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性爱法律的暧昧窘境

从来没有在部落格里转在别人的文章。今天读了这篇，忍不住要破例一次了。看起来似乎是那么简单的一个事件，在浩威的论述之下，把非常复杂的历史、政治、文化、权力关系、意识形态等等脉络编织成一个多层次的网络。

没有一个问题是简单的，只有是不是看得到其复杂的层面。如果只看到表面的单纯，不要以为世界就是那么单纯而可以开开心心。某个事件可能与你无关，所以你可以只看到表面。可是，另外一个事件与你有关的时候，事件的复杂性就会让你有切肤之痛了。能够对于和自己并不一定有关的事情也看的复杂，也有所思考，就是知识分子的特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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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早报》2007年11月8日

新加坡性爱法律的暧昧窘境

● 黄浩威

　　追本溯源，《刑事法典》的377A条文，是在一个怎样的历史与政治背景下形成的？在一个以世俗主义立国的新加坡社会语境中，代表强烈反对阵营的官委议员张黎衍所操练的话语，又是否存在着什么盲点？这些问题在中文报章上，都未曾被深入探讨。

　　新加坡在独立后，延用了英国殖民时期的法律制度。这整套系统给新加坡带来了治国、行政与发展经济的诸多方便。其中连带继承的，也包括了国家对民众在私下性行为的宰制。和性爱相关的377与377A条文，便是例子。

　　这两状条文是从英国人对基督教义的理解衍化而来的。在一些极端的英国人对《圣经》的阐释下，除了以繁殖为目的的男女性交行为以外，其他的性行为，如肛交、口交、同性之间的性行为、甚至一般的手淫等，都一律被广泛地纳入“非自然性行为”（sodomy）的范畴中。

　　1850年代末，英国的殖民统治者制定了印度刑事法典（Indian Penal Code），以取代兴都教的刑法制度。长期以来，根据兴都教的法律，经双方同意的同性性行为从来都不算犯法。

　　然而，英国人所制定的刑事法典第377条文，将“违反自然的性交”列入犯罪行为。换言之，377不仅表现了当时英国人对性爱的禁锢，还象征了其宗教罪恶感及对上帝的恐惧。

　　后来，殖民统治者将377条文移植到海峡殖民地（新加坡、槟城与马六甲）的刑事法典中，并于1872年开始执行。1938年，刑事法典才增加了将男性之间性行为进行刑事化的377A条文。1955年，这两状条文在未经任何修正的情况下，被当时的新加坡立法委员会通过，从此成为了新加坡的刑事法典条文。

对维多利亚价值观的继承

　　必须一提的是，377的立法背景是维多利亚女皇在位时期。当时的英国社会，经济与科技发展迅速，但同时也主张将整个社会上不同个人的道德与伦理标准化，并维护严刑峻法。这与今天新加坡的社会，有非常相似之处，仿佛指的就是新加坡本身。

　　今天的历史学家普遍认为，维多利亚时期的社会风气是推崇性压抑，禁锢人性与虚伪的。当时的不少贵族极力向百姓宣扬道德操守，却在私下沉浸于各种“违反道德”的行为。

　　另外，维多利亚时期的法律制度也存在着多重标准。例如1857年，英国政府制定了离婚法，让男性可在妻子有外遇的情况下与她离婚，而女性则必须附带多一项条件，即有通奸行为的丈夫必须对她构成身体暴力的伤害以后，女方才可以提出离婚。

　　这与新加坡目前不愿完全废除第375条文背后的立法精神是不谋而合的：女性在未申请保护令之前仍然必须忍受丈夫的性暴力，这使男性继续持有婚内豁免权。

　　原来，这就是我们所主张的“两性平衡”与“家庭和谐”。由此可见，英国维多利亚的价值观，与新加坡“坚持家庭是社会基石”的观念，竟有异曲同工之妙。

　　今天，我们在男女平权与个人（私下）性行为的问题上，表示“宁可比别人慢一步”，因为我们必须“坚持维护家庭作为社会基石”，却不愿正视问题的症结，也不知道相关法律所形成的历史背景。

　　然而，这套带有宗教色彩的价值系统——维多利亚时期多重标准的道德观——早已被英国人本身所诟笑与唾弃，今天却成为了新加坡引以为荣而坚持维护的法律。是历史开我们的玩笑，还是我们自己故作无知？

　　姑且说英国的维多利亚价值观，已经被一些新加坡人所内化，成为了他们文化的一部分。但从立法的精神来说，377A的存在，对新加坡的世俗体制构成了一大讽刺。

世俗国家是否可以有“共同道德”标准？

　　所谓“世俗国家”，指的是对宗教事务保持中立的国家，也视信奉不同宗教的人为平等的个体，不偏袒或歧视信奉个别宗教，并维护宗教自由及确保政教分离，防止宗教干预和控制政府的权力。

　　然而，若考察激烈反对者的话语，我们就会发现，新加坡的世俗体制可能面临被动摇的危险，而立法过程也可能落入被宗教议程劫持的窘境。

　　张黎衍在慷慨激昂的国会演讲中，表示“宗教观构成了我们共同的道德一部分”，“法律是道德指标”，也是“道德宣言”，以此作为反对废除377A的理由之一。然而，她指的是谁的“共同道德”？“共同”又应以那一个种族或宗教社群为标准？

　　评论家贾纳达斯·蒂凡（Janadas Devan）发表在10月27日《海峡时报》的文章，剖解了张黎衍的演讲，并指出她的强烈措辞与美国极右派（带有极端基督教色彩）的话语之间的对应关系。

　　李显龙总理自己也在国会上承认，“很多反对废除377A的人，都持有根深蒂固的宗教信念，特别是回教徒和基督教徒”，而人们却忽略了在支持废除377A的人当中，也不乏基督教徒和回教徒。

　　因此，当其他议员为张黎衍的演讲表示“肯定”，“在她发言后不约而同拍击椅子扶手以示赞赏”的时候，我们不禁要问：他们知道自己在为谁鼓掌吗？

　　是过去那些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怀有强烈宗教罪恶感的英国贵族？还是美国极右派的宗教狂热分子？还是新加坡一群李显龙总理声称的“持有根深蒂固宗教信念的回教徒与基督教徒”？如果议员们是在知情的情况下鼓掌，那新加坡政府所倡导的（不分种族、语言与宗教）的公正性与民主代表性在哪里？

　　如果真要根据某些宗教的道德观来实行法律，那“拥有强烈宗教观念”的人士为何不争取保留377条文，而是针对377A，毕竟前者所牵涉的是占人口大多数的异性恋？

　　作为一个维护司法公正的世俗社会，法律条文不应模棱两可，立法过程更不应该被宗教议程所劫持。

　　虽然政府说377A保留却不积极执行，但从执法的实际情况来看，如果有人报案，警方却不予以处理，岂不是玩忽职守，藐视法律？

　　不过，新加坡宁愿让某些性爱法律处于暧昧状态，还乐意继续弘扬维多利亚时期的价值观，也乐意坚守一部分人的宗教信念。这不禁让人怀疑，新加坡所引以为荣的世俗化政治制度是否名副其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