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早报》2015年5月23日
舞台亮起 ◎ 柯思仁
对于窗户,我有一种渴望。不一定需要落地长窗,也不一定需要没有阻挡的风景,只要是一扇小小的窗户,能够在某个时刻让阳光洒落室内,或者郁闷的时候得以望向一点天色。如果这扇窗户可以打开或关上,而开关的权利是在房间使用者的手上,不是任由某种预先设定时间的机器在操作,或者某个全知全能的力量在控制,那就更好了。
少年时代住在锦茂的组屋,向北的窗户敞开,每天几次听到轰隆轰隆声响,就赶紧跑到窗前,透过高耸组屋之间的缝隙,兴奋难耐地数着火车一节一节的车厢。缝隙太窄火车太快,从来都数不清究竟有几节,却又总是期待下次再数一遍。往南的火车不久将停靠丹戎巴葛,往北的则将越过长堤,不知道开向何方。更小的时候曾经乘搭过一次北上的火车,终点站是马六甲北部的淡边小镇。窗前对于火车的盼望,是那次旅行记忆的复习。
后来在台北上大学,第一年在晋江街租了一个二楼的房间,有一扇开向天井的小窗户。一整天阴沉灰暗,没有风景没有阳光,白天看书写信也不得不开灯,偶尔还听到楼上邻居吵架或闲聊。初到台北,住在这样的封闭空间,难免乡愁常常被轻易撩拨。校园生活的丰富忙碌,同学的亲切友善,以及台北的精彩多元,倒也使我多数时候不需要宅居房里,痴望那扇看不到天空的窗户,而今记忆中几乎也没有这扇窗户的痕迹。
若干年后,需要长时间宅居做研究写论文的时候,在剑桥欣快山上的房间,倒是有一扇开向后院的玻璃窗户。春天的黄水仙,冬天的白雪地,夏天酒会和舞会彻夜的嬉闹声,秋风里黄叶摩擦的沙沙作响。窗外是季节递嬗与人来人往,窗内是静心读书专注写作的私己空间。我从来没有拥有过这么开阔明亮的窗户。尽管多数时候不需要望出窗外,因为一直在埋头苦干。更重要的也许是它存在于心里,需要的时候就可以打开。
无论是台北还是剑桥,古老大学的旧式讲堂,尤其是人文科系上课的地方,窗户往往是墙上最美丽的装饰。回到岛国,赫然发现多数讲堂课室都没有任何窗户。这个时代,容纳几百人的讲堂或十几人的辅导课室,都装上冷气设备以提供最舒适的教学环境,不再需要窗户让空气流通。没有窗户的空间,也许让人可以专心致志于学习交流,却忽视心灵偶尔或时常需要释放的渴望。即使有的课室在接近天花板之处装嵌窄窄而密封的玻璃叶片,可以看到一线天光透射进来,倒也难以想象外头究竟是怎样的绮丽景观。
如果有一栋建筑物,从外头看去宏伟壮观,却只有僵硬的水泥砖墙,而没有任何窗户,那又会给路人什么感觉?在建筑物外头行走徘徊的人,想象着里头是怎样的氛围,怎样的人在进行怎样的活动?即使人不在其中,光是看着泥砖砌成的庞然大物,不免油然升起封闭感和压迫感。里头的人知道自己错过了风景吗?窗户不仅是物理空间必要的内外互通管道,也是心灵自由思想驰骋的象征。
曹禺的剧作《雷雨》里,周公馆有一扇永远关闭的窗户。那是周朴园为了侍萍当年害怕风寒而延续下来的习惯,却让蘩漪感觉无比郁闷。有窗户而开不得的周公馆,压抑气氛累积到了一个极限,必然要爆发而不可收拾。鲁家也有一扇窗户,在那个雷电交加狂风暴雨的夜晚,周萍跳窗而入来私会四凤,后来蘩漪在窗外目睹两人的亲密,愤而将窗户关上。纠结的情感,可以藉由敞开的窗户而通达,也因为窗户关闭而产生悲剧。
没有窗户或者窗户紧锁的房间,可以将人的身体加以囚禁,将人的意识加以钳制。心灵如果没有窗户或者窗户紧锁,也许就以为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窗户这种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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