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会走上街头吗？

照片来源：The New York Times

这一阵子以来，最让人忧心又激动的事件，就发生在我们邻近，可是却又不怎么了解的缅甸。

他们有一百个理由走上街头。这使我想起一次又一次，在不同的地方，成千上万的人为他们各自的目标走上街头——有的被炮弹打死，有的被坦克碾死，有的被捉了丢进牢狱，有的从第二年开始每年庆祝这一天……

我们有没有一个理由会这么做？如果有一个理由，我们会不会这么做？

38.5

昨天早上起来，觉得头重脚轻，全身酸痛，喉咙干裂。下床、走路，速度大概只有平时的三分之一，就像在月球上的慢动作一样。以为是反反复复拖了三个星期的感冒又复发了。一直到下午，真的不行了，像是随时要晕倒，赶紧到诊所报到。

这是三个星期来，第四次看医生。诊所助理问我有没有发烧，我说不知道。老实说，我倒是觉得发寒。前晚半夜醒来，的确发了一阵寒，拉紧棉被还在发抖。助理为我量了体温，看了温度计，说："oh dear, you have high fever!" 温度计上的纪录是：38.5 摄氏度。过了不久，助理又叫我到内室坐，给了我两颗 paracetamol. 一个人坐在一张靠着墙角的椅子上，好像传染病患被隔离的样子。

终于轮到我看医生。医生叫我张开嘴巴，看了看说：“你的喉咙好像在洋灰地板上擦过一样呢。”医生握着我的手给我量血压，又说：“你的手很烫，你在发高烧。”我说：“我吃了药呢。”医生说：“你才刚吃药，哪有那么快见效啊。”又说：“我给你药，你给我好好睡两天。”

我很久很久没有发烧了，更不用说烧到 38.5 度。我想，我大半天都在发烧，而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发烧。我以为是没有吃早餐所以头晕，还是喉咙痛得厉害而使意识不清，就是没想到已经在发烧了。

吃了医生的药，我真的睡了两天。吃了饭，吃药，睡觉。睡醒后，吃饭，吃药，再睡觉。

现在好多了。

38.5 ——多美丽的数字啊。这是我这回生病最大的收获。也许我下一本散文集可以用这个数字作书名呢。

中文系的中秋

第三年了，在华裔馆前举行中文系的中秋晚会。

今年是刚选举出来的第一届中文系执委负责筹划活动，他们大部分是大二的同学。我看着他们忙碌而有系统的工作，而且很有学长学姐的成熟稳重，却又还带着大学生的天真和好玩的样子。去年，他们就像那些大一的学弟学妹，有点羞涩腼腆，可能对学长学姐有一些仰慕之情。大三的同学大概在忙，来得很少。两年前，他们没有学长学姐，还是大一的新生，才入学没有多久呢。

我从头到尾看着他们愉快又投入的参与各种活动，中间也被他们拉着参加了一些。这一晚的气氛很热闹也很温馨，跟去年、前年的感觉不同。每一年的节目都有一些特别的性格，就像他们每一个人，不只不同，而且一直在改变。

仿佛在没有很久以前，我就像是他们其中一个成员。这一刻，我就像我的老师看着我那样，看着他们。当我跟他们一起玩游戏的时候，年龄和时代的区隔似乎都消泯了。当我默默地站在一旁看他们兴奋的时候，时间的距离感又出现了。没有多久，他们就会站在我现在的这个位置。

而我呢，就像我这个晚上想念起我的老师们——也许，我还偶尔会存在他们某些人的某个片刻的记忆里。

鸡饭和番石榴

晚上九点离开办公室，到 canteen 2 解决晚餐。我最爱的就是这里的鸡饭。

auntie 把鸡饭递给我，我放在托盘上，在盘里加了辣椒酱之后，捧起托盘就去找位子。

津津有味地吃到一半，才想起忘了付钱！赶紧跑到卖鸡饭的摊位，呼叫 auntie 收钱。auntie 好像也没有很吃惊的样子，可能相当习惯有这样糊涂的顾客吧。

她问我：“两块半，是吗？”

我说：“是三块。”

她没说什么，收了我的钱。

我心安理得的走回位子，继续吃我的鸡饭。

快要吃完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我的鸡饭加一块豆干，应该是两块半啊。auntie 是对的。我以为是在咖啡店，一般咖啡店市卖三块呢。

可是，我实在不好意思回去跟她要回那五毛钱！

吃完饭后，我去买水果。我喜欢吃的泰国番石榴——如果有台湾芭乐就更理想了！*想念* （那些在台湾当交换学生的同学，记得记得要吃芭乐哦，回来就没机会了）——买了一包切好的五毛钱。

咦，如果我刚才跟 auntie 要回那五毛钱，不正好可以让我买番石榴了吗？ >_<

天！我什么时候变得那么 auntie！ >>_<<

肥胖的隐喻

《联合早报》2007年9月16日

最近上映的一部歌舞电影《膨发飞舞》（Hairspray），歌舞场面精彩，剧情扣人心弦，人物塑造有说服力。不过，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膨发飞舞》让观众通过历史作为隐喻，思考某些当前的现实课题。

《膨发飞舞》的背景设于1962年的美国城市Baltimore，描述一个胖姑娘Tracy梦想成为电视节目的歌舞演员，虽然她能歌善舞，却被具有私心的电视台制作人以她超重为理由而淘汰。另一方面，在种族主义仍然盛行的1960年代初，电视台的节目以白人为主，不让白人和黑人同场演出，而黑人的节目也只是每个月播映一次。就像所有好莱坞电影所展示的美国式的理想主义，最后，Tracy战胜了他人对于她的肥胖的偏见，争取到在电视节目中表演的机会，而Tracy勇敢地参加黑人争取平等地位的游行，也间接使得黑人在电视节目中有一席之地。

今天我们看这部电影，也许不觉得其中对于主流意识形态有太大的挑战。不过，当我们知道这部2007年版的歌舞电影是改编自2002年的好莱坞音乐剧，而后者则是改编自1988年由另类电影导演瓦特斯（John Waters）所编导的喜剧电影，也许有不同的体会。1988年，正是冷战结束前的意识形态对峙的最后高峰期，也是里根政府的保守主义高涨的时代。虽然我们无法得知（也不需要知道）瓦特斯在这一年编导《膨发飞舞》的动机，但是，电影中展示的自由开放气氛和具有社会运动热潮的1960年代，显然在1980年代中后期的社会语境中，具有某种隐喻意义。

人们记忆中的1960年代，是一个解放的时代，也是一个争取平权运动的时代。在美国，以及西欧国家，譬如第二波的女性主义，少数种族争取公民权益的运动，以及同性恋者的平权运动，都在这个时代有积极的社会运动，不仅提高人们对于这些边缘族群的理解和意识，也为这些族群争取一些比较平等的待遇。

《膨发飞舞》里的黑人为争取在电视节目中与白人同场演出而走上街头，再现了社会运动的某个场景。Tracy以白人女孩的身份，加入黑人的游行行列，并以歌舞的形式呈现，也显示了后来者的某种理想主义的想象与感性投射。值得玩味的是，Tracy的肥胖，使她成为主流审美观念中的异类而被排挤，《膨发飞舞》的主题，正是借用肥胖作为隐喻，挑战人们习以为常的意识形态。

我们现在看Tracy的肥胖而引起的种种情节转折和高潮，觉得好笑，又具有娱乐性。可是，如果想一想肥胖者在社会中所受到的歧视，不得不承认，女性、少数种族、同性恋者的权益和社会地位，在美国这个社会中，也许有不同程度的改善，肥胖者所遭受的主流意识形态的迫害，似乎没有太大的进展。

也许，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属于那个主流群体中的一分子，不自觉但是实际上对某个边缘族群进行迫害。就像是一个盆栽的种植者，他认为盆栽是美丽而有意境的，他把这种他认为理所当然的价值加之于这棵植物上，用铁丝和各种工具，根据他心目中的意境，把植物扭曲摆弄，不让植物自然生长。

盆栽——这是我近日看到的最震撼也最让人感觉悲哀的隐喻。与盆栽相比，《膨发飞舞》中的那种浪漫气氛和理想主义，显然离开1960年代社会运动的悲壮和惨烈颇远了。不过，《膨发飞舞》毕竟是又一部好莱坞宣扬主流意识的电影，其中的隐喻就只好由那些具有社会意识的观众自己去解读了。

倒是盆栽。任何时代都有被扭曲的盆栽，也有自以为是的盆栽种植者。也许，因此，每个时代都还有勇敢和悲壮的社会运动者。

Hairspray

看好莱坞的电影，本来没有抱太大的期望，如果电影中有一些巧思，或者娱乐性还不错的话，就已经算是可以接受的了。没有想到的是，Hairspray 让我从头到尾感到兴奋，看完之后，还颇有回味，想到可以作为我的“文学与文化导论”中“种族”和“阶级”两个课题不错的教材呢。

Hairspray 是由 John Waters 编剧和导演的电影，在2003年改编成百老汇音乐剧，还得了东尼奖的最佳音乐剧奖。2007年的这个电影版本，是由 Adam Shankman 导演，Nikki Blonsky 饰演追求梦想而有正义感的女主角。其他值得注意的演员还有 John Travolta, Michelle Pfeiffer, Zac Efron 等等。

作为音乐片，Hairspray 一开场由 Nikki 唱的歌，将一个少女的平常生活和她不平凡的性格唱出来，马上使观众向这个人物产生强烈的认同。电影成功的地方，是通过非常少的篇幅，通常是一两首歌和几场戏，让每个人物，即使是相当次要的人物，都在观众的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观众知道每个人物说话和行动的 motivation, 而且很有说服力。

就像是大部分的好莱坞制作，电影隐含某种美国式的理想主义，不过，由于这种具有说服力的叙述方式，加上非常精彩的歌舞场面，让人不致于太过抗拒。反过来说，这也正是美国文化霸权征服世界的最佳范例了。

如果要用批判性的文化理论来讨论这部电影，那又是另外的一篇文章了。暂时不去批判的话，Hairspray 倒是我很少能够那么 enjoy 的好莱坞电影呢。

红山歌台现场

blogger 新添了上载录影的服务，我想起今年看的第一场歌台，在红山的一个停车场旁的草地上。主持人是林如萍。用手机录了一段，里面也可以看到人山人海的场面。不是很清楚，手机录的嘛，将就一点啦。

钢琴

我家客厅有一架钢琴，琴盖已经有近十年没有掀开过。钢琴是母亲生前用来练习弹奏圣歌，以在每个星期天的教会崇拜时为信徒唱诗而伴奏。

母亲年轻时曾经学过钢琴，不过，我小时候从来没有看过她弹琴，我们家里也没有钢琴。第一次知道母亲弹琴，大概是我上了中学以后的事。母亲在工商幼稚园教书，幼稚园多年来有一位主任，大家都叫她吕生，专门在音乐课弹钢琴。吕生离职后，母亲就接过她的工作，负责为每一班学生的音乐课弹琴。后来校长退休了，母亲接任校长，却仍然负责弹琴，就成了弹钢琴的校长了。

大概在82年或83年，幼稚园因为某种原因关闭，母亲提早退休，又没有钢琴可弹了。后来，母亲开始上教堂，小组的成员每个星期要练唱诗歌，母亲就买了一台小型的电风琴，为他们伴奏。我开始在家里听到母亲弹琴的声音。有时，我看到母亲一首又一首地练了好多诗歌，问她为什么练那么多首。母亲说：“小组下个星期要唱卡拉OK。”噢，那是圣歌的卡拉OK呢。

牧师看母亲弹得不错，就要她在大堂的崇拜弹琴。开始的时候，母亲在家里还是用那台小型电风琴练习。当我们搬到义顺之后，母亲终于买了一架二手的钢琴。这是我家里的客厅第一次摆着一架钢琴。我们从义顺搬到顺福，钢琴也自然一起搬过来。

今年，我的外甥女恩欣的母亲开始让她学钢琴了。恩欣的母亲发现，恩欣每次去上课，怎么老师都要重头开始教同样的一首曲。后来老师说：“这首练熟了，才教新的曲。”恩欣的母亲才想到，平时在家里应该要让恩欣练习弹琴。于是，就在上个星期六，请人来我家把钢琴搬走了。

恩欣现在弹着的钢琴，是她从来没有见过面的外婆当年每天都要用来练习弹奏的。

噢，是的，我们一直都在说，恩欣长得真像她的外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