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巨人的过境

《联合早报》2007年12月2日

刚过去的周末，有两场公开文化活动，观众挤爆了会场，一场是星期六在新加坡美术馆举行的高行健对话会，另一场是星期天在旧国会大厦议事厅举行的陈平原演讲。在近年越来越热闹的新加坡文化交流场域之中，这两场活动，既显示了新加坡人（以及定居于此地的外国人）对于文化与思想性互动的热切需求，也说明了国际级文化巨人对于新加坡的垂青。

高行健最显著的身份，是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作为一个游走于多元艺术媒介的作家、画家、评论家，高行健的艺术和思想，在新加坡的华人╱华语社群中，是人们所企望的一个高大形象。何况，高行健和新加坡还有一段历史渊源：当他还不是那么出名的时候，曾经出席1988年初在这里举办的戏剧营。高行健这次到来，除了捐赠一幅画作给美术馆，出席他的电影的亚洲首映会，还参与了三场对话会。

陈平原则是应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之邀，担任陈六使访问教授。除了在旧国会大厦主讲“解读当代中国大学”，他还在南大主讲“作为物质文化的中国现代文学”。虽然他不如高行健那样几乎众所周知，熟悉中国现代文学的人，对陈平原也多有景仰。他和黄子平、钱里群在1985年发表宣言式的《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启发了此后人们的学术观念；而他近年对于中国大学和教育的尖锐批判，也展示了他更广泛的社会关怀。

陈平原在此驻足两周，高行健匆匆过境五天。此时，两个文化巨人已经离开新加坡。人们饱餐几顿文化飨宴，对我来说，他们的来访倒留下了一些让人省思的问题。

作为一个经济发达的先进国，新加坡政府这些年来努力打造新加坡在文化艺术方面也丰富多彩的形象，其中一个做法，就是邀请国际知名的文化人和艺术家，来新加坡演讲、演出。于是，居住在新加坡的人，可以不必出国，而等着世界走进来。可是，我们很快就发现，这些巨人匆匆忙忙地来了又去，留下的不是与他们本人不可分割的精神内涵，而是一排排的足印。这些足印证明了他们曾经到此一游，而他们高大的形象却在此地晃荡几天之后，就成了虚幻的影子。

把文化事业当作旅游业一样来经营，不是不可以。世界上的文化巨人那么多，如果有机会在这个小小的岛国亲炙他们的风采，的确是一件美事。可是，文化事业更是需要积累沉淀的。我们不妨问一问，除了吸引文化巨人来这里观光演讲，新加坡有没有什么条件，可以让他们有可能考虑在这里长期驻留？如果留下来，更重要的是，他们是不是有兴趣参与和关怀这里的社会？如果有肯定的答案，那么，新加坡就有机会不只是作为旅店的首选了。

当然我们也要问一问，新加坡有没有本土的高行健和陈平原？我们有没有一个或几个文化巨人，从这块土壤中生长，也能够像高行健和陈平原一样，让新加坡人景仰？不同于新加坡对于杰出的企业家、科学家、艺术家、运动员、学者的期待和栽培，一个文化巨人，可以是从任何一个专业领域中出现，可是，却不是用各种丰厚资源和完备政策就可以培养出来的。这个岛国如果想从这些杰出的专业人士中，看到文化巨人，可能要先问一问，我们是不是准备好了，虚心地接受他对于社会问题的针砭批判，诚恳地尊重他的真知灼见？文化巨人的思维方式，大概不会以经济发展作为基础和目标，也很可能在一般人看来相当理想主义——岛国是否准备好了在这个层次和他对话？

说到对话，我出席的那场高行健对话会，一点都不像对话，更像是高行健的独白。如果要找一个本土的文化巨人能够和高行健在相近的层次上进行对话，有没有适合的人选？我突然想念起郭宝崑。在许多场合，当高行健提起近二十年前的来访，一定会提到他是在郭宝崑的邀请之下前来。高行健这次五天的行程挤得满满，看到了许多簇拥的崇拜者。可是，他会不会因为没有见到郭宝崑，而觉得有一点失落和寂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