刻介入的岛国，倒可能是他无法摆脱也不愿摆脱的对象。

困

《联合早报》2013年11月4日

城市生活最大困扰之一，是每天必须面对的交通拥挤。宿命一般只有越来越受困，幽幽隧道没有那个尽头的光。从前住在碧山，每天早上上路，从家门口就开始塞车，罗尼路塞，泛岛高速公路塞，要过了金文泰，才感觉到时间的流动原来对于生命还是有一点意义的。交通政策与建设没有我置喙的余地，我只不过是城市众生里一个被动的受惠者或者受困者。困在高速公路的车龙中，不是时速三十或四十的慢行，而是必须脚踏刹车确保车子不会向前滑行。难怪有人说高速公路是城市里最大的停车场。有一阵子，林强的《向前行》是这种困境里最自嘲的心灵抚慰。那些年轻的充满热情的生命，铺天盖地地冲向城市，以一种他们原先无法想象的方式在，消耗。我却是没有这种选择的权利，因为我就是在这个城市里生成，在这个空间里存在。没有向往与追求的过程，也没有离弃与逃遁的想象。还是，这是一种境界？如果不读成反讽的话，也许还真是境界呢。正读反读，还看要怎样阅读态度，才知道怎样诠释生命。让人感到无奈的倒是，明明我要表达的是反讽，却被看成是正写。历史上也许不少例子正是如此。正写被读成反讽的，也有，不过往往都是被某种历史塑造成伟人的对象，才享有这种被另一种史观歪读的荣幸。我就安安份份做一个受困的城市人吧。

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馬來亞

那是五〇年代，人們都想像著一個獨立的馬來亞。一個包括新加坡的馬來亞。我在收集資料的時候，看到許多文章都提到「馬來亞意識」，一個擺脫一個半世紀的英國殖民統治的獨立國家，是許多馬來亞人共同追求的夢想。當然，我這麼說，是把當時的政治鬥爭浪漫化了。經過這麼些年，無論是什麼歷史，不都是很多時候被浪漫化了嗎？

我在二〇〇二年訪問郭寶崑時，他說：「當時就有很強的三大民族思想，三大民族共同友好，共同建設一個馬來亞。所以在五〇年代，到處都會有那種海報，我就會看著這些海報，“bajala bahasa kebangsa kita”——學我們的國語。……我們要友好，我們要互相了解，我們要溝通，我們要一起建設馬來亞。」

訪問過程中，郭寶崑提到當年他們到「東海岸」的漁村生活。和我一起訪問的 HN 後來問我，「東海岸」有漁村嗎？HN 心裡想的，是新加坡填土而成的「東海岸」沙灘公園。郭寶崑說的，是馬來亞的「東海岸」啊，只不過在他們那個年代的語境中，是不需要以「馬來亞」或「馬來西亞」加以修飾，人們就明白說的是哪裡了。

「我們要一起建設馬來亞」。那個年代的夢想，在六〇年代以及以後的一系列政治事件中，成了永遠實現不了的夢幻。

後來，「馬來亞」被「馬來西亞」取代。開始的時候，「馬來西亞」簡稱「大馬」。後來，「大馬」被「馬國」取代。

我的馬來西亞朋友和學生，聽到「馬國」這個名稱，都很感冒。我也很感冒。他們的感冒，是一種認同的感冒。我的則是一種歷史性的感冒。

媒體中把馬來西亞稱為「馬國」，象徵一種新加坡主體意識的崛起，不以「大」來稱呼「馬」，聽起來好像是一種很有自覺的改變。可是，曾經稱呼「大馬」的那個對象，一下子改稱「馬國」，相對之下，就顯示了一種態度的轉變。放在歷史脈絡之中，無論是對於後來的馬來西亞人，還是曾經有過「馬來亞」夢的新加坡人，真是情何以堪啊。

分開近半個世紀，那一代做過「馬來亞」夢的人，都已經垂垂老矣，或者已經作古。只有像我這種有歷史熱情的人，還在想像著當年的那種青年熱血。

就像近日狂熱的那部電影所敘述的，沈佳宜是當年大家一起追的女孩，當她嫁作人妻時，柯騰等人要親她，得要先過她的丈夫那一關。她的丈夫說：「你們要怎麼親新娘，就要怎麼親我。」結果，柯騰毫不猶豫的衝上前和丈夫熱吻。我們都知道，那只不過是一種悲劇性的反諷啊。柯騰和沈佳宜的丈夫熱吻的同時，鏡頭一個一個重演當年的熱情和純情。觀眾也都知道，柯騰和沈佳宜的熱吻鏡頭，是只出現在柯騰的腦海中的幻覺，並不是在現實中會出現的情景。

幻覺。對歷史過於熱情，總是容易讓人產生幻覺的啊。

統一

《聯合早報》2011年11月28日

對於任何「統一」的意識形態，我都相當抗拒，尤其是以「全球化」、「標準化」為前提的統一行為。無奈的是，在宣稱考慮「大多數人的利益」或者「依循大多數人的方向」的論述之中，作為「少數人」或者「弱勢者」，往往也就無法有說話的權利／權力了。

《聯合早報》月前開始改變在島國使用多年的國名用法，棄「澳洲」而用「澳大利亞」，棄「印尼」而用「印度尼西亞」，讓島國生活多年甚至多代的華人，一時感到錯亂，真是「獨在家鄉為異客」啊。

君偉在他的部落格，不只一次感嘆這個現象，最近還又說了一次。他是很介意的，就不知道有多少國人也像他一樣敏感而又耿耿於懷。看報紙，幾乎每天都看到，半輩子熟悉的名稱，一夜之間改變了，那些熟悉的國家，變成陌生的名字。那些以為熟悉的記憶，全都要 ctrl+alt+delete，然後，重新開始。

也許我可以猜測得到，為甚麼《聯合早報》要這樣做，也許那是商業的考量，為的是那十二億還是十三億的潛在讀者。可是，一個地方的報紙，是那個地方的良知啊。可以為了商業考量，就放棄在地的歷史與記憶嗎？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也許《聯合早報》的做法，還是從島國人的利益著想的啊。現在沒有國家疆界的媒體世界裡，如果只懂得「澳洲」的讀者，看電纜電視的鳳凰台或中國央視，聽到「澳大利亞」而不知道是什麼地方，那吃虧的還是這個只有幾百萬人口的島國的人啊。

我也在這個地方存活了一些年歲，想想過去曾經發生的事，其實也就很無可奈何的覺得，唉，真的也不必那麼介意。現在，島國人晚上肚子餓了，會想要吃「夜宵」。可是，當我還是學生的時候，我想吃的都是「宵夜」啊。八〇年代開始，由電視台以「北京標準」強迫大家吃的「夜宵」，這些年來，早已經是那麼「自然而然」、「毫無疑問」了啊。

同一個時期，還有發音聲調以「統一」之名而發生的改變。譬如說，「亞洲」原本讀成第三聲的「雅洲」，而不是現在讀成第四聲的「訝洲」，「星期」原本讀成第二聲的「星其」，而不是現在讀成第一聲的「星妻」。回想起來，彷彿我的小學老師所教的讀音，都是教錯了啊。我的父母和祖父母那一代的人，一輩子習慣的讀音，突然之間，別人告訴他們，都讀錯了。

再過一代，也許不必，再過幾年，人們都熟悉了「澳大利亞」與「印度尼西亞」以後，如果有誰提起「澳洲」與「印尼」，人們倒會覺得奇怪，這些人怎麼那麼「老款」，這些人說的是哪國的語言啊。就像現在閱讀我的部落格的四十歲以下的讀者，也許你們聽到「宵夜」，聽到有人說「雅洲」、「星其」，會覺得這些人怎麼那麼奇怪，或者是怎麼那麼「台灣化」。殊不知放在歷史的脈絡裡，所謂的「台灣化」的那些人，只不過是因為他們從來沒有從三、四十年前的歷史場景中離開過。

親愛的讀者，也許你們也還在堅持說著一些語言和發音，是你們前半輩子所熟悉的，可是卻在「統一」的意識形態壓迫之下被「不正常化」了。有的話，讓大家知道吧。讓大家知道，曾經「正常」的，會在「統一」的力量之下，變得「不正常」了。從歷史化的角度，有一些事情，並不是真的那麼奇怪，倒是有一些無奈罷了。

公民意识与群体精神

最后一场群众大会，我选择了工人党在实龙岗体育场举行的那一场。5月5日，星期四，冷静日的前一晚。

群众大会七点正式开始，我在六点过后不久抵达。有盖的观众席已经全部坐满，可以站的地方也站满了人。草场边临时搭起的讲台，围绕着也已经又坐又站的，围了半圆的一大片。体育场的出入口，不断有一群一群的人走进来。当我从地铁站走向体育场时，也是三五成群的人，静默的，快速的，朝着体育场的方向走着。他们肯定不是邻里在傍晚出来散步闲逛的人。

接近讲台的部分，人们都是坐在草地上的。有的准备了报纸，有的就直接坐在草地上。下午下过一场雨，草地虽然没有积水，还是感觉潮润的。大概几百个人围着讲台坐着，后面的都是站着的。

七点过不久，候选人聚集在讲台上，开始演讲。这时，听到我身后有人大声说：“前面坐下，坐下，sit down please.”

开始没什么动静。我本来以为是后面发生了什么事。不久后转头看，才发现后面的人一大片已经坐在草地上，陆续的有人也响应地坐下来。我和附近的人，成了夹在中间的一小群站着的，前后都是坐着的人。我赶紧坐下来。身边的好些人也逐渐坐下来。

好几次的“坐下，坐下，sit down please.” 之后，一整片几乎都坐下了。有不少人早就准备报纸或是纸皮，垫在潮润的草地上。有一个男子，一直不肯坐下来，鹤立鸡群般的站在周围都坐下的人群之中。人们请他坐下，他说：“我没有带报纸，怎么坐？”有人说：“别人也是没有报纸啊。”他还是不坐。不久后，有人递过一张报纸，说：“本来留给我的朋友的，还没有来，先给你坐。”男子接过，终于坐下。

大家都坐下了，我听到后面传来一些欢呼声。

从七点开始，早来的六点就坐下来，一直到十点出结束。几乎没有多少人离开，绝大多数都静静的坐着。坐着其实比站着辛苦。为了腾出空间让站着的人坐下来，每一个人都尽量靠近，双脚盘起来，没有伸展的余地。但是，没有人喊苦喊累，而且，三个多小时，几乎动也不动。偶尔有人想要离开，坐着的人们就会尽量挪开，还总是有人伸出手来，扶着艰苦的走出去的人。

接近十点，情绪越来越激昂，Sylvia Lim 说完之后，大家以为大会结束，全都站起来。原来还有刘程强的总结。于是，大家都站着听了。这时，我看到人们的脚下，散布着报纸和各种纸张。我心中盘算着，等群众大会散去的时候，我开始捡人们留下的纸张的话，也许其他人也会跟着帮忙捡纸。

演讲还没有结束，有几个人穿梭在激动的人群之中，手中提着袋子，开始捡纸了。看起来不像是工人党的义工，可能就是来听演讲的民众。旁边的人看到这种情况，也开始帮忙捡纸。不久，所有的各种纸张，都被捡得相当干净。

人们常常认为新加坡人没有公民意识，我向来也是这么认为的。上下地铁，自动扶梯上，走在人行道上——各种公共空间，常常都是如此经验。人们相当自我，没有意识到周遭的人的存在，没有顾虑到身边的其他人。

但是，这次的群众大会改变了我的想法。我想，在群众大会上，人们有一种群体的意识，而且是一种自救自强的意识。那是一种 empowerment. 人们的群体感，超越了自我中心的、个人自私的心理，而且通过群体关联的行动，具体表现出来。当群体意识被召唤，在某些人的带动之下，形成一种互动和得以蔓延的行动，那是富有感染力的积极力量。这种力量，也反过来再次强化了群体的精神。

这次大选，给我最大的启发，是新加坡人的公民意识，并不是完全缺乏。只是，在这些年来，这种公民意识，因为社会环境与管理的方式，被弱化了，甚至被消解了。在现有的社会体制运行的方式与气氛中，似乎告诉人们，公民意识并不是什么需要的或可取的。国民教育即使是有提倡这种公民意识，实际运作的社会体制却并不鼓励。当人们脱离或尝试脱离这种体制的时候，公民意识又重新出现，而且发挥巨大的作用。

既得利益者

作为既得利益者，你往往是一个务实主义者。为什么不是呢？既然制度给予你最大的利益，你还有什么理由挑战制度？所谓的务实主义，就是确保既得利益不会受损，确保体制继续给予你一向来可以获取的利益。那是同样一个观点。

如果你是既得利益者，是否愿意为了某一种理念，为那些被主流价值所边缘化的人，牺牲一点你的既得利益呢？如果你是的话，你会为那些边缘的社群做出一些努力，即使你不是这些边缘社群的成员。那是需要勇气和理想的。既然是边缘社群，就不是主流，不是大多数，在这个以大多数利益为前提的务实主义的制度中，往往被人遗忘，甚至受到压制。

我们，每一个人，总是在某一个层面上，属于这个体制中的某一个边缘社群的成员。但是，我们也属于另外一个主流社群的一分子。你的思考和关注，通常会从那个主流的角度，还是从那个边缘的角度出发？前者，让你感到舒适，后者让你感到焦虑。你会选择哪一个？你会成为压迫者还是被压迫者，务实主义者还是行动主义者，就看你的选择了。

新的一年

新的一年，感觉其实没有很强烈。庆祝？倒数？乌节路的灯饰？跨年的烟火？这些似乎从来不会让我感到激动。英格兰的朋友，再次经历大雪纷飞的冬季，我在这常年皆夏的岛国，只能够嗟叹再次错过皑皑雪景。这一辈子，能够有多少次错过？说要珍惜当下，也只是无法弥补的安慰。别人为我的错过而惋惜，而不知道的是我并不遗憾他们惋惜的错过，我感叹的错过，他们并不一定能够理解。人们认为自己的观点就是理所当然，很少换一个角度想想为什么别人的感受和想法是这样。

换一个角度，看熟悉的事物。就像这张照片一样。亲爱的读者，你认得出这是什么地方吗？

乌节路圣诞

周末到乌节路，圣诞灯饰已经亮起。吃过晚饭，从人群簇拥的地下楼走出来，天已经全黑了，购物大楼和路上的灯饰在黑夜的衬托下，闪闪发亮。平时走在乌节路上，人已经是很多了，亮灯之后，更是非常拥挤。非节日的乌节路，感觉游客比较多，这一晚，感受到的是，更多的本地人从家里出走，向来是专程看灯来的。许多人拿着相机，简便的，复杂的，都有，在暗沉的路上，以明亮的灯饰为衬景，拍照。还好现在的智慧型相机，即使人的脸上只有微弱的光，还是可以清楚地拍出表情。

从 Ion Orchard 沿着路边的人行道走到 Mandarin Hotel，主要的一段路，灯光最为璀璨。我是提不起劲，觉得没有什么新鲜的。倒是想象着，如果我是游客的话，会不会对乌节路充满好奇和新鲜感。尤其是第一次到访的游客。也许会的。当我第一次走在巴黎的 Champs-Élysées 或者伦敦的 Piccadilly Circus 或者纽约的 Times Square，想来就是一个眼界突然大开的游客。今年大部分的时间住在伦敦，Piccadilly Circus 已经成了日常生活的一个部分，经过的时候，头也不抬的就快速地走到目的地，唐人街的一家餐馆，或者附近的 Blackwell 书店。

可惜，这里五彩缤纷的灯饰装点起来，就是无法复制纷纷白雪的冬景。听说英格兰今年的冬天提早降临，而且各处已经落下大雪。呵呵，我是只夏虫，想到雪就兴奋。那些从寒冬特地到新加坡的游客，想来正在准备尽情享受可以穿上 T shirt 和短裤的圣诞庆祝会呢。

烟雾，未到浓时

昨天一阵骤雨，把盘桓不到一周的烟雾驱淡。今天早上，再次下雨，空气污染指数已经恢复常态。这几天，媒体上的讨论纷繁，矛头指向这里那里。作为一个弹丸小国，大概也就只能挥舞一下矛头，然后祈祷天降甘霖。

可惜的是，烟雾散得太快，还没有到达浓郁的地步。这种情况之下，无法真正引起危机意识。否则，何尝不是绝佳的国民教育机会？也许，趁着烟雾正浓时，可以马上宣布举行大选。

岛国的天气，永远是摆荡在晴雨之间，两种选择，没有第三项。难怪许多事情总是以二元的方式来理解。非晴即雨，非黑即白，非真即假，非是即非。偶尔来点烟雾，也许可以破解二元思考的简单化。不过，那显然是有代价的。谁要承受这种代价？也许，一方的代价，是另一方的价值。

哦，二元，不一定是一种选择的关系，也可以是一种相对的关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