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的爱

《联合早报》2008年5月4日

暴力的爱——多么吊诡的表述。所谓吊诡，就是表面上看起来充满矛盾，内在的意涵却有某种真实性。人们对于事物的认知，往往是受到日常生活中的一般经验所形塑，对于某些超出这些经验的事物，可能就会不甚理解，或者难以理解，而认为是不可理喻的矛盾。如果抛开这种固定的认知模式，就可能发现新的真实性。

譬如说，人们往往无法理解为什么爱的表现可以是暴力行为。当你在爱着一个对象的时候，你对他╱她所展示的爱的行为，总是被爱所浸濡，总是沉浸在幸福之中。可是，当某一种超出常规的状况出现，这种爱，尤其是当你爱得非常深刻，很可能就会以暴力的形式出现，无论是对那个被爱的对象或者别人，将遭受以爱为名的暴力对待。

如果，爱，是一种集体意识，譬如说爱国，这个集体之中的爱意互相影响激荡，很可能表现出来的暴力的强度，会以倍数增加，终致对被爱的对象与周边的人造成破坏的结果。人类历史上，这种以爱为名的暴力行为，我们还会陌生吗？

不过，有一些暴力的爱，并不是那么容易看得出暴力的性质。譬如说，以国民教育为名的行动，是一种具有压抑性质的“理性”暴力。国民教育的进行，向人们灌输爱国的意识，往往要求人们对于爱的对象毫无条件、毫无批判地接受。爱国，只有“为什么要爱国？”和“怎样爱国？”的问题，而没有“可以不可以不爱国？”的问题。那些对于第二个问题的答案稍为有所迟疑的人，很轻易地就会被爱国的非理性集体意识，以理性为名，标签为“叛徒”。

爱国的方式和理由，可以运用理性和批判性的方式来进行辩论。可是，爱国的底线，是对于所爱之国，必须非理性和放弃批判性地接受。89年前的今天，中国的五四运动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发生。现在还在进行的西藏事件，也是同样的性质。可是，我爱的“国”是你说的“国”吗？无论是哪一个“国”，我可以不可以通通不爱？

时间和空间的距离，使人们在重新省视五四运动时，可以运用比较批判性的方式。这种做法，在事件发生的当时，几乎是不可能的。时过境迁之后，可能行使暴力的个人或集体已经不存在，他们的暴力行为也就无法发挥作用。时间和空间，是最有效的批判工具。

上个月，新加坡国家博物馆放映了一部1960年摄制的《狮子城》，据称是新加坡第一部华语电影。那个年代，是反殖与独立运动如火如荼的时代，也是左翼思潮盛行的时代。在这种历史语境中，爱国的意识往往最热烈也最不诉之于批判性。观众看到电影中所表现的主要故事，是一个工人阶级的女子和工厂少东之间的恋爱。1960年代后期的文艺作品中常常展现阶级斗争意识，工人和富商这两种阶级是本质上对立的，分别来自这两个阶级的男女，是不可能结合。《狮子城》中来自不同阶级的男女，最后却有情人终成眷属。

很明显的，这是一个充满那个时代的理想主义色彩的爱情故事。有意思的是，《狮子城》的爱情故事中，却穿插了好几个与情节看起来没有直接关系的片段。有一场是老师上课的情形，电影中运用巨大的篇幅，让老师讲述新加坡的地理、社会、种族等等细节。爱国意识通过教师的讲课，具体而微地向学生也向观众灌输。另一场是一个大概八九岁的女孩在家里一面做功课，一面唱歌。她唱的歌，是新加坡国歌。女孩差不多要唱完时，妈妈出来叫她睡觉，她说，还要唱一下，而不是说要把功课做完。这时，爱国的表现超越了一般认知的理性。接近尾声时，一家人围着收音机收听大选（1959年）的结果。广播中播出了好几个选区人民行动党获胜的消息，听广播的人显得非常兴奋，说选的是为人民做事的政党。

坦白说，《狮子城》的剧本并不好，既老套又牵强。上面所说的情节，穿插在跨越阶级的爱情故事中，看不出太多的动机与合理性。可是，观众却又感受到电影中传达的充满热情与期望的爱国意识。爱国，竟然可以通过这种温柔而又感性的方式，强行嵌入一个恋爱故事，这难道不是一种暴力吗？经历过那个时代的新加坡人，也许认为我的看法太过暴力。也是因为时间所带来的距离，我能够感性地理解那个时代，却也能够批判性地对待爱国意识所形成的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