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观众与研究观众

《伪君子》演后交流会。（九年剧场提供照片）

《联合早报》2015年2月14日
舞台亮起 ◎ 柯思仁

九年剧场的《伪君子》演出结束，演员在观众热烈掌声中谢幕。导演谢燊杰请观众留下来，参加接着举行的演后交流会。我多少已经预料到会有这个项目。这些年来看戏的经验，告诉我演后交流会几乎是常态，尤其是本地剧团的演出。

记忆中，郭宝崑特别喜欢这种交流会。我自八〇年代进剧场看戏以来，也许是从看郭先生的戏开始培养的习惯，往往也很愿意在谢幕后留下，倒不是期待导演或演员的说明，而比较想听听观众有什么想法，有什么问题。那个时代，尤其是实验性戏剧越来越普遍的九〇年代，第一个站起来的观众，常常会问：“这一场戏到底是什么意思？那一场戏又要表现什么？”

郭先生说，演后对谈的目的，是和观众交流，也有教育的目的。他总是温和微笑地问观众的想法，引导观众去思考和表达。他一般不会直接告诉观众他的戏究竟要说什么。当时我想，引导而不直接给予答案，是一种高明的教育方式。不过，他也有直接传播知识的时候。譬如说，当他在演出观众比较不熟悉的戏剧类型时，会在节目单上详细撰文介绍，布莱希特和格罗托夫斯基，都是这样让新加坡观众认识的。

长期以来透过镜框舞台看写实戏剧的观众，当他们的习惯受到挑战，往往会感到不自在，甚至愤怒。当年的《傻姑娘与怪老树》和《寻找小猫的妈妈》等等，爆炸力威猛，至今想起仍余悸犹存。观众心里有许多疑问，也许还糅杂焦虑与彷徨。演后交流会不一定会，或者几乎不会，得到他们想要的答案，倒也不失为一个释放的平台。郭先生当然知道这种情况发生的必然性。他在温和微笑之间，让这些情绪得到发泄，也为观众指出一些感受与思考的方向。

首演那晚，《伪君子》的演员卸了妆换下戏服，在观众面前一字排开。导演谢燊杰和监制（也是演员）徐山淇分别坐在左右两端。一番很随意的开场白之后，燊杰说：“演后交流会，主要是我想见见观众。”接着，他兴致勃勃地追问观众对于演出的想法。

《伪君子》是经典而非实验性戏剧，导演却也突破经典的框架，以风格化的舞台设计和布莱希特的手段，让现代与古典进行对话。交流会上的观众显得平静理智，没有强烈的情绪反应。很有意思的是，观众提出对于演出的疑问之后，倒是会进一步说出自己的想法。一个观众问：“为什么舞台上三道门，中间的大门有两扇，左右各一扇的门却是开向同一个方向？”他又说：“如果两扇门朝不同方向都往外开，不是更能够表现对称的美感吗？”

那不是一个看不懂戏而提出质疑的观众，而是以提问方式参与设计创作的观众啊。另外几个观众也是类似的提法，问题不过是一个引子，他们其实都有一套想法。这些观众都很有看戏的主见，他们不是以过去根深蒂固的看戏习惯来抗拒新鲜而陌生的剧场体验，他们看来了解演出，并从创作的角度提出不同意见。

三十年过去了，演后交流会中发言的观众显然和当年的很不一样。他们多数不是固执己见，也不是被动地等待接受教育。回过头来看一看，三十年来，许多演出团队，无论是本地还是外来，无论是经典还是实验，无论是华语英语还是多语，为新加坡的戏剧铺展出一片繁复多元的景观。观众有丰富的看戏和生活经验，他们与演出者的交流也更为深刻细致。这是真正意义的交流。

后来，燊杰又补充了一句：“我想要研究观众。”我明白他早前说要“看看观众”的隐含意义了。他所面对的观众是复杂的，也是丰富而多层次的。山淇后来告诉我，他们相信“观众也应该有机会讨论艺术，而不只是消费艺术”。演出者和观众共生在一个社会文化生态圈之中，他们一起参与戏剧的想像。双向交流与共同创造，那也是一种教育的方式，或者说，一种教育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