滤镜

Casa Batlló, Barcelona

总是想要看清楚世界，总是想要知道真相，总是不能够忍受被蒙蔽，总是以为自己是清醒的。

人们被自己创造的信仰所迷惑，当一个信仰瓦解之后，旋即以另一个取而代之。

我宁可以为，眼中所看到的一切，都是透过某一种滤镜，自以为是的真相，都是在滤镜产生的特殊效果之下，让人深信不疑。

当我几乎认为看到的是事实，就会提醒自己，应该在自己与所谓的事实之间，保持一种距离，而最好的方法，就是在中间加上一个会把事实加以扭曲的媒介。突然之间就好像比较清醒，那个事实就变得比较不那么真实，而我可以重新视察检验，重新找到自己的位置和观点。

恐怕最大的灾难是，即使有一个滤镜在其间，还以为那是没有受到阻碍的视角，以为那是亲眼目睹的真相。滤镜作为媒介，重点不在于它是否存在，而是在于滤镜究竟是别人在自己毫不觉察的情况下置放，还是自己刻意置放以保持距离。

一張選票，一種尊嚴

眼前的電腦屏幕，開了幾個視窗：一個是東森新聞台的主頁，上面六個電視台的計票數字不斷在迅速跳動；一個是官方的中選會的網頁，數字更新得緩慢得多；一個是民進黨在板橋的競選群眾會場，現場轉播民視新聞，還有輪班的主持人。

我不是台灣人，台灣總統選舉，我沒有權利投票。我只是一個疏離的旁觀者，或者，也可以說是一個壓抑激情的偷窺者。我不能夠說自己是一個關懷者，我有什麼資格關懷呢？關懷，往往發自一種主觀的角度，把自己的情緒往對方傾注，一不小心，忽略了對方的處境與感受，而成了不自覺的壓迫。

整個觀察或偷窺的過程，情緒總是隨著數字起起落落。最後，兩組簡單的數字，就做出未來四年的決定。一個人的四年，以及兩千三百萬人的四年。選舉就是把人如此簡單化。選前與選後的各種分析，討論藍綠板塊的移動、兩岸關係的變化、整體經濟的發展、生活素質的改善，即使再注意細節，也都難以避免將一個一個具有細微差異的個人，適當地安置在分析家想像的幾個大的塊狀圈圍中。

五十一．六％ vs 四十五．六％，得到的結論只有一個：人民做出了抉擇。民主選舉的過程再怎麼複雜與細緻，都只有一個結論－－被分析家結論出來的結論。

我不禁想起了去年島國的兩場選舉。無論多麼激情與喧鬧，不可避免的，也只有一個結論。我努力回想著，那是一種怎樣的作出決定的過程。我投下的那一票，為的是什麼？每一個人投下的那一票，為的又是什麼？

對於不少生活在島國的人來說，長期被壓抑行使選擇權利，台灣的選舉，也許是一種主觀願望的想像與投射。有人在選前即表態支持某個候選人，有人在選後歡呼或沉默。我們其實都沒有投票的權利啊。對我們來說，台灣選舉是一面鏡子，鏡中的映像是虛幻不可及的，可是，對於台灣人來說，卻又是他們切身的現實。我們是不是能夠了解，那些投下一票的每一個人，他們各自是為了什麼憧憬而投下那一票的？

我投下的那一票，為的是一個概念：尊嚴。概念即使可以那麼簡單的表述，其意義卻又是那麼複雜，而且充滿不確定性。安穩舒適的活著的尊嚴？合理的成長與富裕的尊嚴？被認同與接受的尊嚴？不受威脅與壓迫的尊嚴？在自己的地方能夠做主的尊嚴？自己的意見能夠被尊重的尊嚴？維護未來與後代的幸福的尊嚴？擎舉與追求某種理念的自由的尊嚴？

種種的尊嚴，在現實的侷限之下，並不可能兼而得之。對於我來說，應該要怎樣優先排列？我可以為了某一些尊嚴，而犧牲另一些尊嚴嗎？每一個人的排列也都不同，要怎樣在現實的情境中，彼此的尊嚴得到最大的尊重？

也許每個人可以決定哪一些尊嚴對他是最重要的，可是，每個人的選擇不盡相同。一場選舉，每個人只有一張選票。如果我的選擇，被結論成不是屬於大多數的那一邊，即使是一票之多的簡單大多數，那我，以及那龐大的簡單少數，要怎樣在接下來的幾年，為自己選擇的尊嚴的被邊緣化，以及其他人的尊嚴的張揚，而活？

晚上八點左右，鏡頭中的民進黨競選群眾集會，開始下起雨來，靜坐著的群眾，開始撐傘或穿上雨衣。鏡頭默默的停在他們的身上，聲音傳來的，是電視裡的播報與評論，以及現場主持人的鼓舞但也顯露悲情的聲音。蔡英文終於出現了。她堅強而平靜的對群眾說話，鏡頭盤過台下，許多眉頭深鎖，許多雙唇緊抿，還有一些，默默的抽泣。

一張選票，只能夠表示一種尊嚴，千千萬萬種尊嚴中的一種。也許，民主選舉教會我們的，是每一個人珍惜的尊嚴，都需要被尊重。如果我的尊嚴，這一次沒有形成大多數，可以等待下一次。如果這一代沒有，可以等待下一代。只要還有民主，就還有機會。否則，沒有機會，也沒有所謂尊嚴了。

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馬來亞

那是五〇年代，人們都想像著一個獨立的馬來亞。一個包括新加坡的馬來亞。我在收集資料的時候，看到許多文章都提到「馬來亞意識」，一個擺脫一個半世紀的英國殖民統治的獨立國家，是許多馬來亞人共同追求的夢想。當然，我這麼說，是把當時的政治鬥爭浪漫化了。經過這麼些年，無論是什麼歷史，不都是很多時候被浪漫化了嗎？

我在二〇〇二年訪問郭寶崑時，他說：「當時就有很強的三大民族思想，三大民族共同友好，共同建設一個馬來亞。所以在五〇年代，到處都會有那種海報，我就會看著這些海報，“bajala bahasa kebangsa kita”——學我們的國語。……我們要友好，我們要互相了解，我們要溝通，我們要一起建設馬來亞。」

訪問過程中，郭寶崑提到當年他們到「東海岸」的漁村生活。和我一起訪問的 HN 後來問我，「東海岸」有漁村嗎？HN 心裡想的，是新加坡填土而成的「東海岸」沙灘公園。郭寶崑說的，是馬來亞的「東海岸」啊，只不過在他們那個年代的語境中，是不需要以「馬來亞」或「馬來西亞」加以修飾，人們就明白說的是哪裡了。

「我們要一起建設馬來亞」。那個年代的夢想，在六〇年代以及以後的一系列政治事件中，成了永遠實現不了的夢幻。

後來，「馬來亞」被「馬來西亞」取代。開始的時候，「馬來西亞」簡稱「大馬」。後來，「大馬」被「馬國」取代。

我的馬來西亞朋友和學生，聽到「馬國」這個名稱，都很感冒。我也很感冒。他們的感冒，是一種認同的感冒。我的則是一種歷史性的感冒。

媒體中把馬來西亞稱為「馬國」，象徵一種新加坡主體意識的崛起，不以「大」來稱呼「馬」，聽起來好像是一種很有自覺的改變。可是，曾經稱呼「大馬」的那個對象，一下子改稱「馬國」，相對之下，就顯示了一種態度的轉變。放在歷史脈絡之中，無論是對於後來的馬來西亞人，還是曾經有過「馬來亞」夢的新加坡人，真是情何以堪啊。

分開近半個世紀，那一代做過「馬來亞」夢的人，都已經垂垂老矣，或者已經作古。只有像我這種有歷史熱情的人，還在想像著當年的那種青年熱血。

就像近日狂熱的那部電影所敘述的，沈佳宜是當年大家一起追的女孩，當她嫁作人妻時，柯騰等人要親她，得要先過她的丈夫那一關。她的丈夫說：「你們要怎麼親新娘，就要怎麼親我。」結果，柯騰毫不猶豫的衝上前和丈夫熱吻。我們都知道，那只不過是一種悲劇性的反諷啊。柯騰和沈佳宜的丈夫熱吻的同時，鏡頭一個一個重演當年的熱情和純情。觀眾也都知道，柯騰和沈佳宜的熱吻鏡頭，是只出現在柯騰的腦海中的幻覺，並不是在現實中會出現的情景。

幻覺。對歷史過於熱情，總是容易讓人產生幻覺的啊。

統一

《聯合早報》2011年11月28日

對於任何「統一」的意識形態，我都相當抗拒，尤其是以「全球化」、「標準化」為前提的統一行為。無奈的是，在宣稱考慮「大多數人的利益」或者「依循大多數人的方向」的論述之中，作為「少數人」或者「弱勢者」，往往也就無法有說話的權利／權力了。

《聯合早報》月前開始改變在島國使用多年的國名用法，棄「澳洲」而用「澳大利亞」，棄「印尼」而用「印度尼西亞」，讓島國生活多年甚至多代的華人，一時感到錯亂，真是「獨在家鄉為異客」啊。

君偉在他的部落格，不只一次感嘆這個現象，最近還又說了一次。他是很介意的，就不知道有多少國人也像他一樣敏感而又耿耿於懷。看報紙，幾乎每天都看到，半輩子熟悉的名稱，一夜之間改變了，那些熟悉的國家，變成陌生的名字。那些以為熟悉的記憶，全都要 ctrl+alt+delete，然後，重新開始。

也許我可以猜測得到，為甚麼《聯合早報》要這樣做，也許那是商業的考量，為的是那十二億還是十三億的潛在讀者。可是，一個地方的報紙，是那個地方的良知啊。可以為了商業考量，就放棄在地的歷史與記憶嗎？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也許《聯合早報》的做法，還是從島國人的利益著想的啊。現在沒有國家疆界的媒體世界裡，如果只懂得「澳洲」的讀者，看電纜電視的鳳凰台或中國央視，聽到「澳大利亞」而不知道是什麼地方，那吃虧的還是這個只有幾百萬人口的島國的人啊。

我也在這個地方存活了一些年歲，想想過去曾經發生的事，其實也就很無可奈何的覺得，唉，真的也不必那麼介意。現在，島國人晚上肚子餓了，會想要吃「夜宵」。可是，當我還是學生的時候，我想吃的都是「宵夜」啊。八〇年代開始，由電視台以「北京標準」強迫大家吃的「夜宵」，這些年來，早已經是那麼「自然而然」、「毫無疑問」了啊。

同一個時期，還有發音聲調以「統一」之名而發生的改變。譬如說，「亞洲」原本讀成第三聲的「雅洲」，而不是現在讀成第四聲的「訝洲」，「星期」原本讀成第二聲的「星其」，而不是現在讀成第一聲的「星妻」。回想起來，彷彿我的小學老師所教的讀音，都是教錯了啊。我的父母和祖父母那一代的人，一輩子習慣的讀音，突然之間，別人告訴他們，都讀錯了。

再過一代，也許不必，再過幾年，人們都熟悉了「澳大利亞」與「印度尼西亞」以後，如果有誰提起「澳洲」與「印尼」，人們倒會覺得奇怪，這些人怎麼那麼「老款」，這些人說的是哪國的語言啊。就像現在閱讀我的部落格的四十歲以下的讀者，也許你們聽到「宵夜」，聽到有人說「雅洲」、「星其」，會覺得這些人怎麼那麼奇怪，或者是怎麼那麼「台灣化」。殊不知放在歷史的脈絡裡，所謂的「台灣化」的那些人，只不過是因為他們從來沒有從三、四十年前的歷史場景中離開過。

親愛的讀者，也許你們也還在堅持說著一些語言和發音，是你們前半輩子所熟悉的，可是卻在「統一」的意識形態壓迫之下被「不正常化」了。有的話，讓大家知道吧。讓大家知道，曾經「正常」的，會在「統一」的力量之下，變得「不正常」了。從歷史化的角度，有一些事情，並不是真的那麼奇怪，倒是有一些無奈罷了。

公民意识与群体精神

最后一场群众大会，我选择了工人党在实龙岗体育场举行的那一场。5月5日，星期四，冷静日的前一晚。

群众大会七点正式开始，我在六点过后不久抵达。有盖的观众席已经全部坐满，可以站的地方也站满了人。草场边临时搭起的讲台，围绕着也已经又坐又站的，围了半圆的一大片。体育场的出入口，不断有一群一群的人走进来。当我从地铁站走向体育场时，也是三五成群的人，静默的，快速的，朝着体育场的方向走着。他们肯定不是邻里在傍晚出来散步闲逛的人。

接近讲台的部分，人们都是坐在草地上的。有的准备了报纸，有的就直接坐在草地上。下午下过一场雨，草地虽然没有积水，还是感觉潮润的。大概几百个人围着讲台坐着，后面的都是站着的。

七点过不久，候选人聚集在讲台上，开始演讲。这时，听到我身后有人大声说：“前面坐下，坐下，sit down please.”

开始没什么动静。我本来以为是后面发生了什么事。不久后转头看，才发现后面的人一大片已经坐在草地上，陆续的有人也响应地坐下来。我和附近的人，成了夹在中间的一小群站着的，前后都是坐着的人。我赶紧坐下来。身边的好些人也逐渐坐下来。

好几次的“坐下，坐下，sit down please.” 之后，一整片几乎都坐下了。有不少人早就准备报纸或是纸皮，垫在潮润的草地上。有一个男子，一直不肯坐下来，鹤立鸡群般的站在周围都坐下的人群之中。人们请他坐下，他说：“我没有带报纸，怎么坐？”有人说：“别人也是没有报纸啊。”他还是不坐。不久后，有人递过一张报纸，说：“本来留给我的朋友的，还没有来，先给你坐。”男子接过，终于坐下。

大家都坐下了，我听到后面传来一些欢呼声。

从七点开始，早来的六点就坐下来，一直到十点出结束。几乎没有多少人离开，绝大多数都静静的坐着。坐着其实比站着辛苦。为了腾出空间让站着的人坐下来，每一个人都尽量靠近，双脚盘起来，没有伸展的余地。但是，没有人喊苦喊累，而且，三个多小时，几乎动也不动。偶尔有人想要离开，坐着的人们就会尽量挪开，还总是有人伸出手来，扶着艰苦的走出去的人。

接近十点，情绪越来越激昂，Sylvia Lim 说完之后，大家以为大会结束，全都站起来。原来还有刘程强的总结。于是，大家都站着听了。这时，我看到人们的脚下，散布着报纸和各种纸张。我心中盘算着，等群众大会散去的时候，我开始捡人们留下的纸张的话，也许其他人也会跟着帮忙捡纸。

演讲还没有结束，有几个人穿梭在激动的人群之中，手中提着袋子，开始捡纸了。看起来不像是工人党的义工，可能就是来听演讲的民众。旁边的人看到这种情况，也开始帮忙捡纸。不久，所有的各种纸张，都被捡得相当干净。

人们常常认为新加坡人没有公民意识，我向来也是这么认为的。上下地铁，自动扶梯上，走在人行道上——各种公共空间，常常都是如此经验。人们相当自我，没有意识到周遭的人的存在，没有顾虑到身边的其他人。

但是，这次的群众大会改变了我的想法。我想，在群众大会上，人们有一种群体的意识，而且是一种自救自强的意识。那是一种 empowerment. 人们的群体感，超越了自我中心的、个人自私的心理，而且通过群体关联的行动，具体表现出来。当群体意识被召唤，在某些人的带动之下，形成一种互动和得以蔓延的行动，那是富有感染力的积极力量。这种力量，也反过来再次强化了群体的精神。

这次大选，给我最大的启发，是新加坡人的公民意识，并不是完全缺乏。只是，在这些年来，这种公民意识，因为社会环境与管理的方式，被弱化了，甚至被消解了。在现有的社会体制运行的方式与气氛中，似乎告诉人们，公民意识并不是什么需要的或可取的。国民教育即使是有提倡这种公民意识，实际运作的社会体制却并不鼓励。当人们脱离或尝试脱离这种体制的时候，公民意识又重新出现，而且发挥巨大的作用。

既得利益者

作为既得利益者，你往往是一个务实主义者。为什么不是呢？既然制度给予你最大的利益，你还有什么理由挑战制度？所谓的务实主义，就是确保既得利益不会受损，确保体制继续给予你一向来可以获取的利益。那是同样一个观点。

如果你是既得利益者，是否愿意为了某一种理念，为那些被主流价值所边缘化的人，牺牲一点你的既得利益呢？如果你是的话，你会为那些边缘的社群做出一些努力，即使你不是这些边缘社群的成员。那是需要勇气和理想的。既然是边缘社群，就不是主流，不是大多数，在这个以大多数利益为前提的务实主义的制度中，往往被人遗忘，甚至受到压制。

我们，每一个人，总是在某一个层面上，属于这个体制中的某一个边缘社群的成员。但是，我们也属于另外一个主流社群的一分子。你的思考和关注，通常会从那个主流的角度，还是从那个边缘的角度出发？前者，让你感到舒适，后者让你感到焦虑。你会选择哪一个？你会成为压迫者还是被压迫者，务实主义者还是行动主义者，就看你的选择了。

新的一年

新的一年，感觉其实没有很强烈。庆祝？倒数？乌节路的灯饰？跨年的烟火？这些似乎从来不会让我感到激动。英格兰的朋友，再次经历大雪纷飞的冬季，我在这常年皆夏的岛国，只能够嗟叹再次错过皑皑雪景。这一辈子，能够有多少次错过？说要珍惜当下，也只是无法弥补的安慰。别人为我的错过而惋惜，而不知道的是我并不遗憾他们惋惜的错过，我感叹的错过，他们并不一定能够理解。人们认为自己的观点就是理所当然，很少换一个角度想想为什么别人的感受和想法是这样。

换一个角度，看熟悉的事物。就像这张照片一样。亲爱的读者，你认得出这是什么地方吗？

惊奇

编写剧本若干年月，进剧场看戏更久，总在寻找或期待的，是一种惊奇的经验。其实，并不只是剧场，任何一个文本，要能够触动观众/读者，必须要有让人意料之外的元素。可以是某一种新鲜的形式，叙事的策略，隐喻的创造，或者非主流的观点，看熟悉事物的新角度，看到熟悉事物中不熟悉的元素。文本中的任何一个层面，都可以产生惊奇的效果。如果是在俗套的语境中出现新鲜的元素，对比之下，效果更为强烈。

不能够忍受好莱坞电影，电视连续剧，通俗小说，道德训诫的文章/言论。一张被刮花的唱片，一个半坏不坏的唱机。不断重复着某种叙事的方式，不断重复着某种从高姿态/位置企图进行强迫性灌输的意识形态。仅有的惊奇，是让人惊讶为什么还可以重复得那么久。

如果有一天，当我觉得这个部落格已经重复到了一个自己不能够忍受的程度，就表示这个空间将会进入一个停格的状态。那个时候，亲爱的读者，你们应该也不会感到太过惊奇。

烟雾，未到浓时

昨天一阵骤雨，把盘桓不到一周的烟雾驱淡。今天早上，再次下雨，空气污染指数已经恢复常态。这几天，媒体上的讨论纷繁，矛头指向这里那里。作为一个弹丸小国，大概也就只能挥舞一下矛头，然后祈祷天降甘霖。

可惜的是，烟雾散得太快，还没有到达浓郁的地步。这种情况之下，无法真正引起危机意识。否则，何尝不是绝佳的国民教育机会？也许，趁着烟雾正浓时，可以马上宣布举行大选。

岛国的天气，永远是摆荡在晴雨之间，两种选择，没有第三项。难怪许多事情总是以二元的方式来理解。非晴即雨，非黑即白，非真即假，非是即非。偶尔来点烟雾，也许可以破解二元思考的简单化。不过，那显然是有代价的。谁要承受这种代价？也许，一方的代价，是另一方的价值。

哦，二元，不一定是一种选择的关系，也可以是一种相对的关系啊。

英国大选与为母语请愿

HL和SH说要来英格兰度假，在伦敦的日子是5月6日和7日。我不由得不怀疑，她们选择这两个日子，是特地要撞上英国的大选。6日是大选的投票日，7日是大选结果的公布日。怎么有那么巧的？

我们在伦敦碰面的时候，当然免不了要谈起大选。这也是我这一阵子以来关心的事件之一。我虽然不是英国公民，刚好这段时间在伦敦，遇上大选，每天的报纸、网络都在讨论。况且，今年的大选，有许多精彩的地方。工党执政13年，虽然有许多不错的政绩，但是，参加伊拉克战争与两年前的经济危机，加上首相 Gordon Brown 的不讨好，看来政府要换党做了。另外，自由民主党的党魁 Nick Clegg 在第一次电视辩论之后，人气大增，增加了一个新变数。原本的两大党之争，好像变成三党鼎立。

当晚10点一过，BBC 的 exit poll 结果公布，保守党可得306席，工党255席，自民党57席。这样的结果，和 Cleggmania 发生之前，好像没有太大的差别。英国的 exit poll 其准无比。2005年的那一次，百分之百测中。我看了一下网络，就去睡觉了。

Cleggmania 发生的时候，我是挺兴奋的。自民党象征着一种批判性的自由主义。事实上是否如此，政治的场域总是有许多其他因素，我也不是那么天真。至少是一种象征意义。传统上支持工党的报纸 The Guardian 也在选举前的星期六全版社论表态支持自民党，也让我感到欣慰。那篇社论，以及其他的评论，立场鲜明，不假装客观（如果真有客观这回事！），立论也都很有理据和说服力。

结果，第二天醒来，看到的一个 hung parliament. 就如许多人预测的一般。这也没什么不好的，倒不像有些人担忧的那样，或者像选举前保守党的 David Cameron 所恐吓的那样，会产生不稳定的局面，经济会崩溃。这种情况，意味着大家熟悉的现状已经改变，而大家思考与运作的方式，也都需要改变。现在，大选已经过了四天，三党之间的谈判还在进行。会有怎样的结果，没有人能够预料得到，不过，人们也提出各种可能性的结果。

就在这两天，岛国也在发生一个令人关注的事情，那就是呼吁教育部不要减少母语在小六会考中的比重的请愿活动。我们人在伦敦，手机分别都响起，收到的是同样的简讯，叫我们星期天到芳林公园参加签名请愿。我们当然都无法出席。如果我可以的话，是一定会出席的。

后来，看到网络和部落格上报道的各种发展，知道签名活动获得热烈的反应。我想，这整个事件说明的一个情况，是关心母语的人不仅仅是传统上认知的那些老华校生，许多不同世代、背景的人，也都在关心。而且，人们的言论和行动，通过一些从前没有运用过的媒介，不断在发挥作用。当然也看到许多不同的声音，有不同的关注，也有不同的利害关系。

事情发展的情况，是各种声音与意见，在互相尊重与了解的基础上，进行讨论与协商，平静而理智，但是充满热情。这些多元的意见与群体之中，谁都不能够以权威的姿态，或者压迫的势力，告诉某一个群体，必须要接受某种安排。

如果要从事件中得到更多的意义，需要有更多更深入的讨论。可惜的是，岛国并没有像 The Guardian 那样有知识分子素质的报纸。

母语教育：政策，以及意识形态

这些年来，对华文有感情的岛国人，每隔一段日子，就要受伤一次。虽然说连续不断的打击，人已经变得比较有承受能力（也就是麻木的意思），但是，伤痛还是会有的，而且越来越是痛在深处。

几天前，岛国的教育部长说，探讨（也就是已经决定，迟早要实行的意思）小六会考总分里，母语成绩比重要有所调整（也就是降低的意思）。这两天，facebook 上时不时就出现对于这则新闻的回应。从前没有 facebook，还不能感受到，原来伤痛的结果，反应这么大，这么广泛。

有人说，这是一个 political decision. 这种说法，从前每一次出现类似的宣布，都会有人提出。然后有人说，看来大选就要来了。什么叫做政治决定？那就是政策的推出，会带来政治的好处。老实说，我不敢说这真的是政治决定，或者是务实的政策，又或者是有远见的政策。政治决定的意思，就是迎合大多数人的愿望或喜好。其结果必然是使得少数人的权益受到挫折。这点岛国政府很清楚：没有一个政策或决定，是所有的人都得到好处的，必然有少数人被牺牲。这是一个残酷而不得不承认的现实。不过，少数人，minority, 不一定是数目比较少的，而可能是声音比较小，或者权力比较小的，在数目上，很可能是 majority.

我想，政府的出发点是善意的，目的是要平衡各方的期望和利益。无论是多数还是少数，最好皆大欢喜。这也就是为什么，两天之后，教育部长又说，要给修读高级母语的学生保留顶尖中学的学额。这是政治决定的最高理想，也就是希望做到所有的人都满意。

不过，有可能吗？母语政策，很大的程度上，不完全是由“务实政策”，或者“各得其所”，就能够解决的。一而再，再而三的推出的母语政策，很明显的，造成的创伤，并不是给这些受到创伤的人，带来另外一些针对他们这个群体的人的好处，就能够安抚得了的。“不断降低母语程度”——这是这些年来的母语政策最强烈最震撼的讯息。“政策”也许是善意的，可是“政策”所内含的“意识形态”，却是让人感觉沮丧的，甚至是压迫性的。这种情况，也许不是决策者的初衷，可是，却是政策实施的结果。重点也许并不是在于政策给什么人带来什么好处，而是政策传达了怎么样的讯息，或者人们读出了什么讯息。

Facebook 中很快的在传着一个网上请愿书，是写给教育部长的公开信，传达不要降低小六会考中母语成绩比重的意见。我感到很高兴也很自豪的是，这个请愿行动，是南大中文系的同学T发动的。许多朋友和学生，在 facebook 已经表达了不满和难过。T能够自动自发的转化成具体行动，而又有那么多人响应，很让我感动。

Cleggmania: 英国大选的戏剧性转机

4月15日，星期四，晚上10点。英国历史上第一场政党领袖电视辩论结束，不如人们预想的无趣无聊，倒是开启了英国政党政治的新一页。在这之前，5月6日的英国国会下议院大选，让英国人苦恼的是，选举实际上选的是两个烂苹果之中的比较不烂的那个。但是，保守党和工党两个看起来都差不多一样烂。工党从1997年开始执政，当年压倒性将保守党击败而上台，13年来，越来越让英国人想“换人做做看”。不过，即使相隔13年，保守党执政的余悸，仍然在许多中年以上的人心中，阴影未散。

记得13年前的那次大选，我是剑桥大学的学生，刚到英格兰一年。由于我是英联邦国家公民，在英国大选有投票权。多年在岛国没有投票机会，我很珍惜这张选票。右派的保守党（Conservatives），我是不太可能支持的。声称左派的工党（Labour），当时的政策宣言看起来已经跟保守党没有什么太大差别了。于是，我的那一张票，投给了自由民主党（Liberal Democrats）。过去30年，作为英国第三大政党，自由民主党的支持率都是两成上下，而两大党则轮流分别取得三成到四成的选票。不过，由于选举制度是以简单大多数得票者取得席位，自由民主党虽然有两成的支持率，在国会中实际获得的席位却远远少于两成。从来没有人想像过，自由民主党可能会执政。

上个星期四的那场电视现场辩论，非常戏剧性的改变了现实中的想像。自民党的 Nick Clegg 清新、亲切而有自信的表现，在三个政党领袖之中一枝独秀。保守党的 David Cameron 看起来年轻而有活力，但是其傲慢的态度和空洞的言辞，让人觉得这种“空降部队”与民间的差距甚大。工党的 Gordon Brown 也是现任首相，沉闷和防御性的态度，让人看到的是工党在做最后的挣扎。为了很可能出现的获得弱势大多数而无法组成政府的情况（hung parliament），Brown 在电视辩论中，除了细数工党的德政，还不断拉拢 Clegg. Brown 在一个半小时内，一共说了七次 “I agree with Nick…”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Cameron 也说了一次还是两次。两大党都担心会出现 hung parliament, 也都想要拉拢自民党，不过，作为自民党的领袖，Clegg 却很清楚在这个时刻，他需要与两大党都划清界线，所以 Clegg 说：“The more they [Tory and Labour] attack each other, the more they sound exactly the same.”

这场电视辩论，让全英国的选民，有机会直接比较三个政党领袖，更重要的是，有机会看到 Clegg 的风采与睿智。在这之前，由于不被看作是主要的竞争者，自民党在主流媒体的曝光，远远不如两大党。电视辩论的结果，Clegg 在三人之中的支持率，在各个调查中，介于50－60％之间，很明显的是三人之中的绝对优胜者。从这一天起，英国的大选开始变得多姿多彩，媒体称之为 Cleggmania. 不仅如此，一夜之间，三党之间的支持情况，也有了戏剧性的变化。

电视辩论前，4月14日 YouGov 的民调显示，保守党领先，看来会获胜：

保守党－41%
工党－32%
自民党－18%

可是，一个星期之后，4月20日 YouGov 的民调显示，自民党的支持，急遽上升16％，成为最受支持的政党：

保守党－31％
工党－26％
自民党－34％

英国的各大媒体，都有明显的政治立场，哪一家报纸支持娜一个政党，读者都很清楚。电视辩论之后，Cleggmania 在媒体中发酵，无论是什么立场的媒体，都无法忽视这个现象，各种调查和评论纷纷出现，分析 Clegg 和 自民党会怎样改变英国的大选。

Cleggmania 带来的最大启示，可能是，旧媒体的力量仍然很大。如果不是电视辩论的举行，Clegg 的魅力不可能在一夜之间产生那么大的效应。接下来的评论，无论是电视还是报纸，继续发挥强化这个影响的作用，那倒是其次。Clegg 的（辩论）能力与形象，当然重要，电视作为一个表演平台，在这个事件中，其脚色是不可取代的。不过，其他媒体（包括新媒体）的推波助澜，也的确让 Cleggmania 的发酵作用更加发挥。

电视辩论之前，英国人对于英国的政治，已经感到厌倦。保守党和工党之间，看起来没有什么差别，选民也没有什么选择，或者选择的意义不大。虽然自民党是第三势力，还可以给人们一点希望和想像，不过，简单大多数票获得席位的选举制度，使这个希望一直遥不可及。向来席次低于得票率的自民党，一直要推动政治改革，让得票率和席次挂钩，却被既得利益的保守党和工党拒绝。这也是为什么民调中显示人们希望出现 hung parliament. 这样一来，三个政党之间的关系，才可能出现改变，而不是一味让两个大党操纵局面。现在，无论是 hung parliament 或者甚至是自民党政府的出现，可能性越来越高。

不过，明天的第二场以及下个星期四的第三场电视辩论，Clegg 会有什么表现？保守党和工党已经对自民党开始发动猛烈攻势，某些支持保守党和工党的媒体，也加入攻击自民党。Cleggmania 是不是会持续，并且转换成实际的选票，还有待观察。距离5月6日还有两个星期，在政治的游戏中，什么都可能发生。

想起13年前我投给自民党的那一票，当时完全没有想到可能会有今天这个局面的出现。可惜这次的选民登记期间，我不在伦敦，无法登记。如果我有一票的话，应该还是会投给自民党。我的投票，不是因为 Clegg 的电视辩论表现。不过，Clegg 的表现以及 Cleggmania 的出现，使我更觉得，某种别人可能看成是做白日梦的理想主义的坚持，还是有实现的机会。

你的思想开放吗

从家里搭计乘车到樟宜机场，司机惯常会问我去哪里，去做什么。我说，去伦敦工作。这种官样的客套对话，已经很习惯了。不过，接下来和这个司机的对话，倒是完全在意料之外。

司机问：“你在白人的地方工作，会不会觉得被歧视？”

我心里想，多么刻板的印象。不过，还是回答：“不会啊。不过，也许要看你在什么地方工作，个别的经验也有不同。至少我是没有这种经验。”

司机突然问：“那你是不是一个思想开放的人？”

我楞了一下，这是什么问题？他接下来要问什么？我说：“还好吧，应该算是开放的吧。”我想起了我的FB上的“political views”那栏，填的是“very liberal”。

他接下去问一个更让我没有想到的问题：“那你认为做人是不是应该多为自己？”

怎么好像是在做思想调查？我说：“那要看情况，有时应该要为别人着想，有时也应该为自己。”

然后，他就开始说自己的故事。他和妻子结婚十多年，有两个小孩。生了第二个孩子之后，他们就分房睡，平时也没有沟通。好几年了，他尝试和妻子讨论他们之间的事，希望能够改善关系，但是妻子总是不愿意谈。他尝试过了，都没有效果，只好建议离婚。到了在律师楼签字的时候，妻子说好了又不出现。

我听了，对他蛮同情的。我说：“碰到这种情况，应该先尝试沟通，有什么问题，要拿出来谈，两方面都要知道彼此的想法，才能够决定要怎样做。”

他说：“是啊，我要跟她谈，可是，她都不愿意谈。她还说，我不管你在外面做什么，这样不够好吗？别的男人求之不得呢。”

我看他的年纪并不大，最多是四十几的样子。接下来的谈话中，我对他说，先尽量尝试沟通，如果还是不行的话，也许等孩子稍为大一点，还是应该为自己打算。同时，和孩子沟通也是重要，要让孩子理性的了解父母之间的情况，但是不要把夫妻之间的情绪转移到孩子身上，或让孩子承担这些情绪带来的后果。

下车之前，我问他几岁。他说，四十三。

“哦，那你还有好几十年的日子呢，是应该为自己打算的。”

戏聚现场 落幕

十天的“戏聚现场”，两年的准备。2月28日，随着研讨会的结束，虽然还有一场《后代》演出，心情已经放松下来。

一项工作的完成，还有更多工作在等待着要开始。这种情况，让心情没有机会变蓝。

想到“戏聚现场”的各种活动引发的各方激荡与回响，想到华语剧场在这个过程中获得的启示与力量，想到自己参与了这个历史的现场，想到戏剧盒的伙伴们的投入与付出⋯⋯

我一直记得庆亮在研讨会最后一场说的 empowerment. 每一个人，参与工作的或者来参加活动的，都感觉到自己在这个过程中，获得更大的力量——面对自己，面对社会，面对过往，面对未来。这个时候，不必说谢谢。或者，每一个人都不断的在说谢谢。

此刻，我又坐在樟宜机场的离境大厅。距离，也是一种让人获得力量的管道。

咖啡店的租金

常常光顾的一家咖啡店，坐落在几座组屋之间，最近，新开了一摊鸡饭。这家咖啡店，平时的顾客并不多，在用餐的时候，还能够找到位子。附近也没有其他的商店，也许这是顾客零落的主要原因。

吃了几次，鸡饭的味道好像似曾相识。有一天，跟鸡饭摊的助手聊起，才知道原来他们是从市中心搬过来，而我曾经蛮常光顾他们在市中心的鸡饭摊。

“为什么要搬来这里？”我问。

“市中心的租金，每个月要九千，这里的租金，才一千六。”

“哇，差那么多啊！”我吓了一跳。“可是，这里的人这么少，生意不是少很多？”

“人是比较少，可是，赚得比以前多。而且，可以不用请那么多人。”

我心里算了一算，的确，租金和人工，应该就占了这种小生意的大部分成本。如果这两方面都减少许多，虽然营业量减少，盈利倒是可能增加的。如果是我的话，为什么不工作轻松一点，而赚多一点钱？这可是符合效率原理的啊。

市中心的鸡饭摊，月租要九千元。听说，这还不算是非常高的。

我想起当年我住在锦茂区，就在巴刹旁的咖啡店，应该类似现在的市中心，一个鸡饭摊，月租要八百元，大家已经觉得是天价了。那是30年前的事。那时，一盘鸡饭是一块钱。现在，一盘鸡饭是两块半。

30年，租金涨了超过十倍，鸡饭售价涨了两倍半。非常简单的算术题。这盘生意要怎么做啊？

这些年过去了，经济增长了许多，可是，有些人的生活素质却下降了。这样的数学题，对我来说是太难了。我不懂得计算。

科学家 德士司机 部落格

“博士被裁员 改行驾德士 申诉：研究院不尊重科学家”——这是我今天下午在《新明日报》看到的一则新闻的标题。详情可以看这则新闻的网上报道。

从标题就差不多可以看得出来，新闻的角度是什么。新闻的第一段这么写：“一名拥有博士学位的男子，被研究机构裁退后，现在竟然改行当德士司机，还写博客大谈乘客百态，大受欢迎。”显然相当 sensationalising. 这种身份的转换，对于《新明》来说，看来正是新闻价值所在。

后来，在 facebook 看到 A 挂上这个人的部落格网址，部落格叫做 A Singapore Taxi Driver’s Diary. 我去看了，一边看，一边很感动。

回头去看《新明》报道中，提到小寒“边读博客边哭”。我想，小寒不仅是因为曾经教过她的这个人“已改行，十分心痛”，所以才哭。我也想哭，因为他的故事充满了人性的矛盾和温情，偶尔展露生命中的反讽情境。

为什么？为什么媒体不能帮助读者看到这些人生故事的力量，而要引导读者采用一种旁观的、看热闹的态度，来看这个事件？

如果是《早报》呢？《早报》会怎样报道？是不是会带着读者进行深刻的批判思考？

郭寶崑的《靈戲》

我很喜歡郭寶崑的《靈戲》，認為那是最有詩意的同時，也最有批判性思考的作品。幾年前，我寫過一篇論文，專文討論《靈戲》。在這裡摘錄幾段，與讀者分享我的想法。

不知道你們這個星期如果有看的話，會有甚麼想法。當然，這個戲會再現甚麼意義，還要看導演郭慶亮和演員怎麼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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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戲》所處理的事件，在華人社會的語境中，的確是一個敏感而具有爭議性的課題。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日本軍人對於東亞國家——尤其是中國——的侵略行為，雖然隨著戰爭的結束，已經過了超過半個世紀，在受害國（作為一個集體）與受害者（作為一個個人）的心理層面，仍然留著深刻的傷痕。近年來，日本政治人物評論二戰的言詞、晉拜靖國神社的舉措等，都引起曾經是戰爭受害國的強烈不滿與抗議。雖然偶爾有一些言論，認為二戰的仇恨應該拋諸腦後，讓一切重新開始，可是，事實上，這些負面情緒，經過多年的累積與深化，加上日本作為侵略者未曾像德國那樣明確表示懺悔，遂形成一種以民族主義作為後墊的，對於日本的反射性敵對態度。這種態度，尤其是在經過政治宣傳與強化之後，在一般人民之中，形成一種強烈而缺乏批判性的意識。這種意識，也正產生一種對於某個民族具有某種特殊意義的民族圖騰效果，卻並不一定有著個別感情意義的「集體記憶」。

從積極的角度來說，集體記憶是某個民族作為一個「想像的共同體」進行建構的重要基礎。集體記憶所發揮的作用，是使得該民族得以建構所有成員能夠認同的物件，並以此物件作為社群的共同標誌。從另一個角度來說，這種物件的存在，對該社群中的絕大多數成員來說，是不經批判過程而接受的。中國人（華人）對於日本的接受方式，很大程度就是建構在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日本侵略行為而建構的集體記憶上。因此，當郭寶崑的《靈戲》中出現日本，尤其是通過強烈暗示的方式以日本的侵略戰爭為主要表現課題，中國人（華人）的集體記憶立即發生作用。這些觀眾在看這個戲的時候，集體記憶的發揮使得民族自尊高漲，即認為郭寶崑在劇中所展現的同情態度，是針對日本侵略者。日本人及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爭行為，顯然已經無法脫離這種集體意識的籠罩。

有意思的是，郭寶崑的《靈戲》在遭受中國集體意識的反射性誤解的同時，創作者的意圖，顯然的，卻是在反思與批判另外一個民族的集體意識——日本人的軍國主義。《靈戲》很直接明顯的主題，是通過劇中將軍一角，表現以日本軍國主義為本體的集體意識對於個人的壓抑與扭曲。《靈戲》不但沒有對日本的戰爭行為有所同情，相反的，是對戰爭的毫不含糊的批判。將軍在整個情節展現的過程中，一直與其他四個人物（媽媽、姑娘、漢子、詩人）形成一種對峙——性格、感情、信仰等方面，都顯示無法妥協的衝突。從人物設置的策略來說，將軍孤立地出現在劇中，即使是性格剛烈、信仰堅毅，仍然在其他四個人物所形成的一種濃郁的人性化氛圍中，顯得無法堅持。因此，將軍作為一個反諷人物，最終的崩潰，雖然不是一種人性的覺悟，卻會產生更深刻的批判意義。

——柯思仁〈個人與集體的鬥爭：論郭寶崑《靈戲》中的記憶、想像與現實〉，《香港戲劇學刊》（第五期），2005年。

最优先

札幌的地铁站月台

地铁车厢里，火车车厢里，甚至连机场的候机室，都有标明“最优先”的座位，指明是给老年人、孕妇、残障者、携带幼童者，还有一种最特别，是有一颗红心的人形，意思是有体内器官疾病的人。这些“最优先”的座位，即使是车厢里站满了人，而没有这些应该享有“最优先”座位的乘客，也会是空着的。



ESTA的电梯等候处

最特别的，是在札幌火车站旁的ESTA大楼，也就是拉面共和国的所在，四个电梯中，有一个也标明是“最优先”。有一次，“最优先”电梯先开门，有人想要进电梯，虽然没有应该使用这个电梯的乘客，职员还是有礼貌的阻止他们，请他们等一般使用的电梯。

这种做法，也是以“效率”为“最优先”的岛国所无法理解，大概也不会实行的。所有的事情和状况，都以“效率”为最高指标，人们无法，也不懂得从“效率”以外的角度来思考。“效率”的考量，只是众多角度中的一种，而不是“唯一”，也不一定是“最优先”。但是，岛国的人，50年来，几代的人，想来都被训练成只懂得如此思考了。

我在这样的体制中，大概也很难摆脱得了这种思考的框架。常常提醒自己，这是我唯一能够努力的。

Jendela @ Esplanade

滨海艺术中心的二楼，有一个展览厅，叫做 Jendela. 这个名字乍看之下，有一点特别，带着一点 exotic 的味道。最近在滨海艺术中心职员的解释之下，我才知道，原来 jendela 是马来文，意思是“窗户”。 取这个名字，是因为这个弧形的空间，有一边都是可以看到外面的玻璃墙，用可以打开的折叠式白色窗页遮起来。

这是一个有趣的空间。由于是弧形的，站在入口处，无法看到尽头，让人有种神秘感，有种诱惑人要去探索的感觉。作为一个展览厅，这的确是不错的概念，和一般展览厅的一览无遗比起来，更有魅力。最近在展览的，是大华银行的比赛 Painting of the Year 得奖作品。这个比赛最近揭晓成绩，第一名是一个系列摄影作品。据说，去年这个举行多年以 painting 为主题的比赛，第一次选出一幅摄影作品为首奖，还引起了一番争议。也许，不一定要将比赛改名，而是将“painting” 一词重新定义。

不知道 jendela 原来是马来文，心里有一点惭愧，也有更多的无奈。马来文作为新加坡的“国语”，现在完全是一种象征的作用了。我在小二还是小三的时候，曾经有一年学过马来文，那是学校规定将马来文作为必修课。因为上过这一年的课，我还能够以马来文从一数到十，还能够知道 ayam, kucing 这些日常的东西。一直很想学马来文，但就是没有真正下决心去学。岛国虽然在马来文化、东南亚文化的地理核心，眼光却向来总是看向西方，近来又看向东北亚，好像从来没有好好的关心一下周遭的文化环境。呵，这种态度和视角，我也是共谋啊。

当我前阵子知道南大中文系的好些同学修马来文课程，我满感动的。不知道他们现在还有没有这样的兴趣，还有没有更多同学去学马来文。

云南

原本已经准备好了，星期天早上要飞往昆明，到云南度假——那是一个已经过筹备与期许久的假期，也问了好多朋友，收集了各种资料。星期五中午，接到H的电话，说云南刚刚发生地震。我吓了一跳，赶紧查看网上新闻，了解情况。结果，决定取消到云南的行程。

旅行的行程可以根据情况更改，最多损失一些已经付出而无法取回的金钱，那也都还好。虽然有一点遗憾，不过，心理上放得开的话，很快就能够调整。

倒是看到新闻，云南灾区的范围不小，126万人受到灾害影响，无家可归，等待救援和重建，顷刻之间一无所有，还得要经历漫长的等待，那才是让人感到难受的事啊。

不知道在岛国出生长住的人，是不是能够体会天灾人祸对个人所带来的影响。这里没有这些无法预料的灾难发生，各种经济和基础建设又是那么完善。岛国的政府还得要想方设法，制造危机意识，以使得岛国的人不要因为太过舒适而忘了忧患。可是，如果为了岛国的危机意识的制造，而以别人的不幸为材料，这也是一种对于他人的精神剥削，岛国的人也不见得会因此而对自身的可能有的危机产生深切的体会，更不用说对于那些被利用的对象会产生感同身受的想法。

地球村？共同体？也许都是群体的幻觉，也许都是政治的修辞。不过，也许从个人的角度，能够自动而自觉，而不是因为别人的提醒禹强调，更能够有一些联系和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