念台大的时候，我的偶像之一，是陈之藩。我们那一代的大学生，说起陈之藩的散文，几乎无人不晓。原因之一，可能是他的散文曾经被编入中学课本，由此而被典律化。那个狼吞虎咽地读书的年代，每一个星期读完三、四本书。开始读陈之藩的散文，将当时市面上可以买得到的《旅美小简》、《在春风里》、《剑河倒影》、《一星如月》都买齐了，然后一本接一本，一口气读完。四本散文集，分别都只有一百来页。陈之藩的文笔流畅清新，所写之人事也引人入胜，往往翻到最后一页，感到意犹未尽。
十年之后，我行李箱里带着《剑河倒影》，来到剑桥。如果没有读过陈之藩，我应该还是会因为徐志摩而来到剑桥。陈之藩的文字里，没有徐志摩的潇洒浪荡，却有着科学的智慧与人文的沉淀。那是一种似乎只有在历史上才看得到的结合，一种文艺复兴人的精神。我在剑桥的百年书室里，重新翻读《剑河倒影》，寻找文字与现实的印证。突然之间，我兴奋起来，重读文字才发现原来陈之藩当年生活的学院，正是我所属的圣艾德门学院。后来，我在一篇散文里，记录了这个发现。
后来，听说陈之藩和童元方之间的忘年之恋。两人婚后都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在依山而建的校园里散步，“从她的山上到我的山下，又从我的山下，散步到大学火车站”（《散步》，2003年）。陈童之恋，听说涉及婚外情。那又怎样呢？这种事情牵涉太过复杂，作为外人怎样去理解判断？作为读者，又有什么资格去评论？我只是一个读者，当年的大学生，受到陈之藩的文字感召，后来沿着作者的足迹在剑桥古城踩踏一遍的读者。
星期天下午，我在香港机场准备登机，接到 H 的简讯，说陈之藩去世了。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在星期六去世，在香港沙田的威尔斯医院。那两天，我在香港，住的酒店正是在沙田，隔着一条河，就是威尔斯医院了。陈之藩去世的时候，我竟然那么靠近。
我从来没有机会认识陈之藩，童元方倒是在中文大学见过一次面。那也没什么，偶像就是那么远远的想象，通过他的文字世界，在我的心目中建构一个形象，也就够了。这个偶像，还在我的生命中，引导我到过剑桥，在他可能住过的宿舍房里，我可能坐过他几十年前在某张椅子上留下的余温，那也就很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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