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忘影中人

学期末的最后一次讲堂课，师生合影。（摄影：邱振毅）

《联合早报》2014年12月20日

舞台亮起 ◎ 柯思仁

学期即将结束，系学会主席来电邮说，最后一次讲堂课要来拍集体照，问我方便与否。他说，那是要为老师和同学留下美好的回忆。

怎么会不方便呢，短短十来分钟，换得长久印记。

等待这样的电邮，这几年来，其实已经成为学期末的一种习惯。中文系大一到大三每年都有必修课，一遍又一遍，上百个同学骚动一番，摆阵般找到各自的位置坐下，还总不忘留下中间那个最显眼的给老师。先一张正襟危坐的，再一张顽皮搞怪的，一整个学期的专注与投入，紧张与满足，就此定格。画面上锁定的不仅是某个讲堂的学术氛围，还有十几二十的清纯笑颜，以及一点一滴建构起来对于中文系的归宿感。

拍摄集体照是中文系的传统。最早的一张，应该是二〇〇九年的第一届毕业生，身穿礼袍头顶方帽，身后是宏伟古雅的华裔馆，既是生活场域，也是历史背景。如今，每年七八月的毕业礼季节，这样的场面，都是一次兴奋与期待。蔚为大观的焦点，当然是那衣帽端庄整齐排列的毕业生，让人欣羡与祝福。更为戏剧性的，倒是在镜头以外的那些注视眼光。最早是为数不多的亲友同学，后来围观者不断增加，甚至还有路人游客驻足观看，场面仿如国际巨星风光登场的记者招待会。

一生一次的毕业集体照，即使充满荣耀，却难以网罗整个大学过程的许多细节与片刻，于是开始有了必修课结束时的留影。大四没有大班课，同学们又呼吁选修课也要拍照留念。照片上传到脸书，姿彩不一的画面，再现每班师生各有特色的互动。按一个赞，喜欢的也许是甜蜜的回忆，也许是青涩的生命，也许是充实的过程，也许是刹那的感动。

回想起来，在公教读小学和中学的时代，学校都会安排全班同学与级任老师拍摄集体照。每年总有一天，会有一节课不必上，同学们来到操场上，先根据高矮排成行列，再鱼贯走到早已经架设好的摄影机前，第一排坐下，第二排站立，第三排站在长凳上。每一张稚嫩的脸上表情各异，有的咧嘴而笑，有的两眼发呆，有的眉头紧蹙。十年的照片一字排开，从幼童到少年，身高容貌的成熟仿佛也铸刻着学识积累的痕迹。

集体，也许是和华文教育密切相关的概念。集体照通常不只是为了在毕业刊里登载，纯粹只是留下作为集体的记录。那个年代，学校会让同学们订购冲洗出来的黑白集体照，带回家小心翼翼地贴在薄薄的相簿里。每一年贴上一张新的集体照，重温一次过去参与的集体。我曾经是某班的一分子，某老师曾经是我们的级任老师。一张集体照，代表某个集体，召唤某种集体意识。

那是从前的事了，相机还是奢侈品的年代，具有摄影功能的手机更是无法想象。这些年，上完一个学期的课，常有同学握着手机对我说：“老师，可以和你拍个照吗？”怎么会不可以呢？短短的几秒钟，还没有回过神来，只听到说：“谢谢老师。”是谢我愿意和同学拍照吗？还是谢我教了他们一个学期的课？我的心里带着一丝满足，也难以避免些许不舍。下个学期，我开的另一门课，还会不会见到这些熟悉的脸孔？

最近，同学之间流行起复古的拍立得相机。咔嚓一声，一张纸从相机里冒出来，轻轻晃动几下，影像逐渐清晰。现代数码摄影太虚幻，没有可以掌握触摸的实体。古代的那种确切存在无法复制的纸张，更让人懂得珍惜的价值，也成为独一无二的拥有。不过，当然还是要再次转换成数码，以便可以上传脸书与人分享。

实体相片，在当年还真需要耐性才看得到。一卷一三五型负片可以拍摄三十六张，也许需要两三个星期或者更久才用完，冲洗出来又再过了一个星期。终于拿到照片，难免喜不自胜。回到家里，用原子笔在照片背后，当心不要太过用力留下刻痕，字体端正的在左上角写同学的名字，右下角写自己的名字，中间字体稍大，总是那句俗套却又诚挚的“莫忘影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