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turday 20 December 2014

莫忘影中人

学期末的最后一次讲堂课,师生合影。(摄影:邱振毅)

《联合早报》2014年12月20日
舞台亮起 ◎ 柯思仁

学期即将结束,系学会主席来电邮说,最后一次讲堂课要来拍集体照,问我方便与否。他说,那是要为老师和同学留下美好的回忆。

怎么会不方便呢,短短十来分钟,换得长久印记。

等待这样的电邮,这几年来,其实已经成为学期末的一种习惯。中文系大一到大三每年都有必修课,一遍又一遍,上百个同学骚动一番,摆阵般找到各自的位置坐下,还总不忘留下中间那个最显眼的给老师。先一张正襟危坐的,再一张顽皮搞怪的,一整个学期的专注与投入,紧张与满足,就此定格。画面上锁定的不仅是某个讲堂的学术氛围,还有十几二十的清纯笑颜,以及一点一滴建构起来对于中文系的归宿感。

拍摄集体照是中文系的传统。最早的一张,应该是二〇〇九年的第一届毕业生,身穿礼袍头顶方帽,身后是宏伟古雅的华裔馆,既是生活场域,也是历史背景。如今,每年七八月的毕业礼季节,这样的场面,都是一次兴奋与期待。蔚为大观的焦点,当然是那衣帽端庄整齐排列的毕业生,让人欣羡与祝福。更为戏剧性的,倒是在镜头以外的那些注视眼光。最早是为数不多的亲友同学,后来围观者不断增加,甚至还有路人游客驻足观看,场面仿如国际巨星风光登场的记者招待会。

一生一次的毕业集体照,即使充满荣耀,却难以网罗整个大学过程的许多细节与片刻,于是开始有了必修课结束时的留影。大四没有大班课,同学们又呼吁选修课也要拍照留念。照片上传到脸书,姿彩不一的画面,再现每班师生各有特色的互动。按一个赞,喜欢的也许是甜蜜的回忆,也许是青涩的生命,也许是充实的过程,也许是刹那的感动。

回想起来,在公教读小学和中学的时代,学校都会安排全班同学与级任老师拍摄集体照。每年总有一天,会有一节课不必上,同学们来到操场上,先根据高矮排成行列,再鱼贯走到早已经架设好的摄影机前,第一排坐下,第二排站立,第三排站在长凳上。每一张稚嫩的脸上表情各异,有的咧嘴而笑,有的两眼发呆,有的眉头紧蹙。十年的照片一字排开,从幼童到少年,身高容貌的成熟仿佛也铸刻着学识积累的痕迹。

集体,也许是和华文教育密切相关的概念。集体照通常不只是为了在毕业刊里登载,纯粹只是留下作为集体的记录。那个年代,学校会让同学们订购冲洗出来的黑白集体照,带回家小心翼翼地贴在薄薄的相簿里。每一年贴上一张新的集体照,重温一次过去参与的集体。我曾经是某班的一分子,某老师曾经是我们的级任老师。一张集体照,代表某个集体,召唤某种集体意识。

那是从前的事了,相机还是奢侈品的年代,具有摄影功能的手机更是无法想象。这些年,上完一个学期的课,常有同学握着手机对我说:“老师,可以和你拍个照吗?”怎么会不可以呢?短短的几秒钟,还没有回过神来,只听到说:“谢谢老师。”是谢我愿意和同学拍照吗?还是谢我教了他们一个学期的课?我的心里带着一丝满足,也难以避免些许不舍。下个学期,我开的另一门课,还会不会见到这些熟悉的脸孔?

最近,同学之间流行起复古的拍立得相机。咔嚓一声,一张纸从相机里冒出来,轻轻晃动几下,影像逐渐清晰。现代数码摄影太虚幻,没有可以掌握触摸的实体。古代的那种确切存在无法复制的纸张,更让人懂得珍惜的价值,也成为独一无二的拥有。不过,当然还是要再次转换成数码,以便可以上传脸书与人分享。

实体相片,在当年还真需要耐性才看得到。一卷一三五型负片可以拍摄三十六张,也许需要两三个星期或者更久才用完,冲洗出来又再过了一个星期。终于拿到照片,难免喜不自胜。回到家里,用原子笔在照片背后,当心不要太过用力留下刻痕,字体端正的在左上角写同学的名字,右下角写自己的名字,中间字体稍大,总是那句俗套却又诚挚的“莫忘影中人”。

Saturday 6 December 2014

记忆与记录之间

苏格兰斯凯岛(Isle of Skye)的民宿。

《联合早报》2014年12月6日
舞台亮起 ◎ 柯思仁

那年离开剑桥之前,和父亲与妹妹开车游走苏格兰高原。那是11月初冬,高纬度的北国天色四点以后就开始暗沉。我们没有预订旅舍,在黑漆漆没有路灯的乡村道路上行驶,看到远处微微闪烁灯火的人烟,就像看到希望。那种称为“床与早餐”的民宿,门外总是会挂着一个牌子,写着“No Vacancies”的话,就得要继续到别处寻找希望。如果有空房,那个“No”字就会以板子遮盖起来,只露出后面那个闪映着光泽的 “Vacancies”一字,也许我们就可以在这里找到一夜的归宿。天暗地寒的冬夜,那个字意味的不仅是旅途的驿站,简直就是家的温暖。

民宿其实也就是一个家,经营者往往就一家大小住在里面,每天迎来送往那些暂时停下脚步的过客。有一次,我们住进一个四周都是田地的房舍,主人开了一瓶红酒招待我们,围坐在柴火旺盛的壁炉旁,相隔千里的苏格兰与新加坡,就这样在温淳的氛围里有了交集。这是跋山涉水的旅途,还是已经回到家了?哪里是旅途哪里是家,似乎并不那么容易加以界定。

其实我并不真的那么喜欢旅行,比较渴望的倒是离家的感觉。吊诡的是,离开那个世俗意义的家之后,却又热切盼望在他处得到别的归宿。四年大学在台北是如此,三年博士班在剑桥是如此,七个月研究假在伦敦也是如此。因为停驻时间相对比较长,家的意义逐渐孕育成形,从抽象概念到具体建构,于是也就可以理所当然把这几个地方称为家,甚至在记忆中占据更为显著的位置。更为吊诡的也许是,即使在他乡实现家的想象,最终还是不得不回到岛国这个世俗的家。

生活中感受局促压迫的时候,台北或剑桥或伦敦总是会倏然出现。某个场景,某片光照,某些声响,某种味道,也许形影声光并不特别明晰,记忆中镶嵌着当时的感觉却是强烈,不断在远处喁喁召唤。后来因为工作或者休假,在各地留下零零星星的足印,三几天晃荡往往不算怎么深刻,长期累积下来,倒也为记忆网络缀织一些此起彼落的光点。

我的记忆特别不好,多数时候无法将经验直接铸刻在脑袋里,幸好还有其他方式可以加以记录。从小就有机会锻炼文字,数十年来不断书写成为一种无法戒除的习惯,正好补充贫弱记忆的不足。书写于我而言并非理所当然,而是一种privilege,一种条件配合之下偶然获得的特权。我因此不需要结绳记事,也不会因为记性不好而将前半生事迹大部分遗忘。中学时期开始因为书写而得以赚取些微稿费,有一点闲钱就买了相机。最早使用的是135型负片,十年前则换用电子相机。我不要求摄影器材精良,只期望能够借用简单工具协助记忆保存。

文字与图像的记录,为自己留下生命存证,时刻让我翻新记忆,并提醒我各种各样不同时空坐标上的离家与归宿。无论是剑桥的耽溺或是伦敦的宅居,还是各个域界的漫游浪荡,记录下来的恐怕不止是有形的风景行踪,更深刻的也许是刹那的愉悦或者瞬间的感悟。

这些年断断续续的记录,终于有机会正式与读者见面,收存在新出版的散文集《以诗和春光佐茶》里。书名取自一篇关于剑桥附近的格兰骞士德村的文章题目。那里的自然氛围与悠闲气息,仿若人间仙境一般邈远,却又有家的亲切温柔。我不写诗久矣,也不太喝英格兰茶,而明媚宜人的春光,在长年炎夏的岛国,何啻一种奢望。也只有在这个比剑桥还要朴素的格兰骞士德村,坐在苹果树下喝茶吃司空饼,才会浮现此般诗情画意。当下都没有或者已经没有的事物,庆幸曾经在生命的某个时刻那么真实存在。

把诗、春光、茶这几个于我而言如梦似幻的元素编织成书名,算是记录曾经有过的归宿,也标示着继续求索的漫漫长路。

Tuesday 2 December 2014

十八年后

看完跨文化戏剧学院毕业生演出《市中隐者》,实在难以避免想起十八年前的那一次演出。庆亮问我想法,就像每一次我看完他导演的戏之后那样问,觉得怎样。我跟他说,成熟之作,看到独特的导演风格。我像是在看一个跟我毫无关系的演出那样给他意见。

不是说十八年前那一次不成熟。当年电力站开幕不久,那个小剧场简直就是戏剧试验者的神殿,那么简朴空旷,是一个让人尽情发挥的黑色箱子。越是空的空间,越是导演创意挥洒的地方。何况当年郭宝崑创办的粗生剧场,这个概念正是激发年轻创作者探索开拓的热情。

就在这样的大时代里,《市中隐者》在一九九六年登场。当时郭庆亮是英语剧团必要剧场的驻团导演,我的戏能够以必要剧场之名演出,是我至上的荣幸,因为这是个让我景仰的剧团,两个艺术家Haresh与Alvin是我的好朋友。能够让庆亮导演,那也是充满欣喜,因为他的诚意,以及我们常常对社会文化课题的投契。

那次演出,印证了郭先生所倡议的粗生理念,不精致但充满爆发力,剧中所蕴含的那种无助与压迫感,也由此更得到伸张。十八年之后,我总是跟庆亮开玩笑说,我们都成了“卡位中生代”。还有那种无助与压迫感吗?好像他和我都还有。也许如此,我们都还有不满不平之慨。

这次演出,整体制作精致得多,剧场空间、灯光、音乐等等,具有专业水准,也是十八年来整体艺术培育的成果展现。这些艺术家都经过多年磨练,也跟导演合作多次而培养深厚默契。我不得不说,从积极的角度来看,新加坡整体艺术氛围成熟许多,从Sasi, Ivan Heng, Alvin Tan这一代的艺术家得到文化奖的肯定,就可以看到具体成果。庆亮正是他们这一代比较年轻的,不过,他的起步也正赶上整个世代的崛起。

“公园男女”、“厕所两男”、“电话之间”三场戏,也就是整个演出采用英语的部分,基本保留了原剧中的架构。“公园男女”的对白也大部分保留。“厕所两男”则根据原来的情境重新写对话。“电话之间”的对话基本上保留,不过情境有改动,原来是在讲电话,根据当下沟通方式更改为传送简讯。首先,英语演出让我感觉比起第一次华语演出顺畅自然得多,节奏也不会卡卡的。是因为演员掌握英语的能力比较强?还是英语比较适合叙述戏中创造的情境?

其他部分,主要保留的就只是“寻找隐身术”这个符号,表演出来则是演员个人的记忆与经验。我一点都不在意原来的大段独白消失,反而因为这个符号看来对于演员有反思挖掘的意义而感到欣慰。他们大部分用我完全听不懂甚至无法辨认的语言来讲述,我只能够通过英文字幕稍为了解,因而很多时候错过了他们的表演。

这些看起来不甚相关的片段,以及原来剧本中的几场戏,互相串联而生成互文,这是导演的功力表现了。庆亮擅长带领演员即兴创作,并组织成篇。我倒是期待他能够采用这种方式,创作一个完全属于他自己的戏。也许,我可以给他提供一些意象或情境,由他和演员进行创作。这种过程有点像赖声川,不过赖导的戏比较肥皂,庆亮的戏比较写意。

最后一场,女演员(婉婧)独自坐着沉思,场灯渐亮,演员则完全没有反应,其他演员也不出来谢幕。意境是借用自十八年前的那次演出。不同的是,当年的女演员是那个城市里的尘俗女子,这次是扮演侠士的女演员。两种不同身份,同样的情境。如果没有两次演出的互相对照,不容易看出某些深意。

演出结束,在剧场外见到庆亮的儿子,第一次正式跟他握手说话。我其实很想说,他是在第一次《市中隐者》即将上演时出生的。不过我没有说,只是在心里感叹,十八年了啊,只是这么一转眼呢。

秘密阅读:以诗和春光佐茶

《联合早报》2014年12月2日
文╱陈宇昕

剑桥仿佛是个能够唤起文思的特殊所在,从徐志摩到陈之藩,多少留学剑桥的文人骚客,写下了美丽浪漫诗文。

华文文坛六字辈健将

毕业自剑桥大学的柯思仁,一如徐志摩诗中所说的,撑一支长篙,漫溯剑河,在那如诗的国度,写下了关于剑桥生活的文章。这些篇章今集结成册,收录在即将出版的《以诗和春光佐茶》(八方文化创作室),再现了作者的生活反思。

柯思仁是本地华文文坛六字辈健将,目前是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是研究高行健与戏剧的学者,同时也是本地杰出的剧作家,他的剧作《市中隐者》,最近便由戏剧盒艺术总监郭庆亮执导,以意大利语、西班牙语等多种语言重新搬演,一再为本地剧团演出。

距上一部散文集《如果岛国,一个离人》(与黄浩威合著),柯思仁已经10年没有出版散文作品了。新作《以诗和春光佐茶》收录他在1996、97年剑桥修读博士时期的散文,以及2010年他在伦敦从事学术工作时的文字,成为“耽溺剑桥”、“宅居伦敦”两辑的主体。“漫游域外”一辑则收录了他的游记文章,“记忆岛屿”则是关于新加坡与台湾的记忆。

柯思仁的散文总带有一种学人的反思性,他总能在日常生活中思辨文化与身份等课题,即便耽溺也不至于陷入浪漫的深渊。

对比徐志摩、陈之藩眼中的剑桥

柯思仁说,陈之藩是“将剑桥带进我的梦里的作家”,更巧的是,两人都是圣艾德门学院的学生,不经意发现这个关联,顿教柯思仁神迷心驰,开始将身边的点滴与陈之藩《剑河倒影》的文字对照,幻想他们看的是不是同一个风景。

“每一年,窗外的风景就是这样循环着,秋去冬来,从来没有例外。我已经无法从目前在剑桥人的口里,探知前人的事迹。六〇年代的陈之藩如此,二〇年代的徐志摩更是烟远了。我坐在这里,望着九〇年代的夜空,心中时常萦绕着他们的诗文。剑桥曾经因为他们而活在我的梦想中,多年以后,剑桥却会活在我的记忆里了。”(页18)

剑桥是个倚河而生的城市,剑河便是剑桥的生命之河,因此在河上撑篙漫游,成为剑桥生活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传统,多少年来都被保留下来,剑河上总能看见小木舟的身影,何其写意浪漫。柯思仁不禁发出喟问:“作为一个剑桥人,怎么可以缺少一次往剑河上游荒野漫生两岸的那段河道撑船的体验?”(页43)

对剑河的爱恋让柯思仁和朋友们成为撑船的好手。他们往Grantchester方向上溯,离开市区,尽览剑河上游“完全不可想象的狂野与旺盛的生命力。”(页45)甚至在大雨中有点心慌地撑船回返,弄得全身湿透,仍视之无上荣幸。

作为剧场人,柯思仁在旅居与旅游期间也常观看当地的剧场演出,他在伦敦看Peter Brook的“11 and 12”,在巴黎看高行健的《生死界》,在韩国看韩国传统说唱艺术板苏利版本的《四川好人》,这些观感以及他和这些剧场人的互动的小故事,都收录在文章之中。

在观看Marcos Malavia导演高行健的“舞蹈诗剧”《夜间行歌》后,柯思仁发觉演出与他想象中高行健的诗化戏剧有很大的差距。他问高行健,对导演有什么要求,高行健则开放地表示,完全让导演诠释各自的风格,表示自己看戏时不过是一个观众。柯思仁接着写道:“刻意寻找导演如何处理高行健的戏剧,是不是有什么主观诠释下的改变,那显然不是剧作家的目的,而是评论者和研究者的任务了。”(页104)

身为剧作家,柯思仁在创作时会刻意留下空间给导演、演员进一步诠释、发展,这也是为什么创作一部剧总需要很长的时间酝酿构思。至于散文创作,于柯思仁而言更偏向个人的观感,但要形成篇章,他仍注重结构与文字的经营。

近年来,本地读者或许比较少能在印刷媒体上读到柯思仁的作品,其实他把许多文章都发表在博客上,本书部分篇章就是从博客文章中重新审订增删的结果。

柯思仁说,在不同媒介发表文章会有不同的效果,若投稿在报章,他更偏向大篇幅的经营,而博客文章,很多时候是即时的感发,一旦集结成书,这些篇章就必须做更多修改。

既然有博客,为何还要出版成书?柯思仁回答说,可能自己还是个比较古板的人吧,书本握在手里还是有不同的感觉。

心中有两座岛屿

本书最后终于岛屿,对柯思仁而言,他有两座岛,一是他生长的新加坡,另一个是他大学时代经历过的台湾台北。

在《我的咖啡史》里,柯思仁追溯了他喝咖啡的源头,从喝黑咖啡的祖父、喝即溶咖啡的外公,到台大外面一家叫“蓝调”的咖啡馆。

他的咖啡史也来自这两座岛屿。

上文提到的《市中隐者》剧本,正是他在台北天母一家咖啡馆“坐了五天喝了十杯咖啡(因为可以续杯,也就是refill)”完成的,咖啡文化就像是他创作时的一个重要元素。

“泡咖啡馆显然已经不是单纯为了喝那杯咖啡,而是一种带有浓郁人文色彩的生活方式。的确,喝咖啡是一个过程,激发创造力是其产品——以咖啡来说,过程与结果同样重要。如今被看成是对健康有害的三样东西:烟、酒、咖啡,如果没有它们作为催化剂,历史上哪里产生得出那么多杰出的文学艺术?烟酒暂且不说,二十世纪的世界文化史,恐怕不小的部分是一部咖啡史呢。”(页159)

本文中,柯思仁也介绍了本地与台北几家特别的咖啡馆,或许人们会有机会在那些咖啡馆里一窥他一边啜咖啡一边创作,也说不定。

柯思仁新书发布会

柯思仁散文集《以诗和春光佐茶》发布会,将于12月14日(星期日)下午2时30分,在新加坡国家图书馆5楼Possibility Room举行。

入场免费。请有兴趣出席者,请于12月12日前拨电64665775或电邮xwlau@wspc.com.sg报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