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认识高行健,是在1993年,香港的一个学术会议。能够出席,是郭宝崑的推荐。他的剧作《生死界》刚发表,有幸一读。这次的相遇,并没有特别深入的交流,只是知道高行健是80年代中国先锋戏剧的重要人物。当时,他已经离开中国。
后来,我在剑桥读书,准备做的研究是中国当代的戏剧。1998年,通过赵毅衡,与住在巴黎的高行健取得联系。那年春天,在巴黎和他作了两个下午的访谈,也因此决定博士研究,锁定单做高行健的戏剧。
1999年底,写完了论文,准备回返新加坡之际,他说,他的剧作《对话与反诘》将在波尔多演出,于是,我又专程前往,看了一次法语版的演出。听不懂法语,却在看戏的过程中,一再从视觉与听觉上,印证他的剧作与艺术观的关系。这是第一次看他的戏,也是一次难忘的经验。刚刚写完一整部论文是关于他的剧作与戏剧理论,竟然有机会直接见证。看完戏的那个晚上,他的兴致很高,和我在波尔多巷子里的一个咖啡馆,聊到深夜。
回来新加坡后不久,他就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近乎隐居在巴黎的生活,有了巨大的转变。他的身边,任何时候都围绕着媒体与粉丝。我从媒体上知道他的消息,好几年,都远远的看着他,受到各种推崇与追捧。我一直都远远的,在看。
后来,在几个学术会议上,再次见到他,先是在法国的埃克斯普罗旺斯,又在香港、巴黎、德国爱尔朗根。他依然在众人的簇拥之下,而我,依然远远的,在看。
这次他到新加坡作家节有一场专题演讲,并指定要我当演讲的主持人。我感到荣幸,也让我重新复习他的作品与思想。演讲前在后台的交谈,又让我重温当年在巴黎与波尔多的那种亲切而深刻的体会。后来,坐在台上,面对满座的观众,他又看起来是那个我远远在看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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