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esday, 5 August 2008

师生编剧柯思仁刘晓义笔谈 50年代政治和舞女文化

《联合早报》2008年8月5日

  《舞国女王》主题涉及50年代舞女文化、政治思潮、新加坡独立运动等重要社会和政治课题,针对这些课题,两名编剧,也是师生关系的柯思仁和刘晓义以笔谈方式,表达各自的看法——

新加坡情意结

● 柯思仁:

  这是最难回答的问题。我比较习惯以抽离方式来谈跟新加坡有关的事情。也许是因为这个谈论的对象本来就太过具体和接近,本来就是生活的一个部分,如果再过于耽溺的话,可能会让人伤痛。于是你可以说,情意结肯定是有的,而且很深。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情意结这个概念的复杂性和矛盾性。有时表现出来,恰好和内心所想的相反。

● 刘晓义:

  我是个外国人,但每次谈到新加坡,对我而言都是一个有趣的话题。

  首先我自认比较了解新加坡。由于个人兴趣及工作关系,其实我了解许多新加坡人都未必知道的事。反讽的是,实践剧场在“街戏”中努力“扫盲”、推广的本地历史、文化、习俗,是由我这个外国人来做的。每次当我在街上为来来往往的新加坡人讲新加坡历史时,总是心生一种怪异感。

  这种怪异感证明熟悉感与归属感是两个不同的事情。我可以对这里越来越熟悉,越来越舒适,越来越发现这里的可爱之处,可毕竟这里不是我早年生长的地方,我始终没有办法对新加坡产生比中国还大的归属感。

  也许保持这种距离,可更客观理性地观察和思考这里曾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一切。

50年代的新加坡政治环境

● 柯思仁:

  1950年代是激情而充满理想主义的年代。与现在不同的是,那也是一个价值多元化的时代。这几年我对于独立前后的新加坡很感兴趣,研究工作也涉及那个年代的文化、艺术、社会和思想。去年我参与了圆切线举办的展览“逍遥游:新加坡的中学生活与课余活动(1945-1965)”的筹备工作,也有机会更深入地了解那个时代。

  一般对于那个年代的认知,主要是反殖和独立运动。从政治史角度来说,这当然是非常重要的部分。不过近年来有不少人开始挖掘官方叙述版本以外的历史,例如从学生运动参与者的角度来进行叙述,让我们发现原本被隐埋的理想主义和对于本土的热情。另一方面,除了政治,还有许多其他的层面,属于社会的层面,更直接和人们的日常生活有关的活动,也有更多的展现。

● 刘晓义:

  50年代对我而言是多元的。处于一个政治变动、文化交错的年代,其社会环境必定复杂而精彩。在这个环境中,移民社会一方面延续传统思想和价值观,一方面适应英殖民政府的经济社会,当然还有反赤声浪,争取独立的反殖浪潮,以及马来亚文化建设等等……这中间,“反黄运动”作为武器的意义并不简单,甚至成为当时人民行动党的四大纲领之一。单从这一点就能窥探出,它所“反对”的未必只是“黄色文化”那么简单。

  随着那个时代的过去,主流意识形态逐渐“霸占”了喉舌,我们听到多元声音的机会就越来越少——包括当年在“反黄运动”当中被压迫者的声音。可以说,很多弱势但是真实的历史,都隐藏在主流意识形态之下。于是这个城市的历史和现状,

舞女文化和舞女

● 柯思仁:

  首先,1950年代反黄运动的直接目标是包括脱衣舞在内的色情文化,不过他们的对象是殖民地统治者。因此反黄运动是一种声东击西的策略。黄色文化的广泛流传,从道德角度来说,当然也是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撇开这些不说,对于一个成熟的社会来说,我是认为脱衣舞这类的表演,并不是需要赶尽杀绝的。反过来说,前几年的“癫马”表演,我倒是觉得那是有点虚伪的。既然是商业化的脱衣舞表演,何必非得要假装成艺术呢?

  这里有一个根本的重点,那就是在这个活动中,是不是有人被剥削,无论是舞女,还是观众。譬如说,舞女是被迫表演的未成年少女,或者观众是心智成熟的少年,那就是一个社会问题,需要关注。如果没有涉及剥削(当然“剥削”本身也是一个复杂的课题),那么倒不必把一般人民看成永远长不大的孩子。

● 刘晓义:

  《舞国女皇》中的“舞女”,其实就是一把声音。一把不同于主流意识形态的声音。历史的建构中,基本上都是以男性社会的角度去叙述的。舞女作为“黄色文化”中男性的“消费品”,却也作为“反黄运动”中十恶不赦的“毒品”,成为男性“正义行为”下的“牺牲者”。在这一过程中女性作为弱势群体,可以说,她们在男人所建构的历史当中,没有得到应有的理解和尊重。剧本就是尝试重新去叙述舞女的故事,从而去解构历史。

  一个现代社会不可能是完全一元的,但往往只有胜利者的历史会被当作唯一的“历史”纪录下来。舞女的声音曾真实地在这个城市里存在,如今被掩埋着。剧本尝试发出舞女的声音,是要让现代社会知道我们原本所以为理所当然的“历史”,未必是历史的全部。同样,今天便是明天的历史。今天的社会里,也许也有形形色色的“舞女”声音同样被掩埋在主流社会声音底下,没有人去倾听。但是你不能否认她们也将是历史中重要的一部分。

师生合作的创作方式

● 柯思仁:


  我认识晓义时他是一个演员,而我是个观众。我不敢以老师自居。我们刚开始合作写这个剧本时,也是一种平等的伙伴关系。后来晓义进了南大中文系,成为我的学生,这完全是巧合。我倒不觉得有什么特别。对我来说,目前名义上的师生关系只是阶段性的。我们之前是朋友,晓义毕业后我们也仍然是朋友。合作过程中我也向他学了许多。晓义很有才华,文字的感觉丰富,文采也好。我们的配合很有默契。《舞国女皇》是第一次合作,但是我们已在讨论接下来的合作计划了呢。

●刘晓义:

  我首先是个演员,然后才是编剧。这促使我在创作剧本时,常是以演员本体为出发点。不论是人物发展还是舞台调度,都带有较多的感性成分。创作可能更多源于一种冲动,而不是理性思考。

  柯老师带给我的是理性思考。四五年前我创作第一个剧本时,他就是我的指导老师。虽然那时交流不多,但是从他身上学习到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剧本不只需要其外部戏剧效果罢了,还需要其内部的多层内涵。

  时隔几年我们决定合作写《舞国女皇》,我随后也进入南大成为他的学生。可以说整个创作过程我同样在上课,从柯老师身上汲取我本来欠缺的东西,是一次很难得的体验。

● 柯思仁 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作品有《市中隐者》、《骨骨》、《独在家乡为异客》等。

● 刘晓义 生于中国,现就读南洋理工大学。曾任实践剧场驻团演员三年,近年涉足编剧和导演,作品有舞剧《2105》、舞台剧《猫人》等。

1 comment:

s said...

看了演出及刚刚写了看了演出后的一些浅见,才看了您这篇转载。


您提到:
“我比较习惯以抽离方式来谈跟新加坡有关的事情。也许是因为这个谈论的对象本来就太过具体和接近,本来就是生活的一个部分,如果再过于耽溺的话,可能会让人伤痛。”。
同意。用抽离的方式看,会好些。

本身也和晓义一样,不是出生于这岛国。
认同晓义说的,“保持这种距离,可更客观理性地观察和思考这里曾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一切。”

曾看了戏剧盒的《不知岛》,那过程有播放一些与刘培芳女士做的访谈,访谈中刘女士有谈及南大,感受到她/上一代人对过去那段历史的情感,自己也觉得心痛。。。

希望有一天,会如同浩威所期盼的,
~不愿认同国族的主体,都站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