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里哀是十七世纪的法国剧作家。三百五十年前的古典喜剧和遥远的法国,在二十一世纪的现代新加坡上演有什么意义?九年剧场再次让观众直面这个命题。谢燊杰说,剧中描述的以上帝之名进行的欺诈虚伪,在现实中时常发生,尤其是近几年多宗新闻事件,跟宗教慈善机构有关。这是内容,也即是戏中嘲讽的人物与事件,的确可以借古喻今。如果导演不说出来,不知道有多少观众会有这样的联想?即使有所联想,是否对于现实中的这些荒谬事件与人物,有更深一层的体会?
另一方面,更应该思考的,也许是古典喜剧作为一种戏剧类型,也就是从形式的角度,这是否是观众能够接受,能够有所共鸣的。或者说,要怎样让现代新加坡观众,通过几次的翻译(法文到英文到华文),欣赏三百五十年前为那个时代的观众创造出来的戏剧类型。从创作的角度来说,这其实并不是简单的过程。对观众来说也许没有这么困难。燊杰在演后交流会中说,剧中有许多偶然与巧合,比现在的电视剧还多。《伪君子》是三百五十年前的电视肥皂剧的话,莫里哀则是杰出的电视剧编剧。回过头来看,这个时代的电视剧与剧场已经是泾渭分明的两个场域,电视剧编剧重复制造肥皂,剧场则瞄准小众径自天马行空。
燊杰说,《伪君子》比排写实的《人民公敌》难许多。这我可以想象。易卜生的戏剧用的是斯坦尼方法,无论演员还是观众都很熟悉,也容易进入情况。《伪君子》真的是“表演”,风格化和夸张的扮演,演员的功力不是在于“代入”角色,而是将角色的特征展示出来,演员要买力去表演角色。剧本的语言、人物塑造、情节推展等等,编织成一种独特组合,必须采用特定的表演风格,无法用另外一种表演方式譬如说斯坦尼来取代。后者不是不行,不过那就是解构了。
整体来说,《伪君子》是好看的。演员的“表演”相当精彩,只是有时稍为太过出力。国家博物馆的Gallery Theatre其实并不是很理想的戏剧演出空间,限制了表演与设计的发挥。这样的以表演和剧情为重点的戏剧,很需要讲究的舞台设计。我想起《谁怕吴尔芙》和《十二怒汉》,那真是杰出的设计,与表演互相映衬。
观众看来都很喜欢《伪君子》,这其实才是最重要的。看一出戏,得到充实与满足,无论是情绪沉溺还是激发思考。走出剧场的时候,还可以几番细细回味,以后看到同一个剧团的演出消息,毫不迟疑的就去买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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