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制中的學術生產與社會裡的知識交流

今年一月參加台北的文化研究學會年會，之後到中央大學參加一個圓桌論壇，在會上發表了一些想法。參加的還有北京大學的戴錦華、中央大學的何春蕤、台灣交通大學的陳光興、嶺南大學的羅永生、台灣交通大學的劉紀蕙、台灣清華大學的劉人鵬。後來文章都發表在文化研究學會的網上期刊《文化研究月報》第91期。我在文中敘述了這些年來的學術歷程，這裡轉載，以饗我的讀者，也作為一種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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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制中的學術生產與社會裡的知識交流
柯思仁

我在幾位老師面前明顯是很資淺的，開始在大學裡教書到現在才進入第十年，研究工作開始沒有幾年，就被捲入了行政工作，協助設立南洋理工大學的中文系，幫忙設計本科生課程，到現在已經五六年。結果，不管在研究上思想上都受到影響。我在思想跟研究上，能夠分享的可能就是我的讀書留學的經驗，以及在新加坡的知識圈子裡運作的情況。

我是台大中文系畢業的，解嚴前我就畢業回新加坡；那個時代整個台灣社會的動力是滿大的，還沒完全爆發出來，可以感覺到滿強烈的。從學術訓練的角度來講，台大中文系，是比北大還要傳統的、非常傳統的中文系，經史子集、聲韻訓詁的訓練。一方面，是以中國或中文為中心出發去看整個中國歷史、哲學、文學等等，另一方面，對我來講是相當重要的訓練，是細讀文本的訓練。傳統中文系的訓練，文字讀得很細，是從一個字或一個篇章裡去引伸的方法。就像我上一位老師的論孟導讀，讀論語，「學而時習之」，一個「學」字就講了近半個學期，學到很多東西，怎樣從文本中很小的一個部分去引伸。另外，像現代小說，老師教王文興的短篇小說，也是一篇小說講了大半學期，那是一個完全不同的系統，是英美文學批評傳統中的close reading的方法。有意思的是，讓我感覺到讀中國傳統經典的方法跟西方的close reading的方法，居然有很多能夠互相對照的地方。這種對文本的注重，對我來說是非常重要，也很有啟發的。

回到新加坡，我在新加坡國立大學讀了碩士，在楊松年老師的指導下，做新加坡二十世紀上半葉的戲劇研究，這又是個完全不同的訓練，是歷史文本考掘的一種訓練。我花了一、兩個月的時間去看微縮膠捲（micro-film），在圖書館昏天暗日地看微縮膠捲，在很封閉的空間裡，一天看十個小時的舊報紙拍成的微縮膠捲。這也是一個重要的訓練，怎樣從歷史材料中，去尋找可以作研究的對象。後來我在英國劍橋大學讀博士，我的老師是芝加哥的博士訓練，從她的上課跟指導的過程當中，很重要的收穫是在現代文學文化理論方面吸收，以及怎樣把研究對象歷史化，注重它的歷史脈絡。後來這個方法、視角，對我的影響是很大的，即怎麼把文本放入歷史脈絡裡看待。

我的研究對象跟一般傳統中文系或者漢學不太一樣，從早期碩士班在新加坡看舊報紙做戲劇研究，後來博士階段，做高行健的戲劇研究。那時候高行健還沒有得諾貝爾文學獎，沒什麼人知道高行健這個人，當時對高行健的研究，主要是集中在他早期在中國的時期，即八○年代的那幾個劇本。我當時想做的，除了八○年代他在中國所寫的劇本外，還有，像現在我們比較熟悉的《生死界》、《對話與反詰》、《夜遊神》這些九0年代的作品。早期的作品内容，一般人的作法是把他放在中國的先鋒戲劇運動及中國當代的思想脈絡裡看待，跟整個中國的歷史脈絡比較緊密結合；但是，後期作品要怎樣做研究呢？有些人會說是有普世性（universal），好像與歐洲的存在主義、荒謬劇場滿接近的，怎麼去對應在中國的作家或中文作家去處理這些作品？

我的方法跟向來興趣有關，就是放在一個表演研究（performance study）的框架中來思考，而作為一個表演，我沒辦法看到很多高行健的戲劇的演出，但是，可從他文本的敘述設法想像與建構表演的情況。於是，把我研究的方法與方向又拉開，加入了不一樣的層面，就是作為劇場作為一個表演，劇場表演所要傳達的意義，以及這些意義如何在文化與政治的脈絡中產生。

回到新加坡之後，我主要是把之前的高行健研究成果轉換成可發表的文章與可出版的書，此外就幾乎不再做高行健了，而開始比較關注新加坡的在地議題。我這幾年的研究重點是郭寶崑，新加坡的戲劇家、知識份子、文化人，從郭寶崑的研究做起，擴大到新加坡五○、六○、七○年代，整個社會、政治、文化的脈絡，開始進入新加坡的歷史，從文化的分析到新加坡整個政治、社會、歷史的研究。這些年來我的重點一直放在這部分。這個部分的問題在哪裡呢？第一、在新加坡的環境裡，在地研究作得非常少，我們現在所能做的，比較多是從一個歷史建構、歷史敘事的角度來做。也就是要去挖掘一些現在人們比較不知道、新加坡人也還不知道的東西。這又回到我剛開始做研究時接受到的訓練，通過微縮膠捲收集材料，希望能夠建構出一個樣貌，還比較沒有辦法進入批判研究的層面來做。

另一個問題是，華文作為一種語文在新加坡的侷限。在新加坡的大學裡，用華文進行研究的人，幾乎只有在中文系裡。中文系授課媒介是中文，老師也可用中文發表文章；但中文系以外的所有人文社會科學，或是其他所有的學術領域，都只用英文、只承認英文發表文章，平常教學也是完全用英文進行。可以想像的是，除去與中國有關的研究，用中文的做在地研究，相形之下顯得更少了。南洋理工大學與新加坡國立大學的中文系裡，加起來有三十幾個老師，但是用中文做在地研究的人，可能沒有幾個，這樣的條件，怎麼形成一個知識社群（intellectual community）？這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也是個很大的困境。這是在新加坡用中文做在地研究的一種特徵，中文進行的在地研究在新加坡整個大的知識環境中，是處於邊緣的社群。

既然在新加坡是一個這麼邊緣的社群，那應該要怎麼辦呢？有沒有辦法走出新加坡？一個可能，就是參與光興所說的這個華文國際的概念。因為光興的關係，我在文化研究學會稍為有些參與，這幾年來參加三次的年會。但是，我的感受是很明顯的，在華文國際的社群裡，如果文化研究的年會可以算是一個社群的話，新加坡的在地研究在這個社群裡，顯然也在處於邊緣的位置。我常常來這裡討論問題時，每次都要從頭說起，介紹新加坡的歷史與社會狀況。不管怎樣都要從頭說起，因為大家不瞭解。這幾年來都要聽我先說個十幾、二十分鐘，沒辦法深入進入可以批判性交流的層面。我可感覺到，我的研究議題，在華文國際的社群裡的情況，是雙重的邊緣。

如果可以借用華文國際的概念來說，我參與的學術社群裡，另外有一個是華文戲劇節，在中國、香港、台灣、澳門都舉辦過，每兩年舉辦一次，今年2月會在台北舉行。華文戲劇節創辦之初，除了兩岸四地以外，因為郭寶崑的參與，來自新加坡這個主要是華人人口的國家的聲音也滿大的。但新加坡要爭取主辦華文戲劇節都沒成功過，為什麼呢？因為這個活動被設定在兩岸四地的 “大中華” 框架之中，加進新加坡的話，就變成 “國際” 華文戲劇節了。由此可見的是，在文化研究學會的場域，新加坡的在地研究在學術領域來說是邊緣，而在華文戲劇節的架構來說，這個架構本身就沒辦法包含新加坡華文相關研究，是框架本身的限制與排斥性的結果。

從另一個層面來說，在新加坡用英語討論的社群相當活躍。雖然新加坡人口並不是很多，目前是四百八十多萬現在有三間主要的大學：新加坡國立大學、南洋理工大學，以及五六年前才成立的新加坡管理大學，這三所大學的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領域的學者，構成了新加坡主要的以英語為媒介的在地研究社群。新加坡的英語圈子有這樣的一個群體，從學院以外的公民社會到學院以內的學術生產圈子，形成一個以新加坡為整體範圍的連接。從九○年代開始到現在，近二十年來，公民社會有一定的聲勢，尤其是在創造學院以外比較大範圍的社會討論空間，促進更廣泛的跨界交流。我做的是與新加坡的歷史與文化有關的研究，顯然就必須參與這個社群，否則從在地研究的角度來講，就是自我排除在主要的論述空間以外。參與這個社群，我需要將我的學術語言從中文轉換為英文，而我的思考方式與關注點也會受到語言作為媒介的影響。

比如說，去年九月在新加坡參加的亞洲研究所主辦的一個研討會主題是 “Chineseness Unbound” 。這要怎麼翻譯？ “中國性”、 “華人性” 或 “中華性”，幾乎是只有用英文才能談。在新加坡作為一個獨立國家的脈絡裡， “中國性” 幾乎不能談也不需要談。另一方面，只有在邊緣時，界線以外時，才談你到底有沒有Chineseness。從這個角度來說，用英文來談Chineseness才展現其討論的意義與必要性。我前陣子在美國參加會議，會上談華語語系的文學與文化 (Sinophon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這個概念，也是接近的性質。不管是參與新加坡在地研究的角度，或是從新加坡以外的學術與知識場域來講，英文可以提供的切入點與視角，是對我的新加坡研究或中文研究，有一定的來自跨界的啟發作用。

光興剛剛提到，他在新加坡的聯合早報發表的一篇文章《身體的亞洲，情感的亞洲》 (2006年11月6日) ，是他寫過的文章影響最大的。這樣的說法，當然有某種反諷意味。挪借用他的說法，我可以說也有某種類似的體會。我在新加坡這幾年，其實還算滿常發表學術論文以外的文章，我曾經在聯合早報有個文化時事評論的專欄，寫了好幾年，在新加坡也有一些讀者。在報紙上發表文章，看的人多回應也很多，有時想想，我不如專寫這些文章就好，別寫學術文章。倒不是說我寫文章急於要有讀者有回應，而是在學術的場域裡，學術文章去到哪裡都沒有人看沒有人關注。如此一來，我不得不反思，寫文章的意義是甚麼。

以目前的情況來說，我也不必太理會體制對於我的學術生產的要求。我的研究重點放在新加坡的在地研究，而在這個範圍裡，又比較放在郭寶崑以及新加坡本土原始材料的挖掘。郭寶崑在2002年過世後，我被推選當總編輯，編輯一套《郭寶崑全集》，我們計畫編十卷。不管是以我作為研究者、資料收集者或是社會參與的角度來說，這個參與過程中的個人收穫是很大的，也讓我覺得無論是對我個人還是對於新加坡這個地方，特別有意義也特別重要。我在大學裡的學術生命，剩下不過二十年。我最近一直在想的是，自己究竟要怎樣用這二十年的時間。是要在學術場域認可的範疇內，生產對於大學有直接效益的學術論文，還是要做一些不見得對於大學規範之下的學術生產有幫助，卻對我所處在的這個社會空間有更大意義與作用的知識生產？以一個大學體制中的所謂學者的身分來說，這個問題還真是不容易回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