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dnesday 21 March 2018

《血与玫瑰乐队》:历史作为文本,虚构作为认知

《血与玫瑰乐队》
2018年2月25日
演出:莎士比亚的妹妹们的剧团(华艺节)
地点:滨海艺术中心小剧场

“历史”是否有“真相”?如果有,我们要如何找出“真相”?如果没有,我们要如何理解“历史”? 这些问题,也许是《血与玫瑰乐队》要处理的,也是我们作为观众要回应的。

《血》讲述的最核心的,是发生欧洲十五世纪的历史,但处理的不是权威的历史著作,而是莎士比亚的剧作对于这些历史事件/人物的叙述。莎剧关心的不是历史,而是如何讲述历史。莎剧是以莎翁的观点,通过虚构的手法,重构对于历史的理解。历史是否有真相,并不是关键,甚至已经没有意义 。重点是莎翁如何看历史,以及他通过剧作的虚构,要观众/读者如何看历史。这是第一层的虚构。

第二层的虚构,是在莎剧虚构历史的基础上,《血》对于莎剧的重新讲述,也就是以虚构的手法,处理被虚构的历史。无论是莎剧还是历史,都是文本,也都成为隐喻,现代人(我们作为观众)以这些文本,来进行自我的参照。历史都是过去式的,我们都未曾去过现场,即使去过,也都已经成为过去。面对历史,就如面对任何文本,我们都是以当下的时空位置,来进行认知、理解和诠释,也在这个过程中,通过文本来对照自己。

因此,《血》的各种剧场效果,尽管荒唐、搞笑、夸张、扭曲,都是重要的,也都是有意义的,因为这些都是虚构的手段,也是诠释的态度。

声音:通过繁复交叠的形式来展示。剧场中的声音来自四方八面,各个不同角落,甚至无法明确分辨来源。有的清晰,有点含糊,有的回音重重,有的多声重叠,打破直线型与合理性。如果有真相,真相只有一个,叙述真相的声音也是单一的。所有的声音都是现场制作出来的,但现场就意味着真实或真相吗?演出一开始就说:“一切都是从幻听开始。”现场的声音,在现场观众的经验之中,却都是“幻听”。以为是“真”的,倒都是“假”的。但是,假的就比真的没有价值没有意义吗?

语言:多种语言,多种叙述,多种声音,多种文本。多语不是一种现实的再现,而是一种具有隐喻性的效果。最震撼的是以客家话进行叙述,仿佛客观的、超越斗争超越纠结的、具有权威的叙述者, 是一个在历史上时常被边缘化的女性,以相对弱势的语言客家话来讲述。这是性别霸权的颠覆,也是历史权威的颠覆。

有一场印象深刻的戏,两个演员用类似的表演方式,四次重复演绎四组人物、四个历史事件。第一次重复时已经是效果十足,连续四次,效果并未减弱,反而递增。戏剧性的效果,是对于历史的戏谑,斗争与厮杀在历史上总是重复,尽管事件不同,类似性质却不断重演。有意思的是,每一次总是有一点不同的结果,暗示着一句话:“从历史中吸取教训”,所以结局不同,死的人不同,也因此每一次对观众来说都有惊喜与效果。但观众看来,这一切并没有改变斗争与厮杀的行为,以及历史事件的血腥与残暴。“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倒成为一种嘲讽,也由此颠覆历史的真实性。

文本是认识历史的媒介,任何文本都是,可以是历史著作,也可以是历史剧、莎剧、电视剧、电影、小说、传奇、线上游戏、网络等等。在这个层面上,历史著作仿佛没有超过其他文本的权威性,更何况我们(观众/读者),通过后面罗列的文本,来达到对于历史的认知,还恐怕远远超过通过历史著作。

观众大概都不熟悉十五世纪在英法之间的那些现在被称为历史的恩怨情仇吧——否则节目单上不需要那么详细的列出来。但话说回来,有几个观众会去细读呢?大概也不是很多人读过莎士比亚的剧本。我们这些看过这场演出的观众,对玫瑰战争的了解,应该就是通过《血与玫瑰乐队》这个文本了。也许一辈子都是如此,不会去翻阅历史著作或是莎翁的原剧。然后走出剧场之后,倒能够跟朋友讲起亨利国王与爱德华国王的故事,而且头头是道。我们这些观众,也是文本,而且是很多观众,很多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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