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汤面

《联合早报》2015年12月5日
◎ 柯思仁

每天准备家常晚餐也算是充满挑战也富有乐趣的一件事，就像每隔一周写那短短一篇专栏文章。从构思到下笔，从经营到修饰，最后终于完篇，一千几百字竟也消耗大半天，尚不计可能早在一两周前就开始绞尽脑汁搜索灵感。虽然不是鸿篇巨制，也要有所触动的对象才能成文；不是豪席盛宴，可以引起食欲的材料才能成餐。多番尝试之后，锁定一道百吃不厌的汤面。日复一日出现在餐桌上，抚慰一整天的辛劳，无论是挫败还是成就，也都在这一只碗里得到消解。

首先是作为基础的汤底，无需过于复杂却也还要追求一些层次。最基本的材料是包菜与萝卜，白红相间立即产生视觉上的戏剧性对比。此地买不到台湾的高丽菜，那年在清境农场微风细雨的夜晚，简朴的热炒店里吃过最单纯鲜甜的清炒高丽菜。红萝卜则是童年的味道，母亲将外皮仔细削除，让我像兔子一样整根生啃。两种蔬菜加起来，慢火熬煮二十分钟，就是一锅滋味美好的汤底。

如果能够添加一点别的，那就更为丰富而几近豪奢。譬如说昆布。特别是今年夏天从北海道利尻岛带回来的当地生产的早煮昆布，每一次只用半小片，不愿意太快吃完。利尻岛的民宅旁常见一片碎石铺满的空地，过去就是大海。想说走过空地就近看海，没几步就从屋子里走出一个欧巴桑，语气严厉地喊了几句听不懂的日语，吓得跨出去的脚赶紧缩回。后来看到他处空地上铺着黑色长条状的东西，看着像昆布。想起来觉得抱歉，原来踩进人家的昆布田里。加了昆布的汤，有北海的淡淡咸味，总要记起几乎没有外国游客的清静悠闲的利尻岛。

譬如说干贝。同一趟北海道之行在东北岸的猿払买了一小包，收在冰格里久久舍不得吃。有时拿出一小块，剥成丝状放在汤里，扩大干贝和水的接触面以增加味道。要不然换用蚝豉亦可，邻里商店买的，随时可得而不会担心用完感到遗憾。两种海味各有其鲜，其实也都来自童年。干贝煲汤少有，蚝豉熬粥常见，母亲的巧手烹煮而成的记忆。现在煮汤用干贝还是蚝豉，都在努力回想搭配调理而又不会过于奢侈。

汤煮得差不多，再加一点猪肉碎和其他蔬菜。如果有台湾鲁肉饭里那种半肥半瘦猪肉当然最为理想，可惜油而不腻的口感只存在于梦境之中。用的是一般冷冻绞肉，加一汤匙日本味噌腌半个小时。要不然用酱油、麻油、花雕酒也可以，再撒一点友人老远从伦敦带回来的小小一罐干香芹，也是舍不得多用。猪肉的微甜加上调味料的辛香，为原已清甜的汤锦上添花。

各种易熟的蔬菜最后才下锅，可以有各种组合变化，并添加赏心悦目的色彩。基本款是青椒，或者还可以是红色或黄色的灯笼椒，爽脆甘甜各有特色。以往餐桌上只见过前者，在剑桥饭堂里方与后二者邂逅。还有苦瓜，尤其是枯而不涩的品种，我的最爱之一。最好是手掌般长的迷你苦瓜，方便一次用完。母亲爱吃苦瓜，家人也都爱吃常吃。饮食习惯差不多是一种家教，从小培养起来不容易改变的传统文化。就好像母亲不吃羊角豆，带毛还牵丝，我从来碰也不碰。

没有忘记另外还得准备与汤相配的面。其实最喜欢的是从小吃惯的本地口味黄面，每吃叻沙必定要求将白色粗米粉换成黄面。可惜无法久存，在家里用太麻烦。最方便的是干制的日本荞麦面，也正好与北海道带回来的各色味道融洽搭配。抓起一把丢在锅里滚煮四五分钟，过一次冷河，即可盛在碗里待用。早先煮了一段时间的汤这时也已经完成，直接倒进装了荞麦面的大碗。画龙点睛的一笔，当然最好是慷慨地撒上一把台湾宜兰三星葱切成的葱花，不过，从海峡对岸的大陆就近越过长堤运来的青葱也很好。

这时天色早已暗沉，打开一盏昏黄的灯，满室瞬间亮起。端放在餐桌上，盛装记忆的汤面登场亮相。这一碗，入口的不是新鲜味道而是熟悉感觉，下肚的不是激情澎湃而是荡气回肠。

文青时代

《联合早报》2015年11月21日
◎ 柯思仁

喜欢写作发表文章的年轻人被称为文艺青年，简称文青。这个标签当年被贴上时感到窃喜，当今回首则不禁莞尔。尤其是在对比之下，过去的文青仿佛是使命感的身份符号，而今有些时候如此指称倒也蕴含某种反讽与调侃的意味，而且差不多就快要和宅男成为一国人了。

最近参加作家节主办的“文艺副刊与新华现代主义作家”座谈，由刘碧娟策划主持，主题是八〇年代文艺副刊《文艺城》的编辑策略与介绍十二个文青的“年轻族群”系列。席上有当年的主编谢裕民和刘培芳，以及当年的作者蔡深江和我，一起回忆美好热闹的时代，那些年那些人，充满趣味与温馨。我们曾经都是文青。

想起第一次文章在报章副刊发表，还是个中学生。当时校长是作家骆明，华文老师黄伟光、陈田启、陈捷觉等都积极鼓励写作，有时让我们把小说散文当作文来交。老师发回来的评语有赞赏有批评，学生反复阅读回味，内心孕育着文青的胚胎。校园里洋溢文艺氛围，好些同学纷纷尝试创作。谢克主编的《学府春秋》，主要让学生投稿的版位，很长一段时间是我主要发表的园地。一篇文章刊登后，总是更被激励要构思写作下一篇，如此这般不断磨练文笔，还曾经取了几个文绉绉的故作神秘的笔名，感觉和文艺比较接近。

那个时代文青的终极梦想，大概是作品发表在《南洋商报》的《文林》或者《星洲日报》的《世纪风》，主编分别是杜南发和范北羚。这两个文艺副刊是殿堂级的版位，如果有文章在那里发表了，感觉就像文青身份得到认证。我只来得及在《世纪风》发表一篇散文，不久两家华文报合并，两个副刊都成为历史名词。来不及挤身《文林》之列，不免感到深切遗憾。

《联合早报》出现没多久，我就到台北上大学，在文化气息浓郁的环境，各种小说散文诗歌，阅读量大，写作也更勤快。把文字一个一个填进稿纸的方格里，装进信封贴上邮票，像寄家书一样寄给新开张的副刊《文艺城》。这个时期的主编是谢克、陈鸾珠、原甸、林春兰，这是那天座谈时谢裕民整理出来的名单，让我重新记起那个热衷投稿时代的温情。由于主编们的眷爱，我的成长历程在副刊上连载一般，记录着一个在台的新加坡文青的感思。

然后就是谢裕民和刘培芳主编《文艺城》的时代，推出了“年轻族群”系列。二十几岁的作者们，正都处在文青巅峰状态。那是我从台北毕业回来之后，大概也差不多是应该要告别文青身份的时候。想想这一路走过，文艺副刊主编们的提携，不仅是我这么一个文青。百余年的华文报史，报章副刊将文青造就成了作家，也形塑了一代又一代的文坛。

那天作家节座谈，大家轻松得像是参加同学会，毕业二十几年之后再次聚首的联欢。谢裕民递给我一个信封，我看了吓一跳，双颊都热了，竟然是我出版的第一本书。我翻都不敢翻，原封不动的赶紧转送给一旁想要的刘碧娟。她是新华文学的研究者，就让她当作历史材料来处理吧。刘培芳提起那年六四，几个文青穿上印有痛心疾首四个大黑字的衬衫在街上散步。她说要在座谈上提这件事，蔡深江和我当时都在散步行列中。我们说好啊，可惜后来没时间说。文青时代的我们，应该并不是满脑子只想着文章发表，还有一点热血和冲动。

后来有观众问，我们那个时代以后，是否还有新一代的作者。我环视八九成满的观众席，其中有笔耕多年的前辈，互相扶持的同侪，也有比我们年轻的写作人。他们这些七〇后、八〇后、九〇后，这个时代的青春正富的文青。我认得的那些，一个一个点名。观众脸上出现一丝笑容，似乎因为发现此地还有文青而感到宽慰。对于这点，我其实从来都不怀疑也不操心。谢幕离场的是属于我的文青时代。当下这个舞台，总有文青登场。

残景旧貌

《联合早报》2015年10月24日
◎ 柯思仁

听说锦茂建了一个临时巴刹兼小贩中心，我心里微微震荡。原来那座近四十年历史的简朴钢架单层建筑，难道已经拆除准备大兴土木。有两三年没有回去锦茂了，于是决定某个礼拜天下午，看看是否可以找回一点失落的味道。

临时建筑在大路的另一边，仍然是单层，档口位置却有所调整。我对抽象概念的记性颇差，倒是位置记得清楚。事隔多年重新来到现场，如果布局依旧，闭起眼睛还可以走向目标，犹如装设卫星导航。而今记忆无用武之地，只好一排一排从头到尾走一遍，尝试从现实的错置中寻找旧时的残迹。太丰炒粿条还在，九江烧腊还在，不过都从中央转换到边缘，而且没有开档。那些少年时代的味道，终究无法从记忆中回到现实。

以锦茂为家十五年，当时已经算是岛国西部的边城。七〇年代中，联邦西道成路之前，金文泰未见踪影。当然还有更早的文礼，远在城西之西，对于孩童的我而言，那是超乎想象的别个国度。搬来之初，巴刹未建巴士未通，仅有二十座组屋的锦茂，悬挂在女皇镇的边陲，小小一个卫星之外的卫星。成长于锦茂，也许就此感觉西部是我的根源，从来没有羡慕过别人说东部是天堂的那种神话。

炒粿条是小时候抚慰心灵的食物，星期天父亲下楼打包午餐偶尔会带回来，香气甜味溢满居室，家中弥漫着单纯的幸福感。搬家数次，总要在邻里就近寻找炒粿条，尝试以味觉与过往衔接，即使那么依稀或有所差异。最初的味道尽管深刻烙记，后来各处特色有别的炒粿条倒也逐渐铺展成繁复的记忆网络。

多年后重返锦茂，那么凑巧或者不巧，炒粿条档竟然没开。 徘徊多时，最终选择菜头粿和水粿。这些也都是深埋记忆库里的经典，被称为岛国的传统，如今往往匿藏在老区的老档口而少见于新式食阁。据说卖水粿的老夫妻当年小贩中心落成时就开始经营，大半辈子持守成了让人津津乐道的传奇。看着他们佝偻身躯，想象曾经笔挺娇娆，怎么如此这般景象总是传奇的现在进行式。

原来那座老旧的巴刹兼小贩中心已经围起外墙成了工地，看来不像要拆除而是进行整修。以岛国词汇而言，称为翻新。翻新之时，隐约还可以看到还没有完全铲除的残景旧貌。绕了一圈，行人寥寥无几的邻里。想来锦茂也是众多老龄化组屋区之一，附近的中小学和初级学院都已陆续迁移，区内的乐龄中心倒是设备更为齐全，还添置乐龄专用的健身角落。电视机开着，风扇转动着，几个老人家坐在椅子上打瞌睡。昏昏沉沉的午后。

周遭店铺大都陌生，好不容易也好意外看到两个熟悉的店名。福春药行是母亲当年喜欢光顾的中药店，胜利药房是我曾经治疗伤风感冒的诊疗所。店名依旧，招牌换新。驻足良久仔细端详两个深锁的店面，脑海里闪烁而过的是色彩有些退却的人来人往的画面。如果隔天再来店门打开，老掌柜和老医生不知道是不是还镇守其中。

翻新，在岛国的概念里是一种必要。大路的西边已经完成中期翻新，原来的住户得以留守，享受新的便利。我住过的那座是其中之一。东边的六座组屋，则都完全拆除，任何痕迹都没有留下。临时巴刹正是孤零零地坐落在空地上的一角。旁边绿油油一片草地看起来有两三个足球场大，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外围长了几棵守卫者般直立的高耸树木。草地的东边原本是南北向的火车轨道，现在是暂时保留下来的绿色走廊。南边是有了锦茂之后才有的联邦西道，现在是接往西部的干道。西边是锦茂路，穿透整个住宅区的唯一道路。

那天烟霾突然回袭，偌大的草地没有建筑遮挡，看起来倒有一种陌生的凄迷。只有二十座组屋的锦茂，拆了六座，记忆中的图象只剩下三分之二。几年之后将有更高更新的组屋落成，锦茂又是一个全新而陌生的风景。

新谣缺席的年少时候

《联合早报》2015年4月25日
舞台亮起 ◎ 柯思仁

梁文福演唱会的现场，五千个观众安静地等待一次记忆的复习。没有浮躁激动的情绪，倒是弥漫着浓郁的温馨气氛。就如人们所说的，那是整个世代的成长经历。八〇年代，经济起飞社会稳定时期的身份认同探索，旺盛创造力的迸发与表现。颜黎明、洪劭轩、叶良俊、水草三重唱，这些名字都是那个世代曾经在舞台亮起时闪耀的名字。

终于在三十五年以后，梁文福第一次开个人演唱会。他鲜少在聚光灯下出场，却以动听的创作词曲将新谣推向世界舞台，被誉为新谣的教父。这一晚，他的演唱会有当今红遍华人流行音乐界的陈洁仪和蔡淳佳担任现场嘉宾，也有林俊杰和刘德华的录影祝贺。

我坐在台下，默默感受这个世代的温柔情愫，目睹新谣从少年抒情到文化产业的发展。而我，在这个过程中是缺席的。八〇年代中，我在台湾上大学，整整四年，大多数时候不在新谣现场，经历的是台湾从纯朴校园民歌转型到热情流行乐曲的时代。蔡琴的柔情似水，苏芮的声嘶力竭，薛岳的重金摇滚，罗大佑的社会批判。那种波涛起伏的脉动，仿佛预告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另一个时代即将到来。

那一年，大一暑假结束，准备回台北升大二，行李箱中带着一张卡带，《明天21》。那是新谣的第一张专辑，也是我唯一买过的一张。专辑里的那首《邂逅》，巫启贤和黄譓赪合唱：“入暮的山途独有我彳亍，落红铿然显凄清。低吟起那幽阴的歌，歌声抖出了萧索”。幽远回转的歌声，文艺腔洋溢的词曲，我的台湾同学听了，说：“喔，那么清纯，是新加坡的歌吗？”我说：“是啊，那也算是一种乡愁吧。”当年青涩的乡愁。

也许是因为空间的距离，一张卡带反复听了几遍之后，乡愁也就逐渐淡化。千里之外的新加坡，在那个通讯不发达快速的年代，只是偶尔和家人一通昂贵的电话，或者来回一趟得费上两个星期的书信，若有似无的连接。其他时候，精彩纷繁的台北，正在经历解严前夕的风起云涌，无论是文化艺术活动，还是社会政治运动，占据了我的成长年岁，也满足了我对新知识新体验的饥渴。

《明天21》之后，新谣从此成为我生活中淡淡的想象，不带着太多的情感，也许因为没有太多的投注。当新谣那代人的创作出现在张学友和刘德华的专辑里，当新一代的新加坡歌手阿杜和孙燕姿崛起华语歌坛，我已经不怎么听流行音乐了。回过头来看，我的缺席，使我得以运用不同的方式来理解身份认同的构成，也使我保持理性的抽离感，得以思考与检视新谣的意义。

这些年来，我指导的学生在做毕业论文时，好些选择新谣或新加坡流行音乐为题目。他们和我讨论时的眼神，有时会散发一种发现和建构自我的光彩。我总是会叮嘱他们，情感投入是研究的起点，不过，过程中得要保持客观与批判的态度。我这么说是容易的，对于他们，如何与自己感情丰沛的年少时候有所切割，还真为难他们了。

南大中文系的同学已经把梁文福的《细水长流》当作系歌来唱了，每年几次系里的活动都要热情高歌。“年少时候，谁没有梦，无意之中，你将心愿透露。……年少时候，谁没有愁，满腔愤慨，唯有你能听得懂。”我听了几次之后，这首歌好像也嵌入我的成长记忆之中。他们的成长似乎就是我的成长；是他们的记忆还是我的记忆，有时候也真分不清楚了。

那晚的演唱会开始不久，舞台上投影的旧照片叙述着文福的成长时期，其中两张合照有我的年少身影。一张是七〇年代的小学班级照，一张是九〇年代毕业后的聚会照。整个晚上演唱的好些歌我并不熟悉，甚至感到陌生。不过，从观众的深情投入，从文福的娓娓道来，我仿佛来到八〇年代的那个属于某个世代的年少时候，经历一次自己曾经缺席的历史场景。

不期而遇的过往

《消失的华校》里的外婆（书页右下角照片，后排左）和她的姐妹。

《联合早报》2015年1月17日
舞台亮起 ◎ 柯思仁

偶然翻开一本刚刚接过来的新书，竟然与自己的过往不期而遇。这是怎样的一种巧合，还是冥冥之中的注定？

去年七月举行的“华校校史展”，没来得及去参观。月前在出版社讨论我的新书的用纸，何华递给我为展览出版的书《消失的华校：国家永远的资产》，说可以参考很有质感的内页纸张。我随手一翻，不经意的，就停留在第240页。右下角的一张照片，让我震惊激动，也将我带入遥远的记忆。

照片里四个中年女子，三个穿着旗袍，一个娘惹装扮，是我外婆和她的三个姐妹。我清晰的记得，曾经在三十几年前看过这张照片。那天下午，日光炎炎，外婆从铁盒子里拿出来，向我们几个小孙子展示姐妹们的昔日风采，梳妆齐整后拍摄的沙龙照。我不知道照片是什么时候拍摄的，以影中人脸上的璀璨容貌判断，很可能是战后不久的作品。

三十几年前，我的童年。再一个三十几年前，外婆的中年。相加起来，那是近七十年前的过往。某个下午，翻开一本书，邂逅自己童年那个迷蒙的下午，再次进入外婆风华正茂时代，我从来未及见证的场景。

书中那篇文章讲述的其实并不是外婆的故事，而是应新学校的老教师利添香女士。她是外婆的二姐，我小时候叫她姨婆。外婆的大姐很早就嫁到印尼，我从来没有见过。另外两个姐妹，偶尔会来找外婆，那些年我跟外公外婆住，见到她们来访，再腼腆也都要从房间里出来叫声姨婆。

外婆名讳贞香，娘家在大坡做生意，宝号合炳南。小时候外婆常常提起，不说回娘家，而是回hahp bing naahm。那时我还不懂得那三个字怎么写，华语怎么说，认得的是广东话那三个音。外婆和儿女都讲广东话，我每天听外婆和母亲的对话，从小就完全听懂广东话。作为客家人，她和两个姐妹之间，无论是姨婆来访或者三两天煲一次电话粥，说的都是纯粹的客家话。外婆讲话声音洪亮，我听多了，客家话大概也可以听懂五六成。不过，她和孙子们说的是华语，无论是沟通赞赏还是斥骂教训，都是那么流利深刻。那是个多语的家庭环境，语言尚未单一化的精彩时代。据说外婆是语言天才，华语、英语、马来语兼通，客粤闽潮皆无往不利，嫁给籍贯福州的外公后，连福州话也琅琅上口。

少女时代的外婆是校花，美名从合炳南附近，远播至整个筊间口——是的，用福建话念出来的kiau king khau才是我记忆中的地名，为了写本文我才多番查证找出筊间口这个中文的写法。记忆中外婆的梳妆台上永远摆着一大瓶Max Factor卸妆水，每晚都要用揉好的棉花球卸除早上起床后就扑上的蜜粉。外婆的追求者众多，结果选择了和温文儒雅学问渊博的外公谈恋爱。太公太婆反对外婆和做教员的外公交往，将她锁在屋里，不准两人见面。他们大概没有想到外公后来当上校长，还多年担任新加坡华校联合会的秘书。性格倔强的外婆，打开窗户，从店屋二楼跳下来，骑着三轮车在一旁等候的外公，就把她接走。两人从此远走高飞，远奔马来亚北部的实兆远教书。

校花、教员、自由恋爱、父母反对、私奔，多么戏剧性的五四元素和情节。外公外婆的故事里，五四可不是隐喻，而是现实。他们的经历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正是五四运动在中国轰轰烈烈发生之后不久。曾经在福州接受新式大学教育的外公，那个世代的年轻学子，应该也深深受到新思想的感召，进步而叛逆，还带着这种现代意识的熏陶来到南洋，并且身体力行。

外婆的照片出现在《消失的华校》书里，完全是意外的惊喜。虽然外婆曾经教过书，不过很早就当上全职的校长太太，在家养儿育女。倒是外公，曾经在华校教育史上扮演重要角色，想来应该会在书中记上几笔。我赶紧翻开目录搜索外公曾经担任校长的学校。这次倒没有意外，却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近距离交谈，远距离看

第一次认识高行健，是在1993年，香港的一个学术会议。能够出席，是郭宝崑的推荐。他的剧作《生死界》刚发表，有幸一读。这次的相遇，并没有特别深入的交流，只是知道高行健是80年代中国先锋戏剧的重要人物。当时，他已经离开中国。

后来，我在剑桥读书，准备做的研究是中国当代的戏剧。1998年，通过赵毅衡，与住在巴黎的高行健取得联系。那年春天，在巴黎和他作了两个下午的访谈，也因此决定博士研究，锁定单做高行健的戏剧。

1999年底，写完了论文，准备回返新加坡之际，他说，他的剧作《对话与反诘》将在波尔多演出，于是，我又专程前往，看了一次法语版的演出。听不懂法语，却在看戏的过程中，一再从视觉与听觉上，印证他的剧作与艺术观的关系。这是第一次看他的戏，也是一次难忘的经验。刚刚写完一整部论文是关于他的剧作与戏剧理论，竟然有机会直接见证。看完戏的那个晚上，他的兴致很高，和我在波尔多巷子里的一个咖啡馆，聊到深夜。

回来新加坡后不久，他就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近乎隐居在巴黎的生活，有了巨大的转变。他的身边，任何时候都围绕着媒体与粉丝。我从媒体上知道他的消息，好几年，都远远的看着他，受到各种推崇与追捧。我一直都远远的，在看。

后来，在几个学术会议上，再次见到他，先是在法国的埃克斯普罗旺斯，又在香港、巴黎、德国爱尔朗根。他依然在众人的簇拥之下，而我，依然远远的，在看。

这次他到新加坡作家节有一场专题演讲，并指定要我当演讲的主持人。我感到荣幸，也让我重新复习他的作品与思想。演讲前在后台的交谈，又让我重温当年在巴黎与波尔多的那种亲切而深刻的体会。后来，坐在台上，面对满座的观众，他又看起来是那个我远远在看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拉嘎雾林

想不起了究竟是在什么情况之下认识拉嘎雾林，但忘不了的是那微微熏鼻而温润的木头味道。也许是在说话总是拉拉嘎嘎都是重音的苏格兰，威士忌的原乡，也许是层层叠叠的雾林的湖区，也许是回到剑桥之后埋头猛写论文的时期。邂逅拉嘎雾林，从此就记得这个名字。

那次到爱丁堡参加学术会议，朋友之间就决定要好好品尝各种威士忌。二十五年的麦卡伦，酒保特别推荐。比起普通十年的麦卡伦，喝一杯就要双倍价钱。当时还是学生，领着不足以生活的公费，好像就没有那么豪迈的尝试。十年的的确不怎么样，其他的也没有什么特别印象。那些夜店里晃过来飘过去的身影。一杯一种牌子，想不起是不是这样认识拉嘎雾林的。应该不是吧。那么深情的对象，需要在烟雾迷濛的情境里一对一约会的不是吗。

拉嘎雾林的奇特味道，我说不上来，但就算是蒙起眼睛盲试也绝对不会弄错。B说那是医院的消毒药水的味道。我就是喜欢看起来没有拉嘎的两件事情凑在一起产生的惊喜。也许这个味道让我想起母亲在化疗时的医院病房的味道，几近绝望中带着平静柔和的氛围。认识拉嘎雾林大概就是母亲从此再也不需要去化疗的前后。那时刚好开始埋头猛写论文，写完一段就喝一小杯，帮助记起，也帮助忘记。

离开英格兰之后就再也不容易找到了。最早为我从英格兰带回一瓶的是Z，好几年连碰都舍不得碰，静静的收在柜子里不容易看得到的角落。后来和H与A偶尔到莱佛士酒店，竟意外发现可以点，一杯好像是十六元。喝了两杯，醉意还没有上来，一个礼拜的饭钱就没了。前一阵子，B到欧洲开会，发现法兰克福机场可以买得到，让我开心了一阵子。当我自己到欧洲开会经过法兰克福时，却发现机场已经不再卖了。

最近，B又发现回来时在新加坡机场的免税商店竟然摆着拉嘎雾林。不过那是十二年的，而不是十六年的特别版。如果说温润感与医院味道的强度，当然还是十六年的优秀得多，十二年的显得有点刺喉。倒是新加坡机场可以买得到，让我有点失落。从此是不是就不需要思念，不需要常常记挂特别要到什么地方才可以遇得上。那么容易可以得到，就无所谓记得，或者忘记了。

坐在前哲学人的座椅上

[一九九六年刚到剑桥时写的一篇散文，关于我的剑桥学院生活，文中提到陈之藩。曾经在报上发表，还未收录在书中。在此刊登，以纪念上个星期刚过世的陈之藩。]

St. Edmund’s College, Cambridge

1.

我没有想过会成为剑桥的学生，是因为我在申请学校时打听过，剑桥大学汉学系研究的几乎都是古典学问，而我想进行的却是当代戏剧，以为他们大概无法给我分配到适合的导师。虽然如此，我还是将剑桥列入申请的四间大学之中，那总还是有一线希望存在的。等了许久，其他的大学都没有回音。于是，当我在五月收到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录取函时，便认定自己会在伦敦这个繁华的现代大都会度过三年。

大约是七月底，当我从上海和台北收集一些资料后回到新加坡不久，突然收到剑桥大学的来信，说我已被录取，我简直是既兴奋又不敢相信，手里捧着薄薄的信笺，久久注视着上头令人遐思的盾型徽章。从前读书的时候，曾经读过徐志摩、陈之藩等人的诗文，心里便对剑桥产生了些许幻想。那时，也不过是随便想想罢了，因为自己是读中文系的，距离这个英国的大学又要远了一些。

剑桥大学的制度是这样的：研究生委员会录取进入汉学系之后，还得要有学院愿意接受，才算大功告成，而任何一方若是拒绝，入学便要失败，谁也没有指令对方的权力。我申请的学院是圣艾德门学院。当时我详细参考了大学的资料，比较各学院的特色而做出决定的。我选择圣艾德门学院，因为它的规模较小，环境应该会比较亲切，而它又是一所研究生学院，想来像我这样年纪的学生，也许会有更多机会与想法接近的人交往。

事前我完全没想到要向熟悉剑桥的人咨询一番。当我收到剑桥的录取信，第二天就在办公室遇到毕业自剑桥三一堂的 T，他听说我进了圣艾德门学院，竟然但笑不语，而且态度暧昧。后来，在另外一个场合碰到许久不见的 A，她想了一下，说：“唔，圣艾德门学院……你到了剑桥要先买一辆脚踏车了。”过几天，T 又说：“还好你不是申请到哥尔顿学院。”逼着 T 追问之下，他虽然没有明确说出来，但是，我已经可以揣摩到一些事实。事实是，圣艾德门学院在剑桥，既不是很有名气，又离开市区颇远。看来我阴差阳错，并没有作出很好的选择。

圣艾德门学院的不出名是很显然的。十一月底，李显龙副总理返回母校，在三一学院接见留学剑桥的新加坡人。当他和我们闲聊时，问一个女生来自哪一间学院。G 刚好是圣艾德门的学生。副总理听了后，说：“请原谅，这是不是一间新的学院？”言下之意就是，他没有听说过这间学院。我就站在 G 的身旁，在她正感到尴尬的时候，连忙说：“历史不算很久，学院刚庆祝一百周年。”

一百年的学院，竟然给人以为是新的学院，这种情况在剑桥也正该如此，没有什么奇怪的。就拿 T 来说吧。他所属的三一堂，常给人误会为三一学院。有人问他究竟有什么差别，他骄傲地说：“三一堂的历史，比三一学院多三百年。”虽然就名气来说，三一学院是举世闻名的。在它的入口处旁边，种了一棵瘦小的苹果树。因为牛顿是这个学院的成员，于是人们就把那棵当年掉下苹果而使他悟出地心引力的树，大费周章地搬来种在学院门口。这间学院成立于一五四六年，牛顿在的时候，它的历史已经是很久了。

2.

我在初秋凉爽的气候中来到剑桥，从公车站搭计程车转了一会儿，在圣艾德门学院门口下车。学院建筑前是一片平阔的草地，周围空旷，大楼更显得巍然傲立。那些古老而著名的学院，由于都是座落于市区，入门就在繁忙拥挤的街道边，厚重的铁门常常深锁，使人感觉挤迫而幽深。圣艾德门学院清幽宽敞的环境，深深让我感到舒朗极了。学院在一座小山上，是剑桥市的最高点。由于离开市区较远，没有一排一排的商店和酒吧，也就没有成群结队的学生和游客，这里更显得宁静详和。

我被分配到的房间，是在学院旧楼的部分，另外的一翼，却是刚于三年前扩建而成的。我住的是一个套间，分为起居室和睡房两个部分，空间大得超乎预料。起居室里有一个壁炉，但是用木板盖上了，因为室内已安装现代的电暖器。虽然说是现代，比起那种更新的一块扁平铁板，却又显得造型笨拙古朴。除了一张睡床，其余的家具倒真是很陈旧，看来也许是和大楼有一样久远的历史了。我对这间宿舍非常满意，坐在书桌前，面对着玻璃窗外庭院中的绿色树木和草地，不免有所遐思：不知道百年以来，有什么前哲学人曾经在这个位子上，欣赏着自然景色，思考着科学的奥秘或者人生的哲理？

一天三餐是在学院的饭堂进行的。虽然已经不像从前一样每一餐都要穿着整齐并披上黑色的礼袍，在开饭前待钟声响后随着院士鱼贯而入，但是，习惯上仍然是沿着长桌挨个坐下，而不像许多学院那样采取了新的做法，让用餐者像在餐厅里那样随意选择座位。这样的方式，使人没法预料坐在身边的会是什么背景，什么专业的人。圣艾德门学院专收研究生，其中又有大半是外地学生，更增加了许多异国风貌，也丰富了谈话的材料。

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当然还是那种必须行礼如仪的餐会。有一天，我披上礼袍，在学院饭堂里参加一个正式的晚餐。长桌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餐具，每隔不远就点燃着幽幽的白烛，饭堂里的电灯这时全都关掉了。昏暗的空间里弥漫着庄严的气氛，让人想起英国人那种内敛的表情和毫不夸张的谈吐。

当我坐下时，发现身边是各色不同的人种。谈开之后，才知道右边是学中世纪文学的南非白人，左边是学经济的苏格兰人。对面两个，一个是学历史的，原籍苏联的保加利亚裔，现在已是加拿大移民，另一个则是学法律的赛普鲁斯人。我简直像是置身于联合国的常年大会中。加拿大移民大谈耶尔新的病况，言之凿凿地认为他如果动手术将必死无疑；南非人说起话来引经据典，优雅的文句中不时出现一些人名，大概是诗人或者小说家，我也搞不清楚。我倒是对赛普鲁斯人到英国学法律深感兴趣，一问之下才知道赛普鲁斯是英国的前殖民地，法律体系与英国是相似的。这时，原本参与另一堆人谈话的一个加拿大人转过头来，说：“我们不叫前殖民地，而叫英联邦。”

这样的谈话，比起桌上单调的英国菜色要有趣多了。我问身边的苏格兰人：“英国的其他大学里，是不是也有这种饭堂礼仪？”他说：“只有剑桥和牛津才有这种传统，其他的大学里，吃饭就是吃饭那么回事。”

传统，多么熟悉的名词，却又是那么令人感到陌生的概念。过去的经验中，传统是前人的遗产，必须遵循的形式，更是得通过强调了又重复的语言加以建立它的威信。如果想追根究底探知其义，往往所得就是更为虚幻的抽象概念，或者言不及义的所谓诠释。剑桥的传统却让我有了新的感受。饭堂的礼仪是一种形式，但是，里头蕴含着让人景仰而甘之如饴的实质，每一个环节都具有意义，而且在进行的时候体会着传统留存在日常生活中的些许光芒。

3.

由于我念的学位是只写论文而不须上课，偶尔选几门有兴趣的课旁听，大多数的时候就是躲在房里读书，或者到大学图书馆找资料。刚开始时，都是在房里，觉得空间蛮大，整天窝在里头也不会感到太沉闷。我的房间窗子是面对学院建筑三面包围的一片草地，几乎任何时候都听不到一点声音，而我在读书或写作时，又不喜欢音乐的干扰，所以连留学生常备的音响也没带来，房里时常就是弥漫着无声的寂然。这种接近真空的感觉，正好让人可以保持头脑的清醒与敏锐，而且心无旁鹜。

过了几个星期，开始得要到图书馆去了。剑桥在汉学方面的藏书，英文资料相当丰富，中文资料则是以古典为主。我常留连在几架中国现代文学之间，多数是为了寻找与研究或课程有关的资料，但也不免偶尔难以抗拒地翻翻其他作家的文集。有一天，顺手拿起一本香港编辑的中国海外作家选集，翻着目录，竟然看到里头选了陈之藩《剑河倒影》中的几篇散文，就赶紧在找了一个电暖器旁的位子坐下阅读。

陈之藩的散文是我在台大念书时喜欢的，尤其是这本《剑河倒影》。徐志摩的康桥感性而浪漫，陈之藩的文字却进一步让人体会到剑桥的理想和精神。这次来到剑桥，由于行李太重，就没有把这些书带在身边，原本着实有一些后悔。这时无意间找到这几篇文章，虽然不是全貌，想来也略能将当年想象的与此刻感受的加以联系。

才读到了第二篇，却让我精神一振，顿时兴奋难当。文章的开头写着：“我住在剑桥的一个小山坡上的一幢大楼里。这个山叫欣快山，这个楼叫艾德楼。”简单的描述，但加上明确的地名，却使我感觉熟悉而亲切。原来这个将剑桥带进我的梦里的作家，当年住的地方，竟然就是我现在所属的圣艾德门学院。

还有什么比这个发现更令人神迷心驰的呢？陈之藩当年“走一步，地板随着响一下”的那条长廊，是在哪一层楼的哪一个角落？他所描绘的“像一个鉴开半亩的方塘”，“西边的还未剪完，好像东边又长出来了”的草地，是在楼前还是后院？当他体悟到“走进饭厅时与走出饭厅时，除了肚子有所不同外，脑筋似乎也有所不同。好像有好多观念在辐射你，有好多想法在诱引你”的那刻，是坐在哪一张长桌的哪一个位子上？最后，我竟然开始幻想，他是不是曾经坐在我现在的位子上，看着窗外迎风摇摆的枝叶，蔚蓝而亮洁的天空，写下了这些让我神迷心驰的篇章？

当晚在饭堂里，刚好学院住持罗柏森神父就坐在我的右边，于是我就向他提起这件事。听完我的叙述，他问：“那是哪一年的事？”我说：“陈之藩在剑桥的时候，是一九六九年。”他想了一会儿，才说：“啊，二十七年前。我们学院最资深的财务长，在这里服务了二十四年，恐怕连他也不会知道了。”

吃过了饭，我回到房里，坐在一张旧扶椅上，望着窗外早已完全漆黑的天空。刚住进来的时候，窗外几棵树还婆娑着翠绿的叶子，现在却掉得七七八八，剩下几乎光秃的枝桠。每一年，窗外的风景就是这样循环着，秋去冬来，从来没有例外。我已经无法从目前在剑桥人的口里，探知前人的事迹。六○年代的陈之藩如此，二○年代的徐志摩更是烟远了。我坐在这里，望着九○年代的夜空，心中时常萦绕着他们的诗文。剑桥曾经因他们而活在我的梦想中，多年以后，剑桥却是会活在我的记忆里了。

我踩着陈之藩在剑桥留下的足迹

念台大的时候，我的偶像之一，是陈之藩。我们那一代的大学生，说起陈之藩的散文，几乎无人不晓。原因之一，可能是他的散文曾经被编入中学课本，由此而被典律化。那个狼吞虎咽地读书的年代，每一个星期读完三、四本书。开始读陈之藩的散文，将当时市面上可以买得到的《旅美小简》、《在春风里》、《剑河倒影》、《一星如月》都买齐了，然后一本接一本，一口气读完。四本散文集，分别都只有一百来页。陈之藩的文笔流畅清新，所写之人事也引人入胜，往往翻到最后一页，感到意犹未尽。

十年之后，我行李箱里带着《剑河倒影》，来到剑桥。如果没有读过陈之藩，我应该还是会因为徐志摩而来到剑桥。陈之藩的文字里，没有徐志摩的潇洒浪荡，却有着科学的智慧与人文的沉淀。那是一种似乎只有在历史上才看得到的结合，一种文艺复兴人的精神。我在剑桥的百年书室里，重新翻读《剑河倒影》，寻找文字与现实的印证。突然之间，我兴奋起来，重读文字才发现原来陈之藩当年生活的学院，正是我所属的圣艾德门学院。后来，我在一篇散文里，记录了这个发现。

后来，听说陈之藩和童元方之间的忘年之恋。两人婚后都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在依山而建的校园里散步，“从她的山上到我的山下，又从我的山下，散步到大学火车站”（《散步》，2003年）。陈童之恋，听说涉及婚外情。那又怎样呢？这种事情牵涉太过复杂，作为外人怎样去理解判断？作为读者，又有什么资格去评论？我只是一个读者，当年的大学生，受到陈之藩的文字感召，后来沿着作者的足迹在剑桥古城踩踏一遍的读者。

星期天下午，我在香港机场准备登机，接到 H 的简讯，说陈之藩去世了。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在星期六去世，在香港沙田的威尔斯医院。那两天，我在香港，住的酒店正是在沙田，隔着一条河，就是威尔斯医院了。陈之藩去世的时候，我竟然那么靠近。

我从来没有机会认识陈之藩，童元方倒是在中文大学见过一次面。那也没什么，偶像就是那么远远的想象，通过他的文字世界，在我的心目中建构一个形象，也就够了。这个偶像，还在我的生命中，引导我到过剑桥，在他可能住过的宿舍房里，我可能坐过他几十年前在某张椅子上留下的余温，那也就很够了。

刺客、乩童、按摩女郎

我和陈英豪合写的剧本《刺客、乩童、按摩女郎》，是当年电力站小剧场启用后的第一个实验性多语言作品。演出时曾经引起热烈讨论，《早报周刊》还做过特辑。最近，Jeremy Tiang 把剧本译成英文，在网上期刊 ASYMPTOTE 发表，也刊载原来的中文剧本。

想起我说期待剧场中的惊奇元素。这个戏，对于观众和创作者，都带来极大的惊奇。不过，单看剧本，当年的震撼效果无法体会。剧场就是这样，只存在于当下。剧本作为记录，也只能够捕捉到零散的片断。

前往阅读《刺客、乩童、按摩女郎》英文翻译

夏虫

我并不真的喜欢夏天——除了蓊郁的树木，青葱的草坪，盛开的花朵，穿着的轻便，伦敦人的一扫阴郁而展现的喜上眉梢，漫长的日光⋯⋯哦，好像都是喜欢夏天的原因。呵。

夏天令人困扰的因素之一，是夏虫之多。春天开始天气变得比较暖和之后，就开始有从冬眠里苏醒的各种昆虫，到处窜飞。气温上升到20度以上之后，种类和数量都多起来，蔚为奇观。当年我在剑桥住的学院房子，窗户开向后院，夏天一到，晚上房里开了灯，天花板上往往就星罗棋布般停驻多达二、三十只各种各样叫不出名字的昆虫。我也不怎么害怕，与它们倒是共处一室而相安无事。还好我的睡房和起居室是分开的，之间有一道门可以关上，防止这些昆虫进入睡房，在我睡觉的时候，停驻在我的身上。睡觉前把灯关上门关上，起居室的窗子打开，早上就不再见到它们，就等着天黑之后他们的重访。

目前在伦敦的房子，有一个大窗户，也是朝向后院，院子里种满了花草树木。不过，伦敦是住宅密集的城市，树木不像剑桥那么茂密，昆虫也比较少。最近，天气热得很，常常把窗户打开。有时候，会有一两只蜜蜂误闯进来，四处乱窜了一阵，又从打开的窗户，朝阳光处飞出去。蜜蜂飞的时候会发出嗡嗡的声响，什么时候听不到声音了，就知道那只迷途的蜜蜂已经回归大自然。窗户外有阳光的指引，它们迷失的时间最多也不过是几分钟。

一天，一只蜜蜂飞进来，没有找到窗户的出口，而在我的窗户上半部不能打开的玻璃墙上，不断冲撞。它明明看到阳光，知道是飞对了方向，可就是无法往前飞，总是左右上下的贴着玻璃移动，发出很大的声响。有时飞得累了，就停在玻璃上，好像在注视着外面的阳光，然后又继续飞窜。过了好一阵子，我看这只蜜蜂找不到出路，开始要想办法帮助它。我把帘子放下，想要告诉它应该往下飞。可是它显然误会了，不但不往下，还反方向的往上窜。结果帘子上部累积了一个冬天的尘埃，被它搞得漫室乱飞。我又不想用报纸还是什么打它，怕它会受伤，而只想让它找到出去的方向。

过了好半天，它终于往下飞，很快的找到窗户的缝隙，一下子就不见了。我松了好大一口气。一只在我的房里迷路的蜜蜂，搞得我满头大汗，在这炎炎夏日的伦敦。

撑一枝长篙

最难忘的剑桥经验之一，是在剑河上撑篙行船，英文叫做 punting. 那是春夏之际，剑桥人在繁重的读书研究之余，最写意的活动了。Punting 的地点，最热闹的是 The Backs, 从 Magdalene Bridge 到 Darwin College 之间的那段剑河流域，沿河经过的都是各大富裕的学院所拥有的后院，故称 The Backs. 曾经庭院深深，不对外开放，现在只要游客愿意付几镑入门费，多数可以在指定的路线上行走参观，也可以走到后院，欣赏剑桥最宁静怡人的风景，以及剑河上缓缓航行的船只。

我的学院 St Edmund’s 拥有一艘船，免费让学院的学生借用。当年，朋友来访，天气不错的话，都会借用，在剑河上撑篙，我当然就当上船夫了。撑得几次，技术也熟练了，可以控制船行方向，速度也还算不太慢，不会像徐志摩那样横行。渐渐地，我的撑船，又成为朋友之间的另外一个传奇。

撑船的诀窍其实很简单。首先，把长长的篙举起，双手一松，让篙垂直落下水中。然后，抓住篙的尾端，用力往外推送。接着，将篙缓缓拉起，同时左右摆动，加以控制船行方向。如此这般操练几次，眼睛都不需要看着篙，或者船，可以悠闲地欣赏两岸具有历史感的建筑和迤逦的春光。

离开剑桥之后，曾经在2005年夏天回返一次，难免要趁机重温撑篙的愉悦。最近，终于再次重返剑桥，刚好几个朋友都在，又相约撑船去了。J 在剑桥三年，撑船的技术最娴熟。Z 虽然只有一年，前阵子说自己的技术像徐志摩，不过，撑起来船也航行得笔直。我们三人轮流撑船，P 乐得当乘客，欣赏风景，说笑一番。

St Edmund’s 的船停靠在 St John’s，差不多是这段剑河流域的最北边，靠近 Magdalene Bridge. 从这里开始，往南航行到 Darwin 再回返，来回一趟大概要一个半到两个小时。我们撑得开心了，说要往南一直撑到 Grantchester. 我曾经撑过一次，来回大概要四个小时。一个人撑的话会太累，现在有 J、Z 和我三个人，应该会很写意很愉快。

徐志摩说：“撑一枝长篙，向青草更青处漫溯。”从前，我总是觉得奇怪，一般撑船的这段剑河，哪里有“青草更青处”？莫非当年的徐志摩，曾经将船撑到野草漫长，接近 Grantchester 的上游？也许真是如此。也许，读诗要读得 metaphorically, 而不是 literally.

新竹

来到新竹好一阵子，活动的范围局限在交通大学附近，最远的去到清华大学大门外的夜市。JP说，新竹的城隍庙是一个应该到访的地方，而且还有精彩多样的庙口小吃，找一天带我去看看。

在台大念书的时候，曾经到过新竹，当时安排在新竹的唯一景点，就是清华大学。我还记得，曾经在大门口写上校名的白色纪念碑前拍照留念。校园里有一个成功湖，面积比交大的竹湖大概大上三、四倍。湖边不少成年树木，树干斜斜的倚向湖边，枝桠都快贴近水面，末梢又转而往有阳光的方向生长。这种树木与湖水相依相生的景观，让我想起不久前去过的河内还剑湖。清大校园之美丽，恐怕成功湖是主要的因素吧。

除了清大，当年也没有到过新竹其他的地方。那个年代的大学生，尤其是作为中文系学生的我，向往的是清幽雅致的景观境界，对于民间世俗，兴趣好像不是太大。

有一天，天气好得不得了，就决定要到新竹市区看看。拿着SF借给我的新竹市地图，从交大三招所出发。首先，决定换一条路线，不走平时常走的光复路。从交大北大门开始，在校园内往西走，来到体育馆，穿过交清小径（连接交大与清大的人行小路），经过清大学生宿舍区，绕过成功湖，从大门出来，就是清大校门外的夜市区。地图上说，沿着光复路往西走，一直走一直走，就会到达市区了。

出发前看地图估计了一下，从交大三招所到清大夜市，平时走20分钟左右，如果继续走下去，到达城隍庙，大概还需要多40到50分钟。光复路是连接县与县的要道，车子很多。下午的气温不低，路上的电子温度计显示摄氏23或24度，走着走着，我把薄外套脱下，穿着一件短袖T shirt, 竟也开始冒汗。

我的时间估计得蛮准的，大约是走了40分钟之后，我就来到火车轨道前。越过天桥，就进入新竹的旧市区。地图上标示的第一个古迹，是迎曦东门。竹堑（新竹旧名）在1827年建了东西南北四个城门，后来市区改建，三个拆了，只剩下这个东门。



现在，东门孤立在一个大型的交通圆环之中，虽然有地下道穿过圆环，让人们可以接近，多数的情况，人们只是隔着车水马龙，遥望历史留下的痕迹。

继续穿街走巷，不久，就来到城隍庙的所在地点。这里非常热闹，许多售卖小吃与各种商品的小店。城隍庙在哪里？



从这张照片，可以看到小吃店后面，左边是城隍庙的屋顶风檐。这座建于1748年的城隍庙，清朝末年曾经是全台湾最高级别的城隍庙，所以称为“都城隍庙”。要拍城隍庙的全景吗？那是不可能的，因为庙的前院，建了永久性的蓬盖，里面是新竹著名的五花八门的小吃摊。如果要进到庙里，先要穿过各个小吃摊，听到此起彼落的叫卖声，婉拒殷勤但不无礼的拉客招术，才能够来到香火鼎盛的庙殿。

新竹有名的小吃之中，我最想吃的有两种：鱿鱼羹和肉圆。



这些年到台北，几乎都会到师大路吃客家鱿鱼羹。特别的是，鱿鱼不是那种褐色的鱿鱼片，而是鱼浆做成的浅灰色的鱼肉块。师大路的那家，我觉得很好吃，总是会回头，也介绍朋友去吃。

看到老板娘端上这碗鱿鱼羹，呵，我才知道什么叫做鱿鱼羹！碗里有四种东西，除了鱼肉块（白色而不是浅灰色），还有深褐色的鱿鱼片、浅褐色的炸过的面团、白萝卜。吃起来各种咬劲口感都不同，有的脆，有的软，有的Q，极有层次感。碗里撒了切碎的芹菜，更是让满口生香。

吃着的时候，突然想起，不吃鱼丸和鱼饼的QL，不知道吃不吃这种鱼浆做成的鱼肉块呢？有机会要带他来尝一尝。呵呵。

吃过鱿鱼羹，接下来吃肉圆。



用粘米粉、番薯粉、太白粉混合做成的皮，有弹性又不粘牙。里面的肉块（不是肉碎），香而微甜。准备的过程中，要把肉圆整个放在清油里泡过。那个淋上去的浅红色浆料，大概就是肉圆繁复味道的秘密吧。

吃过小吃，在城隍庙附近走了几圈，还无意中逛到差不多收摊的菜市场。想起大四那年，住在永和，常常做饭，也常常到附近的传统菜市场买菜。好像总是要在出国读书的时候，比较可能自己做饭。台北如此，剑桥也如此。

天黑之后，逛到新竹火车站附近。这个火车站我倒是来过几次。前几年，高铁还没有通车，从台北到新竹，总是搭火车。其实，也没有很不方便，而且，台湾的火车通常都准时，服务很好，位子也舒服。



1913年建成的新竹火车站，看起来蛮宏伟壮观的，曾经是台湾三大火车站之一（另外两个是台北和基隆）。我对火车站有一种特别的钟爱，无论是搭火车，还是在站里闲逛，或在站外远观。火车曾经是最重要的远程交通工具，也是各个阶层的人共同出没的公共空间。许多电影和小说中描述20世纪中之前的火车站，不是悱恻缠绵，就是惊心动魄。火车站可以是一百个不同的大时代小故事的共同开幕场景。

那是另外一个叙事了。

德士站

Upper Thomson Road 的某一段路，有三家加油站。对面一条小路进去，有一排店屋，好几间是餐馆，其中一家是我喜欢去的顶好台湾小吃 。店屋外是一个小小的停车场，角落有一个小房子，是一个德士应招站。



有意思的是，taxi 的中文翻译，在招牌里显示的是“特示”，而不是“德士”，不知道是哪一个年代的翻译。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翻译，常见的是“德士”或者“的士”。如果有一点声韵学知识的读者，你会发现，无论是哪一个翻译，“特”、“德”、“的”，三个字有一个共同点，是跟英文原文有关的。看得出来吗？

另外，地点注明的是“新村”，这个大概是80年代以前的用法。现在，连“新镇”都没有了，遑论“新村”？还有，注意到了吗，招牌上列出的电话号码是七个数字。这其实并不是太遥远的事。电话号码改为八个数字，也不过是这几年的事。确切的是哪一年，我倒忘了。



这是德士站外的石椅。这种石椅，现在已经见不到了，大概是70年代或更早以前的东西。石椅上的地名与 taxi 的翻译，与招牌上的不一样。这也相当特别，就不知道招牌和石椅，是不是同时做的。如果是的话，为什么名字不一样？最有趣的是，电话号码是五个数字。最后三个号码，五个数字那组和七个数字那组，都是一样的，可以看到同一个电话号码的演变。

说到电话号码，我最早知道的一个，也是五个号码的。大概是我上小学前的事吧。我自己也很惊讶的是，到现在还记得：22200，那是外公外婆家的号码。后来，改为六个号码，成了377160；再改为七个号码，成了7377160。不知道舅舅、舅母是否记得？哈哈，那真是天宝遗事了。

去／留

即将远离岛国比较长的时间，想把房间稍为整理。我不是一个喜欢在屋里堆积杂物的人，但是，忙碌起来，也就不免让各种需要的和可能需要的物件，任意摆放在各个角落。

一月一日没有其他节目，稍为整理手边的工作，也随意整理房间。一样一样翻阅，多数是各种纸张文件剪报资料，有些年月也的确久远。当时想来可能日后需要用到，就暂时不扔进垃圾桶，然后就一份一份叠起来，形成桌面或柜顶上的一座一座小丘。现在，经过岁月的检视，大多数肯定不需要了，就义无返顾地让它们告别我的房间。

偶尔抬头看到房间里两面墙上的书橱，已经满满堆着书本，它们都算是从我的桌面上曾经被认定以后需要用到的东西，在书橱上各就各位。有些部分，在那个位置上，已经安静地逗留十几年或者更久，从来再没有被我幸宠过。什么时候，我也应该给它们最后的裁定，是继续留在这个位置上，还是像其他曾经挽留而结果舍弃的书本一样，让它们找到一个适当的去处。

去或留，非关舍得与否。曾经眷恋，或者拥有，已经是一种难得的情缘。

两个星期

这两个星期，忙得不可开交。一切都是由两个星期前的食物中毒开始。在家里养病了两天，接下来就日日夜夜的忙，有很多重要的事情，都不得已要暂时搁下。

其一，表弟 J 的儿子出生的那天，刚好是我病假的开始。一直想要去看他们，却都找不到时间。不过，终于明天早上可以去看看听说非常可爱的宝宝。嘿嘿，倒是已经在舅母的部落格里看到他的照片了呢。

其二，这两个星期是实践剧场的《罗生门》的演出，也错过了。错过演出，就永远没有办法找机会补回了。《罗生门》这个故事，对我来说有特殊的意义。黑泽明的电影，是在大学的时候看过的，很震惊于他如何以电影的方式处理观点。另外，我在大学的话剧社参与的第一个演出，正是《罗生门》改编的。当然还有，劲红的导演，践红的设计，本来都是不应该错过的。今天晚上在实践开会，听他们说的有来有去，更觉得遗憾。

其三，这个部落格荒废了两个星期，读者常常来到都看不到更新，心里很是过意不去。更新部落格就像是种田一样，两个星期没有耕耘，看起来有点荒芜。

说到种田，最近朋友们的 facebook 很多都在种田，好像很好玩很投入的样子。我大概没有时间玩这个了。希望我这两个星期忙着种的别种的田，很快会看到有不错的收获，就可以不再那么感到遗憾了。

Jendela @ Esplanade

滨海艺术中心的二楼，有一个展览厅，叫做 Jendela. 这个名字乍看之下，有一点特别，带着一点 exotic 的味道。最近在滨海艺术中心职员的解释之下，我才知道，原来 jendela 是马来文，意思是“窗户”。 取这个名字，是因为这个弧形的空间，有一边都是可以看到外面的玻璃墙，用可以打开的折叠式白色窗页遮起来。

这是一个有趣的空间。由于是弧形的，站在入口处，无法看到尽头，让人有种神秘感，有种诱惑人要去探索的感觉。作为一个展览厅，这的确是不错的概念，和一般展览厅的一览无遗比起来，更有魅力。最近在展览的，是大华银行的比赛 Painting of the Year 得奖作品。这个比赛最近揭晓成绩，第一名是一个系列摄影作品。据说，去年这个举行多年以 painting 为主题的比赛，第一次选出一幅摄影作品为首奖，还引起了一番争议。也许，不一定要将比赛改名，而是将“painting” 一词重新定义。

不知道 jendela 原来是马来文，心里有一点惭愧，也有更多的无奈。马来文作为新加坡的“国语”，现在完全是一种象征的作用了。我在小二还是小三的时候，曾经有一年学过马来文，那是学校规定将马来文作为必修课。因为上过这一年的课，我还能够以马来文从一数到十，还能够知道 ayam, kucing 这些日常的东西。一直很想学马来文，但就是没有真正下决心去学。岛国虽然在马来文化、东南亚文化的地理核心，眼光却向来总是看向西方，近来又看向东北亚，好像从来没有好好的关心一下周遭的文化环境。呵，这种态度和视角，我也是共谋啊。

当我前阵子知道南大中文系的好些同学修马来文课程，我满感动的。不知道他们现在还有没有这样的兴趣，还有没有更多同学去学马来文。

中文系搬迁

中文系的办公室，从2003年9月创系以来，就设在华裔馆里，原本的中华语言文化中心的办公室。我从一开始加入中文系，用的就是这个研究室，CLC01-10，之前是李元瑾老师用的。她搬到主任办公室之后，我就占据了这个研究室。

与其他老师比起来，我最嚣张了，不仅是在门上贴上各种海报传单，还占用了门旁的墙壁。有一张海报，是台湾诚品书店的一百本好书。有时候，我会看到有同学站在我的门外，检查他们看了多少本。旁边的海报，是林奕华2008年第一次来新加坡演出的《水浒传》传单。不过，这张传单，是我前一年在台北拿到的。



既然是研究室，里面各种书本资料当然就很多啦。我的桌子后面摆的书架上，就乱七八糟的放了许多东西。桌子看来比较整齐干净，不过，这不是“常态”哦。平时，连桌上都堆满了书本和文件夹的呢。有时候，访客来坐在桌前，我还得将东西移开，否则就遮住他们的脸了。哈！



书桌对面，看到的才是我主要的书架。嘿嘿，简直是书满为患了。书架已经承载不了，地上也都摆满了书。读书人最大的灾难，就是书太多了。不过，这当然也是读书人的乐趣所在。



这个研究室用了五年半，除了2004年有几个月装修办公室的时候，暂时搬到 S3.2-B2 的人文学院，绝大部分时间，中文系就是在这里，和中华语言文化中心共用一室，远离人文学院其他的学系。不过，最近人文学院的新大楼盖好了，我们中文系也要搬到新楼。

要搬研究室，恐怕比搬家还吓人。我的东西那么多，要怎么搬啊？而新的研究室，最多只有这间的三分之二大呢。

无论如何，首先就是要把东西装箱。原本杂乱的研究室，整理装箱之后，变成了堆在研究室里的16个箱子。书架上都空了，地板上也不再堆满杂物：



16个箱子？怎么可能？我的东西那么多，而且前面两张照片，也都看得清清楚楚的啦。当然不只啦。研究是装不下，只好暂时放在外面的办公室走道上了。看，这一排25个箱子，都是我的！



哈哈！看到了吗，一共是41个箱子！都搬过去之后，新的研究室马上就成为货舱了！不过，到时再说吧。搬迁的日期，是6月25日，星期四。也就是说，星期四之后，同学们和旧雨新知要来找我，就不是在华裔馆了。

我的新地址是：HSS-03-02，也就是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新楼的三楼，靠近南大湖那头最尾端的最后第二间研究室。嘿嘿，够边缘了吧？处在边缘地带，看来是我这一辈子最好的位置呢。

必要剧场

到滨海艺术中心开会，时间稍早，就到图书馆看看。这个图书馆，时常有跟艺术有关的展览，装置在入口左边阅读座位旁的玻璃柜里。

进到里面，第一个玻璃柜中摆着一台古董（或称经典）型号的苹果电脑，就像是以下图片中的这台一样：



心里想，一台旧电脑，跟艺术有什么关系？走近看说明文字，呵呵，原来是必要剧场（The Necessary Stage）在1992年开始用的第一台苹果电脑呢！那是必要剧场刚开始专业运作不久，剧场的办公室还在 126 Cairnhill Road, 那个乌节路旁的小山丘顶上的艺术中心。展览品的说明文字，是必要剧场的艺术总监 Alvin Tan 所写的，虽然写得平实简短，但是，让我重新回想起近20年来我与必要剧场一起成长的经历。

展览橱柜中，还有一台 Alvin 和 Haresh 在1990年代中到伯明翰大学进修时用的苹果手提电脑，Asian Boys Vol 1 用的天使翅膀道具，Revelations 的舞台设计模型，Alvin 的学生送的导演帆布椅，godeatgod 的经典海报和宣传卡片等等。每一个展品，好像都与我有某一种关系，看到这些东西，才想起我原来也是曾经那么密切的跟必要剧场有过一段共同的命运。

在新加坡的剧团和戏剧创作人之中，有不少是我的同代人，而我也能够认同他们的艺术和社会理念。最早让我感到强烈认同的剧团之一，就是必要剧场了。第一次看必要剧场的戏，是1990年，当电力站艺术之家刚开幕不久，他们在小剧场中演出的 Those Who Can’t Teach, 叙述的就是教师的经验和感受。当时，我在初级学院教书，看这个戏，完全感同身受。Alvin 曾经是英文老师，我们是同一年在教育学院受训的。

那时近20年前的事了啊。和必要剧场相关的经历很多很多，看着这个展览，许多事情都从潜藏的记忆中被翻出来。虽然这几年我比较少见到 Haresh 和 Alvin, 他们仍然在我的心目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

六四

明天，六月四日，是1989年天安门事件的20周年。

20年前，当互联网还不是很普遍的时候，我们对于在中国北京发生的事情，都是通过电视和报纸知道的。从五月开始，《联合早报》就常常在头版大标题报道天安门的情况，还有中国各地的反应。

六月四日的凌晨，军队开进了天安门广场。我和几个朋友，决定我们要有一点表示。于是，我们找到一家印制 T 恤的公司，买了几件白色的 T 恤，前面印上“痛心疾首”四个黑字，后面印了“六四天安门”。某个星期天的早上，约了在 Wisma Atria 的门口集合，然后沿着乌节路走下去。

当我们还在等人的时候，就看到乌节路上，有警察车在路上。我们也不管。人到齐之后，我们就向市区的方向走去，警察车不断地在路上巡驶。

最后，我们走到 Plaza Singapura 前，有几个警察走过来，要我们脱下 T 恤，不要再继续走下去。有一个警察说，他们是属于东陵区，走下去就是别的警署所管的范围了。然后，警察把我们的个人资料记下来，就让我们走了。

每一年，我都记得这一天。但是，大多数的新加坡人好像都不记得了。

今年，20周年。六月四日晚上，电力站要主办一个纪念活动，今天下午突然说“有关当局”不准活动进行，说是在“政府拥有的场地”举行这个活动是“不恰当”的做法。没有多久，电力站的负责人又说，活动的准证拿到了，可以举行了。

让我再默念一遍：六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