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day 25 February 2008

一百零八条好汉:英雄?强盗?情种?孬种?

《联合早报》2008年2月25日

古人说“少不读《水浒》”,意思大概是担心年轻人读了施耐庵的小说《水浒传》之后,会学书中所塑造的一百零八个人物那样,整天想着打斗造反,不服戒训。这里所谓的戒训,指的显然是帝王统治所基本依据的儒家教条。如果人人都心里想着通过反叛抗争的方式,使自己的社会困境得到解决,那么,帝王的权威面对挑战,社会制度受到威胁,社会也就变得动荡,统治也就难以进行。

如此看来,《水浒传》好像是一部反抗威权的小说,颇符合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的话语,而曾经被标称为“农民起义”的代表,使共产党的革命行动更为合理化。这种看法,现在看起来显得可笑,《水浒传》里的造反人物最后都被朝廷招安,这个结尾,在革命话语之中,好像可以“目睭贴stamp”一样,视而不见。毛泽东后来说宋江的投降是“搞修正主义”,《水浒传》因此被定性为“投降主义小说”,是革命的“反面教材”,显然他倒还是比较清醒的。

不过,无论是革命的共产党,还是任何反对党或造反派,一旦获得统治的权力,总要大力宣扬某种思想或主义,作为维持社会稳定的工具。这正是20世纪影响深远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阿尔图赛(Louis Althusser)所提出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的功能。帝王统治时期所宣扬的儒家教条,共产党统治时期所宣扬的社会主义,或者这些年来所宣扬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人认为是资本主义的别名),其目的都是为了使人们找到社会结构中属于自己的位置,而安分地在这个位置上获取所需。如此一来,制度有效,社会稳定,统治权力也得以伸张。

无论是被用来支持统治还是作为戒训,《水浒传》 就像任何一个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本,其生命注定是存在于后人的诠释和利用;而任何诠释和利用,背后都有某种意识形态在进行操纵。在社会大众之中传播的层面上,也是如此。《水浒传》中的一百零八条好汉是怎样的男人,总是各有各的说法。某些人认为他们是在杀人掠夺,另外一些人把他们的行为解读为劫富济贫;某些人认为他们是落草为寇,另外一些人把他们的遭遇标榜为梁山结义——某些人认为他们是强盗,另外一些人认为他们是英雄。《水浒传》通过出版成为经典小说,通过大众媒体电视、电影的改编和播映成为流行故事,一百零八个人物,逐渐被塑造和认知为英雄,而不是强盗。

《水浒传》因此成为英雄主义的范本。有人认为,80年代中开创黑社会类型电影的《英雄本色》,正是以《水浒传》为原型。无论是《水浒传》还是《英雄本色》,里头的世界都是男性,而且都是强悍凶狠的男性。通过《水浒传》和类似小说的阅读,《英雄本色》和类似电影的观看,以及许许多多类似主题和叙述方式的文化产品的消费,人们的心目中形成了某种男性的形象和期望。

因此,人们会认为:男人本来就应该强悍凶狠;男人本来就应该勇敢果断;男人本来就应该是占有者和侵略者;男人本来就应该认为“兄弟如手足,女人如衣服”;男人本来就应该“流血不流泪”;男人本来就不应该喊“救命”,任何时候,包括在生命有危险的时候。这些都是在许多人观念里一直存在的意识形态。大多数的时候,这些命题中的“本来就应该”(或者也可以换成“理所当然”、“毫无疑问”等等表述模式),就像是嵌入人们脑中的微晶片一样,控制着人们看人看世界的方式。意识形态的运作原则是:不假思索。

正因为这些意识形态运作的前提是“全自动”的,就像一台已经纳入轨道运行经年的人造卫星,人们已经习惯其存在,不需要去怀疑——看到天边那颗最耀眼而从不闪烁的星星,人们一般上会赞美它照亮了夜空,而不愿意相信它不是自然的天体。当另外一个人理性地指出那是人造卫星的时候,梦幻破灭了,往往只有招来怨恨的眼神。

林奕华就是那个指出国王没有穿衣服的小孩。2006年在台北首演,刚刚在新加坡滨海艺术中心的“华艺节”中演出的现代都会版《水浒传》,正是林奕华挑战“不假思索”的主流意识形态,解构和重新建构男性的作品。在林奕华版的《水浒传》里,那些人们平常认识的关于男人的印象,那些关于男人“本来就应该怎样怎样”的观念,全都消解了。观众在看起来好像不断重复的情节中发现:男人原来也可以是软弱无助的;男人原来也可以是犹豫不决的;男人原来也可以为了和大哥的女人私奔,而想要把大哥杀了;大哥在杀小弟,或者小弟在杀大哥的时候,男人原来也可以扭捏成这个样子的。

请注意了,以上说的不是“男人原来是”,而是“男人原来也可以是”——既然没有“本来”,当然也就没有“原来”啦。社会上的主流意识形态将男人本质化,建构一种男人的属性,渐渐地人们就以为男人都有一种“本来的”面貌和精神特质。可是,很少人想过,男人“本来”就是这样的吗?如果不是被施耐庵版的《水浒传》迷得不假思索,读者可能会记得中国古典小说和戏曲中,男人比较多是像《牡丹亭》里的柳梦梅或者《红楼梦》里的贾宝玉那样的文弱书生。如果不是被《英雄本色》和后来的黑社会电影迷得不假思索,观众可能会记得香港的粤语残片和台湾的琼瑶电影中,白马王子不是吕奇、谢贤,就是秦汉、秦祥林。

施耐庵版的《水浒传》里的男人,可以是英雄,也可以是强盗。林奕华版的《水浒传》里的男人,可以是情种,也可以是孬种。如果男人有什么本质的话,那大概就是男人都有“老二”。至于大哥或者小弟,奸夫或者懦夫,都是在某种情境中的某种角色;既然是角色,就是一种社会建构,而不是一种本质;既然是建构,就无妨通过戏谑、嘲讽、质疑来加以解构。至于“老二”,也不一定是大的就好。林奕华版的《水浒传》中,连这个意识形态也颠覆掉了。

任何一个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再强势再霸道,总有人跃跃欲试想要加以挑战。五百年前,施耐庵版的《水浒传》颠覆了当时蔚为传统的文弱书生形象;五百年后,林奕华建构的另一种男人,颠覆了施耐庵所建构的男人。随着主流意识形态摇旗呐喊,不太困难也不会张扬;向主流意识形态发出挑战的人,在某些人的眼中是蠢材,另外一些人的眼中,那是旷世奇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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