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切线在2月3日主办了一个论坛“逍遥游：1945—1965年的中学生活与活动”，邀请曾经经历那个时代的许黛安和韩山元主讲。
三天之后，有一个 blogger 写了他/她当天听了演讲和讨论之后的想法： http://ampulets.blogspot.com/2007/02/when-youre-64.html
引起我的兴趣的，是一个马来族读者的回应。他/她说，他/她可能是当天唯一的一个马来人，前来听讲是因为有兴趣知道不同族群怎样看待（共同的新加坡的）历史。接着，他/她说，可以预料到的是，当天的讨论极少触及少数“种族”。他/她最后提出一个问题：“如果作为大多数族群一分子的你，问说是不是值得留守在这个地方，那么，你认为那些少数族群的成员会怎么想？”
我有一点惊讶，不过蛮高兴的，有一个马来人出席了当天的论坛。首先，我想到的是，圆切线尝试努力促进不同语言族群之间的沟通，尽量提供全场中、英通译，就算是为了这个马来听众（当然还有好些只听懂英语或华语的华族听众），就已经是很值得了。
其实，当天韩山元也说到，在1950年代，不少华校生学习马来语；华族和马来族之间的沟通，是使用马来语，而不是现在这样使用官方由上而下强制规定的英语。 [根据官方说法，英语是 “neutral language”，不过，什么叫 “neutral” 倒是值得思考与讨论。] 我们的父母辈或祖父母辈也有经验，少数族群在和华族沟通时，也有使用福建话的。这种情况，各族使用福建话或马来话交谈的情况，在某一个社会空间里仍然存在，那就是组屋邻里的咖啡店，只不过差不多是局限在比较是上了年纪的人之间。
1950年代到1960年代初，执政的本地人宣扬“马来亚意识”，左翼活动家信仰“马来亚意识”，人们也努力实现“马来亚意识”。不同阵营对于“马来亚意识”的诠释和想象显然有所差异，不过，在当时的社会空间里，这种意识转换成相当有效的自动自发的沟通意愿和沟通方式。
历史上的那一章，后来就没有继续写下去了。
为什么？那是一个学术议题，我在别的场合都这样那样的讨论过，也都批评过。这里不说。我这一个时刻想的是，有没有什么努力可以重新接着写那40多年前嘎然而止的一章？
我的个人生活空间里，是有印度族、马来族朋友，而且是很好的朋友。我们有共同的话题，共同的关注，共同的感受，同时也尊重彼此之间的差异。强行用“种族”产生的意识形态的分界线，在这种语境中，并不怎么发生作用。
[BTW, 2月3日当天，圆切线的论坛在16楼的 The Pod 举行，楼下也在举行一个纪念马来学者/知识分子 Syed Hussein Alatas 的聚会，主办者是一个年轻的用马来文讨论社会文化课题的团体 “The Reading Group”。其中一个成员 Azhar 是我蛮谈得来的朋友。圆切线的活动和这个纪念会的告示，是写在同一个牌子上的。不过，牌子上全都是英文字，没有中文，也没有马来文。]
可是，一旦进入社会空间，不同种族、语言的“社群”的概念就马上建立起来，而且形成互不涉入也互不侵犯的壁垒分明的范围。“社群”可能实际上被边缘化，而也可能成员把自己想象成被边缘化；在主流/中心的都是他者。那种对立的关系，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很轻易的就形成——无论是想象的还是现实的。
好像是蔡明发还是郭建文说的，every one is being marginalised in Singapore.
新加坡的“想象共同体”中，每一个人都想象自己是被压迫者。这样的想象是有来由的，而且也是在其他的时候表现在社会行为和人际关系上的。这是后话，以后有机会再说吧。
1 comment:
今天读了您的部落格后有很深的感触。尤其有关“一旦进入社会空间，不同种族、语言的“社群”的概念就马上建立起来，而且形成互不涉入也互不侵犯的壁垒分明的范围。“社群”可能实际上被边缘化，而也可能成员把自己想象成被边缘化”这一段，让我有感而发。
我没有“种族”意识形态的分界线，更不用说“种族歧视”了。基本上，我认为互相尊重是最重要的，不应该以种族、肤色、语言来进行区分，也没有这个必要。但这或许是我单纯的想法，实际上这种分歧却在“刻意”的情况下，造成一种“每个人都是被边缘化的一群”的吊诡现象，甚至是属于“多数”的我们，此刻也成了边缘人。
这几天，我和同事都为明天的农历新年表演作准备。前几天，我们在周会上播放新年歌曲（华文的）。听说在会议上，校长指出40%的学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异族同学），因为所有的歌曲都是华文的。虽然说60%的学生是华族，我们也要照顾到这一群学生，应该翻译歌词，解释给学生听。此外，我们也应该附加汉语拼音。汉语拼音，我赞成。尤其是要大家合唱的时候，有汉语拼音对异族同学来说总是好的，至少他们能够参与。我的主任说:“为什么都是华文歌曲？为什么不拨英文的？” 她说最好都有英文的翻译。老实说，我从来就不会排斥用英语。在周会的场合，更会用英语。即使明天的贺岁节目都是用英语的。（除了贺年歌曲是华文之外）但是，这次我却对他们的提议感到费解，甚至觉得很无聊。我竟然说：“不然，我们什么都不播好了。” 突然，我想起从小唱的马来民谣，谈米尔的爱国歌曲，为什么我们没想过要求他们也每一句翻译给我们听呢？不是说英语是neutral language 吗？
另外，今年是猪年。整个华文部最避忌的竟然是这头“猪”。连今年是猪年都不敢说呢。想起来就觉得好笑。我们要播放有关生肖的VCD，里面有很多只猪哦。为了尊重主任，我们请她看VCD，问她是否能播给学生看。我的coordinator在问主任的时候，甚至连 “pig”都不敢念出来，得用拼的。突然，我觉得我们是被边缘化的一群。有点不被尊重。在这里我们是“少数”。自己是压迫者还是被压迫的，是现实的还是想象的，我也分不清了。老实说，我和马来同事之间没有这种问题。不知道为什么事情被“放大”到“社群”后则变成一种无形的压力。
那天一位英文部的老师说：“我们在这里是少数民族，认命吧。”我感到诧异。不是因为我觉得那是矛盾语法，而是觉得这60%和40%原来对某些人是有很大的差异的。有时候在想是不是自己让自己被边缘化呢？
今天我的同事说了一句让我有深切感受的话。她说：“在这里，我的英语会越变越好，华文就每况愈下。” 这也是我想离开的原因之一。以前不觉得那是问题，现在却觉得我很想感受一下在一所“华文背景”的学校教书和现在会有怎样的不同？大家的思潮或“意识形态”又有怎样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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