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早报》2015年5月9日
舞台亮起 ◎ 柯思仁
如果这个世界没有了叛逆的行动,或者是因为没有了需要叛逆的理由,一切显得那么理所当然的安乐与和谐,仿佛不再有任何烦恼忧虑,这会是一种终极的幸福图像吗?有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可能达到这样的境界?还是这也不过是一种一厢情愿的乌托邦?
郭宝崑的经典剧作《郑和的后代》里描述过这样的地方。郑和某次远洋航程来到一个不知名的小岛,岛上的人说:“这是世上的宝岛,是佛祖滴了一滴眼泪变成的宝岛。”郑和等人很高兴,问道:“难道你们这里就是传说中的快乐岛吗?难道你们这里就是人们和睦共处、甜苦相共的世外桃源吗?”这个岛上,“人们奉公守法,上下赤诚相待”,曾经有过一个在位三十多年的“护国神老王”,退位三年之后又被重新恭举为王,并“把小岛治理得井然有秩,人民的生活更是幸福有加”。老王死后被封为岛国的“保护神”,而“岛民们无不公正廉明、勤劳互爱、代代幸福”。
这个故事如果停在这里,那就像童话里的王子和公主永远幸福快乐一般,是作者为孩子构建的对于未来的美丽想象,以增添孩子面对漫漫生命旅途的正能量。这个故事如果停在这里,也可能是意识形态宣传机器的杰作,把美好事物无限放大,并由此掩盖或者让人们遗忘那些可能存在的不那么理想的点滴。这样的故事听得多了,人们也就往往信以为真。
当然,郭宝崑的故事还有下文。郑和发现这个小岛还有“美中不足”的地方,这里“存在着蓄养太监的习惯”,原来“在最最幸福的生活里,也不得不叫某些人付出阉割的代价,尽管在这个小岛上他们的手术做得那么亲和、那么妥善”。
“阉割”是《郑和的后代》里最强烈的意象。无论是实质上的身体阉割还是隐喻性的精神阉割,可怕的不仅是阉割让人失去生命的主体,更是因为阉割的手法那么温柔而毫无痛楚,让人不觉得阉割有什么坏处,甚至是一种获取幸福的必要手段。
理想国里没有叛逆的行动,似乎是因为没有需要叛逆的理由。实际上,那是在自愿被阉割之后,人们已经没有叛逆的能力,自动放弃也无法批判性地检视理想表象之下可能存在的种种问题。
但是,或者应该说还好,这个世界上并没有百分之百这样的理想国。即使有某个国度,大部分人都像郭宝崑剧中描述的那样,享受着井然有秩幸福有加的生活,将老王奉为神明以保幸福永续,仍然可能存在被遗漏而未曾遭遇阉割的人。这些人是理想国里的叛逆小子,让人措手不及,也让人咬牙切齿。当叛逆小子出现的时候,其他的人连忙将之围剿,以老王之名对其口诛笔伐,俨然替天行道,汲汲以维护理想国的幸福之名。
陈日辉就是这样一个叛逆小子。他是新加坡剧场里的叛逆小子,编导的戏剧作品往往充满层出不穷的惊奇,一再戳破人们对于世外桃源的想象,让那些习惯幸福的人感到强烈的不适,也让那些跟他一样叛逆的人欣喜若狂。最近陈日辉导演郭宝崑的《郑和的后代》,他对于原著的解构与重新诠释,很有意思的,正好表现了他的创意性叛逆,印证了他是剧中那群沉溺幸福的芸芸众生以外的,逃过阉割遭遇的人。
叛逆是创新的必要条件。叛逆小子不满于既定的传统表现与思维模式,也不耐于惯性舒适的生活方式,总是要质疑与挑战,干扰人们安于现状的想象。不过,也因为他的叛逆,人们才获得提醒的机会,重新面对可能已经麻木的自己。
如果郭宝崑看到陈日辉导演版本的《郑和的后代》,应该会露出他的招牌微笑。郭宝崑的剧本不是要人们为幸福而感动感恩的童话或宣传,相反的,他是在提醒叛逆之必要,即使此刻他也成为陈日辉叛逆的对象。如果没有叛逆意识和行动的话,也就表示人们都已经不知不觉地完成阉割的程序。那是最幸福的理想国的最大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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