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海之岬

《联合早报·文艺城》
2018年2月27日

文/柯思仁

襟裳岬在北海之角，日本以外也许少人知道。以为此地隐匿于风声浪影中，倒有题为《襟裳岬》的歌在传唱。

原来邓丽君曾经唱过，一九七六年发行。歌词内容讲的是爱过的人形影无痕，留下的人徒增思念与惆怅。离去的人，究竟是绝情撒手还是形势所迫，没有明言也无需知道。听歌的人，倒是从邓丽君清纯流转的歌声里，感受哀怨情殇，想象潮汐波浪。

歌里隐含的那个天涯海角，是北海道南端风大雾大而人烟稀薄的襟裳岬。林煌坤的词，第一段这么写：

海边掀起浪涛，激荡了我的心。记得就在海边，我俩留下爱的吻。那样美又温馨，如今只有我一个人，默默地在追寻，追寻往事，那段欢乐时光，那段美丽的梦。爱人爱人，我的爱，我等你回来诉说情怀。

糅杂着情歌的凄美与民歌的浪漫，旋律与节奏散发一种温婉情怀。邓丽君所唱之曲来自日本，歌词则是重新创作。日语原曲发行于两年之前，由森進一演唱，吉田拓郎作曲，岡本おさみ作词。吉田的曲是七〇年代兴起的民歌风格，森進一的声腔则雄浑清远。岡本的词倒无关爱恋，叙述的是两个欧吉桑靠着炉火啜饮咖啡，对于逝去年华的怀缅。

有一句歌词，えりもの春は何もない春です，襟裳的春是一无所有的春，重复出现在每一个小节。曾经的春，远去的春，无以挽留的春。每唱一遍，像敲响回荡的沉沉钟声，终至消弭在狂啸海风中，在无人海边。

邓丽君演唱的版本，虽然用的是吉田的曲，所诉之情更接近島倉千代子的版本。那又得往前追溯十几年，一九六一年发行的歌曲。同样题为《襟裳岬》，那是日本演歌传统，丘灯至夫作曲，遠藤実作词。島倉千代子穿着厚重华丽的和服，哀怨而不失端庄地幽幽倾诉：风声咻咻在吹拂，海浪滔滔在拍岸，仿佛有人对我在呼唤。

十五年的距离，邓丽君的苍凉，回应着島倉的幽怨。两个不同时代的人，同样的寂寞的人。两个离去的对象，一个荒凉海岸。

三把声音。三种情境。三个版本的《襟裳岬》。歌曲将襟裳岬之名广为传播，倒是那个实实在在的地方，远在天涯海角，多数时候仍然风大雾大而人烟稀薄。

*   *   *

东京与大阪，完全无法忍受的超级都会。无论西装笔挺的上班族还是五颜六色的コスプレ，闪烁霓虹与喧嚣车声的背景中，游移飘忽的形影，在高楼巨厦之间流窜，还没有看清楚即化为缕缕轻烟，在攒动人头里迅速消散，倒是留下横飞竖插的眼神，犹如动漫中的刀光剑影。即使札幌，气氛比较放松，步伐稍为缓慢，作为北海道的心脏，一个不留神跌坐在结冰的地面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在簇拥繁忙的街上。

对于天涯海角有某种一厢情愿的浪漫想象。那种地方，应该没有摩肩接踵的躯体施加挤迫围剿，没有生疏冷漠的目光假以道德审判，没有让人窒息的封闭，没有强人所难的郁悒。天空尽管有时蔚蓝有时阴翳，风和浪总是以对位的和谐声律在召唤。

于是我们决定往天涯海角奔逃。

不要问我们从哪里出发。带着期许奔向未来，即使再模糊难测，首先要将前事遗忘。

我们曾经奔至宗谷岬，在稚内东北三十公里，海边矗立一个三角形的高耸纪念碑， 有“日本最北端の地”的铭文，向北隐隐对望库页岛。转头一只小狐狸就坐在脚边，全身湿漉漉像是沾满露水，似乎也是从哪个树林里逃逸出来。与狐狸屏息对望，楚楚可怜模样。

我们还曾经路过纳沙布岬，根室之东，是北海道也是日本本土最东端。灯台旁立有石碑，刻着一行：“祈願北方領土奪還”。天色颇为晴朗，齿舞群岛的贝壳岛上的林木清晰可见，稍远的国后岛的绵长山脉也在朦胧中略现轮廓。不远处另有石碑，四个大字在呼唤：“望鄉の岬”。海边一个孤独的钟，偶尔有人前去敲撞，祈愿之声穿透空气，不知道传送得了多远。

我们尽量往远处与更远处奔逃，从一个终极之地到另一个终极之地，只有一个想望，远离人群与现实，摆脱历史与迷思。那些残留下来的伤痕，代代传颂继承，时间越来越久远，灼痛倒越来越深刻。

如果祈愿真的有效，就要那么一点空隙，让人有机会可以姑息喘气。

*   *   *

经过钏路，横纬竖经繁复盘错的街市以后，差不多就剩下一条时而蜿蜒时而笔直的道路，指向遥远的西南。沿途小镇如庶路、白糠、音别、浦幌，毫无眷恋地一一错过。中午时分，饥肠辘辘，想这荒郊野外有什么可以觅食之处。地图标示所在附近有个大津渔港，除了民房海堤学校神社之外，倒有一家看来可以吃饭的きいちゃん食堂。

小地方就两条平行街道，头尾不到一公里，几分钟绕完一圈，不见一个人影。要解决午餐，似乎没有别的选项。店外红色布帘在飘扬，向赶路的饥饿的人殷勤招徕。

拨开布帘推开大门，原来全村人都聚在这里。我们应该是马上被辨认出来并非在地人，何况穿着举止可能也看得出亦非本国人。两个在奔逃的人。不断有人抬眼偷瞄一下，赶紧低头，再瞄一下，又若无其事谈笑，或者继续吃面。

整家店几乎满座，只有靠近门口柜台有两个空位，刚好让我们不太显眼地安顿下来，背对众人，快速点了拉面。两片叉烧，几根笋条，一把慷慨的葱花，一片从酱油清汤里半身扬起仍在抖动，犹如凤尾的紫菜。没有特别惊艳，倒是想起我们曾经四处奔逃，想念曾经偶然驻足的那些小镇的小店里，朴素而温暖的味道。

这里也算是天涯海角。虽然感受到一些特别但含蓄的注视，倒觉得不好意思打扰了别人的清闲。让自己放松下来，尝试融入日常情境之中。转头环视半周，众人似乎已经恢复平常，没有再多加理会两个陌生的闯入者。

店里墙上挂着几款风景月历，几幅可能是名人到访的照片与签名，还有三张巨型海报。平整贴在墙上的海报，同一个男歌手，虽然不同造型装扮。其中一张帅气人像旁写着大字：福田こうへい，是歌手的姓名。想来天涯海角的小店老板娘，也是不甘寂寞的追星族。那个到东京打拼蹿红的歌手，来自东北岩手，也许从大津渔港用点力气还可以眺望得到。老板娘可能把他看成同是北方人，让小地方的人感到与有荣焉外加一点亲切。

福田的成名曲《南部蝉时雨》，唱的是：梦想倾洒在都市高楼夹缝间，尝试呼喊而得到的只是回声。他的孤独与落寞，倒是需要思念远方故乡，也许才得稍有慰藉。

*   *   *

继续往南，道路越来越笔直，也越来越荒凉。车子不知不觉开得越来越快，行驶在奔往天涯海角的路上。就在几近忘我之际，望后镜中出现一辆尾随的警车，无声无息，却也不离不弃。

赶紧将车子停靠路边，警车也跟着停下来。难道是来追缉两个奔逃的人，心里闪过一丝意外，倒没有惊慌。两个警员下车走过来，神色有点严肃。其中一个看起来有点面善，原来有几分像大津渔港拉面店墙上海报里的福田こうへい。

他们的英语不太流利，两个外国人也不谙日语。单字片语拼凑起来，大概了解到车子超速。乡间小路限速六十，而我们几达八十。

北海道的乡镇或草原，即使车子稀落路上无人，道路限速总是远低于司机可以期待或自我控制。看来荒野之地，经过一个孤立的公车站或两三栋平房，老远就开始设有路标警示降速至五十，接近时更限于四十之内。

路边不时有看板提醒“子供飛び出し注意”，意谓当心孩童突然奔越而出。脑海浮现的画面，却是丘比特手握弓箭挥动翅膀，高空越过马路。山野之中，更常见的是“鹿の飛び出し注意”，配上一只跳跃的鹿的图标，姿态似在为圣诞老人拉雪橇。掌握方向盘的人，无论悠闲驾驶或匆忙奔走，时刻倒要留心横冲直撞的孩童，以及自丛林中脱序而出的野鹿。

检视驾照之后，警员示意随他们离去。心中狐疑，是要到警局落案吗。两个警员护送至后头的警车，一个打开车门，一个示意我坐进后座，还贴心地用手挡住车顶以防头部擦撞。两人坐在前座，低声快速以日语交谈，似乎努力在讨论要怎样以英语和这个外国人沟通。其中一个说：“あの……あの……go to……”半天接不下去，然后又叽里咕噜互相说起日语。

我猜想是问要去哪里，就说：“えりもみさき。”那正是我们的目的地，襟裳岬。看他们霎时脸露微笑，一副如释重负模样，不断点头道：“Slow down, slow down.”说时语气柔顺，眼神温和，凝重的脸庞瞬间又变回海报里帅气的福田こうへい。语毕示意我下车，还挥手道别。我忙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心里倒还有点依依不舍。

曾被拦截又得安全放行，心情转为轻松愉悦，忘了正在奔逃。车子以六十以内的慢速行驶，左顾右盼欣赏风景。仍然走在国道三三六号，其中一段又称黄金道路，右边隐隐可见远处连绵起伏的日高山脉，左边是深蓝广淼的太平洋，偶有奇岩自海中破浪而出。襟裳岬就在不远前方。

风声咻咻在吹拂，海浪滔滔在拍岸，仿佛有人对我在呼唤。島倉千代子的歌声随着风声浪声在回荡。

*   *   *

接近襟裳岬的路上，车子逐渐驶入迷雾之中，周遭越来越朦胧。二三十公尺以外都是白茫茫一片，视野所及，无山无海无房无树，仿若古书记载的仙境。这是我们奔逃的终极之地。

根据记载，襟裳岬之名源于北海道原住民爱努族的语言：オンネエンルム，意谓巨大的海角。此处是北海道中部的南北纵贯日高山脉之最南端，由狩胜峠起始绵延一百五十公里，到达襟裳岬突然潜入海底。神龙的壮硕尾部在波浪间频频拍打，闪亮鳞片露出海面，形成大小高低此起彼落的岩石。此刻风大雾大，白浪卷滚，鳞片若隐若现，更添神秘。

临海山崖顶端，有一栋建筑名为风之馆。馆外大雾，馆里无人，除了柜台后的一个职员。即使登上馆里的瞭望台，在迷雾中该如何远眺海景。买票时兼问，浓雾何时可能会散去。职员微笑，客气地说，这个问题实在无法回答。

据说这里常年刮大风，也是寒流与暖流交汇之处，雾气笼罩是常态。门票上倒有一行字，说明此票一年内有效，可随时凭票再次入馆。访客感觉窝心也尚存一丝希望，下次有机会重访这个风大雾大的地方，运气好的话也许就遇上晴朗天气。

走出风之馆，雾气更浓，想来刚刚又刮起一阵强风。沿着步道，在摸索中慢行，看不清前路，更莫说远方。这样也很好，看着眼前，活在当下。走一小段路，出现一座不起眼的白色小灯塔。再走几步，又见平台上立着石碑，刻有“風極の地襟裳岬”字样。

靠近山崖处，白雾作为背景，还有两块并排的石碑，分别刻的是两首《襟裳岬》。右边是島倉千代子在五十七年前唱过的，左边是森進一在四十三年前唱过的。就这样，已经是半个世纪前流行过的歌。这个不知道兀自面对大海多少个千年的岬。凝视歌词，空中传来两种风格迥异的错置的歌声，混合着风声浪声。耳边回响的比眼前所见的，还要混沌，却又仿佛和谐。

我们靠着围栏，从天涯海角，望向远方。什么都看不见的远方，不知其然的远方，似乎又很清晰。这是我们的选择，奔逃的终极之地。

森進一的歌里，两个欧吉桑靠着炉火也靠着彼此，啜饮咖啡。风声浪影中，也许更需要互碰盛满甚至溢出清酒的杯。襟裳的春是一无所有的春。也许不是一无所有。襟裳没有春，也没有夏与秋冬。襟裳没有更迭嬗变的四季，也没有伤悲喜乐的岁月。

迷蒙大雾中，风景朦胧，时间凝固。两个坐成石雕的欧吉桑。


后记

离开北海道，两个月之后，二〇一七年八月三十日的《联合早报》新闻标题：“朝鲜导弹飞越北海道上空╱日本震惊发布‘避弹’预警”。新闻图片是法新社照片，东京街头巨大电视屏幕，显示日本地图，标出的唯一地名：襟裳岬。屏幕前几个上班族，背向地图低头行走。新闻内容提到：“朝鲜昨日清晨近六时（新加坡清晨近五时）发射一枚导弹，导弹于六时六分左右飞过北海道襟裳岬地区，两分钟后落入襟裳岬以东一一八〇公里的太平洋海域。”

天涯海角襟裳岬。如今，全世界都知道。

艾拉恋曲

《联合早报·文艺城》
2017年9月14日

文/柯思仁

1

造访任何岛屿，尤其位于人烟稀落的天涯海角，跋山涉水不是文学意象，而是地理现实。

艾拉岛之行，念头初生，即知此趟旅途并非简易。即使想象中的路途再迢遥过程再艰难，几乎具有原乡意义的地方，不断以其抽象的名字，不时召唤，似远若近，连风景照片都还没有看过。

那个在北国苏格兰西南偏隅的岛屿，叫做Islay，源自爱尔兰的嘎力克语，读音“艾拉”而非“艾雷”，当然更不是“伊斯雷”。一开始用英语发音，称之为艾雷，纯粹想当然尔的误会。

生活中多少的纯粹想当然尔，多少的美丽或者不怎么美丽的误会。然而，如果没有初始的误会，又怎么会有后续的发现。尽管误会得以化解也不常有就是。

2

对于艾拉的想象，始于拉嘎雾林。Lagavulin，他的原名。十六年那款，是我和威士忌的初恋对象。与他初次认识在什么时候什么脉络，已经无法确切记得，大约就是二十年前，苏格兰的爱丁伯勒或者英格兰的剑桥。

那些具体坐标也许并不真的那么重要，印象深植的是那种刻骨铭心的感觉。

所谓一见钟情。眼里是温润柔和的古铜色泽，晒了整个夏天的健康肤色。就杯趋近闻其体味，浓郁的烟熏芳香仿若弥漫在医院里的碘酒，强烈警告生人勿近，却又同时诱引遐想。轻啜一口含在嘴里，饱满的泥煤已然沉淀，不再挑衅地呛喉，倒是轻慢地挑逗味蕾，在口腔里舌面上回荡，海浪一波推着一波。他不愿离去，我不舍吞咽。

我宣告把你征服。从此以后，我们开始恋爱。

3

究竟是什么样的土壤与泉水，什么样的山光与海色，什么样的人文，什么样的心志，才能够孕育出像拉嘎雾林这样的俊逸体态与颖慧个性。

臆想与揣测，编织成一张地图；向往与爱慕，勾画出一条路线。于是，我开始跨洲渡洋的旅途。

搭乘十三个小时的班机，飞抵伦敦已是清晨。半梦半醒之间在希特罗机场消磨五个小时，降落格拉斯哥时见到的是耀眼的正午阳光。取了租用的车子，两个多小时路程，加上途中偶尔磨蹭，到达菲纳海（Loch Fyne）边上的小镇塔别特（Tarbert），是英国夏令时间傍晚六点。从起点开始计算，已经超过二十四个小时。夏至刚过，天空亮如午昼，再过四个小时才会暗沉下来。这里只是歇脚过夜的驿站。

第二天下午一点的渡轮，在肯纳克力格（Kennacraig）码头将车子直接开上船，两个小时后停靠在艾拉岛的艾斯克伊格港（Port Askaig）。前一天的艳阳已经隐匿，厚重乌云漫无边际。启航不久，海天分界变得模糊，终至连成一色。不算高速的船行中，绵绵细雨沾湿脸庞。下船之后，开车穿越乡间草原。许多路段是来回两个方向但只有一条车道的小路，只能慢速前进。偶尔反方向来车，还得在路边停下让对方先行。半个多小时后，终于来到南端的艾伦港（Port Ellen），此行艾拉岛的约会之地。

4

二十年前的惊艳之后，与拉嘎雾林曾经短暂交往。那是在剑桥蛰居写论文的寂寞岁月，我终日伏案面对资料与电脑，他就安静坐在桌前的窗台上。书写暂告段落，心力交瘁而又稍有成就感，偶然抬头看到拉嘎雾林，原来一直都不离不弃。斟一点在单份小杯里，轻轻晃动，海洋的澎湃与泥土的厚实，将我紧紧拥抱，对我辛劳的安抚。

离开剑桥开始工作，将近十年，拼搏忙碌之际，拉嘎雾林从我生命中悄然隐退。曾经得到友人馈赠一瓶，藏于柜子深处，虽未遗忘，却也无暇亲偎。

威士忌品酒专家伊恩·巴克斯顿（Ian Buxton）在《你死前要品尝的一〇一种威士忌》一书中，为拉嘎雾林十六年下的结论是：

颜色：深金色。
气味：强烈冲鼻的泥煤味，随后而来的是甜橙与焦糖。
口感：饱满圆润，辛口，接着有点雪莉甜味与焦糖味，还有些微咸味。
余韵：其高潮是充满泥煤的烟熏味与咸味。

看到巴克斯顿的评论之前，我其实已懂拉嘎雾林。巴克斯顿的具象描述，让我又想起这些年被冷落在暗角的他。文字提及泥煤、烟熏、饱满、咸味，那个似乎逐渐从我生命中模糊淡出的身影，霎时重新清晰起来。

拉嘎雾林真的从来没有离开过，即使我曾经长期对他冷漠。

5

说是小镇，作为艾拉岛最大聚落的艾伦港，只有两条街，一条沿着海岸线的主干，一条从岛的另一端伸展而来与之T形交接。沿街而建的双层房子，几乎都是单调的灰瓦白墙，几间旅馆与餐馆以外，看来都像住宅。街上几乎没有行人，偶尔三两个结伴而行，四处张望。

面积两百余平方英里人口仅有三千的艾拉岛，除了农业与渔业，主要经济活动是威士忌蒸馏与旅游业。到过不少旖旎迷人的苏格兰与英格兰小镇，相比之下，艾拉岛朴实宁静得毫不起眼，似已沉睡数百年。

艾拉岛的旅游业大概都与蒸馏厂参观行程有关，风景倒是其次。南部艾伦港附近沿海一字排开的三家：乐弗伊格（Laphroaig）、拉嘎雾林、阿得贝格（Ardbeg），是国际市场较容易看到的知名品牌。中部因多尔海湾（Loch Indaal）周围有三家：波摩（Bowmore）、布鲁赫拉迪（Bruichladdich）、克尔扣曼（Kilchoman）。东北部靠近艾斯克伊格港两家：扣里拉（Caol Ila）、本纳哈芬（Bunnahabhain）。艾拉岛的简单道路网络，似乎就是为了将这八家蒸馏厂与两个港口接连起来，便于运输，也便于观光。

蒸馏厂大多建在海边。面向大海的巨幅白墙，刷上黑色的厂名，约五六公尺高三十来公尺长。那不是给岛上的人看的，而是对着远处偶尔航行经过的船只，向他们殷切召唤。没有船只的话，白墙黑字就静静聆听海浪的声音。艾拉岛浪大风大。多数时候，墙外是大自然的吼声，屋里是蒸馏机械单调的闷响，交织而成多层次乐章，勿论有人没人，径自弹奏，向世界殷切召唤。

6

苏格兰本岛的威士忌，无论来自高原低地或斯佩河畔，大都较为甘甜温驯，隐隐焕发阴柔之美。我的初恋拉嘎雾林，以至多数艾拉岛的威士忌，则属于海岛类型，粗犷阳刚狂野不羁，犹如日以继夜的惊涛拍岸，铸成强烈个性，意味着爱恨分明。也许是因为悬于大陆边陲，似乎相连实则隔绝，岛屿终究要生成独立自强的性格。

我也来自岛屿，在地球的另一个海角，距离一万一千公里。从一个岛屿到另一个岛屿，为的是了解拉嘎雾林的身世。

7

来到拉嘎雾林，首先参加早上九点半的蒸馏厂导览。拉嘎雾林正式设厂于一八一六年，参观之际，适逢庆祝两百周年纪念。法律有效管制之前，早在十八世纪中，艾拉岛上就已经有非法运作的威士忌蒸馏活动。两个半世纪应该不会是历史的起点，酿酒文化大概和人类文明一般久远。

拉嘎雾林的麦芽制造前期程序，包括浸泡、发芽、烘烤，目前在已经停产的艾伦港蒸馏厂房作业，再运送到拉嘎雾林进行麦芽研磨、提炼醣液、发酵、蒸馏。

发酵厂房置有六个大木桶，时序错开的发酵过程。第一桶的发酵时间最短，酒液上层浮着厚厚的泡沫。加入酵母的麦汁，化学作用发生后的味道渗透出来，强烈刺鼻的酸味。其余木桶中泡沫依次减少，最后一个盛装的是酒精含量8%的酒液。

试喝之下，浓浊的液体，视觉与口感都像极韩国的马格利。这是威士忌的青春期，成长快速而性情叛逆，粗野中带有一点纯朴。难以想象，他在若干年后，会长成怎样一种成熟繁复韵味。

接着进行两次蒸馏，高温之下，酒精与水的沸点有别而得以区分。第一次蒸馏取得约20%的酒精，第二次则达到70%以上。到此阶段，基本性格经已塑定，算是通过了充满挑战的成年礼。

尔后，直接装进各种材质的木桶，橡木、雪莉、波本，各有特色香气。时间是最有效的沉淀剂，十年、十二年、十六年，或者更久，让酒液年复一年沉睡，最好永远不要唤醒，但又总是充满期待。耐心等着酒液在桶里封存，与木头接触，几经温存缠绵而逐渐熟成。是时候了，即可开桶装瓶。

如此亭亭玉立站在面前，用妩媚的眼神，他与我对视。

8

拉嘎雾林的传奇人物伊恩·麦卡瑟（Iain McArthur），我称之为酒神。超过四十年的酿酒经验，他的大半辈子与拉嘎雾林结成生命共同体。麦卡瑟个子矮小，嘴角微翘，口操浓郁苏格兰口音英语，介绍各种年份版本的拉嘎雾林，像神秘精灵在叙述山中传奇。

麦卡瑟带领之下，从世界各地奔赴而来的拉嘎雾林信徒，以近乎膜拜的心情，参与一场品尝神液的仪式。六个年份各异的版本，身份详列如下：

装桶年份（酿造年数）    酒精浓度

二〇〇八（八年）        48%
二〇〇四（十二年）        52.5%
二〇〇二（十四年）        54.6%
一九九八（十八年）        57.5%
一九九三（二十三年）    56.4%
一九八二（三十四年）    55.2%

第一款八年，为庆祝拉嘎雾林两百周年特制。年初即已得知，而今终能亲尝。初长成的青年，淡金肤色，腼腆青涩。鼻尖下感受到温柔的微微茉莉香气，入口惊觉一股辛辣，倔强性格原来尚隐藏在内心深处。嘴腔里几轮翻滚之后，海藻的咸与烟熏的暖，夹带一点苹果的甜，留下绵长的思念。

终于尝到这款庆典版，现场参与拉嘎雾林的庆贺。两个世纪的历史性纪念之际，不在于缅怀过往，而是以青年的热情奔放，象征拉嘎雾林的未来生命。

接着五款，不是从玻璃酒瓶里倒出品尝，而是直接自木桶中取用。酒液在密封的桶里沉睡多年，木桶在阴冷的窖房里孤独排列，等待时间缓慢而坚毅地进行生命的推磨塑造。年月的流转，酒液与木头的亲昵，都是无法人为操控的自然变化。色泽、气味、酒精浓度，因此各有差异。何况还有天使觊觎，不知不觉中偷取桶里的酒精，使得年份久远的酒液，酒精浓度反而降低，称之为天使的分享。

麦卡瑟将不锈钢的银亮色大吸管插进木桶，猛吸几口抽取酒液，从吸管中注入巨大圆柱形玻璃容器，再以小巧品酒杯分给众人。从最年轻的十二年开始，一杯接一杯，酒液色泽由浅而深，气味逐渐浓郁，呛度逐渐减弱。最后一杯已经在木桶里沉睡三十四年，深琥珀色的琼浆，在杯中缓缓晃动，仿佛在说不要把他唤醒。外头世界风云诡谲，当年的冷战格局经已瓦解，曾经意气风发的强人也入土为安。他是边国离岛的酒窖中的隐者，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玻璃容器中剩下的酒液，麦卡瑟将之直接倒回木桶。如果十年二十年后有幸再访，品尝同样一桶拉嘎雾林，不知道又会是怎样一番韵味。酒液日复一日在桶里发生着几乎无法觉察的细微蜕变，岛上的风雨，岸外的波浪，倒是今年明年，千百年之前或之后，周而复始地在回响。

9

品酒后的微醺中，耳边回荡着苏格兰歌手多诺凡（Donovan）在半个世纪前对艾拉岛的讴歌：

多么幸福的树林，鸟雀鸣唱
多么齐整的泥煤块，长年摆放
仿如你地里的一颗种子
仿如海浪把我留在岸上

泥的味道浪的声音，遥远而宁静的艾拉岛。仿佛只有纯朴回旋的民歌韵律，得以符合这种天涯海角的情境。

乐声终于还是淡出息止。蒸馏厂的机械沉沉低喘，运送麦芽的卡车轰然行驶，渡轮启航的汽笛穿空而过。艾拉岛之外，格拉斯哥与伦敦在等待，世界各地在等待。脱欧公投在两周前刚举行，苏格兰也许再过几年会独立。此时彼刻，杯觥之间需要威士忌的助兴，或者对于失落哀伤的抚慰。

因为拉嘎雾林，我来到这个岛屿。曾经来过，即将离去。艾拉岛的短暂记忆，拉嘎雾林的多年恋情，交错而成一种遗忘不了的，带有浓烈烟熏与海水味道的余韵。

久违，台北

拉着行李，过了桃园机场海关，大门打开，一堆接机的人之中，竟然看到P，我楞了一下。他不是来接我的吧？不可能。他也看到我，那诚恳的笑容挂在脸上。我走过去和他用力拥抱了一下。当然不是来接我的，遇到他是意外惊喜。他说是接表姐，从新加坡来，应该是和我同一个班机。久违的台北，怎么在机场就给我来这样的惊喜。P是好几年的同事，当我们一起在系里创业打拼的那个时代，后来回台北了。他知道我喝酒，离开时送了我一瓶总统就职典礼的国宴酒。两年前来台北和他见面，又开了一瓶珍藏多年的陈年金门高粱，桌上摆了他做的小菜，还有巷口买的小菜。见到故人，吃的是乡愁的味道。我跟他当年其实并没有太多交集。老实勤恳的一个人，话也不多。他离开时，跟我说他终于了解我在位子上的苦心与苦衷。这么一句话，就够了。这一刻，他看着我，说，飞机上喝酒了吧。我说是的。他大概指的是我的脸色和眼睛。我又说，离开台北太久了，我在飞机上就已经不能自已。其实也没有很久，就两年，倒是一直很想念。那些人，那些事，那些年，那些场景。每隔一段时间，就在我脑海中像走马灯一样闪过一遍。跟P没说几句，我又控制不住了。再拥抱一次，说我先走了，掉转头就拉着行李往外走，头也不回。P在我身后说，保持联系。我真不敢相信，台北怎么对我这么好，竟然让我在机场遇见P。台北，你给了我多少记忆，你还要给我多少惊喜。

记忆汤面

《联合早报》2015年12月5日
◎ 柯思仁

每天准备家常晚餐也算是充满挑战也富有乐趣的一件事，就像每隔一周写那短短一篇专栏文章。从构思到下笔，从经营到修饰，最后终于完篇，一千几百字竟也消耗大半天，尚不计可能早在一两周前就开始绞尽脑汁搜索灵感。虽然不是鸿篇巨制，也要有所触动的对象才能成文；不是豪席盛宴，可以引起食欲的材料才能成餐。多番尝试之后，锁定一道百吃不厌的汤面。日复一日出现在餐桌上，抚慰一整天的辛劳，无论是挫败还是成就，也都在这一只碗里得到消解。

首先是作为基础的汤底，无需过于复杂却也还要追求一些层次。最基本的材料是包菜与萝卜，白红相间立即产生视觉上的戏剧性对比。此地买不到台湾的高丽菜，那年在清境农场微风细雨的夜晚，简朴的热炒店里吃过最单纯鲜甜的清炒高丽菜。红萝卜则是童年的味道，母亲将外皮仔细削除，让我像兔子一样整根生啃。两种蔬菜加起来，慢火熬煮二十分钟，就是一锅滋味美好的汤底。

如果能够添加一点别的，那就更为丰富而几近豪奢。譬如说昆布。特别是今年夏天从北海道利尻岛带回来的当地生产的早煮昆布，每一次只用半小片，不愿意太快吃完。利尻岛的民宅旁常见一片碎石铺满的空地，过去就是大海。想说走过空地就近看海，没几步就从屋子里走出一个欧巴桑，语气严厉地喊了几句听不懂的日语，吓得跨出去的脚赶紧缩回。后来看到他处空地上铺着黑色长条状的东西，看着像昆布。想起来觉得抱歉，原来踩进人家的昆布田里。加了昆布的汤，有北海的淡淡咸味，总要记起几乎没有外国游客的清静悠闲的利尻岛。

譬如说干贝。同一趟北海道之行在东北岸的猿払买了一小包，收在冰格里久久舍不得吃。有时拿出一小块，剥成丝状放在汤里，扩大干贝和水的接触面以增加味道。要不然换用蚝豉亦可，邻里商店买的，随时可得而不会担心用完感到遗憾。两种海味各有其鲜，其实也都来自童年。干贝煲汤少有，蚝豉熬粥常见，母亲的巧手烹煮而成的记忆。现在煮汤用干贝还是蚝豉，都在努力回想搭配调理而又不会过于奢侈。

汤煮得差不多，再加一点猪肉碎和其他蔬菜。如果有台湾鲁肉饭里那种半肥半瘦猪肉当然最为理想，可惜油而不腻的口感只存在于梦境之中。用的是一般冷冻绞肉，加一汤匙日本味噌腌半个小时。要不然用酱油、麻油、花雕酒也可以，再撒一点友人老远从伦敦带回来的小小一罐干香芹，也是舍不得多用。猪肉的微甜加上调味料的辛香，为原已清甜的汤锦上添花。

各种易熟的蔬菜最后才下锅，可以有各种组合变化，并添加赏心悦目的色彩。基本款是青椒，或者还可以是红色或黄色的灯笼椒，爽脆甘甜各有特色。以往餐桌上只见过前者，在剑桥饭堂里方与后二者邂逅。还有苦瓜，尤其是枯而不涩的品种，我的最爱之一。最好是手掌般长的迷你苦瓜，方便一次用完。母亲爱吃苦瓜，家人也都爱吃常吃。饮食习惯差不多是一种家教，从小培养起来不容易改变的传统文化。就好像母亲不吃羊角豆，带毛还牵丝，我从来碰也不碰。

没有忘记另外还得准备与汤相配的面。其实最喜欢的是从小吃惯的本地口味黄面，每吃叻沙必定要求将白色粗米粉换成黄面。可惜无法久存，在家里用太麻烦。最方便的是干制的日本荞麦面，也正好与北海道带回来的各色味道融洽搭配。抓起一把丢在锅里滚煮四五分钟，过一次冷河，即可盛在碗里待用。早先煮了一段时间的汤这时也已经完成，直接倒进装了荞麦面的大碗。画龙点睛的一笔，当然最好是慷慨地撒上一把台湾宜兰三星葱切成的葱花，不过，从海峡对岸的大陆就近越过长堤运来的青葱也很好。

这时天色早已暗沉，打开一盏昏黄的灯，满室瞬间亮起。端放在餐桌上，盛装记忆的汤面登场亮相。这一碗，入口的不是新鲜味道而是熟悉感觉，下肚的不是激情澎湃而是荡气回肠。

节省天光

《联合早报》2015年11月7日
◎ 柯思仁

最近傍晚天色暗得早，不到七点就几乎全黑。原以为是烟霾造成，但这些日子已多见蓝天，没有云层没有雷雨，仍然早早宣告夜幕下垂。赤道边缘没有四季的岛国，竟然也适时以天色隐约谕示年月转变，为平淡生活增添些微惊喜。翻一下年历，原来刚过十月，中国节气中的霜降，标志秋季结束冬季来临。虽然岛国没有所谓秋冬之交，北方遥远国度的某种文化记忆得以印证，想来是因为两地刚好都在赤道以北，这个不断旋转轮流倾斜的地球。

远离赤道的国家，也许特别懂得珍惜有阳光的时候，于是实行夏令时间，在昼长夜短的夏季将时钟调快，也称为节省天光，虽然其实当初也不过是以务实为考量。张爱玲的小说《倾城之恋》开篇就说：“上海为了‘节省天光’，将所有的时钟都拨快了一小时”，然而那个阴气沉沉的白公馆却没有跟着调整，理由是“我们用的是老钟”。白家的人仿佛都活在过去式的状态里，小说的叙事者说：“他们唱歌唱走了板，跟不上生命的胡琴”。四〇年代初的上海。即使那个当时具有进步意识的白流苏，现在看起来也是属于某种过去时态的中国，那个很久以前曾经采用夏令时间的中国。

时间竟然可以是一种非自然的概念，小时候曾经有过的疑惑。八〇年代初还是学生的时候，因为马来西亚将时间调快半个小时，岛国也随之而行。于是我们离开毗邻的东南亚大陆稍为远一点，变成同步于远方的香港、台北、马尼拉、甚至远在澳洲的伯斯，以及原本可以分为五个时区的整个中国。调整时间的那个早上，还感到特别奇妙，以为也许一辈子就是那么一次。太阳位置没有移动，时间概念却得要有所改变。

后来才知道有些地方每年两次必须经历这种转换过程，那些四季分明的国度，人们恐怕已经习以为常。当年来到英格兰的剑桥，十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天下午去看电影，放映时间到了却没看到任何人，大门也深锁。充满疑惑地问人，对方看看戏票上的时间，再看看手腕上的表，面带礼貌的微笑说：“还早呢，还有一个小时。”我这才想起夏令时间在当天午夜过后结束，大半天来，我竟然一直活在比别人快了一个小时的时态里而没有知觉。寒冬将至，整个小城的人都已经放慢脚步，而我仍然自以为是的走快一步。

生活在剑桥，最喜欢实行夏令时间的季节。三月底开始，太阳延后一个小时下山，感觉多赚一点活着的时光。一整年的生命巅峰就在夏至前后，四点不到日出，十点以后日落，预支了许多这一辈子可以分配得到的阳光。有一年夏至在苏格兰西北的斯凯岛，北纬五十七度的北国，午夜一点以后阳光还没有完全消失，不久之后阳光亮度又开始加强。虽然没有完全的白夜，午夜天空竟也未曾完全暗沉。几乎是一天当作两天使用，怎么舍得将白天拿去睡掉了。

作为夏天才到访斯凯岛的旅客，分享当地人的阳光，却得以避过漫长的冬夜。那种几乎永远等不来太阳的日子，倒是在瑞典北部的于默奥有过经验。北纬六十三度更北的北国，雪地里举步维艰，走一步路需要夏天的三倍力气和时间。白天灰蒙蒙几乎不见阳光，倘若冬阳乍现，就得要感谢神恩般高举双手迎接。让人聊以自慰的倒是，小城到处厚若土丘的白雪在灯火映照之下，让黑夜亮起微弱光芒，尚存一点日间的残余感受。于默奥的房子里灯盏特别多，想来是为了补足日光短暂的缺憾。

也许是因为曾经有过这种对于天光特别享受或者渴望的体会，回到岛国后也就开始注意到天亮天暗的变化，即使不过那么些微差异。每一年差不多就是这些份量的天光，偶尔烟霾来袭则让人突然懂得珍惜。看来还是应该老老实实接受份内应得的天光，节省不来也预支不来。那些北国的人们，夏天节省了天光，冬天不也都要等量奉还。

残余的雨伞运动现场

《联合早报》2015年6月6日
舞台亮起 ◎ 柯思仁

到香港参加会议，其中一个项目是安排与会者到金钟“占领区”参观，了解现场实况。这是一个意料之外的环节。以后殖民与去殖民为主题的会议，让与会者在理论省思和辩论之余，来到运动现场，完全符合会议的精神。意外的倒是，雨伞运动自去年十二月落幕，半年之后，竟然还能够亲临占领区，感受这场公民抗命的余绪，只是当时的激昂情绪和壮观场面已经不复存在。

金钟地铁站东北的添美道，就在香港政府总部大楼前，五、六十公尺长的人行道，搭建好些大大小小的帐篷，有些是占领人士起居休息的地方，有些则是展示各种新闻、图表、口号、文创作品。两个中年男子，一路陪着我们参观，耐心详细地回答问题。他们流利地使用广东话、普通话、英语，根据提问的语言，在三语之间自由转换。我们来到小小占领区的尽头，人行道一角，整齐摆放几列黄色头盔，其中一个写着：“我要真普选”，另一个贴上标语：“沉默是同谋，行动是自救；没有不可能，只有敢不敢；暴政来临，雨伞无惧立地而起。”

这些年来，香港人在各种社会与政治事件的发酵之中，开始深刻思考作为香港人的身份认同课题，并以行动直接表现诉求。长期稳定的英国殖民统治时期，缺少兵临城下的危机感和社会内部结构可能变异的胁迫感，也许就不需要过于紧张身份的界定与认同的指向。这一天迟早还是会到来，迟到的身份搜寻历程，在时间的压缩之下转换成异常强烈的爆发力，也激发社会运动组织与能量的快速成熟。最近因为马来西亚政府拒绝黄之锋入境，媒体上再次出现他的照片。十八岁的瘦削青涩轮廓，散发某种成熟的沉思神态。黄之锋脸上显露的不是叛逆，虽然青少年或多或少总有些叛逆性格。

会议期间也看了一部剧场作品的录影，是去年十一月雨伞运动期间首演，由黄国钜创作的《渔港梦百年》三部曲的第一部。这部戏以一个半人半鱼的传说人物卢亭为主角，作为香港原住民的符号，提及卢亭族人三万年前就在这个地方生活。主要的故事，从鸦片战争与英国殖民开始，历经新界割让和殖民者与乡绅的谈判、香港瘟疫与汉人被强制隔离事件、孙中山宣传革命与售卖革命奖券、香港大学成立与英国人的管治之术等等。印象最深刻的一段，是卢亭不同时期向总督和孙中山提出“大鱼山”自治的要求。大鱼山是剧中虚构的地名，与港九地区最大的岛屿“大屿山”谐音，显然意在指涉香港。

卢亭的自治要求被代表英国的总督与代表中国的孙中山拒绝，倒是这个诉求在这个时刻的戏剧中被虚构化的提出，看戏的人联系外在现实的场景，恐怕心里感受深刻。自治是一种自我身份的肯定，也是香港人主体意识的表现，可是对应于运动现场的激烈，剧场中的虚构提案及其挫败，又显得那么理想化与无可奈何。卢亭被塑造成一个唯唯诺诺、口齿不清，但又天真单纯的形象，让人平添同情。

看完《渔港梦百年》的演出录影后，我说，更想看接下来的两部，卢亭会不会有什么改变，尤其是八九之后，九七前后，以及面对雨伞运动的当前场景。我不由得想起早在一九八五年，杜国威与蔡锡昌合编的《我系香港人》，第一次叙述香港人的身份认同课题，轰轰烈烈，讨论的是香港人与中国人的双重身份的矛盾。那已经是三十年前的事啊。那个历史脉络里，没有自治这个选项和意识。

来到占领现场之前，行经干诺道中的天桥，看到许多人席地坐在天桥的地板上。韩国和日本学者问：“他们是不是那些静坐示威的人啊？”我看了一下，许多女性围成小圈圈，聊天打牌唱歌，有的还随歌起舞。我说：“不是静坐，她们是菲律宾女佣，星期天是他们的休假日。”客工的休闲场域，就在运动现场的紧邻之处。我突然有一个奇怪的问题：占中期间，她们得要去哪里？

有窗户的心灵

《联合早报》2015年5月23日
舞台亮起 ◎ 柯思仁

对于窗户，我有一种渴望。不一定需要落地长窗，也不一定需要没有阻挡的风景，只要是一扇小小的窗户，能够在某个时刻让阳光洒落室内，或者郁闷的时候得以望向一点天色。如果这扇窗户可以打开或关上，而开关的权利是在房间使用者的手上，不是任由某种预先设定时间的机器在操作，或者某个全知全能的力量在控制，那就更好了。

少年时代住在锦茂的组屋，向北的窗户敞开，每天几次听到轰隆轰隆声响，就赶紧跑到窗前，透过高耸组屋之间的缝隙，兴奋难耐地数着火车一节一节的车厢。缝隙太窄火车太快，从来都数不清究竟有几节，却又总是期待下次再数一遍。往南的火车不久将停靠丹戎巴葛，往北的则将越过长堤，不知道开向何方。更小的时候曾经乘搭过一次北上的火车，终点站是马六甲北部的淡边小镇。窗前对于火车的盼望，是那次旅行记忆的复习。

后来在台北上大学，第一年在晋江街租了一个二楼的房间，有一扇开向天井的小窗户。一整天阴沉灰暗，没有风景没有阳光，白天看书写信也不得不开灯，偶尔还听到楼上邻居吵架或闲聊。初到台北，住在这样的封闭空间，难免乡愁常常被轻易撩拨。校园生活的丰富忙碌，同学的亲切友善，以及台北的精彩多元，倒也使我多数时候不需要宅居房里，痴望那扇看不到天空的窗户，而今记忆中几乎也没有这扇窗户的痕迹。

若干年后，需要长时间宅居做研究写论文的时候，在剑桥欣快山上的房间，倒是有一扇开向后院的玻璃窗户。春天的黄水仙，冬天的白雪地，夏天酒会和舞会彻夜的嬉闹声，秋风里黄叶摩擦的沙沙作响。窗外是季节递嬗与人来人往，窗内是静心读书专注写作的私己空间。我从来没有拥有过这么开阔明亮的窗户。尽管多数时候不需要望出窗外，因为一直在埋头苦干。更重要的也许是它存在于心里，需要的时候就可以打开。

无论是台北还是剑桥，古老大学的旧式讲堂，尤其是人文科系上课的地方，窗户往往是墙上最美丽的装饰。回到岛国，赫然发现多数讲堂课室都没有任何窗户。这个时代，容纳几百人的讲堂或十几人的辅导课室，都装上冷气设备以提供最舒适的教学环境，不再需要窗户让空气流通。没有窗户的空间，也许让人可以专心致志于学习交流，却忽视心灵偶尔或时常需要释放的渴望。即使有的课室在接近天花板之处装嵌窄窄而密封的玻璃叶片，可以看到一线天光透射进来，倒也难以想象外头究竟是怎样的绮丽景观。

如果有一栋建筑物，从外头看去宏伟壮观，却只有僵硬的水泥砖墙，而没有任何窗户，那又会给路人什么感觉？在建筑物外头行走徘徊的人，想象着里头是怎样的氛围，怎样的人在进行怎样的活动？即使人不在其中，光是看着泥砖砌成的庞然大物，不免油然升起封闭感和压迫感。里头的人知道自己错过了风景吗？窗户不仅是物理空间必要的内外互通管道，也是心灵自由思想驰骋的象征。

曹禺的剧作《雷雨》里，周公馆有一扇永远关闭的窗户。那是周朴园为了侍萍当年害怕风寒而延续下来的习惯，却让蘩漪感觉无比郁闷。有窗户而开不得的周公馆，压抑气氛累积到了一个极限，必然要爆发而不可收拾。鲁家也有一扇窗户，在那个雷电交加狂风暴雨的夜晚，周萍跳窗而入来私会四凤，后来蘩漪在窗外目睹两人的亲密，愤而将窗户关上。纠结的情感，可以藉由敞开的窗户而通达，也因为窗户关闭而产生悲剧。

没有窗户或者窗户紧锁的房间，可以将人的身体加以囚禁，将人的意识加以钳制。心灵如果没有窗户或者窗户紧锁，也许就以为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窗户这种东西。

漂泊北海道

《联合早报》2015年3月28日
舞台亮起 ◎ 柯思仁

来到北海道俱知安的旅馆，柜台前接待我们的职员，西装笔挺，说着一口流利的英语。想来他就是M先生了。他温和礼貌的态度，就和我印象中的日本人一样，而他标准得体的英语，却又显得那么特殊。

离开新加坡前的几天，接到M先生从北海道打过来的越洋电话，确认我的订房安排。例行公事般地说明日期与抵达方式等各种细节之后，他突然说：“我曾经住在武吉XX，也算是你的邻居了。”他大概正看着我早前订房时填写的个人资料。一问之下，原来他曾经在新加坡工作近十年，两年前才回去日本。放下电话之前，M先生说：“等你来到北海道，我可以练习我的Singlish了。祝你有个愉快的旅途。”

见到他的时候，M先生始终挺直站立，表情严肃，偶尔微微鞠躬，多礼之余显得颇为拘谨。他的英语说得很清楚，句型完整而腔调偏向英式。几句之后，我故意把英语腔调转成Singlish，只见他呵呵笑了几声，有点尴尬的表情，依旧彬彬有礼地说着他的英式英语。除了交代旅馆的各种服务，他也没有多说其他的事。也许是他的专业训练，也许是他的腼腆性格，也许是他的Singlish真的已经生疏，我也就没有逗他说了。

北海道许多接待国际旅客的地方，都有客服人员能够说相当不错的英语。这家旅馆位于北海道二世古的主要滑雪场附近，出入的不少是世界各地前来的滑雪爱好者，旅馆大厅和走道常常看到摆放着各式各样滑雪用具。外头是白皑皑以公尺计算的厚雪，里头是欧式装潢加上随处可以听到的英语。有一种空间错置的感觉，不清楚是十九世纪历史铸刻的印记，还是二十一世纪环球交流遗留的痕迹。

旅馆位于山丘上，四周没有人烟，白雪覆盖的山路，开车去到最靠近的市镇也要十来分钟。严冬盛雪的季节，我们不去滑雪，没有安排交通，哪里也去不了，就在方圆二十公尺之内走动，无所事事地赏雪看山。那是一种惬意的困顿，远离纷纷扰扰的世俗尘嚣，置身于似乎很有特色又没有明确属性的空间。

这时一辆车子驶过来，停下后走出来的是K女士，热情地前来打招呼。前一晚吃饭时，整个餐馆里英语说得最流利的就是K女士了。我们这一桌都是她在服务，每上一道菜肴就为我们解释用料和烹煮的方式。她的英语说得跟M先生一样好，要不是精致的日式料理和香醇的道产清酒摆在眼前，我们几乎忘了身在何处。K女士和M先生不同的一点是，她没有提起会说Singlish呢。

K女士和我们就在雪山环绕的旅馆后院聊了起来。我感谢她以流利的英语让我们有宾至如归的感受。她说：“噢，不，我的英语说得一点都不好。我倒宁可说法语呢。”一问之下，原来她曾经在巴黎住了二十年，法语是她的第二母语，而英语是后来为了工作才学的。她问我有没有去过巴黎，我说去过好几次了，也是因为研究工作的关系。然后我们就在俱知安的冰寒雪地里，兴奋地聊起巴黎的繁华绮丽。

离开俱知安的那天，仍然是M先生为我们安排行程。看起来他似乎很努力控制自己不要一不小心Singlish脱口而出，而我每次和他说话总是无法避免想像他说Singlish的模样，就像我想像K女士是巴黎左岸说法语的女士。原本慢慢能够使用的几个日语单字和短句，以及书写汉字尝试沟通的方式，在这里完全用不上了。

从旅馆出发前往火车站的车子，在白雪皑皑的俱知安山区，行经山路两旁是比车子还高的积雪，所有山脉植物人文景观都被阻隔在视线以外。究竟身在日本的北海道还是欧洲的阿尔卑斯，切断周遭脉络的连接，也就陷入一种恍惚的状态。是了，还有那家旅馆的名字，竟然也不是日文，而是指向德国的一条河川。那个德文符号召唤着另一个遥远境界的想像，增添几许身躯与心灵的漂泊感。

在漫游与介入之间：黄浩威的文学性格

《联合早报·文艺城》2014年10月10日
◎柯思仁

A：我们现在在哪里？
B：这是一张地图，可能会对你有帮助。
（A犹豫一会儿，将地图抢过来仔细端详。）
（B慢慢靠近A，然后又开始对她爱抚。A只是聚精会神地读着地图，并在地图上做了许多记号，顺便寻找地图上的某个地点，但是怎么找，也找不到。）

黄浩威写于2004年的剧本《欲望岛屿》，两个人物A与B，在一个不知名的荒岛上迷路，用尽各种办法想要离开，最终摆脱不了受困岛上无法离去的结局。《欲望岛屿》让人想起荒谬剧场大师贝克特的经典剧作《等待果陀》，两者相隔半个世纪，产生于两个不同的社会历史脉络，却呼应着现代情境中的失落与迷惑。

《欲望岛屿》与大师之作有明显不同之处。剧中两个人物之间对于彼此身体╱情欲的沉溺，与他们对于地图的迷信互为隐喻。另外，他们对话中，也直接间接穿插不少社会与政治现实的批判。这些批判话语，穿插在情欲言辞之间，时而像是实指，时而仿若隐喻，再现的又似乎不是贝克特式的信仰失落的现代感，而是一种精神求索与物质迷恋纠结不清的反讽。

“我们现在在哪里？”——即使手上握着一张地图，是否就能够找到方位与方向？如果有一张更大的地图，也许还可以看到其他的出路。

离走他乡是他的选择，牵挂岛国是他的宿命。37岁的黄浩威在新加坡富庶安定的80、90年代成长，完成高中教育后，在崛起中的北京生活四年。北京大学汉语言文学系毕业后，他回到岛国当兵教书，蛰居数年后，又走得更远，来到曾经是世界最繁华富裕的伦敦，至今五年。无论是北京、伦敦，还是岛国，大都会的声光色影绮丽眩目，造就了他的多元视野，却也形塑了他的漫游性格。

漫游，看来是黄浩威生命中的某种常态，让他对现实保持着抽离的态度，以冷静与批判的方式，对待生活与艺术。他曾经在UFM1003电台当过DJ，星期六晚上的节目叫做“漫游UrbaNite”，在城市的灯红酒绿的夜晚，单独身处与外界完全隔绝的播音室，播放爵士音乐，畅谈文学、电影、戏剧。这种小众精专的节目性质，让他与为数也许不多的听众，进入一种精神漫游的状态。

北京与伦敦之间的那些年，停驻岛国的黄浩威，创作产量甚为丰富。他在2007年出版散文集《查无此城》，2009年出版诗集《冰封赤道》，他和我在2004年以通信的形式写成了《如果岛国，一个离人》。现在回过头来看，每一本的书名，岛国、城、赤道，那个隐含的家国符号，都镶嵌在意味深远的吊诡中。其实，他最在乎的也许就是这个被他反复戏拟与反叛的对象。他的戏剧作品，如《逃亡》、《欲望岛屿》、《禁事（不可考）》，都是现实的寓言，也都是社会的批判。他写诗、散文、戏剧，以文学的语言进行反思。当他将这些文学的身份暂时除下，他也直接尖锐地写文化与社会评论，展现对于现实的介入与关注。

既漫游，又介入。漫游与介入之间。以漫游的态度，进行介入。这种状态，使得黄浩威的作品往往呈现一种不确定的性质，流露出一种既抽离又投入的情绪。生活在伦敦，也许不是黄浩威漫游的终站，那个情感与思想深刻介入的岛国，倒可能是他无法摆脱也不愿摆脱的对象。

再会夜都市

演歌式的台语老歌。台湾式的日本料理。洪一峰的沧桑气口。台北那个地方仍然叫做西门町。1946年，介于1945年与1947年之间的历史性的时间点。

《联合早报》2014年8月5日
◎柯思仁　文／摄影

柜台后面戴着方框眼镜的中年男子，嘴角微微上扬，半笑不笑的模样。凝神空望的时候，像是小津安二郎的电影海报。他把账单递过来，与我对视半秒，就把眼睑垂下。“谢谢你的招待啊，老板。”我说。他略抬起头来对我轻轻一笑，很快又腼腆的转头看着收银机。自始至终他都没有说话。如果开口，我以为他会说台语，或者日语。

手里抓着找回来的零钱，沿着陡峭的阶梯下到一楼。门里是洪一峰的《再会夜都市》，跨出门外，错综杂陈的摇滚与流行与柔媚与嘶喊，其中隐约好像听到五月天的《你不是真正的快乐》。西门町的步行街，霓虹灯闪闪烁烁，映照着攒动人头上的发妆，黑褐红黄。

繁华的青红灯，难忘的夜景。请原谅我总是，需要找前程。

这些年回台北，总要到美观园，创办于1946年的台湾式日本料理。当然不是留台期间养成的习惯。那个时候，虽然不算太穷，作为学生还是比较俭朴，也多是在校园附近流连，鲜少专程到灯红酒绿的市区晃荡。偶尔想要打牙祭，就在台大正门对面的公馆巷子里的翠园越南餐厅，吃一碗60元的生牛肉河粉。东南亚的味道，将思念往南方牵挂。应该不会想到要吃日本料理，方位相反，也徒增距离。

第一次到美观园，大概不过是七八年前的事，身份已经从留台学生转变为每隔一两年重游台北的旅客。即使一个旅客，总还是改不了口，声声说是要“回台北”。美观园的发现，倒也是有赖于旅游指南的提点。那一趟按图索骥回到西门町，从捷运西门站六号出口出来，当然已经完全不是那年的风景。转了两个弯来到峨嵋街，轻易的从整条街五花八门的各种招牌中找到这家店。要错过还蛮难的，窄窄的店面，横竖上下就有七八个大大小小的“美观园”字样。尤其是那显眼的盒形招牌，里头亮着日光灯，似乎还看得到灯管的形状。

含情的黑目睭，妖娇的模样。虽然是引起我，恋恋暝日想。

1946年创办。引人遐思的年份，加上超过60年的时间距离。当下已经改造成最夯的青少年聚集地的西门町，横街上顽固的镶嵌着生命力仍然旺盛的历史痕迹。不知道店内的空间规划与装潢，是不是自1946年就维持不变。拨开大门垂挂的五彩的鲤鱼戏水图样的塑料珠帘，窄窄长长的店面，两边各有一排椅背与椅座成标准直角的卡座，中间是只能够容得下两个人面对面的座位。即使不是那个年代的遗产，如此氛围却也让人感受到那个时代的风姿。半个多世纪，似乎就在这个空间里凝固。

美观园的食物，不是那种精致型的日本料理，分量大得有种乡土的味道。生鱼片，喔不，是生鱼块，切得像烧肉一样厚，烧鳗鱼也厚得像煎鮭鱼。意外的惊喜，是还有不少台式的热炒，蚝油海瓜子、陶板透抽、炒高丽菜、炒空心菜。第一次在美观园点了菜，日台混搭的食物上桌时，不禁哇了一声，惊动四周食客。以后几次，默默期待上菜让我惊吓，也从来没有失望过。说实在的，无论分量还是料理，颇不日本。那是一种很在地的台湾风味，充满乡愁的豪气。

这样的氛围，这样的食物，即使加上一樽日本进口的正宗清酒，对我，又怎么能够不醉成台湾式的乡愁？

有一年冬天，我独自来到美观园。也许来得比较早，没有多少客人，我坐在靠墙的卡座里。桌上摆满了各种煎炸蒸煮的菜色，外加一樽清酒。餐馆里播放着演歌式的台语老歌，那种气口与情调，没有仔细听还以为是日语歌曲。一个人，吃得很慢；嚼一口食物，啜一口清酒。生鱼片的鲜甜混合着清酒的香气，间中有椒盐与蚝油的穿插。时间缓缓摆动，有时向前，有时往后。一口，停下来，再一口。

繁华的青红灯，难忘的夜景。请原谅我总是，需要找前程。

想起西门町曾经都是一列一列的像美观园一般装点的店家，想起中华商场的拥挤与热闹，想起十字路口四边连接的行人天桥，想起中华路中间的火车轨道，想起不时汽车与行人都得要停下来整个画面凝固而只有火车悠悠穿行，想起诗人杨唤当年在这里被火车辗过使他的生命永远停留在二十五，想起瘂弦和洛夫，那一代的诗人，想起他们都是在美观园创办不久即跟随国民党军队来到台湾，想起王祯和的《嫁妆一牛车》和黄春明的《莎哟娜拉再见》，那些台湾经济还没有起飞的年代，那些泥土的味道，想起侯孝贤的《悲情城市》，对于淹远历史的批判有时会散发对于更淹远历史的乡愁，想起杨德昌的《青梅竹马》和林怀民的《我的乡愁我的歌》和林强的《向前走》，对于当下的重新界定，就算是纯粹的思索当下或干 脆的往前瞻望也都必须在历史的创痛与安慰中徘徊。

含情的黑目睭，妖娇的模样。虽然是引起我，恋恋暝日想。

演歌式的台语老歌。台湾式的日本料理。洪一峰的沧桑气口。台北那个地方仍然叫做西门町。1946年，介于1945年与1947年之间的历史性的时间点。横七竖八的街道叫做成都路、峨嵋街、西宁路、武昌街，指涉那个遥远的西边之西，这里仍然叫做西门町，暗喻一个近距离的过往。洪一峰的《再会夜都市》不断重播又重播，从原版的黑胶唱片到翻录重制的光碟，从流行的前沿到幽怨的复古。即使美观园开幕以来场景一直维持不变，即使时间摆动得再慢，那个时间点已经非常遥远，而我的想象所依凭的也只有当下的乡愁。

我所能够拼凑起来的各种细节，再现的不是台湾的历史，而只不过都是我的历史。

或者，我的乡愁。

粉红山

能够想象吗？整个山坡都是粉红色，深浅参差，那么多元，却又和谐。北海道的东藻琴芝樱公园，从網走到宇登吕的途中，一个意外的发现与惊喜。

那天六月的艳阳高照，像苔藓一样覆盖着整个山坡的粉红芝樱，为蓝绿的旷野增添色彩。英文的介绍文字中，芝樱被喻为 pink moss，粉红苔藓。为了让芝樱遍地的粉红更震撼，山上几乎没有树木，也就没有树荫。六月初的北海道，竟然热得让人汗流浃背。还是因为芝樱散发的热情？蔚蓝天空作为背景，高耸绿树作为远景，更衬托粉红芝樱的温柔亮丽。原来粉红色一点都不娇柔，还可以那么壮观的啊。

六月雪

离开北海道中部的层云峡，前往網走的路上，来到大雪山。没错，六月，已经是夏天，而且刚刚热浪来袭。天气预报说是23度，感觉像是30度。走在太阳底下，开始流汗。搭乘缆车到山顶，一路看到厚厚的白雪覆盖着山坡，绿草倒也在雪地里长得茂盛。没想到六月了，积雪还顽强的不愿意融化。没想到六月了，还看得到积雪。对于雪，有一种迷恋。冬天的雪，是对于期待的满足。夏天的雪，虽然是前一个冬天的残留，却也是对于旅人的安慰。

重新追求西贡

走在胡志明市的旧区District 1是一种对于殖民主义的批判式的见证，这些年来倒也越来越洋溢一种缅怀气氛，或者说对于曾经拥有的资本主义的追回。这种氛围，好像还蛮符合我这种布尔乔亚式的后殖民主义者。不要太认真看待前面这几句话哦，不要开始编撰解构我的长篇大论。这么说也只不过是强调一种无法回避也无可奈何的现代性反讽。

五年前来过一次，最近重访。到处都是建筑工地，以及建竣的高楼，把那些法殖时代的俊俏楼房给挤压得无法透气，那是说如果还有留存些许的话。

旧区其实也是翻新得最快最剧烈的新区。旧房子连栋地拆，新大厦整片地盖。这张照片摄于西贡河畔，如果说是某一个角度的新加坡，或者香港或者上海，恐怕那种格调还蛮相似的。说什么都不像胡志明市，我印象与想象中的胡志明市。再过几年，两栋高楼之间再建起连绵的摩天大厦，那就不只是格调了，连神情都很接近了吧。

胡志明在这里留下的印记，也许就只是在这个城市的名字里。即使是这个城市的名字，在地人往往也还是把旧区叫做西贡。不知道是一种对于历史的怀念，还是对于熟悉事物的偏执。也许都不是。看着这些年城市风貌的迅速更变，也许那是对于失落半个世纪的发展契机，带着一种懊恼而又坚决的追求。有的人在三十年前重新开始追求，有的人重来没有放弃追求。西贡，这几年才奋起直追，还来得及呢，不过得要加倍才行。

这不是我的城市。这是别人的胡志明市，另一些人的西贡。我只不过是几年一次闯入的旅人，消费别人的历史，也消费别人的发展。

红酒般的记忆

那个旅程是在人间，却从此确认仙境。原来是知道这个地方的，也喝这里出产的红酒，知道那是举世闻名的品牌，因为有深厚传统的加持，以及商业的传播。1999年曾经来过一次，倒是专程去看一个剧场演出。匆匆来去，没有到酒庄，连街市的面貌也没有什么印象。只记得看完演出与剧作家在巷子里的咖啡店聊到深夜，踩着凹凸不平的石板路回去酒店。

多年以后再次来到法国西南的波尔多，特别安排去了一次酒庄之旅。也不是刻意，却选择了Saint-Émilion, 由此开始一次又一次，没有亲身到访，却在精神上藉由红酒的挥发而达致的境界。

一次又一次，在岛国售卖红酒的店里，总是先看一遍来自波尔多的红酒，看看有没有运气找到Saint-Émilion这个名字。就像是曾经认识的而又从此不再碰面的那个人，留下甜蜜但又隐约的印象，千方百计要通过各种方式，复习那个身影的形态。也许那就是初恋吧，越来越遥远的记忆，却年复一年的沉淀。好像逐渐忘记，却又越来越清晰。

波尔多的记忆，维系在Saint-Émilion; Saint-Émilion的记忆，像红酒一样随着年份增加而越来越香醇。年份，可以多年积蓄下去，却并不是没有终结的。到了那个巅峰的时间点，接下来终究还是要往下走的。

人是如此。人的记忆，恐怕也是如此。越来越遥远，越来越清晰，然后，宿命难逃的越来越模糊。淡出。消散。

滤镜

Casa Batlló, Barcelona

总是想要看清楚世界，总是想要知道真相，总是不能够忍受被蒙蔽，总是以为自己是清醒的。

人们被自己创造的信仰所迷惑，当一个信仰瓦解之后，旋即以另一个取而代之。

我宁可以为，眼中所看到的一切，都是透过某一种滤镜，自以为是的真相，都是在滤镜产生的特殊效果之下，让人深信不疑。

当我几乎认为看到的是事实，就会提醒自己，应该在自己与所谓的事实之间，保持一种距离，而最好的方法，就是在中间加上一个会把事实加以扭曲的媒介。突然之间就好像比较清醒，那个事实就变得比较不那么真实，而我可以重新视察检验，重新找到自己的位置和观点。

恐怕最大的灾难是，即使有一个滤镜在其间，还以为那是没有受到阻碍的视角，以为那是亲眼目睹的真相。滤镜作为媒介，重点不在于它是否存在，而是在于滤镜究竟是别人在自己毫不觉察的情况下置放，还是自己刻意置放以保持距离。

北纬 63°50′ 的雪地

那年冬天最大的风雪之后，围栏与栅门几乎被积雪掩没。

一月的 Umeå，等待了一整个迟来的冬天，终于狠狠的下了一场大雪。那是欧洲北部的瑞典，领土呈南北纵向长形的北国，靠近北部的小城。准确的说，是北纬 63°50′ 。差 3° 就是北极圈。

我这半辈子盼望的所有的雪，让我在这里都看到了。也许，那是我这一辈子被允许看到的雪的全部配额。

《红楼梦》里的那句：“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我多年前读的时候，已经知道反讽。我喜欢那个意象，却不相信文字表面的那个意思。那肯定是反讽。如果不从反讽的角度，还真无法读得懂《红楼梦》。

反讽的意境，如果成为生活的现实，那又该是怎样深层的反讽啊？

那一年，冬雪迟迟未曾降临，让这个北国的冬天很没有颜面。我特地来到此地，当然不是纯粹为了冬雪，但十二月没有遇见的缘分，也的确让人感到些许失落。离开两周后再次来访，却在某个没有期待的日子，眼前开始纷纷扬扬的飘起大雪。北国不是我的乡土，没有昔我往矣杨柳依依的伤感，却在此刻，让我见证今我来思雨雪霏霏的场景。

因为这场大雪，了结了我半辈子的夙愿。难道这不也算是抚慰了一种想象的乡愁？

拉嘎雾林

想不起了究竟是在什么情况之下认识拉嘎雾林，但忘不了的是那微微熏鼻而温润的木头味道。也许是在说话总是拉拉嘎嘎都是重音的苏格兰，威士忌的原乡，也许是层层叠叠的雾林的湖区，也许是回到剑桥之后埋头猛写论文的时期。邂逅拉嘎雾林，从此就记得这个名字。

那次到爱丁堡参加学术会议，朋友之间就决定要好好品尝各种威士忌。二十五年的麦卡伦，酒保特别推荐。比起普通十年的麦卡伦，喝一杯就要双倍价钱。当时还是学生，领着不足以生活的公费，好像就没有那么豪迈的尝试。十年的的确不怎么样，其他的也没有什么特别印象。那些夜店里晃过来飘过去的身影。一杯一种牌子，想不起是不是这样认识拉嘎雾林的。应该不是吧。那么深情的对象，需要在烟雾迷濛的情境里一对一约会的不是吗。

拉嘎雾林的奇特味道，我说不上来，但就算是蒙起眼睛盲试也绝对不会弄错。B说那是医院的消毒药水的味道。我就是喜欢看起来没有拉嘎的两件事情凑在一起产生的惊喜。也许这个味道让我想起母亲在化疗时的医院病房的味道，几近绝望中带着平静柔和的氛围。认识拉嘎雾林大概就是母亲从此再也不需要去化疗的前后。那时刚好开始埋头猛写论文，写完一段就喝一小杯，帮助记起，也帮助忘记。

离开英格兰之后就再也不容易找到了。最早为我从英格兰带回一瓶的是Z，好几年连碰都舍不得碰，静静的收在柜子里不容易看得到的角落。后来和H与A偶尔到莱佛士酒店，竟意外发现可以点，一杯好像是十六元。喝了两杯，醉意还没有上来，一个礼拜的饭钱就没了。前一阵子，B到欧洲开会，发现法兰克福机场可以买得到，让我开心了一阵子。当我自己到欧洲开会经过法兰克福时，却发现机场已经不再卖了。

最近，B又发现回来时在新加坡机场的免税商店竟然摆着拉嘎雾林。不过那是十二年的，而不是十六年的特别版。如果说温润感与医院味道的强度，当然还是十六年的优秀得多，十二年的显得有点刺喉。倒是新加坡机场可以买得到，让我有点失落。从此是不是就不需要思念，不需要常常记挂特别要到什么地方才可以遇得上。那么容易可以得到，就无所谓记得，或者忘记了。

坐在前哲学人的座椅上

[一九九六年刚到剑桥时写的一篇散文，关于我的剑桥学院生活，文中提到陈之藩。曾经在报上发表，还未收录在书中。在此刊登，以纪念上个星期刚过世的陈之藩。]

St. Edmund’s College, Cambridge

1.

我没有想过会成为剑桥的学生，是因为我在申请学校时打听过，剑桥大学汉学系研究的几乎都是古典学问，而我想进行的却是当代戏剧，以为他们大概无法给我分配到适合的导师。虽然如此，我还是将剑桥列入申请的四间大学之中，那总还是有一线希望存在的。等了许久，其他的大学都没有回音。于是，当我在五月收到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录取函时，便认定自己会在伦敦这个繁华的现代大都会度过三年。

大约是七月底，当我从上海和台北收集一些资料后回到新加坡不久，突然收到剑桥大学的来信，说我已被录取，我简直是既兴奋又不敢相信，手里捧着薄薄的信笺，久久注视着上头令人遐思的盾型徽章。从前读书的时候，曾经读过徐志摩、陈之藩等人的诗文，心里便对剑桥产生了些许幻想。那时，也不过是随便想想罢了，因为自己是读中文系的，距离这个英国的大学又要远了一些。

剑桥大学的制度是这样的：研究生委员会录取进入汉学系之后，还得要有学院愿意接受，才算大功告成，而任何一方若是拒绝，入学便要失败，谁也没有指令对方的权力。我申请的学院是圣艾德门学院。当时我详细参考了大学的资料，比较各学院的特色而做出决定的。我选择圣艾德门学院，因为它的规模较小，环境应该会比较亲切，而它又是一所研究生学院，想来像我这样年纪的学生，也许会有更多机会与想法接近的人交往。

事前我完全没想到要向熟悉剑桥的人咨询一番。当我收到剑桥的录取信，第二天就在办公室遇到毕业自剑桥三一堂的 T，他听说我进了圣艾德门学院，竟然但笑不语，而且态度暧昧。后来，在另外一个场合碰到许久不见的 A，她想了一下，说：“唔，圣艾德门学院……你到了剑桥要先买一辆脚踏车了。”过几天，T 又说：“还好你不是申请到哥尔顿学院。”逼着 T 追问之下，他虽然没有明确说出来，但是，我已经可以揣摩到一些事实。事实是，圣艾德门学院在剑桥，既不是很有名气，又离开市区颇远。看来我阴差阳错，并没有作出很好的选择。

圣艾德门学院的不出名是很显然的。十一月底，李显龙副总理返回母校，在三一学院接见留学剑桥的新加坡人。当他和我们闲聊时，问一个女生来自哪一间学院。G 刚好是圣艾德门的学生。副总理听了后，说：“请原谅，这是不是一间新的学院？”言下之意就是，他没有听说过这间学院。我就站在 G 的身旁，在她正感到尴尬的时候，连忙说：“历史不算很久，学院刚庆祝一百周年。”

一百年的学院，竟然给人以为是新的学院，这种情况在剑桥也正该如此，没有什么奇怪的。就拿 T 来说吧。他所属的三一堂，常给人误会为三一学院。有人问他究竟有什么差别，他骄傲地说：“三一堂的历史，比三一学院多三百年。”虽然就名气来说，三一学院是举世闻名的。在它的入口处旁边，种了一棵瘦小的苹果树。因为牛顿是这个学院的成员，于是人们就把那棵当年掉下苹果而使他悟出地心引力的树，大费周章地搬来种在学院门口。这间学院成立于一五四六年，牛顿在的时候，它的历史已经是很久了。

2.

我在初秋凉爽的气候中来到剑桥，从公车站搭计程车转了一会儿，在圣艾德门学院门口下车。学院建筑前是一片平阔的草地，周围空旷，大楼更显得巍然傲立。那些古老而著名的学院，由于都是座落于市区，入门就在繁忙拥挤的街道边，厚重的铁门常常深锁，使人感觉挤迫而幽深。圣艾德门学院清幽宽敞的环境，深深让我感到舒朗极了。学院在一座小山上，是剑桥市的最高点。由于离开市区较远，没有一排一排的商店和酒吧，也就没有成群结队的学生和游客，这里更显得宁静详和。

我被分配到的房间，是在学院旧楼的部分，另外的一翼，却是刚于三年前扩建而成的。我住的是一个套间，分为起居室和睡房两个部分，空间大得超乎预料。起居室里有一个壁炉，但是用木板盖上了，因为室内已安装现代的电暖器。虽然说是现代，比起那种更新的一块扁平铁板，却又显得造型笨拙古朴。除了一张睡床，其余的家具倒真是很陈旧，看来也许是和大楼有一样久远的历史了。我对这间宿舍非常满意，坐在书桌前，面对着玻璃窗外庭院中的绿色树木和草地，不免有所遐思：不知道百年以来，有什么前哲学人曾经在这个位子上，欣赏着自然景色，思考着科学的奥秘或者人生的哲理？

一天三餐是在学院的饭堂进行的。虽然已经不像从前一样每一餐都要穿着整齐并披上黑色的礼袍，在开饭前待钟声响后随着院士鱼贯而入，但是，习惯上仍然是沿着长桌挨个坐下，而不像许多学院那样采取了新的做法，让用餐者像在餐厅里那样随意选择座位。这样的方式，使人没法预料坐在身边的会是什么背景，什么专业的人。圣艾德门学院专收研究生，其中又有大半是外地学生，更增加了许多异国风貌，也丰富了谈话的材料。

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当然还是那种必须行礼如仪的餐会。有一天，我披上礼袍，在学院饭堂里参加一个正式的晚餐。长桌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餐具，每隔不远就点燃着幽幽的白烛，饭堂里的电灯这时全都关掉了。昏暗的空间里弥漫着庄严的气氛，让人想起英国人那种内敛的表情和毫不夸张的谈吐。

当我坐下时，发现身边是各色不同的人种。谈开之后，才知道右边是学中世纪文学的南非白人，左边是学经济的苏格兰人。对面两个，一个是学历史的，原籍苏联的保加利亚裔，现在已是加拿大移民，另一个则是学法律的赛普鲁斯人。我简直像是置身于联合国的常年大会中。加拿大移民大谈耶尔新的病况，言之凿凿地认为他如果动手术将必死无疑；南非人说起话来引经据典，优雅的文句中不时出现一些人名，大概是诗人或者小说家，我也搞不清楚。我倒是对赛普鲁斯人到英国学法律深感兴趣，一问之下才知道赛普鲁斯是英国的前殖民地，法律体系与英国是相似的。这时，原本参与另一堆人谈话的一个加拿大人转过头来，说：“我们不叫前殖民地，而叫英联邦。”

这样的谈话，比起桌上单调的英国菜色要有趣多了。我问身边的苏格兰人：“英国的其他大学里，是不是也有这种饭堂礼仪？”他说：“只有剑桥和牛津才有这种传统，其他的大学里，吃饭就是吃饭那么回事。”

传统，多么熟悉的名词，却又是那么令人感到陌生的概念。过去的经验中，传统是前人的遗产，必须遵循的形式，更是得通过强调了又重复的语言加以建立它的威信。如果想追根究底探知其义，往往所得就是更为虚幻的抽象概念，或者言不及义的所谓诠释。剑桥的传统却让我有了新的感受。饭堂的礼仪是一种形式，但是，里头蕴含着让人景仰而甘之如饴的实质，每一个环节都具有意义，而且在进行的时候体会着传统留存在日常生活中的些许光芒。

3.

由于我念的学位是只写论文而不须上课，偶尔选几门有兴趣的课旁听，大多数的时候就是躲在房里读书，或者到大学图书馆找资料。刚开始时，都是在房里，觉得空间蛮大，整天窝在里头也不会感到太沉闷。我的房间窗子是面对学院建筑三面包围的一片草地，几乎任何时候都听不到一点声音，而我在读书或写作时，又不喜欢音乐的干扰，所以连留学生常备的音响也没带来，房里时常就是弥漫着无声的寂然。这种接近真空的感觉，正好让人可以保持头脑的清醒与敏锐，而且心无旁鹜。

过了几个星期，开始得要到图书馆去了。剑桥在汉学方面的藏书，英文资料相当丰富，中文资料则是以古典为主。我常留连在几架中国现代文学之间，多数是为了寻找与研究或课程有关的资料，但也不免偶尔难以抗拒地翻翻其他作家的文集。有一天，顺手拿起一本香港编辑的中国海外作家选集，翻着目录，竟然看到里头选了陈之藩《剑河倒影》中的几篇散文，就赶紧在找了一个电暖器旁的位子坐下阅读。

陈之藩的散文是我在台大念书时喜欢的，尤其是这本《剑河倒影》。徐志摩的康桥感性而浪漫，陈之藩的文字却进一步让人体会到剑桥的理想和精神。这次来到剑桥，由于行李太重，就没有把这些书带在身边，原本着实有一些后悔。这时无意间找到这几篇文章，虽然不是全貌，想来也略能将当年想象的与此刻感受的加以联系。

才读到了第二篇，却让我精神一振，顿时兴奋难当。文章的开头写着：“我住在剑桥的一个小山坡上的一幢大楼里。这个山叫欣快山，这个楼叫艾德楼。”简单的描述，但加上明确的地名，却使我感觉熟悉而亲切。原来这个将剑桥带进我的梦里的作家，当年住的地方，竟然就是我现在所属的圣艾德门学院。

还有什么比这个发现更令人神迷心驰的呢？陈之藩当年“走一步，地板随着响一下”的那条长廊，是在哪一层楼的哪一个角落？他所描绘的“像一个鉴开半亩的方塘”，“西边的还未剪完，好像东边又长出来了”的草地，是在楼前还是后院？当他体悟到“走进饭厅时与走出饭厅时，除了肚子有所不同外，脑筋似乎也有所不同。好像有好多观念在辐射你，有好多想法在诱引你”的那刻，是坐在哪一张长桌的哪一个位子上？最后，我竟然开始幻想，他是不是曾经坐在我现在的位子上，看着窗外迎风摇摆的枝叶，蔚蓝而亮洁的天空，写下了这些让我神迷心驰的篇章？

当晚在饭堂里，刚好学院住持罗柏森神父就坐在我的右边，于是我就向他提起这件事。听完我的叙述，他问：“那是哪一年的事？”我说：“陈之藩在剑桥的时候，是一九六九年。”他想了一会儿，才说：“啊，二十七年前。我们学院最资深的财务长，在这里服务了二十四年，恐怕连他也不会知道了。”

吃过了饭，我回到房里，坐在一张旧扶椅上，望着窗外早已完全漆黑的天空。刚住进来的时候，窗外几棵树还婆娑着翠绿的叶子，现在却掉得七七八八，剩下几乎光秃的枝桠。每一年，窗外的风景就是这样循环着，秋去冬来，从来没有例外。我已经无法从目前在剑桥人的口里，探知前人的事迹。六○年代的陈之藩如此，二○年代的徐志摩更是烟远了。我坐在这里，望着九○年代的夜空，心中时常萦绕着他们的诗文。剑桥曾经因他们而活在我的梦想中，多年以后，剑桥却是会活在我的记忆里了。

我踩着陈之藩在剑桥留下的足迹

念台大的时候，我的偶像之一，是陈之藩。我们那一代的大学生，说起陈之藩的散文，几乎无人不晓。原因之一，可能是他的散文曾经被编入中学课本，由此而被典律化。那个狼吞虎咽地读书的年代，每一个星期读完三、四本书。开始读陈之藩的散文，将当时市面上可以买得到的《旅美小简》、《在春风里》、《剑河倒影》、《一星如月》都买齐了，然后一本接一本，一口气读完。四本散文集，分别都只有一百来页。陈之藩的文笔流畅清新，所写之人事也引人入胜，往往翻到最后一页，感到意犹未尽。

十年之后，我行李箱里带着《剑河倒影》，来到剑桥。如果没有读过陈之藩，我应该还是会因为徐志摩而来到剑桥。陈之藩的文字里，没有徐志摩的潇洒浪荡，却有着科学的智慧与人文的沉淀。那是一种似乎只有在历史上才看得到的结合，一种文艺复兴人的精神。我在剑桥的百年书室里，重新翻读《剑河倒影》，寻找文字与现实的印证。突然之间，我兴奋起来，重读文字才发现原来陈之藩当年生活的学院，正是我所属的圣艾德门学院。后来，我在一篇散文里，记录了这个发现。

后来，听说陈之藩和童元方之间的忘年之恋。两人婚后都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在依山而建的校园里散步，“从她的山上到我的山下，又从我的山下，散步到大学火车站”（《散步》，2003年）。陈童之恋，听说涉及婚外情。那又怎样呢？这种事情牵涉太过复杂，作为外人怎样去理解判断？作为读者，又有什么资格去评论？我只是一个读者，当年的大学生，受到陈之藩的文字感召，后来沿着作者的足迹在剑桥古城踩踏一遍的读者。

星期天下午，我在香港机场准备登机，接到 H 的简讯，说陈之藩去世了。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在星期六去世，在香港沙田的威尔斯医院。那两天，我在香港，住的酒店正是在沙田，隔着一条河，就是威尔斯医院了。陈之藩去世的时候，我竟然那么靠近。

我从来没有机会认识陈之藩，童元方倒是在中文大学见过一次面。那也没什么，偶像就是那么远远的想象，通过他的文字世界，在我的心目中建构一个形象，也就够了。这个偶像，还在我的生命中，引导我到过剑桥，在他可能住过的宿舍房里，我可能坐过他几十年前在某张椅子上留下的余温，那也就很够了。

一个离人

又到了一年的这个时候，要做个离人。不是为了开会或其他工作，而是做个纯纯粹粹的远离岛国的人，没有牵挂，没有不舍。

有的时候，离去是要到另一个曾经比较熟悉的地方，寻找一种因为距离而产生的联系。有的时候，则是要到一些完全陌生之地，期望发生一些惊喜。

如果选择离开，就要脱离的干脆，不要在完全意想不到的地点与时刻，看到或听到提醒我有关岛国的线索。

离人的陌生感，那是一种宗教般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