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早报》 2007年2月25日
刚刚过去的农历新年,是新加坡华族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无论是祖籍何省何县,是土生土长还是新移民,是接受华文、英文还是马来文教育,几乎都参与这场盛大的展示种族文化色彩的仪式/表演。
可是,往往也是在这个华族色彩在现实空间与媒体世界里铺天盖地的时刻,我总要想起新加坡还有近四分之一的非华族成员。他们怎么看华族的新年?他们在这个以华族为大多数的社会中怎样找到自己的位置?他们和华族之间的交往互动怎样进行?他们是不是有什么期望和保留?
就在农历新年前两个星期,圆切线主办了一个论坛,主题是1945年至1965年的学生生活与活动,邀请了曾经经历那个时代的韩山元和许黛安主讲。他们分别叙述当年华校和英校的学生生活,展现饶有趣味的华、英校生活内容的对比。许黛安说,她和韩山元虽然生长在同样的一个新加坡,却好像是两个不同的世界。
华校生和英校生,无论是在学校或是后来进入社会,具有吊诡意味的,的确是在同一个时空中的两个不同的世界。可是,新加坡只有两个“世界”吗?
论坛举行后,有一个部落格记下了当天讨论的内容和格主的想法。引起我的注意的,是一个马来族读者的回应。他说,他可能是当天唯一的马来人,前来听讲是因为有兴趣知道不同族群怎样看待(共同的新加坡的)历史。接着,他说,可以预料到的是,当天的讨论极少触及少数“种族”。他最后提出一个问题:“如果作为大多数族群一分子的你,问说是不是值得留守在这个地方,那么,你认为那些少数族群的成员会怎么想?”
圆切线论坛的出席者中有马来人,对我来说,是意外的惊喜。论坛提供了全场华、英语即席通译,让只懂得讲华语或英语的出席者得以沟通,也使这个马来族出席者有机会能够听到主讲人和其他出席者的想法。
这个马来人在当天的论坛没有发言,却在某个部落格中写出了他的感受。显然的,即使论坛提供了即席通译,他也感到不自在。这种感受,并不是解决了语言沟通上的技术问题就会消失的。
韩山元的演讲中也提到,在1950年代,不少华校生学习马来语。在一个反殖民统治与争取独立的时代中,华族热切的盼望与各族共同建设马来亚文化。我们的父母辈或者祖父母辈也有经验,华族学习马来语和马来族沟通,少数族群也用福建话和华族沟通。不过,这种情形在独立后以英语为共同语的政策之下,逐渐消失了。
当天,圆切线论坛是在国家图书馆的十六楼举行,同一个时候,在一楼有一个纪念马来学者/知识分子Syed Hussein Alatas 的聚会,主办者是一个年轻的用马来文讨论社会文化课题的团体。圆切线的论坛中,用华语和英语讨论着新加坡的两个世界,而同一个时候,距离不远的地方,有另外一个使用马来语的世界。
我能够体会那个马来族出席者的感受,就像我在农历新年,想起非华族的新加坡人可能会有的感受。作为大多数人的族群,当我认为我有权利和理由展示我的文化或种族色彩时,不自觉之中,很可能就对少数族群形成了压迫感。不过,反讽的是,这个社会里好像没有任何一个人是绝对意义的大多数。每个人很可能在自我展示的时候,都特别要找一个自我边缘化的位置。
我往往提醒自己,即使我在很多方面是属于这个社会中处于边缘位置的少数人,譬如说,我是学人文而不是学理工的,主要讲华语而不是英语的,理想主义而不是务实主义的,等等等等,作为华族,我就是一个多数族群的成员了。作为多数人,无论如何,都应该付出比别人多的努力,来使少数人在这个社会中找到一个比较自在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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