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制中的學術生產與社會裡的知識交流

今年一月參加台北的文化研究學會年會，之後到中央大學參加一個圓桌論壇，在會上發表了一些想法。參加的還有北京大學的戴錦華、中央大學的何春蕤、台灣交通大學的陳光興、嶺南大學的羅永生、台灣交通大學的劉紀蕙、台灣清華大學的劉人鵬。後來文章都發表在文化研究學會的網上期刊《文化研究月報》第91期。我在文中敘述了這些年來的學術歷程，這裡轉載，以饗我的讀者，也作為一種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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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制中的學術生產與社會裡的知識交流
柯思仁

我在幾位老師面前明顯是很資淺的，開始在大學裡教書到現在才進入第十年，研究工作開始沒有幾年，就被捲入了行政工作，協助設立南洋理工大學的中文系，幫忙設計本科生課程，到現在已經五六年。結果，不管在研究上思想上都受到影響。我在思想跟研究上，能夠分享的可能就是我的讀書留學的經驗，以及在新加坡的知識圈子裡運作的情況。

我是台大中文系畢業的，解嚴前我就畢業回新加坡；那個時代整個台灣社會的動力是滿大的，還沒完全爆發出來，可以感覺到滿強烈的。從學術訓練的角度來講，台大中文系，是比北大還要傳統的、非常傳統的中文系，經史子集、聲韻訓詁的訓練。一方面，是以中國或中文為中心出發去看整個中國歷史、哲學、文學等等，另一方面，對我來講是相當重要的訓練，是細讀文本的訓練。傳統中文系的訓練，文字讀得很細，是從一個字或一個篇章裡去引伸的方法。就像我上一位老師的論孟導讀，讀論語，「學而時習之」，一個「學」字就講了近半個學期，學到很多東西，怎樣從文本中很小的一個部分去引伸。另外，像現代小說，老師教王文興的短篇小說，也是一篇小說講了大半學期，那是一個完全不同的系統，是英美文學批評傳統中的close reading的方法。有意思的是，讓我感覺到讀中國傳統經典的方法跟西方的close reading的方法，居然有很多能夠互相對照的地方。這種對文本的注重，對我來說是非常重要，也很有啟發的。

回到新加坡，我在新加坡國立大學讀了碩士，在楊松年老師的指導下，做新加坡二十世紀上半葉的戲劇研究，這又是個完全不同的訓練，是歷史文本考掘的一種訓練。我花了一、兩個月的時間去看微縮膠捲（micro-film），在圖書館昏天暗日地看微縮膠捲，在很封閉的空間裡，一天看十個小時的舊報紙拍成的微縮膠捲。這也是一個重要的訓練，怎樣從歷史材料中，去尋找可以作研究的對象。後來我在英國劍橋大學讀博士，我的老師是芝加哥的博士訓練，從她的上課跟指導的過程當中，很重要的收穫是在現代文學文化理論方面吸收，以及怎樣把研究對象歷史化，注重它的歷史脈絡。後來這個方法、視角，對我的影響是很大的，即怎麼把文本放入歷史脈絡裡看待。

我的研究對象跟一般傳統中文系或者漢學不太一樣，從早期碩士班在新加坡看舊報紙做戲劇研究，後來博士階段，做高行健的戲劇研究。那時候高行健還沒有得諾貝爾文學獎，沒什麼人知道高行健這個人，當時對高行健的研究，主要是集中在他早期在中國的時期，即八○年代的那幾個劇本。我當時想做的，除了八○年代他在中國所寫的劇本外，還有，像現在我們比較熟悉的《生死界》、《對話與反詰》、《夜遊神》這些九0年代的作品。早期的作品内容，一般人的作法是把他放在中國的先鋒戲劇運動及中國當代的思想脈絡裡看待，跟整個中國的歷史脈絡比較緊密結合；但是，後期作品要怎樣做研究呢？有些人會說是有普世性（universal），好像與歐洲的存在主義、荒謬劇場滿接近的，怎麼去對應在中國的作家或中文作家去處理這些作品？

我的方法跟向來興趣有關，就是放在一個表演研究（performance study）的框架中來思考，而作為一個表演，我沒辦法看到很多高行健的戲劇的演出，但是，可從他文本的敘述設法想像與建構表演的情況。於是，把我研究的方法與方向又拉開，加入了不一樣的層面，就是作為劇場作為一個表演，劇場表演所要傳達的意義，以及這些意義如何在文化與政治的脈絡中產生。

回到新加坡之後，我主要是把之前的高行健研究成果轉換成可發表的文章與可出版的書，此外就幾乎不再做高行健了，而開始比較關注新加坡的在地議題。我這幾年的研究重點是郭寶崑，新加坡的戲劇家、知識份子、文化人，從郭寶崑的研究做起，擴大到新加坡五○、六○、七○年代，整個社會、政治、文化的脈絡，開始進入新加坡的歷史，從文化的分析到新加坡整個政治、社會、歷史的研究。這些年來我的重點一直放在這部分。這個部分的問題在哪裡呢？第一、在新加坡的環境裡，在地研究作得非常少，我們現在所能做的，比較多是從一個歷史建構、歷史敘事的角度來做。也就是要去挖掘一些現在人們比較不知道、新加坡人也還不知道的東西。這又回到我剛開始做研究時接受到的訓練，通過微縮膠捲收集材料，希望能夠建構出一個樣貌，還比較沒有辦法進入批判研究的層面來做。

另一個問題是，華文作為一種語文在新加坡的侷限。在新加坡的大學裡，用華文進行研究的人，幾乎只有在中文系裡。中文系授課媒介是中文，老師也可用中文發表文章；但中文系以外的所有人文社會科學，或是其他所有的學術領域，都只用英文、只承認英文發表文章，平常教學也是完全用英文進行。可以想像的是，除去與中國有關的研究，用中文的做在地研究，相形之下顯得更少了。南洋理工大學與新加坡國立大學的中文系裡，加起來有三十幾個老師，但是用中文做在地研究的人，可能沒有幾個，這樣的條件，怎麼形成一個知識社群（intellectual community）？這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也是個很大的困境。這是在新加坡用中文做在地研究的一種特徵，中文進行的在地研究在新加坡整個大的知識環境中，是處於邊緣的社群。

既然在新加坡是一個這麼邊緣的社群，那應該要怎麼辦呢？有沒有辦法走出新加坡？一個可能，就是參與光興所說的這個華文國際的概念。因為光興的關係，我在文化研究學會稍為有些參與，這幾年來參加三次的年會。但是，我的感受是很明顯的，在華文國際的社群裡，如果文化研究的年會可以算是一個社群的話，新加坡的在地研究在這個社群裡，顯然也在處於邊緣的位置。我常常來這裡討論問題時，每次都要從頭說起，介紹新加坡的歷史與社會狀況。不管怎樣都要從頭說起，因為大家不瞭解。這幾年來都要聽我先說個十幾、二十分鐘，沒辦法深入進入可以批判性交流的層面。我可感覺到，我的研究議題，在華文國際的社群裡的情況，是雙重的邊緣。

如果可以借用華文國際的概念來說，我參與的學術社群裡，另外有一個是華文戲劇節，在中國、香港、台灣、澳門都舉辦過，每兩年舉辦一次，今年2月會在台北舉行。華文戲劇節創辦之初，除了兩岸四地以外，因為郭寶崑的參與，來自新加坡這個主要是華人人口的國家的聲音也滿大的。但新加坡要爭取主辦華文戲劇節都沒成功過，為什麼呢？因為這個活動被設定在兩岸四地的 “大中華” 框架之中，加進新加坡的話，就變成 “國際” 華文戲劇節了。由此可見的是，在文化研究學會的場域，新加坡的在地研究在學術領域來說是邊緣，而在華文戲劇節的架構來說，這個架構本身就沒辦法包含新加坡華文相關研究，是框架本身的限制與排斥性的結果。

從另一個層面來說，在新加坡用英語討論的社群相當活躍。雖然新加坡人口並不是很多，目前是四百八十多萬現在有三間主要的大學：新加坡國立大學、南洋理工大學，以及五六年前才成立的新加坡管理大學，這三所大學的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領域的學者，構成了新加坡主要的以英語為媒介的在地研究社群。新加坡的英語圈子有這樣的一個群體，從學院以外的公民社會到學院以內的學術生產圈子，形成一個以新加坡為整體範圍的連接。從九○年代開始到現在，近二十年來，公民社會有一定的聲勢，尤其是在創造學院以外比較大範圍的社會討論空間，促進更廣泛的跨界交流。我做的是與新加坡的歷史與文化有關的研究，顯然就必須參與這個社群，否則從在地研究的角度來講，就是自我排除在主要的論述空間以外。參與這個社群，我需要將我的學術語言從中文轉換為英文，而我的思考方式與關注點也會受到語言作為媒介的影響。

比如說，去年九月在新加坡參加的亞洲研究所主辦的一個研討會主題是 “Chineseness Unbound” 。這要怎麼翻譯？ “中國性”、 “華人性” 或 “中華性”，幾乎是只有用英文才能談。在新加坡作為一個獨立國家的脈絡裡， “中國性” 幾乎不能談也不需要談。另一方面，只有在邊緣時，界線以外時，才談你到底有沒有Chineseness。從這個角度來說，用英文來談Chineseness才展現其討論的意義與必要性。我前陣子在美國參加會議，會上談華語語系的文學與文化 (Sinophon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這個概念，也是接近的性質。不管是參與新加坡在地研究的角度，或是從新加坡以外的學術與知識場域來講，英文可以提供的切入點與視角，是對我的新加坡研究或中文研究，有一定的來自跨界的啟發作用。

光興剛剛提到，他在新加坡的聯合早報發表的一篇文章《身體的亞洲，情感的亞洲》 (2006年11月6日) ，是他寫過的文章影響最大的。這樣的說法，當然有某種反諷意味。挪借用他的說法，我可以說也有某種類似的體會。我在新加坡這幾年，其實還算滿常發表學術論文以外的文章，我曾經在聯合早報有個文化時事評論的專欄，寫了好幾年，在新加坡也有一些讀者。在報紙上發表文章，看的人多回應也很多，有時想想，我不如專寫這些文章就好，別寫學術文章。倒不是說我寫文章急於要有讀者有回應，而是在學術的場域裡，學術文章去到哪裡都沒有人看沒有人關注。如此一來，我不得不反思，寫文章的意義是甚麼。

以目前的情況來說，我也不必太理會體制對於我的學術生產的要求。我的研究重點放在新加坡的在地研究，而在這個範圍裡，又比較放在郭寶崑以及新加坡本土原始材料的挖掘。郭寶崑在2002年過世後，我被推選當總編輯，編輯一套《郭寶崑全集》，我們計畫編十卷。不管是以我作為研究者、資料收集者或是社會參與的角度來說，這個參與過程中的個人收穫是很大的，也讓我覺得無論是對我個人還是對於新加坡這個地方，特別有意義也特別重要。我在大學裡的學術生命，剩下不過二十年。我最近一直在想的是，自己究竟要怎樣用這二十年的時間。是要在學術場域認可的範疇內，生產對於大學有直接效益的學術論文，還是要做一些不見得對於大學規範之下的學術生產有幫助，卻對我所處在的這個社會空間有更大意義與作用的知識生產？以一個大學體制中的所謂學者的身分來說，這個問題還真是不容易回應呢。

南大中文系毕业生上报

创立仅三年 南大中文系首届毕业生诞生

《联合早报》2008年7月22日

● 杨雪慧

　　南大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中文系三年前刚设立，邱佳琪（23岁）为了从商学院转修中文系，毅然放弃大学奖学金；来自台湾的狮城媳妇王郁芬（38岁）则在南大中文系“复学”，继续修读之前在台湾未完成的课程。

　　她们两人在三年内完成原本四年的课程，取得荣誉学士学位，在昨天的毕业典礼上比其他同届同学先毕业，成为南大中文系首两名本科毕业生。邱佳琪更是考取了一等荣誉学位，获颁李光耀金牌奖。

　　除了她们，今年毕业的南大人文与社会科学院首批学士学位毕业生，还包括1名英文系及53名经济学系毕业生。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在2004年成立，学生人数从开始的50多人增加至目前的500多人。

　　邱佳琪来自马来西亚麻坡，高中毕业后到新加坡念书，进入南大商学院。她完成商科大一课程时，中文系才刚设立，开始收生。

　　她表示，她在高中是念文商科，对文学一向有浓厚兴趣，见到中文系成立，萌起了转系的念头。不过，她当时获得大学奖学金，如果转系，就必须放弃奖学金。

　　她受访时坦言，那是个艰难的决定，因为家里经济负担不轻，若放弃奖学金就必须申请银行贷款支付学费。

　　她说：“我发现自己对文学还是最感兴趣，现在不念，以后可能就没有机会了。而且，现在的选择会影响以后从事的行业，我还是想跟着兴趣走。”

　　转念中文系果然让她在课业上取得更出色的表现。她因成绩优异，获选参加大学研究体验计划，有机会与教授一起进行古典戏曲《牡丹亭》的学术研究，随后也以相同的题材发展自己的毕业论文。此外，她也在去年的新加坡大专文学奖获得小说创作组与文学赏析组的佳作奖。

　　邱佳琪大一在商学院时累积的学分，也让她达到跨学科学分的要求，在三年内提早完成课程。目前她已被香港大学录取，将到港大修读硕士学位。

　　另一名中文系毕业生王郁芬已是“妈妈级”人物，孩子念小一，她也是同届年龄最大的学生。她来自台湾，目前是永久居民，原本毕业于理科专科学院，担任工程师。她丈夫是新加坡人，两人结婚时，丈夫在台湾工作，她生了孩子后，重新到台湾国立中兴大学念中文系。后来，丈夫被调回新加坡，她只好半途休学。

　　移居新加坡后，王郁芬报读南大中文系，因为之前在中兴大学的学分可转到南大，所以她能在三年内毕业。

　　王郁芬的年龄虽比同学大10多岁，她仍觉得能与同学打成一片。她说：“我是大家的开心果。他们的思想都蛮成熟，我们沟通没有问题。”

　　由“理科生”转为“文科生”，她认为文学能培养人文思想与批判思维，使人看东西时有不同的角度，这种训练终身受用。

　　南大毕业典礼昨天开始举行，共有15场，今年有7313名毕业生，是历来人数最多的一届。

　　南大名誉校长纳丹总统、教育部长黄永宏与南大校长徐冠林出席了昨天的毕业典礼。南大也颁发了名誉博士学位给纽约洛克菲勒大学 （Rockefeller University）植物分子生物学研究室主任蔡南海教授，移居德国Fraunhofer Institute for Computer Graphics的安卡尔纳绍（Jose Luis Encarnacao）教授。

　　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博士与前印度总统卡拉姆也获颁发名誉博士学位，不过他们昨天无法出席典礼。

林高评南大中文系写作班作品

《联合早报》2008年7月15日，发表了林高的一篇文艺评论《开垦荒凉，进入未知——读南大写作班作品和洪秀清的小说》，其中第一部分，是讨论6月17日发表的由凯德老大教的中文系“文学创作”课的部分作品。这里，摘录这个部分，让读者们看一看，评论者如何阅读中文系同学的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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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17日《文艺城》的“南大写作班专版”发表的作品包括小说、散文、新诗。黄莺试啼，清早的空气里铿然有金属碰击的喜悦，晨曦也特别温软。指导老师黄凯德采自由启发的方式，加上师生分享阅读经验的感悟，成果在学生作品里有具体的展示。由自我生命的体会出发，检视现代人生深层的积腻、荒凉与沉疴，感性与理性的交织显示诸作者的沉稳。大体言之，文字蕴蓄着力度与锋芒，或有过于稠密之弊；大都采用暗示迂回的现代手法书写，求新而没有背离文学的意味，表现不俗。而今写作班打开门，劳燕分飞了吧。盼他们路越走越笃定，越远。

叶舒琳的《 净赎 》　
　
　　读叶舒琳的《净赎》，心一下就给攥住，怵惕不宁，像观赏张艺谋早期的电影，比如《菊豆》，色彩的渲染与戏剧的张力发挥了很好的效果。小说开镜便血迹斑斑：颈项汩汩流出赤红鲜血；咽喉伤口处冒着薄红的气泡；她在他大腿的大动脉处再划了道口子；瓷砖壁上半凝固的血迹；脏衣裳上暗褐色血迹形成诡异绚烂的花样……惊骇的画面与她的洁癖正好相映成“趣”——洁癖使得她那么自信，那么满足地完成她残酷的杀人过程。对于她，一日三次洗刷浴室“像一种疯狂且暗哑的膜拜”。叶舒琳对她的性意识以洁癖作隐喻，似倾向贬义，却仍给读者留下思索空间。性，一开始便受严厉的道德眼睛监视着。当“丈夫的右手便伸进了睡袍抚上了内裤边缘”，她的反应是呕吐，莫非那是她看见“小叔也是如此地把右手伸进女儿的裙内”肆意抚弄之后的心理反射，抑或她潜伏着的更为复杂的性意识在作祟？她“折返抽出桶内的右手，逐一挑尽指甲内一切污垢后才满意离开”，显然暗示她意识深层的阴翳角落有令人不安的失衡。叶舒琳对她的性意识的挖掘不肯停在表层，作者最后这样结尾：丈夫的手掏弄着，她“曲缩起双腿，在高潮的霎那看见自己蜷缩成卵在女儿的子宫里”。“高潮”击垮了她的“洁癖”——人，其实应该理性而自在地认识身体的本能？作者最后以小说意象“蜷缩成卵在女儿的子宫里”来阐释她的创作有更为幽邃的意图，余味无穷。至于刺杀小叔的动作诡谲离谱，其过程――洁癖，可以看作她性意识的“现形”。仇杀之后写她与丈夫床上欢好，作者聪明地省略了杀人的后事交代，收得干净利落，避免了坊间小小说满足于建搭故事框架的弊病。

陈美莹的《 岛 》　
　
　　读陈美莹的《岛》，仿佛误闯入封闭的斗室。密不透风的文字、一个一个的隐喻包围了读者，阴郁的情绪把读者压抑得透不过气来。情绪――隐藏于阴郁与压抑背后的不安，是《岛》要捕捉的“无形的存在”；情绪宣泄之后的冷静与思考，或许正是作者引颈期待的回馈。因为作者主要借助于隐喻以及超现实技巧，读《岛》，不同读者有不同的解读，不同的趣味。文中两组互相比照、拉扯的设计，比如无法理解彼此的笑容／疯狂／不安的我与阿宽、单薄的岛与充满新奇与诱惑的亚特兰大、拖着湿甲壳，狼狈地爬回洞穴的海蟑螂与笑嘻嘻醉倒街头的流浪汉，藏有丰富的信息，须用心推敲。时间，是个讯号。阿宽“长时间”浸濡在海水里，找不到意义的损耗使得他“嘴角的溃烂漫延至全身，身上的疮孔成为了海蟑螂的匿藏之处”，呼应前文，海蟑螂在此应是贫乏无聊的变形。追寻生命的意义在单薄的岛竟成了一种彷徨与迷惑。飞禽走兽是另一个讯号。看见漂浮7天的肢体、头颅，最后“干净的登陆在白色的沙滩上”，而岛上的飞禽走兽竟习以为常。人兽之间消解了差异性了吗？不都说人是万物之灵？最后我也变成野兽了，眼睁睁看到自己的双手长浓密的毛，“嘴里的獠牙刺穿了腐臭的夜晚”。梦，也是个讯号。离开亚特兰大那一天，我在飞机上睡了7小时，梦连续7小时，梦里我捏造的情节是弱智的男人和退化的野兽不断地厮杀、怒吼……“弱智的男人”与“退化的野兽”对举，是刻意延续了野兽的隐喻意义。读《岛》，是在人为的迷宫里寻找意义的旅程。

刘嘉蕴的“Selamat Datang”
　　
　　刘嘉蕴的“Selamat Datang”，书写生存的迷惑和苦闷。作者走在繁忙的街道，觉得所谓高楼的繁忙是怪诞、车流的繁忙是可怜、琳琅满目的采购是奢侈……对于虚幻的热闹，浮浅的现实，虽质疑却无可奈何。开头与结束两段重复的文字，看出刘嘉蕴对人生的真切体悟与焦急的期盼。“我在街上来回踱步，直到不自量力的路灯取代阳光，直到我不自量力的纯净再也溶不进那样的复杂。”此句可圈可点。最后走出迷惑，随意而安既是悟的摆脱，也是消极的妥协。

陈丽汶的《夜的，新天地》

　　陈丽汶的《夜的，新天地》，开头写尽新天地的堕落：“眼前摇晃着时髦、长靴、皮鞋、胭脂、崇洋、烟酒、媚外、肉欲，以及虚伪 的快乐”，结束翻转变成：“新天地和我的脉搏联为一体，血液中的堕落兴奋地呻吟”，视角来个大转弯。中间作者落力书写现实里既兼容又互为抗衡的复杂，促使视角的改变，笔路嫌匆促些。“我”触目就是伪装与糜烂，难以适应，因此逆流乱窜，“像私奔”，想永远逃离这座城市。商业的运作使得一切罪恶成为必要，私奔，是个饶有意味的比喻。“我”移步竟闯入繁华背后的寂静，这里，压抑的传统被贬入后宫，青砖步道失去古色古香……现实给了“我”一次精神之旅，并从中提炼出道理，善与恶须携手而行。冷不防文章来个小插曲：忽然，“你”偷偷吻了 “我” 一下，把黑暗掩护下的“罪恶”，变得轻松活泼起来，是个意外的趣味。

王珮洁和李成钢的诗　
　
　　另外还有新诗两首。读王珮洁的《HC312随堂造句》，看到苦心经营的字迹，不乏一往情深的思念与贴切而丰腴的相像，个别小节看到作者写诗的“别才”，比如：“周而复始的字迹／少了床边的灯／不由自主的／我们喜欢上了沙漠”；还有：“所有的开始找到各自的结束／我们变了与否／就祈求墨水凝聚而化为／雨点的宽容”，都清新可喜，诗意感人。标上随堂造句的题目，标题与内容如此落差，不禁叫人琢磨作品的要旨其实在嘲讽、否定爱情；严肃背后的谐谑，意犹未尽。《仅服从》一首李成钢是运用切分与拼贴的方法完成。作者选择、切割、剪辑、组合成自己的作品，是一次智力加劳力的行旅，或者一次别有兴味的游戏。

南大中文系同学的文学创作

上个星期二（2008年6月17日），《联合早报》的副刊用全版的篇幅，刊登了南大中文系文学创作课的同学的作品。我一早看到报纸，好高兴！凯德老师（老大）为同学们上的这个“不像一门课”的课，成果还真不错呢。相信同学之中，不少对写作有兴趣。希望这是一个好的开始，不只是让同学们学到写作的方法和态度，也更有信心。

以下段落文字是特辑的介绍。全版的作品也扫描了，读者们可以点击放大来细读。

南大中文系上学期开办写作班，导师是年青作家黄凯德。他说：“写作班有考试有学分有成绩，但是这些仅仅只是短暂的形式，因为书写是永远的事情。所以，开始的时候，我就说了，我希望能把这一门课教得不像一门课。每周3个小时，从熟悉的童年到陌生的异乡，从亲昵的书信到卖弄的文案，从内心的坦露到现实的虚构，每次进行不同主题和类型的创作试探。不设正经无趣的立场或者高瞻远瞩的动机，允许自由离题或者恍惚游移，然后一起分享阅读的经验感悟，然后一起投身另一次的书写。就这样，通常都是不知不觉，似乎更接近了那个永远。这次推荐给《文艺城》的只是30位选修同学当中的部分作品，其他同学的文字将会以记忆及其他方式留下来。结束的时候，我发现自己果然没有把这一门课教得像一门课。因为我只是一个短暂和永远的读者。”

放心是开放的基础

《联合早报》2008年6月12日

● 刘培芳

两件小事，发生在同一天不同时段里，性质相同，听来引人发噱，思之却令人慨叹。

星期日端午节的午后，开着车在路上，电台958正播出《克隆音乐》节目。广播员为了应景，本想播一首和端午节有关的歌：邓丽君的《烧肉粽》。可惜这首歌用福建话唱，所以不能放，还好手头有泰语版本，那就播泰语唱的《烧肉粽》吧。

晚上在家吃过晚饭，正在厨房洗碗，扭开收音机，又是958。《夜来欢语声》开心来逗笑，广播员徐惠民说有听众要点播《烧肉粽》。哎呀！这是首福建歌，就算是巨星邓丽君唱的也不好播，怎么办呢？没关系，吃不到粽子，就吃张仲文的《叉烧包》吧。

真叫人好笑又好气。这也许是只有新加坡人才能领会的独具本土特色的黑色幽默吧？这其中所隐藏的痛，又岂是外人所能理解？而放眼今日岛国周遭环境的变迁，这种叫人隐隐作痛的幽默又充满了不可理喻的吊诡。

“推广华语运动”自1979年实行以来，已快30个年头。当初以华语取代方言，要华人放弃说方言的习惯，是为了消除华族之间因语言不通而产生的隔阂。当时的官方论述还说，如果华人继续使用方言，英语势必成为不同籍贯华人之间的共同语言。

回头看，华语的推广在取代方言的目标上确是成功了，但英语却也已成为一种国家强势语言。在相当大程度上，这是压制和牺牲了老一辈华人的精神诉求之后达成的。

难道不觉得奇怪吗？我们的广播媒体上，可以有泰语、日语、韩语歌曲，更可以有法语、意大利、德语或西班牙语节目，但就不准播那些贴近许多人生活，抚慰许多人心灵的广东、福建、潮州、海南等等方言歌曲——只有冷门时段里播放古装地方戏曲以及晚间特定时间播报方言新闻除外。

今天我们标榜构建一个多元化的国际大都会，我们对外来文化很开放，却对自己的本命文化一直小心翼翼战战兢兢放不下心。为什么会这样呢？信心不足吗？30年过去了，我们已经奠定了华语作为不同方言族群沟通语的坚实基础，应该有足够宽大的人文胸怀，放轻松，重新审视方言的活力以及它对丰富国人多元文化基因的作用。

一项政策成功了，并不表示它会永远成功。决策者不但要因时制宜，因应环境的变迁，还应该自我反省、抗拒一成不变的可怕心态。放心吧，方言不是洪水猛兽，颠覆不了什么！

“统治阶层应该可以放心，放心是开放的基础。”那天听南方朔谈民主，这句话叫人喝彩。但我们这里，何时才会领悟呢？

新加坡性爱法律的暧昧窘境

从来没有在部落格里转在别人的文章。今天读了这篇，忍不住要破例一次了。看起来似乎是那么简单的一个事件，在浩威的论述之下，把非常复杂的历史、政治、文化、权力关系、意识形态等等脉络编织成一个多层次的网络。

没有一个问题是简单的，只有是不是看得到其复杂的层面。如果只看到表面的单纯，不要以为世界就是那么单纯而可以开开心心。某个事件可能与你无关，所以你可以只看到表面。可是，另外一个事件与你有关的时候，事件的复杂性就会让你有切肤之痛了。能够对于和自己并不一定有关的事情也看的复杂，也有所思考，就是知识分子的特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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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早报》2007年11月8日

新加坡性爱法律的暧昧窘境

● 黄浩威

　　追本溯源，《刑事法典》的377A条文，是在一个怎样的历史与政治背景下形成的？在一个以世俗主义立国的新加坡社会语境中，代表强烈反对阵营的官委议员张黎衍所操练的话语，又是否存在着什么盲点？这些问题在中文报章上，都未曾被深入探讨。

　　新加坡在独立后，延用了英国殖民时期的法律制度。这整套系统给新加坡带来了治国、行政与发展经济的诸多方便。其中连带继承的，也包括了国家对民众在私下性行为的宰制。和性爱相关的377与377A条文，便是例子。

　　这两状条文是从英国人对基督教义的理解衍化而来的。在一些极端的英国人对《圣经》的阐释下，除了以繁殖为目的的男女性交行为以外，其他的性行为，如肛交、口交、同性之间的性行为、甚至一般的手淫等，都一律被广泛地纳入“非自然性行为”（sodomy）的范畴中。

　　1850年代末，英国的殖民统治者制定了印度刑事法典（Indian Penal Code），以取代兴都教的刑法制度。长期以来，根据兴都教的法律，经双方同意的同性性行为从来都不算犯法。

　　然而，英国人所制定的刑事法典第377条文，将“违反自然的性交”列入犯罪行为。换言之，377不仅表现了当时英国人对性爱的禁锢，还象征了其宗教罪恶感及对上帝的恐惧。

　　后来，殖民统治者将377条文移植到海峡殖民地（新加坡、槟城与马六甲）的刑事法典中，并于1872年开始执行。1938年，刑事法典才增加了将男性之间性行为进行刑事化的377A条文。1955年，这两状条文在未经任何修正的情况下，被当时的新加坡立法委员会通过，从此成为了新加坡的刑事法典条文。

对维多利亚价值观的继承

　　必须一提的是，377的立法背景是维多利亚女皇在位时期。当时的英国社会，经济与科技发展迅速，但同时也主张将整个社会上不同个人的道德与伦理标准化，并维护严刑峻法。这与今天新加坡的社会，有非常相似之处，仿佛指的就是新加坡本身。

　　今天的历史学家普遍认为，维多利亚时期的社会风气是推崇性压抑，禁锢人性与虚伪的。当时的不少贵族极力向百姓宣扬道德操守，却在私下沉浸于各种“违反道德”的行为。

　　另外，维多利亚时期的法律制度也存在着多重标准。例如1857年，英国政府制定了离婚法，让男性可在妻子有外遇的情况下与她离婚，而女性则必须附带多一项条件，即有通奸行为的丈夫必须对她构成身体暴力的伤害以后，女方才可以提出离婚。

　　这与新加坡目前不愿完全废除第375条文背后的立法精神是不谋而合的：女性在未申请保护令之前仍然必须忍受丈夫的性暴力，这使男性继续持有婚内豁免权。

　　原来，这就是我们所主张的“两性平衡”与“家庭和谐”。由此可见，英国维多利亚的价值观，与新加坡“坚持家庭是社会基石”的观念，竟有异曲同工之妙。

　　今天，我们在男女平权与个人（私下）性行为的问题上，表示“宁可比别人慢一步”，因为我们必须“坚持维护家庭作为社会基石”，却不愿正视问题的症结，也不知道相关法律所形成的历史背景。

　　然而，这套带有宗教色彩的价值系统——维多利亚时期多重标准的道德观——早已被英国人本身所诟笑与唾弃，今天却成为了新加坡引以为荣而坚持维护的法律。是历史开我们的玩笑，还是我们自己故作无知？

　　姑且说英国的维多利亚价值观，已经被一些新加坡人所内化，成为了他们文化的一部分。但从立法的精神来说，377A的存在，对新加坡的世俗体制构成了一大讽刺。

世俗国家是否可以有“共同道德”标准？

　　所谓“世俗国家”，指的是对宗教事务保持中立的国家，也视信奉不同宗教的人为平等的个体，不偏袒或歧视信奉个别宗教，并维护宗教自由及确保政教分离，防止宗教干预和控制政府的权力。

　　然而，若考察激烈反对者的话语，我们就会发现，新加坡的世俗体制可能面临被动摇的危险，而立法过程也可能落入被宗教议程劫持的窘境。

　　张黎衍在慷慨激昂的国会演讲中，表示“宗教观构成了我们共同的道德一部分”，“法律是道德指标”，也是“道德宣言”，以此作为反对废除377A的理由之一。然而，她指的是谁的“共同道德”？“共同”又应以那一个种族或宗教社群为标准？

　　评论家贾纳达斯·蒂凡（Janadas Devan）发表在10月27日《海峡时报》的文章，剖解了张黎衍的演讲，并指出她的强烈措辞与美国极右派（带有极端基督教色彩）的话语之间的对应关系。

　　李显龙总理自己也在国会上承认，“很多反对废除377A的人，都持有根深蒂固的宗教信念，特别是回教徒和基督教徒”，而人们却忽略了在支持废除377A的人当中，也不乏基督教徒和回教徒。

　　因此，当其他议员为张黎衍的演讲表示“肯定”，“在她发言后不约而同拍击椅子扶手以示赞赏”的时候，我们不禁要问：他们知道自己在为谁鼓掌吗？

　　是过去那些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怀有强烈宗教罪恶感的英国贵族？还是美国极右派的宗教狂热分子？还是新加坡一群李显龙总理声称的“持有根深蒂固宗教信念的回教徒与基督教徒”？如果议员们是在知情的情况下鼓掌，那新加坡政府所倡导的（不分种族、语言与宗教）的公正性与民主代表性在哪里？

　　如果真要根据某些宗教的道德观来实行法律，那“拥有强烈宗教观念”的人士为何不争取保留377条文，而是针对377A，毕竟前者所牵涉的是占人口大多数的异性恋？

　　作为一个维护司法公正的世俗社会，法律条文不应模棱两可，立法过程更不应该被宗教议程所劫持。

　　虽然政府说377A保留却不积极执行，但从执法的实际情况来看，如果有人报案，警方却不予以处理，岂不是玩忽职守，藐视法律？

　　不过，新加坡宁愿让某些性爱法律处于暧昧状态，还乐意继续弘扬维多利亚时期的价值观，也乐意坚守一部分人的宗教信念。这不禁让人怀疑，新加坡所引以为荣的世俗化政治制度是否名副其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