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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 Edmund’s College, Cambridge |
1.
我没有想过会成为剑桥的学生，是因为我在申请学校时打听过，剑桥大学汉学系研究的几乎都是古典学问，而我想进行的却是当代戏剧，以为他们大概无法给我分配到适合的导师。虽然如此，我还是将剑桥列入申请的四间大学之中，那总还是有一线希望存在的。等了许久，其他的大学都没有回音。于是，当我在五月收到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录取函时，便认定自己会在伦敦这个繁华的现代大都会度过三年。
大约是七月底，当我从上海和台北收集一些资料后回到新加坡不久，突然收到剑桥大学的来信，说我已被录取，我简直是既兴奋又不敢相信，手里捧着薄薄的信笺，久久注视着上头令人遐思的盾型徽章。从前读书的时候，曾经读过徐志摩、陈之藩等人的诗文，心里便对剑桥产生了些许幻想。那时，也不过是随便想想罢了，因为自己是读中文系的，距离这个英国的大学又要远了一些。
剑桥大学的制度是这样的：研究生委员会录取进入汉学系之后，还得要有学院愿意接受，才算大功告成，而任何一方若是拒绝，入学便要失败，谁也没有指令对方的权力。我申请的学院是圣艾德门学院。当时我详细参考了大学的资料，比较各学院的特色而做出决定的。我选择圣艾德门学院，因为它的规模较小，环境应该会比较亲切，而它又是一所研究生学院，想来像我这样年纪的学生，也许会有更多机会与想法接近的人交往。
事前我完全没想到要向熟悉剑桥的人咨询一番。当我收到剑桥的录取信，第二天就在办公室遇到毕业自剑桥三一堂的 T，他听说我进了圣艾德门学院，竟然但笑不语，而且态度暧昧。后来，在另外一个场合碰到许久不见的
A，她想了一下，说：“唔，圣艾德门学院……你到了剑桥要先买一辆脚踏车了。”过几天，T 又说：“还好你不是申请到哥尔顿学院。”逼着 T 追问之下，他虽然没有明确说出来，但是，我已经可以揣摩到一些事实。事实是，圣艾德门学院在剑桥，既不是很有名气，又离开市区颇远。看来我阴差阳错，并没有作出很好的选择。
圣艾德门学院的不出名是很显然的。十一月底，李显龙副总理返回母校，在三一学院接见留学剑桥的新加坡人。当他和我们闲聊时，问一个女生来自哪一间学院。G 刚好是圣艾德门的学生。副总理听了后，说：“请原谅，这是不是一间新的学院？”言下之意就是，他没有听说过这间学院。我就站在 G 的身旁，在她正感到尴尬的时候，连忙说：“历史不算很久，学院刚庆祝一百周年。”
一百年的学院，竟然给人以为是新的学院，这种情况在剑桥也正该如此，没有什么奇怪的。就拿 T 来说吧。他所属的三一堂，常给人误会为三一学院。有人问他究竟有什么差别，他骄傲地说：“三一堂的历史，比三一学院多三百年。”虽然就名气来说，三一学院是举世闻名的。在它的入口处旁边，种了一棵瘦小的苹果树。因为牛顿是这个学院的成员，于是人们就把那棵当年掉下苹果而使他悟出地心引力的树，大费周章地搬来种在学院门口。这间学院成立于一五四六年，牛顿在的时候，它的历史已经是很久了。
2.
我在初秋凉爽的气候中来到剑桥，从公车站搭计程车转了一会儿，在圣艾德门学院门口下车。学院建筑前是一片平阔的草地，周围空旷，大楼更显得巍然傲立。那些古老而著名的学院，由于都是座落于市区，入门就在繁忙拥挤的街道边，厚重的铁门常常深锁，使人感觉挤迫而幽深。圣艾德门学院清幽宽敞的环境，深深让我感到舒朗极了。学院在一座小山上，是剑桥市的最高点。由于离开市区较远，没有一排一排的商店和酒吧，也就没有成群结队的学生和游客，这里更显得宁静详和。
我被分配到的房间，是在学院旧楼的部分，另外的一翼，却是刚于三年前扩建而成的。我住的是一个套间，分为起居室和睡房两个部分，空间大得超乎预料。起居室里有一个壁炉，但是用木板盖上了，因为室内已安装现代的电暖器。虽然说是现代，比起那种更新的一块扁平铁板，却又显得造型笨拙古朴。除了一张睡床，其余的家具倒真是很陈旧，看来也许是和大楼有一样久远的历史了。我对这间宿舍非常满意，坐在书桌前，面对着玻璃窗外庭院中的绿色树木和草地，不免有所遐思：不知道百年以来，有什么前哲学人曾经在这个位子上，欣赏着自然景色，思考着科学的奥秘或者人生的哲理？
一天三餐是在学院的饭堂进行的。虽然已经不像从前一样每一餐都要穿着整齐并披上黑色的礼袍，在开饭前待钟声响后随着院士鱼贯而入，但是，习惯上仍然是沿着长桌挨个坐下，而不像许多学院那样采取了新的做法，让用餐者像在餐厅里那样随意选择座位。这样的方式，使人没法预料坐在身边的会是什么背景，什么专业的人。圣艾德门学院专收研究生，其中又有大半是外地学生，更增加了许多异国风貌，也丰富了谈话的材料。
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当然还是那种必须行礼如仪的餐会。有一天，我披上礼袍，在学院饭堂里参加一个正式的晚餐。长桌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餐具，每隔不远就点燃着幽幽的白烛，饭堂里的电灯这时全都关掉了。昏暗的空间里弥漫着庄严的气氛，让人想起英国人那种内敛的表情和毫不夸张的谈吐。
当我坐下时，发现身边是各色不同的人种。谈开之后，才知道右边是学中世纪文学的南非白人，左边是学经济的苏格兰人。对面两个，一个是学历史的，原籍苏联的保加利亚裔，现在已是加拿大移民，另一个则是学法律的赛普鲁斯人。我简直像是置身于联合国的常年大会中。加拿大移民大谈耶尔新的病况，言之凿凿地认为他如果动手术将必死无疑；南非人说起话来引经据典，优雅的文句中不时出现一些人名，大概是诗人或者小说家，我也搞不清楚。我倒是对赛普鲁斯人到英国学法律深感兴趣，一问之下才知道赛普鲁斯是英国的前殖民地，法律体系与英国是相似的。这时，原本参与另一堆人谈话的一个加拿大人转过头来，说：“我们不叫前殖民地，而叫英联邦。”
这样的谈话，比起桌上单调的英国菜色要有趣多了。我问身边的苏格兰人：“英国的其他大学里，是不是也有这种饭堂礼仪？”他说：“只有剑桥和牛津才有这种传统，其他的大学里，吃饭就是吃饭那么回事。”
传统，多么熟悉的名词，却又是那么令人感到陌生的概念。过去的经验中，传统是前人的遗产，必须遵循的形式，更是得通过强调了又重复的语言加以建立它的威信。如果想追根究底探知其义，往往所得就是更为虚幻的抽象概念，或者言不及义的所谓诠释。剑桥的传统却让我有了新的感受。饭堂的礼仪是一种形式，但是，里头蕴含着让人景仰而甘之如饴的实质，每一个环节都具有意义，而且在进行的时候体会着传统留存在日常生活中的些许光芒。
3.
由于我念的学位是只写论文而不须上课，偶尔选几门有兴趣的课旁听，大多数的时候就是躲在房里读书，或者到大学图书馆找资料。刚开始时，都是在房里，觉得空间蛮大，整天窝在里头也不会感到太沉闷。我的房间窗子是面对学院建筑三面包围的一片草地，几乎任何时候都听不到一点声音，而我在读书或写作时，又不喜欢音乐的干扰，所以连留学生常备的音响也没带来，房里时常就是弥漫着无声的寂然。这种接近真空的感觉，正好让人可以保持头脑的清醒与敏锐，而且心无旁鹜。
过了几个星期，开始得要到图书馆去了。剑桥在汉学方面的藏书，英文资料相当丰富，中文资料则是以古典为主。我常留连在几架中国现代文学之间，多数是为了寻找与研究或课程有关的资料，但也不免偶尔难以抗拒地翻翻其他作家的文集。有一天，顺手拿起一本香港编辑的中国海外作家选集，翻着目录，竟然看到里头选了陈之藩《剑河倒影》中的几篇散文，就赶紧在找了一个电暖器旁的位子坐下阅读。
陈之藩的散文是我在台大念书时喜欢的，尤其是这本《剑河倒影》。徐志摩的康桥感性而浪漫，陈之藩的文字却进一步让人体会到剑桥的理想和精神。这次来到剑桥，由于行李太重，就没有把这些书带在身边，原本着实有一些后悔。这时无意间找到这几篇文章，虽然不是全貌，想来也略能将当年想象的与此刻感受的加以联系。
才读到了第二篇，却让我精神一振，顿时兴奋难当。文章的开头写着：“我住在剑桥的一个小山坡上的一幢大楼里。这个山叫欣快山，这个楼叫艾德楼。”简单的描述，但加上明确的地名，却使我感觉熟悉而亲切。原来这个将剑桥带进我的梦里的作家，当年住的地方，竟然就是我现在所属的圣艾德门学院。
还有什么比这个发现更令人神迷心驰的呢？陈之藩当年“走一步，地板随着响一下”的那条长廊，是在哪一层楼的哪一个角落？他所描绘的“像一个鉴开半亩的方塘”，“西边的还未剪完，好像东边又长出来了”的草地，是在楼前还是后院？当他体悟到“走进饭厅时与走出饭厅时，除了肚子有所不同外，脑筋似乎也有所不同。好像有好多观念在辐射你，有好多想法在诱引你”的那刻，是坐在哪一张长桌的哪一个位子上？最后，我竟然开始幻想，他是不是曾经坐在我现在的位子上，看着窗外迎风摇摆的枝叶，蔚蓝而亮洁的天空，写下了这些让我神迷心驰的篇章？
当晚在饭堂里，刚好学院住持罗柏森神父就坐在我的右边，于是我就向他提起这件事。听完我的叙述，他问：“那是哪一年的事？”我说：“陈之藩在剑桥的时候，是一九六九年。”他想了一会儿，才说：“啊，二十七年前。我们学院最资深的财务长，在这里服务了二十四年，恐怕连他也不会知道了。”
吃过了饭，我回到房里，坐在一张旧扶椅上，望着窗外早已完全漆黑的天空。刚住进来的时候，窗外几棵树还婆娑着翠绿的叶子，现在却掉得七七八八，剩下几乎光秃的枝桠。每一年，窗外的风景就是这样循环着，秋去冬来，从来没有例外。我已经无法从目前在剑桥人的口里，探知前人的事迹。六○年代的陈之藩如此，二○年代的徐志摩更是烟远了。我坐在这里，望着九○年代的夜空，心中时常萦绕着他们的诗文。剑桥曾经因他们而活在我的梦想中，多年以后，剑桥却是会活在我的记忆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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