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turday, 12 March 2016

宣言:艺术与政治的歧途

必要剧场(The Necessary Stage)和戏剧盒,两个对于新加坡社会政治课题特别关注的剧团,联合演出《宣言》,这是让人期待的作品。郭庆亮、Alvin、Haresh,九〇年代合作之时,已经那么精彩,二十年之后,又会是怎样的成熟风貌?当年被诬指他们的剧场具有颠覆政治的意图,而今天他们要处理的直接就是艺术与政治的关系,他们会给观众指引怎样的方向?

艺术和政治,这次的《宣言》处理得那么直接却又那么复杂。从五〇年代开始说起,到二〇二四年的未来,真实与虚构,历史与想象,记忆与预测,感受与回应,繁复错综的线索,编织成让人沉思而又无法得到解答的网络。剧中的历史脉络具体细致,指涉也毫不含糊。

五〇年代的学生运动中对于艺术和政治的理想主义,仿佛因时间距离而浪漫化了。六〇年的跨种族爱情与文化矛盾,嵌置在冷藏行动的政治斗争的历史脉络中,个人的悲剧在时代中被再现出来的是阴差阳错。八〇年代的背景是光谱行动,受害者竟然说如果政府告诉他们什么不可以做他们就不会做。二〇一六年的当下,那么多元复杂而又那么疯狂无绪。二〇二四年的未来,其实也不过是八年之后,是现实的展望,表现的是艺术被政治收编的绝望,所有的人都是愤怒而又无助。那是一种切肤的真实感,但多数时候人们无法接受预言如此血淋淋的实现。我想起九〇年代写过几篇必要剧场的剧评,“无力感”的意象常常出现在我对他们作品的评述中。二十年后,这个意象还是强烈。能够批判思考的人,在这种社会政治环境中,大概也就只能够有这样的感受吧。

 五〇年代的多语生活情状,剧中再现方式是华语、福建话、英语、马来语的交杂。这是不是一种现实的表现,还是多语概念的艺术再现?我不是很清楚,倒感觉是多元马来亚想象的投射。八〇年代以后的场景就只剩下华语或英语了,到了再后来几乎都是英语。婉婧是唯一能够有效进行华英双语之间转换的人物,也只有她一个,但她并不是扮演一个沟通者的角色。这样的角色必须要有怎样的理想主义?多语共存并重的环境,必须付出多少务实主义者无法想象的代价?我只感觉到在婉婧这个人物的衬托之下,其他人竟单语得那么纯粹。

 多媒体融合进剧场设计与叙事之中,非常精彩。正的与反的,互相照映的与对立的,不断转换的映像呈现形式,隐喻面对历史与现实的多重视角。多重视角并不是互相抵触或矛盾的,可以同时存在,并有不同组合。影像叙事部分有预录的,过去式的,现在式的,现场摄影机直接播映的进行式的。多重时间概念交叉进行,叙事的复杂性登峰造极。重叠交错的视角与时间感,让人有一种失去平衡感的错乱与失落,逼着观众重新检视向来被灌输的已经成为惯性的单一、直线、逻辑性的既有观念。这正是艺术在面对政治时能够发挥的最重要功能,也具体而微再现了艺术与政治的歧途。从这个角度来说,“宣言”也就只不过是一个反讽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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