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turday 31 January 2015

大家无需起立

《联合早报》2015年1月31日
舞台亮起 ◎ 柯思仁

婚宴司仪端庄优雅地走上台,全场亲友期待已久的时刻终于到来。司仪手握麦克风,亲切淡定地说:“大家无需起立,但请你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新人入场。”

台前铺置耀眼的红毯,一路展延到宴会厅的入口处。场内灯光渐暗,聚光灯投射在紧闭的大门上。庄严的音乐响起,大门打开,新郎与新娘面带幸福微笑,缓缓携手步过红毯走向舞台。两旁围坐圆桌的亲友,果真都没有站起来。随着新人的步伐,注视的目光移动,全场掌声不辍,直到新人在台上站定。

那是一对甜蜜美丽的新人,更甜蜜美丽的是他们的贴心与得体。

多年来参加婚宴,新人出场之时,常常看到的是,全场亲友起立鼓掌迎接。有时是司仪请大家起立,有时是众人已经习惯性的不需吩咐就站起来。靠近舞台的那两三桌,总是有几个老态龙钟的长者,颤颤巍巍地想要起立却直不起腰,偶尔还看到长者身旁的年轻人全神投入的目迎新人而忘了加以搀扶。

婚宴的主角当然是新人,这是他们下一个生命阶段的精彩起始。婚纱礼服沙龙照,无论多少张各种不同的姿势,往往就只有两个新人的合影。那几个颤颤巍巍的老者,可能是他们的,或者是他们父母辈的,前一个生命阶段的重要支柱。不过,这时仿佛已经退为背景,模糊不清的背景。

为什么需要起立,为什么无需起立,其实也没有绝对的标准。只是某一个瞬间,有的人看到生命的下一个阶段,有的看到前一个阶段。他们目光所及之处,就决定了全场亲友是站是坐,也显示了他们心目中主角与背景的分别。这一刻也就特别珍惜“大家无需起立”那一句话,听起来好像也没什么特别深邃的含义,那么不经意的一句话却自然流露某种深思熟虑的心意。

新娘和司仪都是南大中文系几年前的毕业生。这一个世代的年轻人,往往被社会标签为强烈自我中心的一代。婚宴上让我感受到的却恰恰有异于这种似乎理所当然的概括。也许是家长从小细心教养,也许是老师多年谆谆启迪,也许是友人之间互相勉励,二十几年来各方面潜移默化,在这个重要时刻,就那么让人惊喜的打破了被加诸自身的刻板印象。

不知道是自己的运气,还是下意识的选择,我常常看到的是年轻人尊重与礼貌的行为表现。印象最为深刻的时候,是中文系每年的谢师宴,欢庆热闹一夜之后,准备要拍团体照留念。当司仪说,我们现在请老师和同学们一起来拍照。全体同学都站起身来,走到拍摄位置前,围成半圆,戏剧性的站住,仿佛默契十足的定格。老师们在众人耐心等待下,不免互相礼让一番,诸如您比较资深应该坐在中间之类,然后排列坐下,同学们这才蜂拥而上围绕着老师站好,或者是坐在老师面前的地板上,还频频回过头注意不要因为个子太高挡到老师。

这样的时刻我总是特别感动。

什么时候该停下来,什么时候该走上前;什么时候该站,什么时候该坐。只不过一个简单的动作,隐含的却是长期的修养和对于礼仪的认知。匆忙劳累的现代生活中,这些看起来琐碎繁杂的事项,也许很多人会嗤之以鼻,认为是没有必要的繁文缛节。可是,当自己亲眼看到亲身体会这么一个动作,却着实难以压抑的感动起来。

那天参加婚宴,来到酒店大厅,还没有见到新娘,一位西装笔挺的先生和一位礼服端庄的女士,就笑盈盈的过来和我打招呼,叫我“柯老师”,说了许多客气的话。原来他们是新娘的父母,可是我不记得曾经见过他们啊。可能在学校的某个活动场合见过面,可能看过我和同学们的合照,也可能是新娘特别跟父母说起有一个柯老师会出席婚宴。那一刻有点讶异,有点惊喜。新娘这么贴心与得体,父母多礼与热情其实也不应该感到特别意外啊。

Saturday 17 January 2015

不期而遇的过往

《消失的华校》里的外婆(书页右下角照片,后排左)和她的姐妹。

《联合早报》2015年1月17日
舞台亮起 ◎ 柯思仁

偶然翻开一本刚刚接过来的新书,竟然与自己的过往不期而遇。这是怎样的一种巧合,还是冥冥之中的注定?

去年七月举行的“华校校史展”,没来得及去参观。月前在出版社讨论我的新书的用纸,何华递给我为展览出版的书《消失的华校:国家永远的资产》,说可以参考很有质感的内页纸张。我随手一翻,不经意的,就停留在第240页。右下角的一张照片,让我震惊激动,也将我带入遥远的记忆。

照片里四个中年女子,三个穿着旗袍,一个娘惹装扮,是我外婆和她的三个姐妹。我清晰的记得,曾经在三十几年前看过这张照片。那天下午,日光炎炎,外婆从铁盒子里拿出来,向我们几个小孙子展示姐妹们的昔日风采,梳妆齐整后拍摄的沙龙照。我不知道照片是什么时候拍摄的,以影中人脸上的璀璨容貌判断,很可能是战后不久的作品。

三十几年前,我的童年。再一个三十几年前,外婆的中年。相加起来,那是近七十年前的过往。某个下午,翻开一本书,邂逅自己童年那个迷蒙的下午,再次进入外婆风华正茂时代,我从来未及见证的场景。

书中那篇文章讲述的其实并不是外婆的故事,而是应新学校的老教师利添香女士。她是外婆的二姐,我小时候叫她姨婆。外婆的大姐很早就嫁到印尼,我从来没有见过。另外两个姐妹,偶尔会来找外婆,那些年我跟外公外婆住,见到她们来访,再腼腆也都要从房间里出来叫声姨婆。

外婆名讳贞香,娘家在大坡做生意,宝号合炳南。小时候外婆常常提起,不说回娘家,而是回hahp bing naahm。那时我还不懂得那三个字怎么写,华语怎么说,认得的是广东话那三个音。外婆和儿女都讲广东话,我每天听外婆和母亲的对话,从小就完全听懂广东话。作为客家人,她和两个姐妹之间,无论是姨婆来访或者三两天煲一次电话粥,说的都是纯粹的客家话。外婆讲话声音洪亮,我听多了,客家话大概也可以听懂五六成。不过,她和孙子们说的是华语,无论是沟通赞赏还是斥骂教训,都是那么流利深刻。那是个多语的家庭环境,语言尚未单一化的精彩时代。据说外婆是语言天才,华语、英语、马来语兼通,客粤闽潮皆无往不利,嫁给籍贯福州的外公后,连福州话也琅琅上口。

少女时代的外婆是校花,美名从合炳南附近,远播至整个筊间口——是的,用福建话念出来的kiau king khau才是我记忆中的地名,为了写本文我才多番查证找出筊间口这个中文的写法。记忆中外婆的梳妆台上永远摆着一大瓶Max Factor卸妆水,每晚都要用揉好的棉花球卸除早上起床后就扑上的蜜粉。外婆的追求者众多,结果选择了和温文儒雅学问渊博的外公谈恋爱。太公太婆反对外婆和做教员的外公交往,将她锁在屋里,不准两人见面。他们大概没有想到外公后来当上校长,还多年担任新加坡华校联合会的秘书。性格倔强的外婆,打开窗户,从店屋二楼跳下来,骑着三轮车在一旁等候的外公,就把她接走。两人从此远走高飞,远奔马来亚北部的实兆远教书。

校花、教员、自由恋爱、父母反对、私奔,多么戏剧性的五四元素和情节。外公外婆的故事里,五四可不是隐喻,而是现实。他们的经历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正是五四运动在中国轰轰烈烈发生之后不久。曾经在福州接受新式大学教育的外公,那个世代的年轻学子,应该也深深受到新思想的感召,进步而叛逆,还带着这种现代意识的熏陶来到南洋,并且身体力行。

外婆的照片出现在《消失的华校》书里,完全是意外的惊喜。虽然外婆曾经教过书,不过很早就当上全职的校长太太,在家养儿育女。倒是外公,曾经在华校教育史上扮演重要角色,想来应该会在书中记上几笔。我赶紧翻开目录搜索外公曾经担任校长的学校。这次倒没有意外,却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Saturday 3 January 2015

车厢里的阅读

《联合早报》2015年1月3日
舞台亮起 ◎ 柯思仁

下班尖峰时间,暗沉的傍晚天色,裕廊东地铁站月台上黑压压的挤满了人。尽管拥挤,人们的动作倒不是很急促。从一个刚抵达车站的车厢出来,准备转搭月台对面即将开动的列车,那些人偶尔会加快脚步。与很多大都会的地铁乘客相比,岛国居民的生活节奏似乎没有那么紧张,或者有一点无所谓的态度。

这种速度,相当适合在排队等车,或者在车厢里坐着还是站着的时候,做一些别的事情。

车厢里的乘客,十之八九都手握一机,神情专注,有时单手食指猛刷,有时两根拇指敲打,对周遭的人事无动于衷,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没有低头看着手机的,有三几个脸侧垂挂着耳机,或眼睑低垂,或直视前方,仿佛现实与己无关。远处靠近出入口,两个年轻女子,十根手指时曲时伸,小声说大声笑,似乎在比较彼此的指甲彩绘,看看谁的青春比较有时尚感。右侧座位上两个看来是南亚裔的男子,手挽着手,一个的头靠在另一个的肩,两人皆双眼闭上。依偎着感受着的不仅是身边的体温,仿佛也是遥远的乡愁。

人体簇拥的车厢,是纷繁多元现实的缩影,人们却都将自己装进与外界隔绝的囊袋。

进入地铁车厢后,我尝试挤到两个出入口之间的位置,站稳脚步,拿出书本。董桥去年出版的《读书人家》,香港牛津出版社的精装本,深蓝色书皮上镶印金色图案与文字,书名是集董其昌的书法,整体一个仿古雅趣。书中娓娓述说的,诗词字画,文人雅事,穿越古今,来往中外。游走在董桥的文字之间,我也逐渐遗弃地铁车厢里的生活现实,进入神游的境地。

记得大学时代第一次接触董桥的散文,早年那本台湾圆神出版社的《这一代的事》。那是还没有地铁的时代,坐在巴士上偶尔翻翻几页,不敢多读,因为巴士车身晃动得厉害,看多几页就头晕目眩。那本书写些什么已经完全不记得了,文字感觉起来淡雅厚实,倒是印象深刻。后来读上瘾,也买了《跟中国的梦赛跑》和《辩证法的黄昏》。从还没有地铁的时代,到地铁启用的时代,以阅读贯串起来。

有了地铁之后,微微震动前行的车厢,倒适合细细阅读,无论是坐是站,都没有问题。可惜的只是,地铁车速比巴士快得多,也不会遇到交通阻塞,乘车时间短了,还要时时留意究竟到了哪一站,翻不了几页就得要准备下车。阅读于是不得不中断,收拾散落古今中外的神思,重新回返人来人往的世界。

多数时候,车厢里的读者就只有我一个,其他乘客不是发呆就是玩手机。有一次,晚间车厢里人并不是很多,我坐下来拿出一本诗集悠闲地翻阅。看了几页,过了几站,抬起头来,原本空荡荡的车厢也坐了七八成满。意料之外的是,乘客之中竟然有五六个手上捧着书本。远远望去,有的是薄薄的杂志,有的是小开本的日本漫画,有的厚厚一本也许是传记还是回忆录。从来没有在岛国的地铁车厢里看过这么旺盛的阅读风气,就发生在这么一个下了班吃了饭也许还喝了一点酒的夜晚。

当天把这件事放在脸书上,得到友人热烈的回应。君伟热心建议,不然组织一个快闪行动,召集一群人,在某个地铁站一起上车,然后都拿出一本书来阅读。快闪行动是一种行为艺术,这主意真不错啊。阅读是艺术,阅读也是生活。说不定看到这样的行为艺术表演,原本冷漠而无所事事的地铁乘客,也都从包包里拿出书本来。也许每个人原来都随身携带着一本书呢。只是没有看到别人在阅读,反而觉得自己手上有一本书,好像是一个异类。

那天读董桥也只读了一篇半就到站了。拥挤的车厢挤满了人,我转身准备挤到出口,一不小心,撞到身后的乘客。回过神来准备道歉,他显然并没有受到我撞击的干扰,只见到他低着头,神情专注,手上捧着一本看起来至少有七八百页的长篇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