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esday, 10 December 2013

梳理那段华语戏剧的历史(书评)

《联合早报》20131210

陈宇昕∕文

阅读新加坡华文剧场的历史,仿佛阅读了新加坡社会思潮转变的历史。

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主任柯思仁副教授上个月推出了《戏聚百年:新加坡华文戏剧1913-2013》(戏剧盒与新加坡国家博物馆联合出版)以非断代的方式,诉说新加坡华文戏剧的历史。

本书最大的发现,即是在史料当中发现早在1913117日,一个由本地华社组织,以“耆英善社”为名的白话戏(现代意义的剧场演出),已在牛车水梨春园上演,是一场慈善演出,获得社会热烈反响。

这个发现将普遍认为新加坡本土华文戏剧起点的1919年,提早了六年,以至于有了百年的历史。

事件环环相扣  体现历史延续性

本书分五大部分,探讨现代戏剧的发生与成长、政治运动中的艺术开创、国家想象的同路与歧途、重新整合与认同的建构,以及新生代崛起的多元时代。

柯思仁在后记中表示,他并没有继承前人方修与杨松年教授惯用的分期发,这样的五大部分论述“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分期”。

他说:“历史的发生,很多时候能够以某个或某组事件为重心,看到明确的阶段。不过,每个阶段也都是环环相扣,前一个事件还有后续,而下一个事件已经开始。因此,五个部分虽然还是可以看得出时代的先后,我没有具体点出阶段的起讫,想要表达的是历史的延续性,以及前后时间不可分割的性质。”(页243

本书不以剧本文学为讨论对象,罗列代表性剧演活动、剧团、戏剧人建构历史。

戏剧体现社会思潮的演变

为什么说这是社会思潮演变的缩影,不得不由剧场活动的本身开始说起。剧场活动在19世纪初期开始发挥影响力的时候,其社会性特色浓厚,往往被用作为教化工具,新思潮勃发的时代,人们利用戏剧教育观众以新思想,所以戏剧在新加坡的发展也离不开社会教育。

比如二战时期的新加坡华文戏剧活动,大多与抗战筹款有关,洋溢这侨民支援祖国的热情。

书中提到50年代新加坡“想象马来亚的热潮”,以南大戏剧会1958年演出《钗头凤》时出版的特辑为例,这份特辑内竟印有华文、英文与马来文三种语言的介绍,尝试向不讲华语的观众群伸出触角。

到了反殖时期,新加坡投入组建“马来西亚”的梦想,这些思潮的变化,也体现在戏剧活动上,比如许多戏剧演出的海报、特刊上,变成了华文与马来文的双语形式,而英文则在这股浪潮中被逼退。

在这个过程中,本土意识以及具有本土意识风格的剧作也大量被生产出来。

柯思仁写道:“(这)显然是受到新加坡自治时代的到来,以及对马来亚独立建国的期待所促成。不少剧团的负责人和报章上的评论者,相继呼吁能够反映本地生活的剧本创作,并都指向加强马来亚意识、建设马来亚文化的目标。”(页98

戏剧作为意识形态的宣传工具,亦成为各个党派用以宣扬理念的管道,书中指出,自1959年新加坡自治政府成立以来,人民行动党也通过其中央与各区支部成立戏剧组织,举行戏剧演出活动。而当中非常重要的人物非剧作家王里莫属。

“王里的剧作往往表现与前者(具左翼色彩的民间剧团)对立的立场。《过去的年代(1969年,行动党直落亚逸支部演出)》塑造的华校生,曾经在50年代参加学生运动,后来觉悟是被煽动与利用……这些剧作,否定与批判学生的社会、政治参与,也宣扬政府的稳定社会、发展经济的政策。”(页106

剧团左倾路线关注社会底层阶级的困境

即便如此,柯思仁发现,上世纪60年代下半期开始,越来越多民间剧团展现出强烈的左倾路线,开始关注社会底层阶级的困境,“以阶级抗争的方式表现对社会形态的理想与憧憬。这种方向,与新加坡政府为国家发展制定的社会经济蓝图之间,发生直接的矛盾。”

在那个年代,许多左倾戏剧演出受到阻力,无法顺利演出,最终在1976年,政府援引内部安全法令,逮捕50名被指控涉及马来亚共产党地下活动的人,戏剧界人士吴丽娟、郭宝崑等人被捕,这个左翼思潮主导的戏剧文化浪潮才来到终结,以致于80年代以降的戏剧发展有了不一样的面向。

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新加坡政府便渐渐主导了华文戏剧的重组过程。当时的文化部长王鼎昌推出一系列文化艺术政策,全国艺术理事会也是在那样的时代里成立,国家文化奖也于1979年起开始颁发,肯定本地有杰出贡献的文化人,林晨、刘仁心、郑民威、郭宝崑与韩劳达几位资深戏剧界人士都先后获得文化奖肯定。

接着90年代便是新生代戏剧人的天下。

有趣的是这批20年前的新生代,依然是当下最活跃的戏剧界人士,他们大多以全职剧团的方式继续各自的戏剧事业,这是与前代大多民办团体非常不同之处,而他们的演出也更加多元,百花齐放。


这部史书以深入浅出的方式,讲述了新加坡华文剧场100年来的发展变化,作者排列史料,减少评论,希望读者能够更抽离地审视历史,但作者自己也透露“无可避免的是,在史料的编排与呈现的同时,也直接或间接显示了我对历史的看法。”

作者未必然,读者何必不然?最重要的是,新加坡华语戏剧的历史,终于又有了新的梳理。

至于本书中提出的新史料虽然重新发现了戏剧史,但仍有诸多疑问暂时无法得到解答,诚如新加坡国际艺术节执行总监李楚琳在序中提到:“美名耆英善社的富豪会团在一百年前筹款赈灾时,为何舍弃了戏曲唱念做打的格式,偏选采用对话方式的白话新剧呢?……我看完了本书初稿,很想知道更多有关的事情,但愿后人再接再厉。”(页III

(本书可在Select Books与草根书室购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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