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之乐”是阅读的最大满足

● 应磊（文）

《联合早报》，2006年10月13日



书，不是一叠纸张和油墨的总和，作家对这再熟悉不过了，因为他们就是写书人，而且恐怕都是先从爱书人当起，所以一本本书所炼就的世界、脸孔、声音、光影，在他们心中印刻得特别清晰浓烈。

《文艺城》的“作家与书”系列，邀请本地作家揭示他们与书的亲密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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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本地剧作家、散文作家柯思仁而言，翻开一本书犹如踏足一座剧场——但真正的表演者并非书中人物，而是读者本身。

每一本书里都藏着一场关于“叙述”的演出，表演则取决于读者。

与柯思仁副教授面对面的那天下午，以书为引，我们的话题从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的新加坡，跃至80年代中期的台湾，又远赴千禧来临前几年的英伦与法国，一路穿越许多隽永的名字与温暖的回忆。赤道的阳光映入这位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副主任的办公室，照在排得满满的书架上，仿佛点亮了里面无数隐秘的“剧场”。

现代主义的另类滋味

回顾自己多年的读书历程，本地作家柯思仁认为不妨分成三个阶段。

自中学至高中时代，他由历史走入文学，在校长骆明（现任新加坡文艺协会会长）、陈田启和冯焕好（笔名何濛）等老师的启发下，阅读了大量本地作家的作品。令他尤其难以忘怀的是《度荒文艺》：与六七十年代占据主流的左翼现实主义作品相比，这册厚达百页，数月方出版一次的刊物让他最初尝到了现代主义风格的另类滋味。

当时的少年或许不曾意识到，这份对作品笔法的兴趣日后会越来越深地影响他的阅读口味。

开启未来的阶段

负笈台湾的四年，柯思仁说，是读书的第二阶段，也是至今为止他生命中最开放、最活跃，接受最多刺激和最重要的四年。

“我想这和那个时代有关，”他说，“1983至1987年，旧的累积依然存在，同时新的突破正在酝酿中。对我来说，那是开启未来的阶段。”

上世纪60年代在台湾文坛兴起的现代主义，赖出版业的发达，至80年代已产生了大量作品。从早期读琦君、余光中、白先勇、张晓风和黄春明，到后来接触杨牧、张大春、林文月、蒋勋和西西等等，如饥似渴的学子以每周5本书的速度，几乎读遍了尔雅、九歌和洪范等出版社全部主要作家的作品。

最疯狂的那一阵子，柯思仁说，他甚至特地叩开尔雅出版社的大门——向他们要折扣。

自台湾学成归来，除了满满三大箱、不止一书架的书，柯思仁也带回了自己独到的阅读心得。

“那四年给我最大的冲击就在于，我怎么看文学作品？”他说：“现实主义、宣扬意识形态的文学作品读多了的人，会相信文学应该反映时代、社会、生活，但我不认为只能够这么看。我比较感兴趣的是一篇作品的独特写法。”

“举例来说，白先勇的《台北人》便以非时间顺序来讲故事，通过时空交错再现今昔对比。再如张大春，他的后设写法趣味更强，用叙述方式引出互动，让读者主体性进入。”

换言之，柯思仁说，如果你想了解对方讲的是一个什么故事，就要看他如何去讲——因为讲故事与故事从来就是不能分割的。

台北全年丰盛的文化菜单激起了年轻学子对其他领域的胃口：他在大二时转入剧场，大三、大四时则对舞蹈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然而无论是文学作品或戏剧、电影、舞蹈等等，在柯思仁看来，本质上都属于一种供人阅读的文本。他相信，将故事与叙述分开对待的解读者是无法真正进入文本的。

随着读过的书愈来愈多，以及广泛涉猎文学理论，剖解叙述笔法的奥妙已成为他在阅读过程中最重要也最享受的事：每一位作者都构设不同的剧场；至于读者，则同时是演出的欣赏者和投入者——非如此不能收获最大的乐趣。

“阅读的意义就在于过程而非对象：看你如何参与文本，获得最大的满足感。”他说。

研究高行健剧作

1996年，怀着对剧场的热忱和比原先更加深厚的积累，柯思仁远赴剑桥大学修读博士学位。那三年，不仅构成他生命中第三个重要的读书阶段，也给他带来崭新的视角。

至于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当时他心里最后筛选出两个名字：一个如很多人已经知道的，是高行健；另一人则是沙叶新。

柯思仁对高行健剧作的研究，早在2000年高行健成为第一个摘下诺贝尔文学奖桂冠的华人之前就开始了。高行健的《绝对信号》曾于80年代末由本地剧团演出；93年《生死界》发表，柯思仁在香港的一个座谈会上第一次与高见面。最后敲定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柯思仁说，他与高行健在巴黎的三天促膝长谈发挥了决定性影响。

“那次纯属机缘巧合，我与他联络，他也正好在巴黎。”他说，脸上带着淡淡的微笑，“我们谈得非常投机。三天后走出他家时，我已经决定博士论文将研究他的作品。”

柯思仁回忆，当时高行健住在巴黎西郊的一所公寓里，家具陈设以白色为主调。那三天，柯思仁都在午餐后去高行健的寓所，一谈就是五六个钟头。性格内敛的高行健煮咖啡款待客人，自己则一直卷烟丝来抽。

“没有别的中文剧本在阅读上给我更大的兴趣和挑战！”柯思仁说，“高行健将各种欧洲现代剧场概念实践在他的剧场中，也创造出充满惊奇和创意的新剧场。读他的剧作并听他说起自己的经历，让我得到许多未曾有过的启发。”

柯思仁仍收藏着那三天厚厚的谈话笔记。

时光荏苒，这些资料日趋珍贵。在高行健获颁诺奖并声名鹊起之后，柯思仁没有再主动与他联络。

几乎没时间读闲书了

从教育学院到南大，一如许多同行，如今学术和教学占去了柯思仁主要的精力。统筹本地已故戏剧家郭宝崑全集的编纂，以及从新的角度看待古代戏剧理论是他未来几年的计划。

“几乎是没有时间读闲书了！”他带着一丝自嘲的口吻笑言，“有时候我想，在你把兴趣当成工作之后，兴趣会消失殆尽吗？”

尽管有时不得不为了工作而读书，柯思仁仍努力享受阅读的过程——诀窍何在？柯思仁说依然源自“文本之乐”：倘若视任何一件作品、一本书为文本，你就都能从中获得投入、参与、互动的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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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思仁出版的散文集有《如果岛国，一个离人》（与黄浩威合著）、《梦树观星》、《寻庙》、《达达蹄声归来》；剧本集有《刺客·乩童·按摩女郎》、《市中隐者》；也是《边缘意象：郭宝崑戏剧作品集》主编、《郭宝崑全集》（10卷）总编辑。毕业自台湾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剑桥大学。目前任教于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教学与研究重点是现代文学，以及剧场与表演。他也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高行健的研究专家，著有《高行健与中国跨文化剧场》。

自己最喜欢的作品？

柯思仁最喜欢的是与黄浩威合著的《如果岛国，一个离人》。那是一个长达半年的对话过程，不像自己之前的散文集那样是零落篇章的凑合。而且，一个好的对话对象，会把某一些潜在的想法和感受呼唤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