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朗幽灵

戏剧盒《在不久的将来之坟场（朝）》（杨君伟摄影）

《联合早报》2015年9月26日
◎ 柯思仁

六个身穿白衣的男女，时而伫立时而狂奔，时而互相依偎时而携手同行。天色未亮，日出前最昏沉的时刻，他们像幽灵般在夜色里游走，仿佛在某种沉淀与躁动之间，无以适从。天空并非原本应有的那种自然的黑暗，而是散发着隐隐白光，也许来自附近的大巴窑和碧山，还是更远的乌节路和滨海湾。城市里无可回避的光害，反照坟场，让我们更清楚看见这些幽灵，也似乎造成幽灵的不安。

戏剧盒的演出《在不久的将来之坟场》，朝暮各有一场，这场是凌晨五点半在武吉布朗坟山的那场。我必须四点起床五点抵达，摸黑穿越坟山之间的小路，来到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现场。上一次来是去年三月，为安排祖父迁坟之事。祖父的坟是受到影响的三千个坟墓之一，为的是要建造一条上下共八条车道的大路。

那是一个没有语言的演出，幽灵般的演员以身躯和周遭山野进行互动，偶尔发出声音，时而喘叹时而低吟，仿佛有许多故事，却已无法叙述成有意义的话语。那算是一种对话吗？那是一种无声的呐喊吗？还是佛家所言“非想非非想处”的太息？

如何与幽灵对话？幽灵如何与我们对话？从前清明到祖父坟上扫墓，我也不知道该和他说什么。他在我出生之前二十几年就离世，从来没有见过面更遑论说过话。何况就算是曾经有过这样的机会，他说福建话，而我则在改造过的社会中只能够说华语。两个世代的人，两种语言迥异的环境，祖孙被隔离成两个没有交集的世界。

接近七点，演出已到尾声，烟霾笼罩的天空迅速亮了起来。我的注意力被天色转变的奇幻现象吸引，专注于亮度逐渐强化的戏剧性，反而将那些幽灵般的演员遗忘。突然响起了叮叮当当的钢琴声，人类创造的乐器所发出的声响，介入原本以为纯粹的自然境地。内心感受到的其实是一种深沉的矛盾：那究竟是一种文明带来的升华，还是对于冥界的干扰？

晚上在坐落于闹市的艺术学院的续集演出，倒是明确的文明场景。先是那六个幽灵般的演员，演练类似凌晨在武吉布朗的动作与声音。封闭而近距离的空间里，没有先前那种幽冥飘幻的感觉，像是重新有了清晰生命的个体，准备诉说各自的故事。不过他们仍然没有语言，作为幽灵的身份注定是一种宿命。

他们的故事，以及是否能够在武吉布朗得到安息的命运，由另外三个演员加以叙述。三个演员扮演各种人物，代表决定迁坟以进行发展的政务部长，争取保留坟场的民间组织领导人，武吉布朗埋葬者的后人，自动发起坟场导览活动的自愿工作者等等。那是一场时而激烈时而消沉的辩论，活着的人为了死者必须做出决定。

我们其实都知道结果。三千个坟墓已经迁移，武吉布朗的工程早已开展，绿色的金属围篱里头是光秃秃的黄泥地，那曾经是狂野的乔木和丛林，半个世纪逐渐树立起来的各色各样的土冢和墓碑。那是发展的胜利，也是感怀先人与保留传统的溃败。从当下已知结局的角度，重看一遍那个争取与协商的过程，并也再体会一次那个溃败的伤痛。

最后那个溃败的结果终于还是幽幽发生。以为这个演出就这样结束了，在一种沮丧的情绪中了结。舞台灯光渐暗，演员离开现场。一端布幕后的灯光亮起，震耳欲聋的摇滚音乐突然响起。没有言说能力的幽灵，丧失争取力量的人民，他们的声音这时都幻化成强烈愤怒的音乐，良久不歇，仿佛不愿停歇。这场音乐演出，就在空荡荡的舞台上发生，演奏者在布幕后只看到黑影，宛如另外的幽灵。

然后布幕上一个个一排排地显示编号与姓名，我知道是被令迁坟的那三千个人。我仔细阅读，尝试找到祖父的姓名。不过，姓名更换得越来越快，也许不过十几秒，三千个姓名就这样一闪而过。三千个生命与亡灵也不过就这样一闪而过。武吉布朗就这样一闪而过。所谓传统所谓文化所谓感怀所谓争取，以及所谓发展，也不过就这样一闪而过。

残余的雨伞运动现场

《联合早报》2015年6月6日
舞台亮起 ◎ 柯思仁

到香港参加会议，其中一个项目是安排与会者到金钟“占领区”参观，了解现场实况。这是一个意料之外的环节。以后殖民与去殖民为主题的会议，让与会者在理论省思和辩论之余，来到运动现场，完全符合会议的精神。意外的倒是，雨伞运动自去年十二月落幕，半年之后，竟然还能够亲临占领区，感受这场公民抗命的余绪，只是当时的激昂情绪和壮观场面已经不复存在。

金钟地铁站东北的添美道，就在香港政府总部大楼前，五、六十公尺长的人行道，搭建好些大大小小的帐篷，有些是占领人士起居休息的地方，有些则是展示各种新闻、图表、口号、文创作品。两个中年男子，一路陪着我们参观，耐心详细地回答问题。他们流利地使用广东话、普通话、英语，根据提问的语言，在三语之间自由转换。我们来到小小占领区的尽头，人行道一角，整齐摆放几列黄色头盔，其中一个写着：“我要真普选”，另一个贴上标语：“沉默是同谋，行动是自救；没有不可能，只有敢不敢；暴政来临，雨伞无惧立地而起。”

这些年来，香港人在各种社会与政治事件的发酵之中，开始深刻思考作为香港人的身份认同课题，并以行动直接表现诉求。长期稳定的英国殖民统治时期，缺少兵临城下的危机感和社会内部结构可能变异的胁迫感，也许就不需要过于紧张身份的界定与认同的指向。这一天迟早还是会到来，迟到的身份搜寻历程，在时间的压缩之下转换成异常强烈的爆发力，也激发社会运动组织与能量的快速成熟。最近因为马来西亚政府拒绝黄之锋入境，媒体上再次出现他的照片。十八岁的瘦削青涩轮廓，散发某种成熟的沉思神态。黄之锋脸上显露的不是叛逆，虽然青少年或多或少总有些叛逆性格。

会议期间也看了一部剧场作品的录影，是去年十一月雨伞运动期间首演，由黄国钜创作的《渔港梦百年》三部曲的第一部。这部戏以一个半人半鱼的传说人物卢亭为主角，作为香港原住民的符号，提及卢亭族人三万年前就在这个地方生活。主要的故事，从鸦片战争与英国殖民开始，历经新界割让和殖民者与乡绅的谈判、香港瘟疫与汉人被强制隔离事件、孙中山宣传革命与售卖革命奖券、香港大学成立与英国人的管治之术等等。印象最深刻的一段，是卢亭不同时期向总督和孙中山提出“大鱼山”自治的要求。大鱼山是剧中虚构的地名，与港九地区最大的岛屿“大屿山”谐音，显然意在指涉香港。

卢亭的自治要求被代表英国的总督与代表中国的孙中山拒绝，倒是这个诉求在这个时刻的戏剧中被虚构化的提出，看戏的人联系外在现实的场景，恐怕心里感受深刻。自治是一种自我身份的肯定，也是香港人主体意识的表现，可是对应于运动现场的激烈，剧场中的虚构提案及其挫败，又显得那么理想化与无可奈何。卢亭被塑造成一个唯唯诺诺、口齿不清，但又天真单纯的形象，让人平添同情。

看完《渔港梦百年》的演出录影后，我说，更想看接下来的两部，卢亭会不会有什么改变，尤其是八九之后，九七前后，以及面对雨伞运动的当前场景。我不由得想起早在一九八五年，杜国威与蔡锡昌合编的《我系香港人》，第一次叙述香港人的身份认同课题，轰轰烈烈，讨论的是香港人与中国人的双重身份的矛盾。那已经是三十年前的事啊。那个历史脉络里，没有自治这个选项和意识。

来到占领现场之前，行经干诺道中的天桥，看到许多人席地坐在天桥的地板上。韩国和日本学者问：“他们是不是那些静坐示威的人啊？”我看了一下，许多女性围成小圈圈，聊天打牌唱歌，有的还随歌起舞。我说：“不是静坐，她们是菲律宾女佣，星期天是他们的休假日。”客工的休闲场域，就在运动现场的紧邻之处。我突然有一个奇怪的问题：占中期间，她们得要去哪里？

代表艺术社群的官委议员 Audrey Wong

今天公布的新一任官委议员名单中，有一个代表是值得庆贺的，那就是电力站艺术之家的联合艺术总监 Audrey Wong. 一群艺术工作者，在官委议员提名前，经过讨论和投票，选出了两个艺术工作者代表，向国会提交名单，作为艺术社群的代表，提名官委议员。

这个提名过程，是新加坡的艺术工作者，第一次通过有组织的方式，目标是要是的艺术社群在国会中有发言的权利和声音。最后，其中一个代表，获得国会的特别提名委员会接受。这样的结果，可以说是艺术社群积极与国家协议过程中的一次双方接受彼此的局面。

我虽然并不支持官委议员的制度，但是，我也知道，协议的过程，总是有一些妥协和一些争取。经过艺术工作者（当然不可能是所有的艺术工作者）推举的人选，能够进入国会，也就是进入国家议事的系统之中，为这个社群发言、争取权益，让国会中的成员，更重要的是让更广大范围的国人，可以看到艺术工作者的意见，的确是一个重大的机会与成就。不过，这些意见是不是能够让更多人看到，还有其他的因素，包括主流媒体是不是认为这些意见重要，会不会在媒体上让这些意见出现。

上一任的官委议员中，有一个非常出色的，是萧锦鸿。他这回争取连任，可惜没有被这个委员会接受。什么原因？那就不得而知了。这种情况，缺乏透明度的程序，也正是官委议员制度有问题的地方之一。萧锦鸿的部落格中，第一时间揭晓了这一任官委议员的名单，也发表了他的想法。

恭喜 Audrey, 许多艺术工作者的期待都在你的身上呢。

Hands Off KNUA

前阵子才刚刚贴了台湾学界的压迫事件，今天又收到韩国学界的消息。学术的自主性，在很多地方，是一个理想也是一个神话。政治对于学术的压迫，往往可以提出政治家认为言之成理的堂皇说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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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1993, The Korea National University of Arts (KNUA) was established in response to an increased demand for specialized arts education by the Korean government. KNUA started with only a school of music with 98 students. Currently about 3,200 students and 730 professors and lecturers are working together in the schools of Music; Dance; Visual Art; Film, TV & Multimedia; Drama; Korean Traditional Arts; and Inter School Division with devotion, in its entire curriculum, to various artistic endeavors. The six independent but correlative schools have become a vibrant, creative academic community, a well-developed and internationally recognized institution that has produced 473 students that have received first prize awards in both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s across the art specialities since 1998.

Now the Korea National University of Arts is in crisis. This March, the Ministry of Culture, Sports and Tourism did a “usual, comprehensive” audit of the university. Usually, an audit is done in two or three weeks. However this year's audit ran for more than five weeks --March 18 to April 24--with ten auditors. On May 18th at 6:00 p.m. the ministry delivered an Audit Result Report with demands to the university, with 12 items cited for improvement or reprimand and suggestion of discipline of the president and three other professors. On May 19, 2009, KNUA president, Hwang Ji-woo, resigned as an act of protest against the audit, which he called a “blitzkrieg audit.”

It is reported that among the 12 items, some seem to be infringements on the university’s institutional autonomy, and include:

Scraping the U-AT project that fuses art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ducing the theory departments;
closing down the Creation of Narrative Department; and
developing the "practical abilities" of students, instead of focusing on theories.

The adit's demands are clearly a serious suppression of the academic autonomy of the university, something unprecedented in the history of Korean university education.

We -- students, art professionals, mass media practitioners, and concerned citizen of Korea and other countries -- strongly protest this violation of institutional autonomy, which infringes upon educational rights. We demand that the government withdraw its demands related to the internal running of the university and stop interfering with the autonomy, integrity, and privileges of the Korea National University of Arts.

***PLEASE NOTE: Comments containing apostrophes and quotes may turn grey - please do not use these symbols when you sign.

THIS PETITION IS OPEN TO SIGNING BY ANY CONCERNED PARTY YOU DO NOT HAVE TO PAY TO SIGN THIS PETITION

Please visit the site for the petition: http://www.ipetitions.com/petition/forknua/index.html

台社／文化研究學會論壇

收到一个台北论坛的通知，读了之后非常感慨。这个论坛的举行，显示了体制对于学术的压迫和排挤，也让我们看到学界如何坚强的进行有学理基础的反抗。台湾学界的客观环境有很多不尽如意的地方，但是，学者们的自立自强、勇于反思与抗斗的精神，却是让人佩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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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社／文化研究學會論壇
題目：從中央大學申請性／別研究博士學位學程遭拒檢討教育部學審制度

時間：2009年6月12日（週五）13:00-
地點：清大月涵堂，台北市金華街110號
主辦：台灣社會研究季刊，文化研究學會

2008年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團隊頗具學術盛名的何春蕤特聘教授、丁乃非特聘教授、白瑞梅教授、甯應斌教授等人在耕耘這個領域十餘年後，積極整合校內跨系所跨院相關師資，申請成立「性／別研究」博士學位學程，以完備在地的性／別學術研究人才養成體制。近日收到教育部公文通知此案緩議，理由全文隻字未提中央大學的性／別研究到底是否具有支撐博士班的實力，反而認為「課程規劃文化研究性質過強」「過於強調理論及方法學」。這些理由完全不理解博士研究的理論化特質，也漠視中央團隊豐富的專業研究成果，更莫名其妙的貶低文化研究的學術進路。

類似的明攻暗諷在過去幾年中屢屢出現，對文化研究這個領域的建制化努力形成或明或暗的阻撓。跨學科的文化研究在台灣蓬勃發展已經超過十年，成為學界極具活力的新興領域，雖然僅有交大社文所獨一的專業再生產建制，卻也在文化研究學會的推動下，建立起會議研討、學術出版、教學研究的集結，更已經在國科會形成次學門的榮景，然而進一步深化並推廣文化研究的專業努力卻在審查制度中一再受挫。

例如中央大學英文系作為推動文化研究發展的主力，被外文學界公認為台灣最傑出的英文系之一，然而在成立以文化研究為主要學域的博士班道路上卻飽受阻撓。2002年以「文學與文化研究」為主要發展方向提出成立博士班申請，結果教育部學審會以「文化研究已趨飽和」「與市場乃至世界學術潮流頗有差距」駁回申請。2005年提出「文化研究」博士班規劃，學審會再度駁回申請，認為「西方在文化研究、批判理論流行相當時日以後，已陸續刪除相關系所」「以文化研究、批判理論為核心領域，和國內相關研究所知發展重點有所區隔」。

和這次性／別研究博士學位學程的審查意見放在一起來看，這些緩議的理由展現了極大的共通性，對「文化研究」這個學域再三提出了各種粗淺而輕蔑的評價，反映學審會持續仰仗的學術審查者執意攔阻新興學術的發展，其傲慢與偏見已經凌駕教育部該有的公正思惟，而部分學術人的不公正和保守心態已然封殺學術生機，我們認為這些問題反應的學審制度需要被徹底檢討。

民主時代的學術體制不應縱容不公正的審查，我們決定以公共論壇的方式，邀請學審會負責人文社會領域的成員一起公開討論，革除威權時代仰仗行政權力壓制學術與社會成長的陋規。我們也將在此論壇中邀請關注學術與社會的朋友共同檢視歷次審查意見，讓學界對學審會及其所邀請的評審是否公正提出公斷，在未來能夠建立更為透明、更為尊重申請對象的雙向互動審查機制，使得學審制度更為符合乎民主原則。

主持人：

馮建三（文化研究學會監事、台社成員；政大新聞系教授）

與談人：

朱俊彰（教育部高教司第一科科長）
何春蕤（文化研究學會第四屆理事長；中央大學英文系特聘教授）
白瑞梅（中央大學英文系教授、性/別研究室成員）
朱偉誠（文化研究學會第五屆理事長；台大外文系副教授）
陳光興（文化研究學會第一屆理事長；交大社會與文化研究所教授）
徐進鈺（台社成員；台大地理系教授）

SHUT UP AND SIT DOWN

已经快三个星期了，关于AWARE的事件，有许多感受和想法，但是都没有写出来。没有从前那种专栏的交稿期限在推动，工作忙起来，可以一拖再拖。当然也不是借口。只是有一个问题一直在脑海里无法驱散：如果有人对我说“Shut up and sit down!” 我会有什么反应？如果是在公民社会的场域里，我会怎样反应？如果是在工作的环境里，我会怎样反应？如果有支持者，我会怎样反应？如果我明知道是在孤军作战，我会怎样反应？如果我以为有支持者，而结果发现是在孤军作战，我应该怎样反应？

你们知道我在讲什么吗？你们知道不知道以下的关键词和关键句？

Shut up and sit down.
I am on page 73.
Feminist mentor.

亲爱的读者，你们当时，以及现在，是不是关心AWARE的情况？

體制中的學術生產與社會裡的知識交流

今年一月參加台北的文化研究學會年會，之後到中央大學參加一個圓桌論壇，在會上發表了一些想法。參加的還有北京大學的戴錦華、中央大學的何春蕤、台灣交通大學的陳光興、嶺南大學的羅永生、台灣交通大學的劉紀蕙、台灣清華大學的劉人鵬。後來文章都發表在文化研究學會的網上期刊《文化研究月報》第91期。我在文中敘述了這些年來的學術歷程，這裡轉載，以饗我的讀者，也作為一種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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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制中的學術生產與社會裡的知識交流
柯思仁

我在幾位老師面前明顯是很資淺的，開始在大學裡教書到現在才進入第十年，研究工作開始沒有幾年，就被捲入了行政工作，協助設立南洋理工大學的中文系，幫忙設計本科生課程，到現在已經五六年。結果，不管在研究上思想上都受到影響。我在思想跟研究上，能夠分享的可能就是我的讀書留學的經驗，以及在新加坡的知識圈子裡運作的情況。

我是台大中文系畢業的，解嚴前我就畢業回新加坡；那個時代整個台灣社會的動力是滿大的，還沒完全爆發出來，可以感覺到滿強烈的。從學術訓練的角度來講，台大中文系，是比北大還要傳統的、非常傳統的中文系，經史子集、聲韻訓詁的訓練。一方面，是以中國或中文為中心出發去看整個中國歷史、哲學、文學等等，另一方面，對我來講是相當重要的訓練，是細讀文本的訓練。傳統中文系的訓練，文字讀得很細，是從一個字或一個篇章裡去引伸的方法。就像我上一位老師的論孟導讀，讀論語，「學而時習之」，一個「學」字就講了近半個學期，學到很多東西，怎樣從文本中很小的一個部分去引伸。另外，像現代小說，老師教王文興的短篇小說，也是一篇小說講了大半學期，那是一個完全不同的系統，是英美文學批評傳統中的close reading的方法。有意思的是，讓我感覺到讀中國傳統經典的方法跟西方的close reading的方法，居然有很多能夠互相對照的地方。這種對文本的注重，對我來說是非常重要，也很有啟發的。

回到新加坡，我在新加坡國立大學讀了碩士，在楊松年老師的指導下，做新加坡二十世紀上半葉的戲劇研究，這又是個完全不同的訓練，是歷史文本考掘的一種訓練。我花了一、兩個月的時間去看微縮膠捲（micro-film），在圖書館昏天暗日地看微縮膠捲，在很封閉的空間裡，一天看十個小時的舊報紙拍成的微縮膠捲。這也是一個重要的訓練，怎樣從歷史材料中，去尋找可以作研究的對象。後來我在英國劍橋大學讀博士，我的老師是芝加哥的博士訓練，從她的上課跟指導的過程當中，很重要的收穫是在現代文學文化理論方面吸收，以及怎樣把研究對象歷史化，注重它的歷史脈絡。後來這個方法、視角，對我的影響是很大的，即怎麼把文本放入歷史脈絡裡看待。

我的研究對象跟一般傳統中文系或者漢學不太一樣，從早期碩士班在新加坡看舊報紙做戲劇研究，後來博士階段，做高行健的戲劇研究。那時候高行健還沒有得諾貝爾文學獎，沒什麼人知道高行健這個人，當時對高行健的研究，主要是集中在他早期在中國的時期，即八○年代的那幾個劇本。我當時想做的，除了八○年代他在中國所寫的劇本外，還有，像現在我們比較熟悉的《生死界》、《對話與反詰》、《夜遊神》這些九0年代的作品。早期的作品内容，一般人的作法是把他放在中國的先鋒戲劇運動及中國當代的思想脈絡裡看待，跟整個中國的歷史脈絡比較緊密結合；但是，後期作品要怎樣做研究呢？有些人會說是有普世性（universal），好像與歐洲的存在主義、荒謬劇場滿接近的，怎麼去對應在中國的作家或中文作家去處理這些作品？

我的方法跟向來興趣有關，就是放在一個表演研究（performance study）的框架中來思考，而作為一個表演，我沒辦法看到很多高行健的戲劇的演出，但是，可從他文本的敘述設法想像與建構表演的情況。於是，把我研究的方法與方向又拉開，加入了不一樣的層面，就是作為劇場作為一個表演，劇場表演所要傳達的意義，以及這些意義如何在文化與政治的脈絡中產生。

回到新加坡之後，我主要是把之前的高行健研究成果轉換成可發表的文章與可出版的書，此外就幾乎不再做高行健了，而開始比較關注新加坡的在地議題。我這幾年的研究重點是郭寶崑，新加坡的戲劇家、知識份子、文化人，從郭寶崑的研究做起，擴大到新加坡五○、六○、七○年代，整個社會、政治、文化的脈絡，開始進入新加坡的歷史，從文化的分析到新加坡整個政治、社會、歷史的研究。這些年來我的重點一直放在這部分。這個部分的問題在哪裡呢？第一、在新加坡的環境裡，在地研究作得非常少，我們現在所能做的，比較多是從一個歷史建構、歷史敘事的角度來做。也就是要去挖掘一些現在人們比較不知道、新加坡人也還不知道的東西。這又回到我剛開始做研究時接受到的訓練，通過微縮膠捲收集材料，希望能夠建構出一個樣貌，還比較沒有辦法進入批判研究的層面來做。

另一個問題是，華文作為一種語文在新加坡的侷限。在新加坡的大學裡，用華文進行研究的人，幾乎只有在中文系裡。中文系授課媒介是中文，老師也可用中文發表文章；但中文系以外的所有人文社會科學，或是其他所有的學術領域，都只用英文、只承認英文發表文章，平常教學也是完全用英文進行。可以想像的是，除去與中國有關的研究，用中文的做在地研究，相形之下顯得更少了。南洋理工大學與新加坡國立大學的中文系裡，加起來有三十幾個老師，但是用中文做在地研究的人，可能沒有幾個，這樣的條件，怎麼形成一個知識社群（intellectual community）？這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也是個很大的困境。這是在新加坡用中文做在地研究的一種特徵，中文進行的在地研究在新加坡整個大的知識環境中，是處於邊緣的社群。

既然在新加坡是一個這麼邊緣的社群，那應該要怎麼辦呢？有沒有辦法走出新加坡？一個可能，就是參與光興所說的這個華文國際的概念。因為光興的關係，我在文化研究學會稍為有些參與，這幾年來參加三次的年會。但是，我的感受是很明顯的，在華文國際的社群裡，如果文化研究的年會可以算是一個社群的話，新加坡的在地研究在這個社群裡，顯然也在處於邊緣的位置。我常常來這裡討論問題時，每次都要從頭說起，介紹新加坡的歷史與社會狀況。不管怎樣都要從頭說起，因為大家不瞭解。這幾年來都要聽我先說個十幾、二十分鐘，沒辦法深入進入可以批判性交流的層面。我可感覺到，我的研究議題，在華文國際的社群裡的情況，是雙重的邊緣。

如果可以借用華文國際的概念來說，我參與的學術社群裡，另外有一個是華文戲劇節，在中國、香港、台灣、澳門都舉辦過，每兩年舉辦一次，今年2月會在台北舉行。華文戲劇節創辦之初，除了兩岸四地以外，因為郭寶崑的參與，來自新加坡這個主要是華人人口的國家的聲音也滿大的。但新加坡要爭取主辦華文戲劇節都沒成功過，為什麼呢？因為這個活動被設定在兩岸四地的 “大中華” 框架之中，加進新加坡的話，就變成 “國際” 華文戲劇節了。由此可見的是，在文化研究學會的場域，新加坡的在地研究在學術領域來說是邊緣，而在華文戲劇節的架構來說，這個架構本身就沒辦法包含新加坡華文相關研究，是框架本身的限制與排斥性的結果。

從另一個層面來說，在新加坡用英語討論的社群相當活躍。雖然新加坡人口並不是很多，目前是四百八十多萬現在有三間主要的大學：新加坡國立大學、南洋理工大學，以及五六年前才成立的新加坡管理大學，這三所大學的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領域的學者，構成了新加坡主要的以英語為媒介的在地研究社群。新加坡的英語圈子有這樣的一個群體，從學院以外的公民社會到學院以內的學術生產圈子，形成一個以新加坡為整體範圍的連接。從九○年代開始到現在，近二十年來，公民社會有一定的聲勢，尤其是在創造學院以外比較大範圍的社會討論空間，促進更廣泛的跨界交流。我做的是與新加坡的歷史與文化有關的研究，顯然就必須參與這個社群，否則從在地研究的角度來講，就是自我排除在主要的論述空間以外。參與這個社群，我需要將我的學術語言從中文轉換為英文，而我的思考方式與關注點也會受到語言作為媒介的影響。

比如說，去年九月在新加坡參加的亞洲研究所主辦的一個研討會主題是 “Chineseness Unbound” 。這要怎麼翻譯？ “中國性”、 “華人性” 或 “中華性”，幾乎是只有用英文才能談。在新加坡作為一個獨立國家的脈絡裡， “中國性” 幾乎不能談也不需要談。另一方面，只有在邊緣時，界線以外時，才談你到底有沒有Chineseness。從這個角度來說，用英文來談Chineseness才展現其討論的意義與必要性。我前陣子在美國參加會議，會上談華語語系的文學與文化 (Sinophon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這個概念，也是接近的性質。不管是參與新加坡在地研究的角度，或是從新加坡以外的學術與知識場域來講，英文可以提供的切入點與視角，是對我的新加坡研究或中文研究，有一定的來自跨界的啟發作用。

光興剛剛提到，他在新加坡的聯合早報發表的一篇文章《身體的亞洲，情感的亞洲》 (2006年11月6日) ，是他寫過的文章影響最大的。這樣的說法，當然有某種反諷意味。挪借用他的說法，我可以說也有某種類似的體會。我在新加坡這幾年，其實還算滿常發表學術論文以外的文章，我曾經在聯合早報有個文化時事評論的專欄，寫了好幾年，在新加坡也有一些讀者。在報紙上發表文章，看的人多回應也很多，有時想想，我不如專寫這些文章就好，別寫學術文章。倒不是說我寫文章急於要有讀者有回應，而是在學術的場域裡，學術文章去到哪裡都沒有人看沒有人關注。如此一來，我不得不反思，寫文章的意義是甚麼。

以目前的情況來說，我也不必太理會體制對於我的學術生產的要求。我的研究重點放在新加坡的在地研究，而在這個範圍裡，又比較放在郭寶崑以及新加坡本土原始材料的挖掘。郭寶崑在2002年過世後，我被推選當總編輯，編輯一套《郭寶崑全集》，我們計畫編十卷。不管是以我作為研究者、資料收集者或是社會參與的角度來說，這個參與過程中的個人收穫是很大的，也讓我覺得無論是對我個人還是對於新加坡這個地方，特別有意義也特別重要。我在大學裡的學術生命，剩下不過二十年。我最近一直在想的是，自己究竟要怎樣用這二十年的時間。是要在學術場域認可的範疇內，生產對於大學有直接效益的學術論文，還是要做一些不見得對於大學規範之下的學術生產有幫助，卻對我所處在的這個社會空間有更大意義與作用的知識生產？以一個大學體制中的所謂學者的身分來說，這個問題還真是不容易回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