滨海艺术中心大剧院里,赖声川的《那一夜,在旅途中说相声》,两个半小时的演出,观众从一开场就笑个不停,演员的口音、口头禅的重复、故事的离奇、人物的举动,许许多多的笑点,借用相声抖包袱的技巧,连续不断制造笑果。
我从头到尾,两个半小时,没有一次笑出来。到了结束的部分,我还要强忍着一不小心就会落下来的泪水。吕仁和程克坐在海洋中漂泊的小船上,想起台北的各种小吃,和亲人通电话,说就要回家了。可是,救生圈因为绳索绷断而飘向远方,小船在大洋里不知道飘向什么地方。
那一年,一九八五,我在台北现场看了表演工作坊的创团演出《那一夜,我们说相声》。那是一次历史性的经验,见证了表坊的崛起成为亚洲最杰出的剧团。接下来的二十几年,看了好几个版本的相声剧。每一次看,每一次都开心地笑,也都想起一九八五年的那个第一次。
这一次,没有笑,也许是熟悉了赖声川的相声剧的制造笑点的程式。错位:不对的人在不对的地方说不对的话。误会:两个人各说各的,表面看起来却像是在说着同一件事情。夸大:生活中平凡的琐碎事件,在戏剧性的叙述中被放大,产生扭曲的现象。这些都是喜剧的效果,也是制造笑点的手段。
这些手段,如果是用在自己的身上,叙述的是自己所属的社群的故事,那是自嘲,是一种自我反省的过程与境界。可是,如果是用在别人身上,叙述的是另外一个社群或文化,那就很难避免成为一种剥削,一种猎奇的态度,而呈现的是自我中心的姿态了。尤其令我感到不舒服的,是剧中对于印度旅行经验的叙述。那种夸大的刻板印象,那种脱离脉络的呈现方式,对于印度作为一个族群,没有文化理解的效果,而只是在讲华语的社群中,强化对于印度人的负面印象。
也许这真的是难以避免的。作为一个旅客,往往宿命的就是会以猎奇的眼光来看待旅途中所见到的各种奇人异事。把旅行的经验写成一个喜剧,为了制造笑果,更是会把这些经验加以戏剧性的夸大或片面化。也许,选择以喜剧的方式来叙述旅途的故事,就应该预料到这种结果了。
还好,赖声川还是一个剧作家、导演,最后的那段,让吕仁和程克坐在一艘不知道会飘向何方的小船,而他们看起来都想着要回家和亲人相聚。那是一种具有强烈反讽效果的结束方式。在这种反讽所产生的无奈中,我才感觉到这个戏带来的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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