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esday, 2 May 2017

柯思仁许维贤对谈:可从文选看出主编想法

《联合早报·文艺城》 
2017年5月2日

早报书选系列第三场对谈会上星期六(29日)在城市书房举行,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柯思仁与许维贤主讲“备忘与遗忘——小说与散文的记忆方式”。

两人主编的《备忘录:新加坡华文小说读本》以及许维贤(笔名翁弦尉)的散文集《第二张脸》入选“早报书选2016”。

柯思仁与许维贤挖掘新华文学从战后至今的短篇小说,然而,本地从1965年至2004年间就有超过90本选集出版,为什么还要再出一本小说选集?

柯思仁认为,文选多是好事,读者可以看到新华文学各种不同的观点、想法与焦点。

“每个主编选的篇章,以及他们如何处理篇章的角度、态度、方法都很不一样,所以我们不能说文选太多。”

他进一步说明,两人在大学里教文学,同时也是创作者,因此在编选时,以他们的训练和经验,编出拥有他们特色的小说选,希望读者从书里看到两人的用心与想法。

他说:“怎么选,哪些作家、作品,这才是最重要的。编选不是比赛,每位作家我们只选一篇,但不一定是那位作家最好的作品。我们有我们的想法,从我们的角度和观念,以及整个文选的架构,适合的就放进去。”

谈到编选标准,对谈会主持人、早报副刊《文艺城》编辑谢裕民指出,选集里收录较多八九十年代的小说,相比之下,五六十年代的比较少。

柯思仁说:“开始编书时,我们的时间范围是新加坡独立以后,以1965年为起点,这是很有问题的……从文学、文化、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我不认为1965年有足够意义作为起点。我想在处理小说选的时候应该把视野放得更宽,更历史化地看小说的出版,因此我们把40和50年代的作家和作品编选进来。”

他认为,二战时期是个重要的分界点,人们一方面对英国殖民统治的幻想幻灭,另一方面又经历日本人的残暴统治,逐渐觉醒,在思想、意识形态和认同上有所转变。选择40至60年代的小说,让读者有历史意识,知道这个时期人们关心的是什么,创作状态是什么。例如那时期的作品很多写底层老百姓的生活,反映出建国时期的社会对普通老百姓的关心是很强烈的,从政党到社团、文化与艺术团体都关怀普通人。

不过,选集里的小说还是偏向80、90年代,因为80年代是新加坡文学艺术文化活动非常精彩的时期,而“这时候的作品跟我们现在的存在状态比较有关联”,包括关心的问题以及表达方式。

文学作品不是法律文件

再说到纪实与虚构,小说与散文的划分,许维贤指出,所谓的纪实与虚构之分其实是西方发明的文类对中国文学的影响。

他也说,书名里的“备忘录”不是法律上备忘录,更多偏向中文语境的备忘录,“第一个界定是:记得,随时记录下来帮助记忆的笔记本;另一个界定,也是我本身比较倾向的界定是:准备遗忘。而所谓的文学性,就存在记得与遗忘之间。”

他说:“回到散文集或小说集,你写的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有没有造假?这是个伦理诉求。可是,文学作品是不是法律文件?法律文件要求具体明确,但文学有时是没办法具体明确的。我觉得,如果我们以法律的角度看文学会是灾难。我们把散文看做是证人罪犯的供词,把小说看成是谎言。法律的最终功能是道德审判,但文学是法律吗?……我们需要这样阅读文学作品吗?这是我的反诘。一刀切是不是为了方便人们或者统治阶级进行道德审判?当然这有点夸大,但我们提出来,供大家讨论。”

Monday, 1 May 2017

久违,台北

拉着行李,过了桃园机场海关,大门打开,一堆接机的人之中,竟然看到P,我楞了一下。他不是来接我的吧?不可能。他也看到我,那诚恳的笑容挂在脸上。我走过去和他用力拥抱了一下。当然不是来接我的,遇到他是意外惊喜。他说是接表姐,从新加坡来,应该是和我同一个班机。久违的台北,怎么在机场就给我来这样的惊喜。P是好几年的同事,当我们一起在系里创业打拼的那个时代,后来回台北了。他知道我喝酒,离开时送了我一瓶总统就职典礼的国宴酒。两年前来台北和他见面,又开了一瓶珍藏多年的陈年金门高粱,桌上摆了他做的小菜,还有巷口买的小菜。见到故人,吃的是乡愁的味道。我跟他当年其实并没有太多交集。老实勤恳的一个人,话也不多。他离开时,跟我说他终于了解我在位子上的苦心与苦衷。这么一句话,就够了。这一刻,他看着我,说,飞机上喝酒了吧。我说是的。他大概指的是我的脸色和眼睛。我又说,离开台北太久了,我在飞机上就已经不能自已。其实也没有很久,就两年,倒是一直很想念。那些人,那些事,那些年,那些场景。每隔一段时间,就在我脑海中像走马灯一样闪过一遍。跟P没说几句,我又控制不住了。再拥抱一次,说我先走了,掉转头就拉着行李往外走,头也不回。P在我身后说,保持联系。我真不敢相信,台北怎么对我这么好,竟然让我在机场遇见P。台北,你给了我多少记忆,你还要给我多少惊喜。

Wednesday, 22 March 2017

大不了教书好了

那个晚上,在国家图书馆五楼的戏剧中心剧院看必要剧场的 Those Who Can't, Teach ,不断在脑海中闪过的念头,却是这个戏在1990年的首演。

 那是电力站艺术之家的开幕,1990年9月,新加坡第一次有黑箱剧场。 Those Who Can't, Teach 是在电力站黑箱剧场上演的第一个 full-length play。这个戏是我看的第一个必要剧场的作品。而那年,是我开始教书的第一年。

 27年前。我极力搜索记忆,尝试回想起当年演出的场景。具体的情节和人物,都无法记得。但是,印象却还有的,而且深刻。我刚刚从教育学院毕业,面对的是一辈子的未来。上大学之前,我就已经决定了,我要教书,而且会教一辈子。演出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是创作者(编剧 Haresh Sharma, 导演 Alvin Tan)很懂得教书的生活,很了解老师和学生,他们的困境与希望——也就是我的困境与希望。

Those who can, do. Those who can't, teach. 剧名大概是源自这句英谚,而其典故出自萧伯纳。无法成事的人,就去教书。首演时在中文报的宣传,剧名翻译为《大不了教书好了》。当然,无论英文或中文剧名,或引用英谚的方式,都是作为反讽之语。剧中表现的焦虑感和沮丧感,反而激励初为教师的我。剧中的爆发力,愤怒与关爱,对人,对这个地方,让我感到震撼。

然后,就是27年。从旧戏剧中心、电力站起家的必要剧场,如今在新戏剧中心第三度演这个已经成为经典的作品。观众席里,绝大多数是二十几、三十几岁的年轻人。好些拎着大手提包,有的没有关好,看到里面的手提电脑、纸本笔记本。看来就像年轻的老师,当年的我大概就是这个样子。整个演出,是一次集体的祭典,大家一起笑,一起沉默,一起感动,一起揪心。

自从第一次看必要剧场的戏,二十几年来,写过不少他们演出的剧评。可是,必要剧场的戏,往往也是最难下笔的。因为总是那么贴近我的感受与思考。写评论需要距离,而他们的戏,总是把我整个吸进去,深陷其中,难以自拔。后来和他们成为朋友。他们大概不了解,为什么我无法在我作为评论者和他们的作品之间,建构起批判的距离。如果可以在创作上能够有所合作,我倒是觉得是可以的。1995年,我翻译了 Haresh 的两个剧本《天意》、《母亲节》。1996年,必要剧场演出我的剧本《市中隐者》(郭庆亮导演)。今年,我又翻译了 Haresh 的《演员四十》。那种经验是愉悦而满足的,能够参与他们,而不是作为抽离的评论者。

 我很感谢 Haresh 和 Alvin。27年来,每当我在教书工作上有所起落,会想到当年看过的这个戏,想起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