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台亮起 ◎ 柯思仁
三十多年来，看了数不尽的剧场演出。各种故事各种题材，纷纷繁繁让人眼花缭乱，有的感人肺腑，有的惊奇不断，有的引领进入从来没有接触过的现实世界，有的启发对于熟悉课题的重新思考。如果要将这些剧作进行分类或概括，还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几乎同一个时期，也开始参与剧场活动，后来进行戏剧历史的研究，了解更多具体细节，包括人的想法感受，社会的思潮脉动，跨境的文化传播，简化论述更是成了几乎不可能的任务。
英文报记者访问我，要我谈新加坡华语戏剧。记者的问题开宗明义：新加坡华语戏剧过去（六〇、七〇年代）与中国有很密切的联系，也有某种中华文化、种族、语言的意识，以及展现左翼思想。你认为这个特征在八〇年代之后有了什么变化？你认为这种变化的原因是什么？
对于这样的提问方式，我有点惊讶，不过其实也算是意料之中。这些年来，在岛国的教育体制和社会论述中，华文华语的意义被局限在中华文化的框架里，除了传承文化、连接中国，似乎再也难以开展其他层面的想象。中国的崛起，好像是为岛国的华文华语开拓更广阔的天空，吊诡的是，在岛国的环境里，它还可能被一些人看成是囚禁雀鸟的牢笼。
新加坡的华语戏剧与中国有很密切的联系吗？从历史的角度来说，的确如此。现代戏剧在新加坡的发生，是受到中国现代戏剧的影响。一九一三年，由同济医院同仁联合演出的“耆英善社”，灵感可能是来自早前中国剧团来新演出的白话戏剧。就像那个时代的新文化新思潮，主要藉由华人的语言，南洋华人的思想启蒙来自中国。不过，中国又可以被视为一个传播驿站，而日本是一个更早的驿站，在那之前，还可以追溯到欧洲。
文化传播往往是一个复杂的网络。语言作为媒介自然指向和语言相关的文化认同，也同时接受文化中更悠远繁复的思想启示。华语戏剧关注中华文化、种族、语言，看起来好像理所当然，却也是想当然尔。其实，新加坡的华语戏剧，尤其是二战结束以后，更多时候关心的是人的价值、社会的公正、国家的想象、历史的反思。
一九六〇年演出朱绪编剧的《海恋》，以华族与马来族的跨族恋情为轴，设置于激情酝酿中的多元文化家国想象的背景。一九六六年刘仁心编剧的《百年树人》，以教育工作者克服磨难在山芭建设学校的经历，刻画社会转型时期的理想图像。一九六八年儿童剧社的《錶》，以因偷窃入狱的流浪儿童改过自新的故事，宣扬正直正义的价值。一九七三年林晨带领集体创作的《第二次奔》，以矿工作为主角，反映工人被剥削的现实，并塑造勇敢反抗剥削的工人形象。
这个时期的华语戏剧，几乎没有什么闲暇去理会远在中国发生的事情，也不怎么需要去担忧中华文化传承的问题。那是一个建设社会想象国家的时代，向来具有启迪民智、反映现实精神的华语戏剧，率先积极参与了这个充满理想主义的工程。生命的意义、社会的关注、国家的认同、未来的愿景，这些才是视野开阔胸怀大志的人要去思考与讨论的课题。
从当下的视角回望新加坡华语戏剧走过的路径，其实我们都在以各自的方式回应时代的声音。
记者的访问是为了即将上演的《摆渡》。作为新加坡独立五十周年庆祝活动之一，TOY肥料厂为滨海艺术中心制作了讲述新加坡华语戏剧五十年的剧作《摆渡》，由邹文森编剧，吴文德导演。几年前我与戏剧盒合作有关新加坡华语戏剧历史的研究项目，对历史材料与观察有一些累积。这次《摆渡》的演出，我以剧本顾问的身份参与，提供叙述与处理历史的参考视角。
历史里有一些声如洪钟的呐喊，也有一些隐藏在隙缝之间的低吟。每一个声音都在叙述一种时代的风貌，而我们聆听与再现这些高低繁复的声音时，也在思考着如何面对我们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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