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turday 21 November 2015

文青时代

《联合早报》2015年11月21日
◎ 柯思仁

喜欢写作发表文章的年轻人被称为文艺青年,简称文青。这个标签当年被贴上时感到窃喜,当今回首则不禁莞尔。尤其是在对比之下,过去的文青仿佛是使命感的身份符号,而今有些时候如此指称倒也蕴含某种反讽与调侃的意味,而且差不多就快要和宅男成为一国人了。

最近参加作家节主办的“文艺副刊与新华现代主义作家”座谈,由刘碧娟策划主持,主题是八〇年代文艺副刊《文艺城》的编辑策略与介绍十二个文青的“年轻族群”系列。席上有当年的主编谢裕民和刘培芳,以及当年的作者蔡深江和我,一起回忆美好热闹的时代,那些年那些人,充满趣味与温馨。我们曾经都是文青。

想起第一次文章在报章副刊发表,还是个中学生。当时校长是作家骆明,华文老师黄伟光、陈田启、陈捷觉等都积极鼓励写作,有时让我们把小说散文当作文来交。老师发回来的评语有赞赏有批评,学生反复阅读回味,内心孕育着文青的胚胎。校园里洋溢文艺氛围,好些同学纷纷尝试创作。谢克主编的《学府春秋》,主要让学生投稿的版位,很长一段时间是我主要发表的园地。一篇文章刊登后,总是更被激励要构思写作下一篇,如此这般不断磨练文笔,还曾经取了几个文绉绉的故作神秘的笔名,感觉和文艺比较接近。

那个时代文青的终极梦想,大概是作品发表在《南洋商报》的《文林》或者《星洲日报》的《世纪风》,主编分别是杜南发和范北羚。这两个文艺副刊是殿堂级的版位,如果有文章在那里发表了,感觉就像文青身份得到认证。我只来得及在《世纪风》发表一篇散文,不久两家华文报合并,两个副刊都成为历史名词。来不及挤身《文林》之列,不免感到深切遗憾。

《联合早报》出现没多久,我就到台北上大学,在文化气息浓郁的环境,各种小说散文诗歌,阅读量大,写作也更勤快。把文字一个一个填进稿纸的方格里,装进信封贴上邮票,像寄家书一样寄给新开张的副刊《文艺城》。这个时期的主编是谢克、陈鸾珠、原甸、林春兰,这是那天座谈时谢裕民整理出来的名单,让我重新记起那个热衷投稿时代的温情。由于主编们的眷爱,我的成长历程在副刊上连载一般,记录着一个在台的新加坡文青的感思。

然后就是谢裕民和刘培芳主编《文艺城》的时代,推出了“年轻族群”系列。二十几岁的作者们,正都处在文青巅峰状态。那是我从台北毕业回来之后,大概也差不多是应该要告别文青身份的时候。想想这一路走过,文艺副刊主编们的提携,不仅是我这么一个文青。百余年的华文报史,报章副刊将文青造就成了作家,也形塑了一代又一代的文坛。

那天作家节座谈,大家轻松得像是参加同学会,毕业二十几年之后再次聚首的联欢。谢裕民递给我一个信封,我看了吓一跳,双颊都热了,竟然是我出版的第一本书。我翻都不敢翻,原封不动的赶紧转送给一旁想要的刘碧娟。她是新华文学的研究者,就让她当作历史材料来处理吧。刘培芳提起那年六四,几个文青穿上印有痛心疾首四个大黑字的衬衫在街上散步。她说要在座谈上提这件事,蔡深江和我当时都在散步行列中。我们说好啊,可惜后来没时间说。文青时代的我们,应该并不是满脑子只想着文章发表,还有一点热血和冲动。

后来有观众问,我们那个时代以后,是否还有新一代的作者。我环视八九成满的观众席,其中有笔耕多年的前辈,互相扶持的同侪,也有比我们年轻的写作人。他们这些七〇后、八〇后、九〇后,这个时代的青春正富的文青。我认得的那些,一个一个点名。观众脸上出现一丝笑容,似乎因为发现此地还有文青而感到宽慰。对于这点,我其实从来都不怀疑也不操心。谢幕离场的是属于我的文青时代。当下这个舞台,总有文青登场。

Saturday 7 November 2015

节省天光

《联合早报》2015年11月7日
◎ 柯思仁

最近傍晚天色暗得早,不到七点就几乎全黑。原以为是烟霾造成,但这些日子已多见蓝天,没有云层没有雷雨,仍然早早宣告夜幕下垂。赤道边缘没有四季的岛国,竟然也适时以天色隐约谕示年月转变,为平淡生活增添些微惊喜。翻一下年历,原来刚过十月,中国节气中的霜降,标志秋季结束冬季来临。虽然岛国没有所谓秋冬之交,北方遥远国度的某种文化记忆得以印证,想来是因为两地刚好都在赤道以北,这个不断旋转轮流倾斜的地球。

远离赤道的国家,也许特别懂得珍惜有阳光的时候,于是实行夏令时间,在昼长夜短的夏季将时钟调快,也称为节省天光,虽然其实当初也不过是以务实为考量。张爱玲的小说《倾城之恋》开篇就说:“上海为了‘节省天光’,将所有的时钟都拨快了一小时”,然而那个阴气沉沉的白公馆却没有跟着调整,理由是“我们用的是老钟”。白家的人仿佛都活在过去式的状态里,小说的叙事者说:“他们唱歌唱走了板,跟不上生命的胡琴”。四〇年代初的上海。即使那个当时具有进步意识的白流苏,现在看起来也是属于某种过去时态的中国,那个很久以前曾经采用夏令时间的中国。

时间竟然可以是一种非自然的概念,小时候曾经有过的疑惑。八〇年代初还是学生的时候,因为马来西亚将时间调快半个小时,岛国也随之而行。于是我们离开毗邻的东南亚大陆稍为远一点,变成同步于远方的香港、台北、马尼拉、甚至远在澳洲的伯斯,以及原本可以分为五个时区的整个中国。调整时间的那个早上,还感到特别奇妙,以为也许一辈子就是那么一次。太阳位置没有移动,时间概念却得要有所改变。

后来才知道有些地方每年两次必须经历这种转换过程,那些四季分明的国度,人们恐怕已经习以为常。当年来到英格兰的剑桥,十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天下午去看电影,放映时间到了却没看到任何人,大门也深锁。充满疑惑地问人,对方看看戏票上的时间,再看看手腕上的表,面带礼貌的微笑说:“还早呢,还有一个小时。”我这才想起夏令时间在当天午夜过后结束,大半天来,我竟然一直活在比别人快了一个小时的时态里而没有知觉。寒冬将至,整个小城的人都已经放慢脚步,而我仍然自以为是的走快一步。

生活在剑桥,最喜欢实行夏令时间的季节。三月底开始,太阳延后一个小时下山,感觉多赚一点活着的时光。一整年的生命巅峰就在夏至前后,四点不到日出,十点以后日落,预支了许多这一辈子可以分配得到的阳光。有一年夏至在苏格兰西北的斯凯岛,北纬五十七度的北国,午夜一点以后阳光还没有完全消失,不久之后阳光亮度又开始加强。虽然没有完全的白夜,午夜天空竟也未曾完全暗沉。几乎是一天当作两天使用,怎么舍得将白天拿去睡掉了。

作为夏天才到访斯凯岛的旅客,分享当地人的阳光,却得以避过漫长的冬夜。那种几乎永远等不来太阳的日子,倒是在瑞典北部的于默奥有过经验。北纬六十三度更北的北国,雪地里举步维艰,走一步路需要夏天的三倍力气和时间。白天灰蒙蒙几乎不见阳光,倘若冬阳乍现,就得要感谢神恩般高举双手迎接。让人聊以自慰的倒是,小城到处厚若土丘的白雪在灯火映照之下,让黑夜亮起微弱光芒,尚存一点日间的残余感受。于默奥的房子里灯盏特别多,想来是为了补足日光短暂的缺憾。

也许是因为曾经有过这种对于天光特别享受或者渴望的体会,回到岛国后也就开始注意到天亮天暗的变化,即使不过那么些微差异。每一年差不多就是这些份量的天光,偶尔烟霾来袭则让人突然懂得珍惜。看来还是应该老老实实接受份内应得的天光,节省不来也预支不来。那些北国的人们,夏天节省了天光,冬天不也都要等量奉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