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dnesday 27 February 2008

服务

台湾朋友请吃饭的时候,complain 说台湾的服务太差了。我听了,反应是:“huh?” 台湾的服务差,那新加坡有服务吗?

昨天晚上,工作完毕后到台大对面一家叫做“普吉岛”的小店吃饭。坐下来,老板娘就笑笑对我说:“第一次来啊?要不要试试我们的无骨鸡腿饭?很好吃的哦。”

我说:“好吧,就试试看。”

不久之后,老板娘拿了一大杯冰红茶给我,说:“这是附餐饮料,你第一次来,给你特别大杯的,”然后她悄悄指向她的背后:“普通都是比较小的杯子。”后面桌上的杯子,大概只有我的杯子的一半大。

鸡腿饭果然好吃,我很快就全部扫光了。付账的时候,我拿出一百块给老板,等他找我一块钱。老板娘在一旁说:“他第一次来,给他打折,就收九十块好了。”然后转头对我说:“下次再来哦。”

台湾的服务差?我还没有在别的地方碰过这样亲切的服务呢。

Monday 25 February 2008

一百零八条好汉:英雄?强盗?情种?孬种?

《联合早报》2008年2月25日

古人说“少不读《水浒》”,意思大概是担心年轻人读了施耐庵的小说《水浒传》之后,会学书中所塑造的一百零八个人物那样,整天想着打斗造反,不服戒训。这里所谓的戒训,指的显然是帝王统治所基本依据的儒家教条。如果人人都心里想着通过反叛抗争的方式,使自己的社会困境得到解决,那么,帝王的权威面对挑战,社会制度受到威胁,社会也就变得动荡,统治也就难以进行。

如此看来,《水浒传》好像是一部反抗威权的小说,颇符合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的话语,而曾经被标称为“农民起义”的代表,使共产党的革命行动更为合理化。这种看法,现在看起来显得可笑,《水浒传》里的造反人物最后都被朝廷招安,这个结尾,在革命话语之中,好像可以“目睭贴stamp”一样,视而不见。毛泽东后来说宋江的投降是“搞修正主义”,《水浒传》因此被定性为“投降主义小说”,是革命的“反面教材”,显然他倒还是比较清醒的。

不过,无论是革命的共产党,还是任何反对党或造反派,一旦获得统治的权力,总要大力宣扬某种思想或主义,作为维持社会稳定的工具。这正是20世纪影响深远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阿尔图赛(Louis Althusser)所提出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的功能。帝王统治时期所宣扬的儒家教条,共产党统治时期所宣扬的社会主义,或者这些年来所宣扬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人认为是资本主义的别名),其目的都是为了使人们找到社会结构中属于自己的位置,而安分地在这个位置上获取所需。如此一来,制度有效,社会稳定,统治权力也得以伸张。

无论是被用来支持统治还是作为戒训,《水浒传》 就像任何一个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本,其生命注定是存在于后人的诠释和利用;而任何诠释和利用,背后都有某种意识形态在进行操纵。在社会大众之中传播的层面上,也是如此。《水浒传》中的一百零八条好汉是怎样的男人,总是各有各的说法。某些人认为他们是在杀人掠夺,另外一些人把他们的行为解读为劫富济贫;某些人认为他们是落草为寇,另外一些人把他们的遭遇标榜为梁山结义——某些人认为他们是强盗,另外一些人认为他们是英雄。《水浒传》通过出版成为经典小说,通过大众媒体电视、电影的改编和播映成为流行故事,一百零八个人物,逐渐被塑造和认知为英雄,而不是强盗。

《水浒传》因此成为英雄主义的范本。有人认为,80年代中开创黑社会类型电影的《英雄本色》,正是以《水浒传》为原型。无论是《水浒传》还是《英雄本色》,里头的世界都是男性,而且都是强悍凶狠的男性。通过《水浒传》和类似小说的阅读,《英雄本色》和类似电影的观看,以及许许多多类似主题和叙述方式的文化产品的消费,人们的心目中形成了某种男性的形象和期望。

因此,人们会认为:男人本来就应该强悍凶狠;男人本来就应该勇敢果断;男人本来就应该是占有者和侵略者;男人本来就应该认为“兄弟如手足,女人如衣服”;男人本来就应该“流血不流泪”;男人本来就不应该喊“救命”,任何时候,包括在生命有危险的时候。这些都是在许多人观念里一直存在的意识形态。大多数的时候,这些命题中的“本来就应该”(或者也可以换成“理所当然”、“毫无疑问”等等表述模式),就像是嵌入人们脑中的微晶片一样,控制着人们看人看世界的方式。意识形态的运作原则是:不假思索。

正因为这些意识形态运作的前提是“全自动”的,就像一台已经纳入轨道运行经年的人造卫星,人们已经习惯其存在,不需要去怀疑——看到天边那颗最耀眼而从不闪烁的星星,人们一般上会赞美它照亮了夜空,而不愿意相信它不是自然的天体。当另外一个人理性地指出那是人造卫星的时候,梦幻破灭了,往往只有招来怨恨的眼神。

林奕华就是那个指出国王没有穿衣服的小孩。2006年在台北首演,刚刚在新加坡滨海艺术中心的“华艺节”中演出的现代都会版《水浒传》,正是林奕华挑战“不假思索”的主流意识形态,解构和重新建构男性的作品。在林奕华版的《水浒传》里,那些人们平常认识的关于男人的印象,那些关于男人“本来就应该怎样怎样”的观念,全都消解了。观众在看起来好像不断重复的情节中发现:男人原来也可以是软弱无助的;男人原来也可以是犹豫不决的;男人原来也可以为了和大哥的女人私奔,而想要把大哥杀了;大哥在杀小弟,或者小弟在杀大哥的时候,男人原来也可以扭捏成这个样子的。

请注意了,以上说的不是“男人原来是”,而是“男人原来也可以是”——既然没有“本来”,当然也就没有“原来”啦。社会上的主流意识形态将男人本质化,建构一种男人的属性,渐渐地人们就以为男人都有一种“本来的”面貌和精神特质。可是,很少人想过,男人“本来”就是这样的吗?如果不是被施耐庵版的《水浒传》迷得不假思索,读者可能会记得中国古典小说和戏曲中,男人比较多是像《牡丹亭》里的柳梦梅或者《红楼梦》里的贾宝玉那样的文弱书生。如果不是被《英雄本色》和后来的黑社会电影迷得不假思索,观众可能会记得香港的粤语残片和台湾的琼瑶电影中,白马王子不是吕奇、谢贤,就是秦汉、秦祥林。

施耐庵版的《水浒传》里的男人,可以是英雄,也可以是强盗。林奕华版的《水浒传》里的男人,可以是情种,也可以是孬种。如果男人有什么本质的话,那大概就是男人都有“老二”。至于大哥或者小弟,奸夫或者懦夫,都是在某种情境中的某种角色;既然是角色,就是一种社会建构,而不是一种本质;既然是建构,就无妨通过戏谑、嘲讽、质疑来加以解构。至于“老二”,也不一定是大的就好。林奕华版的《水浒传》中,连这个意识形态也颠覆掉了。

任何一个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再强势再霸道,总有人跃跃欲试想要加以挑战。五百年前,施耐庵版的《水浒传》颠覆了当时蔚为传统的文弱书生形象;五百年后,林奕华建构的另一种男人,颠覆了施耐庵所建构的男人。随着主流意识形态摇旗呐喊,不太困难也不会张扬;向主流意识形态发出挑战的人,在某些人的眼中是蠢材,另外一些人的眼中,那是旷世奇才。

Saturday 23 February 2008

台北的一场演讲

首先是为了龙应台,其次是为了王赓武,我提早一天到台北,出席星期六下午由龙应台文化基金会主办的“国际名家论坛”。在中山堂举行的演讲,由王赓武主讲《中国人?华人?东南亚版的华人“认同”》,龙应台主持。

这场演讲是在台北,可是,演讲却是用英语。英文题目是: What Kind of Chinese? Southeast Asian Variations. 根据龙应台的说法,台北有许多外国人,根据讲员和讲题的需要采用英语,说明台北是一个国际化的城市。王赓武在演讲开始时则说,这个课题有其特殊的语境,一方面,东南亚有多种语言,由于历史背景的关系,共同语是英语;另一方面,这个课题的讨论,主要是以英语进行。

的确是如此。龙应台用心良苦,邀请了好些国际学者以英语演讲,让台北听众有更强的国际意识,而不是越来越内视。王赓武用英语说关于“Chinese”的课题,以一个国际视角进行讨论,而不是中国人/华人以华语/国语/普通话在对中国人/台湾人说话。

王赓武演讲的内容,我大部分都已经知道的了。但是,在一个全然不同的环境和观众之中,却有不同的感受。

整个中山堂光复厅爆满,主办者还不断加座位,大概有五、六百人的样子。现场的听众,有的可能很早就入场,一直静静地等待演讲的开始。现场有同步通译,演讲入场是免费的,可是使用机器要收费,普通听众200台币,学生100台币。不过,有更多人没有用通译服务。

问答时间,有一个年长观众相当气愤地问:“你是中国人,为什么不说中国话?”我能够理解他的感受。在台北,华语是官方语言也是共同语言,王赓武的华语说得跟他的英语一样好。他的问题,可能更是针对龙应台。龙应台在台湾人面前说英语,难免人们会有怪异的感觉。

另外也有马来西亚和缅甸来的学生问问题。有一个马来西亚学生,指责1965年的王赓武报告书主张将南洋大学的教学用于改为英语,又指责李光耀消灭华校。王赓武显得相当无奈,说报告书是新加坡独立前进行的,主张的是除了华语,南大学生也应该学英语和马来语,这是在新加坡还是马来西亚的成员的背景下提议的,新加坡独立以后,这个报告书就应该作废。(关于这桩公案,已经有学者进行研究,并写成论文。)

台湾的观众,一般上是问一些有关东南亚华人历史的细节。有一个观众,问王赓武对于最近民进党政府将“国语/文”改称“华文”或“汉语”的看法。另一个观众,则问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华人认同的前景如何。

演讲加讨论加问答,超过三个小时。会后,我上前和龙应台打招呼,她很惊讶我的出现。我说:“我是特地为这场演讲来台北的。”一旁,许多人围着王赓武,我就没有去和他打招呼了。

龙应台说晚上还有一场王赓武和大学生的闭门讨论,问我要不要去。我说,我要去牯岭街小剧场看戏。她笑笑。我想,她是了解我更大的兴趣是在剧场。

Thursday 21 February 2008

挑战与困难

《光种音子》演出结束后的对话中,有一个观众问:“你们合作所面对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林强想了一下,说:“没有人挑战我们,我们是在和谐的情况下进行创作的。”

在新加坡人的语汇里常出现的“挑战”,原来在林强的字典中是不同的意思。我突然记起,什么时候开始,可能是80年代,新加坡人就在政府的倡导之下,不再使用“困难”一词,而用“挑战”取而代之。说“困难”是消极态度,说“挑战”是不仅面对困难,还准备要去解决困难。从此,“困难”原本的含义,就被“挑战”继承了。

新加坡的生存之道,就是在于通过人为的力量,把“困难”转变为“挑战”。人们总是往前看,往前冲。也许,有时候还是把“困难”看成是困难,往自己的内心看一看,想一想。坦白说,有很多时候,困难还是困难的,人生还是无奈的。行动不一定就比思考更重要。

Wednesday 20 February 2008

继续期待

我想了很久,应该要怎样写一点有关《如影随行》的想法,但是,却很难想到有什么非写不可的。我不讨厌这个戏。这样的说法,是不是暗示我也不是很喜欢这个戏?很难说。

我从1984年看赖声川为兰陵剧坊导演的《摘星》开始,到《如影随行》为止,一共看了赖桑的12部作品,从台北到香港到新加坡,都是在剧场看现场的。每一次看都有惊奇,都有发现。《如影随行》是一部相当“不赖声川”的戏,可以这么说。

赖桑做剧场,很出色的一点,是他能够掌握发挥剧场空间的特点,也很能够说故事说得精彩。表演工作坊的那些经典作品如《那一夜,我们说相声》、《暗恋桃花源》等不说,我最怀念的是他为国立艺术学院戏剧系编导的《变奏巴哈》和《田园生活》。

很想看看《如梦之梦》。那天,听赖桑的演讲,描述《如梦之梦》的创作形成过程,一个故事扣一个故事,那种叙事方式太迷人了。七个半小时的戏,呵呵,“华艺节”有办法带来新加坡吗?

对于“华艺节”来说,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吧,连十八个小时连演六场的《牡丹亭》都能够请来新加坡演出了呢。

Tuesday 19 February 2008

“剧场艺术”讲座系列①

南大中文系系学会将主办一些列的讲座,第一个讲座是由郭庆亮主讲,详情如下:

主讲人 郭庆亮(戏剧盒 艺术总监)
讲座题目
导演的工作:砌一栋安全的危楼

日期:23/02/2008 (星期六)
时间:0945-1230
地点:LT 16, NTU

主讲人资料:http://www.dramabox.org/abt-artists.html

同学们很花心思在筹备各种有意义的活动,我总是愿意尽力支持,也希望同学们支持,踊跃出席,我相信你们会有许多收获的。

想起来,我在念大学的时候,听演讲就像是吃饭一样呢,呵呵。不信,你可以看看我一年里听了几次演讲,有一些可能没有记录下来的呢。

Sunday 17 February 2008

剧场作为媒介

如果剧场里没有语言,还算不算剧场?这个问题,也许是《光种音子》的观众很想问的。

我看的是星期五晚上的演出,地点是滨海艺术中心的 theatre studio, 也就是小剧场。既然是在“小剧场”,应该就算是“剧场”的一种吧。可是,没有语言,却与我们平常对于剧场的认知,有一些(可能很重要的)差异。

如果,把语言看成是剧场的众多元素之一,而不是必要的或者最重要的元素,那么,《光种音子》里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剧场元素呢?这时,问题当然就是,剧场的各种元素有哪些?

《光种音子》让我们思考的是,什么是剧场。我们常常“以为”什么什么,然后就“认为”什么什么,一切好像就如此定下来,一切好像也就很简单了。

《光种音子》是一个简单的小品,有简单的主题。只是,剧场通过人们平时不常见也因此不习惯的媒介来展现这个主题。在这个作品中(或者在所有作品中),主题本身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这个媒介怎样展现主题。

面对经典

《联合早报》2008年2月17日

每逢农历新年,最叫人期待的就是由滨海艺术中心主办的“华艺节”。今年的一系列精彩戏剧节目中,我最想看的是香港导演林奕华的现代都会版《水浒传》。一方面是林奕华创作剧场已经超过20年,终于等到他把作品带来新加坡。另一方面,林奕华的剧场千变万化,总是在挑战观众的感觉与观念,这是我特别想要亲身体验的。

我在这里不谈《水浒传》的演出,只是想从上个星期在讲座中林奕华所说的一些话谈起。

林奕华说,他这次排了这个现代都会版的《水浒传》,不过,他至今没有读过古典小说《水浒传》。他已经另外排了《西游记》,接下来要排《三国演义》,而这些小说他也都没有读过。讲座现场有人问他,没有读过原著,如何进行诠释。

这个问题中,提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概念:诠释。诠释涉及两方,诠释的人与被诠释的对象;从一个比较简单的层面来说,也就是读者和文本。诠释这个活动的进行,是某个读者以某个文本为对象,尝试读出文本的意义。在西方文化传统中,诠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最原始的“诠释”,是指宗教师对于《圣经》文字意义的阐发与解释。历史上各家各派的宗教师,都宣称自己对于《圣经》的诠释,是最忠于文本的,也因此是最接近神的意旨。这个文本不是普通的文本,而是其中藏有某种真理。

当“诠释”这个概念被延伸使用到以一般文学文本(甚至是生活中的各种非文字的文本)为对象的解读时,进行诠释活动的人,在态度上,仍然像那些宗教师一般,认为文本像是一个盖起来的盒子,而他们的任务是将盖子打开,让人们可以看到里头所藏的宝物。那个宝物,始终藏在盒子里。没有被人通过诠释行为加以发现的话,宝物仍然会原原本本的藏在里头,等待有一天,有人把宝物发掘出来。

对待各种被经典化的文本,无论是文学的,还是历史的、文化的、社会的、政治的,当人们以“诠释”作为一种近乎宗教情操的态度来对待时,这些经典文本,就像是宗教的经典一样,被被赋予一种神圣的性质,也被认为有某种真理存在于其中。这个真理,正是创作者的意图,是文本唯一的意义,是不可挑战的。因此,成为经典的文本,是不可以亵渎的,是不可以被扭曲的,是不可以被胡搞的。经典唯一的意义,就是像一个盖子没有打开的盒子一样,等待有人来发现其中的宝物。

因此,当林奕华说他排了深受欢迎的现代都会版《水浒传》,而从来没有读过古典小说《水浒传》的时候,有人会觉得疑惑甚至不满:怎么可以这样对待经典呢?那真是不够尊重也不够诚恳啊!没有读过经典原著,怎么进行诠释呢?

问题是,面对所谓经典时,“诠释”并不是唯一的态度。在这个情况里,林奕华和《水浒传》的关系是非关诠释。如果不认为经典必定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话,那么,经典(或者经典的某一个部分)也就可以被重新创造,甚至可以被玩弄、挪用、颠覆、解构。这时,经典不再是人们传统上所认知的那个深藏着某种真理的对象,而就像任何一个文本一样,从一个神圣的位置上退下来,成为一个平凡的东西。

林奕华的《水浒传》,不是施耐庵的《水浒传》,也不是后者的改编或重新创造。面对经典时,林奕华不是学生,不是读者,更不是评论者。他只不过刚好看到《水浒传》这个名字,借用这个名字和一些流传的故事,叙述他自己的故事。

看完《水浒传》的那个晚上,走出滨海艺术中心,对面的“春到河畔”活动现场人山人海,热闹非常。哦,那些人正在把文化传统当作神一样来消费呢——他们不是在膜拜,而是在消费。我心里萦绕一个难以解答的问题:在人们的心目中,究竟是消费传统比较罪恶,还是颠覆传统比较罪恶?

Wednesday 13 February 2008

男人与女人

男人本来就应该是强悍的。男人本来就应该是勇敢的。男人本来就应该是果断的。男人本来就应该是占有者。男人本来就应该有“兄弟如手足,女人如衣服”的观念。男人本来就不应该喊“救命”,即使在生命有危险的时候。

大多数的时候,这些命题中的“本来”(或者也可以换成“理所当然”、“毫无疑问”等等),就像是嵌入我们脑中的微晶片一样,控制着我们看人看世界的方式。不假思索。

林奕华的《水浒传》把这些“本来”全都消解了。观众发现男人“原来也可以是……”。请注意,不是“原来是”,而是“原来也可以是”。没有“本来”,当然也就没有“原来”啦。

《水浒传》里九个男人,不断以各种组合,再现各种各样的“男人原来也可以是”。“本来”正是一种要我们不思考而无条件接受的意识形态。“原来也可以是”当然我们就不能够也如此接受了。

女人,由三个女演员轮流饰演。虽然演员人数比较少,可是更为复杂。好像也可以用“本来”、“原来也可以是”的方式来解读。不过,想想却发现这个方式用来解读《水浒传》中的女人,似乎太简单了。

一点感想,不多说了。不然,我的学生要怪我影响他们的报告思考,或者抢去他们的重点呢。

创意·如影随行:赖声川讲座

台湾著名编导赖声川的最新作品《如影随行》,讲述的是一个女孩所面对的家庭悲剧。她在依稀记得的真实里,追溯悲剧的根源;在整个寻找的过程中,一道道的秘密随着情节相继揭开,如影相随的所有不明与怀疑、怨恨与嫉妒,将真相大白。

赖声川将同大家分享他这部新戏的创作概念,以及如何在集体即兴的创作中碰撞出诸多出人意料的火花。

日期 2008年2月16日(星期六)
地点 滨海艺术中心音乐室
时间 上午11时至下午12时15分
讲座用语 华语
入场免费 先到先就座,坐满为止。

凡有意出席讲座者,请在2月11日至15日到滨海艺术中心售票处索取入门票。取票时间从中午12点至晚上8点30分。

Sunday 10 February 2008

不读经典

林奕华说,他排了《水浒传》和《西游记》,却没有读过原著。他最不喜欢《三国演义》,接下来排以《三国演义》为名的剧场作品,应该也不会读原著。他最喜欢《红楼梦》,所以把它留到四部曲的最后一部来排。

现场有人问他,没有读过原著,如何进行诠释。嘿嘿,这个人也太执著了。“诠释”之所以成立,是有一个原始文本作为对象。林奕华排的戏刚巧与“经典”同名,想来并非一种“诠释”的活动。所以那个问题在这个语境中,是 irrelevant.

对于创作者来说,不读经典不是一种罪过。要弄清楚的,是“角色”。林奕华在这些经典面前,他的角色不是一个学生,也不是一个读者,更不是一个评论者。既然林奕华不是扮演这些角色,何必非读原著不可?

借用一下这些名字,有何不可?况且,过了这么多年,这些名字的著作权早已经失效了,谁都有权利使用了。

上海是三块布景板

《上海之夜》里有两块大的布景板和一块小的布景板。大的是上海灯红酒绿的舞厅,以及上海龙蛇混杂的住屋。小的是某条河(苏州河?)上的一座桥的桥底。

上海除了作为布景板,差不多没有其他的作用了。八年抗战也是一块布景板,在剧中一晃而过,停留的时间,甚至没有那三块二大一小的布景板长。

其实,是不是布景板,或者在舞台上出现多久,并不是最重要的。上海作为一个隐喻,不知道风靡了多少作家和多少读者。上海,我也曾经做过“上海之梦”呢,梦里的场景,不是别的,就是那条霞飞路。

杜国威是说故事的高手。吴文德是剧场设计的天才。《上海之夜》在这两方面,颇有吸引人之处呢。

Friday 8 February 2008

《水浒传》与现代男人:林奕华讲座

日期 2008年2月10日(星期日)
时间 下午5时至6时30分
地点 滨海艺术中心艺术图书馆

讲座用语 华语
入场免费 座位有限,先到先得

主持 郭庆亮

详情请见 华文剧场与表演部落格

过年



年夜饭到舅舅和舅母家吃饭,已经成为一种传统了。除夕晚上,和父亲过去,他们就住在我家不远,饭桌上还有表弟 JS 和表弟妇 Anna. 表妹 JE 和表妹夫 Ming 在香港工作,舅舅一家人在年初一清晨就要搭飞机到香港,和他们团圆。

舅舅家的客厅,摆了一盆朋友送的年花,我看到直说好美的花,尤其是中央那朵橙色的菊花。舅舅和舅母见我不断称赞,就要我带回家,说反正他们也不在家。带回家的除了年花,还有年夜饭吃不完的菜肴:鱼鳔汤、海参闷三层肉、发菜冬菇,外加一盒黄梨饼。每年都是如此,除了吃,还有得带走呢。这样一来,就省下我年初一做菜的麻烦了。

今年舅舅一家人不过来和父亲拜年,整个白天,除了把鱼鳔汤作了一道汤面和父亲当午餐,就是写论文、写论文、写论文!呵呵,终于在初一这天,把论文最后的部分完成了!太有成就感了。

傍晚,妹妹、妹夫、两个小外甥女一家人过来拜年,我把年夜饭的剩菜拿出来招待他们,呵呵。当然,还作了一些新菜啦。妹妹带来她家婆煮的咖喱鸡,还有大虾,我做了一样醋腌海带,还有肉碎炒芦笋。这样,就是蛮丰富的一桌佳肴了。吃过了饭, 还有 G 送的 prune kueh lapis 作为甜品呢。

这样,就过了年啦。接下来,就是连场精彩的华艺节。第一场是年初二晚上的《上海之夜》。在赶场看剧场的同时,还要修改论文、构思剧本、备课、写新的论文、编辑工作……呵呵,好丰富的年假哦。

Sunday 3 February 2008

美国鬼上身



一个阿富汗人的故事,如果由美国人来说,会说成什么样子?

The Kite Runner 的原著小说作者 Khaled Hosseini 出生于阿富汗喀布尔,后来移居美国,并在美国上学工作。电影导演 Marc Forster 出生于德国,在瑞士长大,在美国上大学、拍电影。更不用说的是,制作这部电影的是美国的电影大厂 DreamWorks.

美国观点的叙事,是怎样的呢?从前,那是一个或几个美国人,在任何一种危机之中,排除万难,以个人的力量解救人类与世界。这几年来,这些人物很多时候并不是绝对的英雄了,不过,他的“救世意志”仍然坚强,最后,在某些其他人物的协助之下,还是一样成功解决了危机。

电影中的主角 Amir 在喀布尔的童年时期,就是一个懦弱、更企图逃避自己懦弱性格的人。可是,当他到了美国以后,这种懦弱性格就没有再出现了。后来,他回到喀布尔试图要从卡利班军人的手中救出 Sohrab, 其性格的改变,除了因为他在美国住了一段时间,完全没有其他的动机。如果电影把 Amir 塑造得像 Rambo, 那就完全失败了。Amir 并不是一个绝对的英雄人物,最后他能够救出 Sohrab, 还得靠后者(一个小孩)的帮助。不过,他的“救世意志”,清楚无误的,仍然是那个“美国英雄”。

“美国英雄”的鬼魂,是“美国梦”的主要演员。相信“美国梦”,追求“美国梦”的人,迟早要被这个“美国鬼”上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