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ursday 25 June 2015

戏说半世纪 回首一百年

◎ 柯思仁

《摆渡》说的是新加坡半个世纪的华文戏剧,配合共和国独立五十年的历史性庆典。在这个特定的时间点,为了展现独立建国的特殊意义,《摆渡》将重点放在五十年来华文戏剧走过的旅程,是可以理解的选择。此时此刻,除了以一九六五年为起点,有所回顾与怀想,进行反思与前瞻,也不妨记得,戏剧,或任何文化生产,往往有其更邈远的渊源,更广阔的脉络。

新加坡现代华文戏剧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一九一三年的一次跨族群的演出“耆英善社”。百余年来,华文戏剧此起彼落,有过几度繁盛,也有过些许消沉。生成于二十世纪初的华文戏剧,多数以酬赈救灾为演出目的,也意图通过演剧达到移风易俗、推广文明的目的。英国殖民地统治下的新加坡,华社商界、教育界、知识界是华文戏剧的主要推动者。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华文戏剧进入四〇年代末和五〇年代的活跃时期。首先是左翼运动通过戏剧表达对于社会问题的关注,接着是通过学校为基地,延展扩大的蓬勃业余戏剧活动。中正中学戏剧研究会培养了一代戏剧爱好者,为戏剧发展奠定基础。艺术剧场在戏剧艺术提升和社会意识推动上有所建树,与讲究精致艺术表现的艺联剧团,并列这个时期最重要的剧团。与此同时,华校的戏剧也结合学生、职工、社会运动,作为反抗殖民统治、争取独立运动的积极参与者。

进入六〇年代,华文戏剧一方面参与民族国家的想象,另一方面,则由于政治理想各异,分别通过戏剧进行意识形态的宣扬。人民行动党的剧团以戏剧宣传政府政策,左翼的康乐音乐研究会则通过戏剧表现对于底层人民的关怀。这个时期的两个主要团体,以郭宝崑为主的新加坡表演艺术学院,以及程茂德领导的儿童剧社,在艺术形式探索与观众群体拓展方面皆成果丰硕。七〇年代上半期,剧团数目与观众数量,都创造了历史性的高峰。

八〇年代以后,政府开始积极推动戏剧发展,民间戏剧界也进行整合,举办联合演出、戏剧营,成立华文戏剧团体联合会。华文戏剧重新出发,也由于区域局势的开放,有更多机会与中国、台湾、香港等地的华人戏剧家进行交流。郭宝崑作为这个时期最重要的戏剧家,一方面作为区域华文戏剧界交流的推手,另一方面,他也是戏剧观念的带领者,并在原本各语文源流戏剧有所区隔的现实中,成为跨文化、跨族群沟通的推手。

随着新加坡社会环境、教育体制的改变,以及英语戏剧在八〇年代的崛起,传统背景的华文戏剧界面对危机,也见证新一代双语戏剧工作者的出现。实践剧场在后郭宝崑时代继续发展经典与实验的戏剧,并开创大众音乐剧的成功之路。新崛起的华语或双语专业剧团:戏剧盒、TOY肥料厂、十指帮、九年剧场等,则以不同理念与风格,展现具有活力的多元姿态,也积极进行跨语言、跨社群的对话与交流。

超过百年的新加坡华文戏剧,始于赈灾自强、启迪民智,也参与了国家意识建构、关怀底层社群、重新整合出发、走向专业发展,并在全球化环境中扎根本土、进行跨界对话。《摆渡》将叙述重点放在后半部的历史,以当下的视角重新温习华文戏剧走过的半个世纪。让我们一起,让创作团队为我们摆渡,经历一次华文戏剧历史的精彩航程。

Saturday 20 June 2015

时代的声音

《联合早报》2015年6月20日
舞台亮起 ◎ 柯思仁

三十多年来,看了数不尽的剧场演出。各种故事各种题材,纷纷繁繁让人眼花缭乱,有的感人肺腑,有的惊奇不断,有的引领进入从来没有接触过的现实世界,有的启发对于熟悉课题的重新思考。如果要将这些剧作进行分类或概括,还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几乎同一个时期,也开始参与剧场活动,后来进行戏剧历史的研究,了解更多具体细节,包括人的想法感受,社会的思潮脉动,跨境的文化传播,简化论述更是成了几乎不可能的任务。

英文报记者访问我,要我谈新加坡华语戏剧。记者的问题开宗明义:新加坡华语戏剧过去(六〇、七〇年代)与中国有很密切的联系,也有某种中华文化、种族、语言的意识,以及展现左翼思想。你认为这个特征在八〇年代之后有了什么变化?你认为这种变化的原因是什么?

对于这样的提问方式,我有点惊讶,不过其实也算是意料之中。这些年来,在岛国的教育体制和社会论述中,华文华语的意义被局限在中华文化的框架里,除了传承文化、连接中国,似乎再也难以开展其他层面的想象。中国的崛起,好像是为岛国的华文华语开拓更广阔的天空,吊诡的是,在岛国的环境里,它还可能被一些人看成是囚禁雀鸟的牢笼。

新加坡的华语戏剧与中国有很密切的联系吗?从历史的角度来说,的确如此。现代戏剧在新加坡的发生,是受到中国现代戏剧的影响。一九一三年,由同济医院同仁联合演出的“耆英善社”,灵感可能是来自早前中国剧团来新演出的白话戏剧。就像那个时代的新文化新思潮,主要藉由华人的语言,南洋华人的思想启蒙来自中国。不过,中国又可以被视为一个传播驿站,而日本是一个更早的驿站,在那之前,还可以追溯到欧洲。

文化传播往往是一个复杂的网络。语言作为媒介自然指向和语言相关的文化认同,也同时接受文化中更悠远繁复的思想启示。华语戏剧关注中华文化、种族、语言,看起来好像理所当然,却也是想当然尔。其实,新加坡的华语戏剧,尤其是二战结束以后,更多时候关心的是人的价值、社会的公正、国家的想象、历史的反思。

一九六〇年演出朱绪编剧的《海恋》,以华族与马来族的跨族恋情为轴,设置于激情酝酿中的多元文化家国想象的背景。一九六六年刘仁心编剧的《百年树人》,以教育工作者克服磨难在山芭建设学校的经历,刻画社会转型时期的理想图像。一九六八年儿童剧社的《錶》,以因偷窃入狱的流浪儿童改过自新的故事,宣扬正直正义的价值。一九七三年林晨带领集体创作的《第二次奔》,以矿工作为主角,反映工人被剥削的现实,并塑造勇敢反抗剥削的工人形象。

这个时期的华语戏剧,几乎没有什么闲暇去理会远在中国发生的事情,也不怎么需要去担忧中华文化传承的问题。那是一个建设社会想象国家的时代,向来具有启迪民智、反映现实精神的华语戏剧,率先积极参与了这个充满理想主义的工程。生命的意义、社会的关注、国家的认同、未来的愿景,这些才是视野开阔胸怀大志的人要去思考与讨论的课题。

从当下的视角回望新加坡华语戏剧走过的路径,其实我们都在以各自的方式回应时代的声音。

记者的访问是为了即将上演的《摆渡》。作为新加坡独立五十周年庆祝活动之一,TOY肥料厂为滨海艺术中心制作了讲述新加坡华语戏剧五十年的剧作《摆渡》,由邹文森编剧,吴文德导演。几年前我与戏剧盒合作有关新加坡华语戏剧历史的研究项目,对历史材料与观察有一些累积。这次《摆渡》的演出,我以剧本顾问的身份参与,提供叙述与处理历史的参考视角。

历史里有一些声如洪钟的呐喊,也有一些隐藏在隙缝之间的低吟。每一个声音都在叙述一种时代的风貌,而我们聆听与再现这些高低繁复的声音时,也在思考着如何面对我们的时代。

Saturday 6 June 2015

残余的雨伞运动现场

《联合早报》2015年6月6日
舞台亮起 ◎ 柯思仁

到香港参加会议,其中一个项目是安排与会者到金钟“占领区”参观,了解现场实况。这是一个意料之外的环节。以后殖民与去殖民为主题的会议,让与会者在理论省思和辩论之余,来到运动现场,完全符合会议的精神。意外的倒是,雨伞运动自去年十二月落幕,半年之后,竟然还能够亲临占领区,感受这场公民抗命的余绪,只是当时的激昂情绪和壮观场面已经不复存在。

金钟地铁站东北的添美道,就在香港政府总部大楼前,五、六十公尺长的人行道,搭建好些大大小小的帐篷,有些是占领人士起居休息的地方,有些则是展示各种新闻、图表、口号、文创作品。两个中年男子,一路陪着我们参观,耐心详细地回答问题。他们流利地使用广东话、普通话、英语,根据提问的语言,在三语之间自由转换。我们来到小小占领区的尽头,人行道一角,整齐摆放几列黄色头盔,其中一个写着:“我要真普选”,另一个贴上标语:“沉默是同谋,行动是自救;没有不可能,只有敢不敢;暴政来临,雨伞无惧立地而起。”

这些年来,香港人在各种社会与政治事件的发酵之中,开始深刻思考作为香港人的身份认同课题,并以行动直接表现诉求。长期稳定的英国殖民统治时期,缺少兵临城下的危机感和社会内部结构可能变异的胁迫感,也许就不需要过于紧张身份的界定与认同的指向。这一天迟早还是会到来,迟到的身份搜寻历程,在时间的压缩之下转换成异常强烈的爆发力,也激发社会运动组织与能量的快速成熟。最近因为马来西亚政府拒绝黄之锋入境,媒体上再次出现他的照片。十八岁的瘦削青涩轮廓,散发某种成熟的沉思神态。黄之锋脸上显露的不是叛逆,虽然青少年或多或少总有些叛逆性格。

会议期间也看了一部剧场作品的录影,是去年十一月雨伞运动期间首演,由黄国钜创作的《渔港梦百年》三部曲的第一部。这部戏以一个半人半鱼的传说人物卢亭为主角,作为香港原住民的符号,提及卢亭族人三万年前就在这个地方生活。主要的故事,从鸦片战争与英国殖民开始,历经新界割让和殖民者与乡绅的谈判、香港瘟疫与汉人被强制隔离事件、孙中山宣传革命与售卖革命奖券、香港大学成立与英国人的管治之术等等。印象最深刻的一段,是卢亭不同时期向总督和孙中山提出“大鱼山”自治的要求。大鱼山是剧中虚构的地名,与港九地区最大的岛屿“大屿山”谐音,显然意在指涉香港。

卢亭的自治要求被代表英国的总督与代表中国的孙中山拒绝,倒是这个诉求在这个时刻的戏剧中被虚构化的提出,看戏的人联系外在现实的场景,恐怕心里感受深刻。自治是一种自我身份的肯定,也是香港人主体意识的表现,可是对应于运动现场的激烈,剧场中的虚构提案及其挫败,又显得那么理想化与无可奈何。卢亭被塑造成一个唯唯诺诺、口齿不清,但又天真单纯的形象,让人平添同情。

看完《渔港梦百年》的演出录影后,我说,更想看接下来的两部,卢亭会不会有什么改变,尤其是八九之后,九七前后,以及面对雨伞运动的当前场景。我不由得想起早在一九八五年,杜国威与蔡锡昌合编的《我系香港人》,第一次叙述香港人的身份认同课题,轰轰烈烈,讨论的是香港人与中国人的双重身份的矛盾。那已经是三十年前的事啊。那个历史脉络里,没有自治这个选项和意识。

来到占领现场之前,行经干诺道中的天桥,看到许多人席地坐在天桥的地板上。韩国和日本学者问:“他们是不是那些静坐示威的人啊?”我看了一下,许多女性围成小圈圈,聊天打牌唱歌,有的还随歌起舞。我说:“不是静坐,她们是菲律宾女佣,星期天是他们的休假日。”客工的休闲场域,就在运动现场的紧邻之处。我突然有一个奇怪的问题:占中期间,她们得要去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