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思仁许维贤对谈：可从文选看出主编想法

《联合早报·文艺城》 
2017年5月2日

早报书选系列第三场对谈会上星期六（29日）在城市书房举行，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柯思仁与许维贤主讲“备忘与遗忘——小说与散文的记忆方式”。

两人主编的《备忘录：新加坡华文小说读本》以及许维贤（笔名翁弦尉）的散文集《第二张脸》入选“早报书选2016”。

柯思仁与许维贤挖掘新华文学从战后至今的短篇小说，然而，本地从1965年至2004年间就有超过90本选集出版，为什么还要再出一本小说选集？

柯思仁认为，文选多是好事，读者可以看到新华文学各种不同的观点、想法与焦点。

“每个主编选的篇章，以及他们如何处理篇章的角度、态度、方法都很不一样，所以我们不能说文选太多。”

他进一步说明，两人在大学里教文学，同时也是创作者，因此在编选时，以他们的训练和经验，编出拥有他们特色的小说选，希望读者从书里看到两人的用心与想法。

他说：“怎么选，哪些作家、作品，这才是最重要的。编选不是比赛，每位作家我们只选一篇，但不一定是那位作家最好的作品。我们有我们的想法，从我们的角度和观念，以及整个文选的架构，适合的就放进去。”

谈到编选标准，对谈会主持人、早报副刊《文艺城》编辑谢裕民指出，选集里收录较多八九十年代的小说，相比之下，五六十年代的比较少。

柯思仁说：“开始编书时，我们的时间范围是新加坡独立以后，以1965年为起点，这是很有问题的……从文学、文化、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我不认为1965年有足够意义作为起点。我想在处理小说选的时候应该把视野放得更宽，更历史化地看小说的出版，因此我们把40和50年代的作家和作品编选进来。”

他认为，二战时期是个重要的分界点，人们一方面对英国殖民统治的幻想幻灭，另一方面又经历日本人的残暴统治，逐渐觉醒，在思想、意识形态和认同上有所转变。选择40至60年代的小说，让读者有历史意识，知道这个时期人们关心的是什么，创作状态是什么。例如那时期的作品很多写底层老百姓的生活，反映出建国时期的社会对普通老百姓的关心是很强烈的，从政党到社团、文化与艺术团体都关怀普通人。

不过，选集里的小说还是偏向80、90年代，因为80年代是新加坡文学艺术文化活动非常精彩的时期，而“这时候的作品跟我们现在的存在状态比较有关联”，包括关心的问题以及表达方式。

文学作品不是法律文件

再说到纪实与虚构，小说与散文的划分，许维贤指出，所谓的纪实与虚构之分其实是西方发明的文类对中国文学的影响。

他也说，书名里的“备忘录”不是法律上备忘录，更多偏向中文语境的备忘录，“第一个界定是：记得，随时记录下来帮助记忆的笔记本；另一个界定，也是我本身比较倾向的界定是：准备遗忘。而所谓的文学性，就存在记得与遗忘之间。”

他说：“回到散文集或小说集，你写的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有没有造假？这是个伦理诉求。可是，文学作品是不是法律文件？法律文件要求具体明确，但文学有时是没办法具体明确的。我觉得，如果我们以法律的角度看文学会是灾难。我们把散文看做是证人罪犯的供词，把小说看成是谎言。法律的最终功能是道德审判，但文学是法律吗？……我们需要这样阅读文学作品吗？这是我的反诘。一刀切是不是为了方便人们或者统治阶级进行道德审判？当然这有点夸大，但我们提出来，供大家讨论。”

高行健與跨文化劇場

柯思仁著，陳濤、鄭傑譯《高行健與跨文化劇場》，香港：大山文化出版社，2015年12月。


中文版後記

完成這本書的初稿，是在1999年中，當時感覺是滿足而有點寂寞的。經過收集和閱讀大量八〇和九〇年代的中國戲劇作品後，決定以高行健為研究對象，並延伸研究範圍到他離開中國後在九〇年代完成的劇作。他的戲劇與思想，感動和啟發了我，並使我的書寫有了深刻的意義。不過，當時由於客觀因素，高行健的作品並沒有受到比較廣泛的關注，也少有相關的學術研究面世。一年之後，高行健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這個榮譽帶來巨大的改變。高行健作品的讀者劇增，學術會議不斷主辦，研究論述陸續出版，「高行健研究」成為一個獨立的學術領域。十幾年來，我有機會在各地不同場合，結識眾多高行健的研究者，尤其是陳順妍、方梓勳、劉再復、Noël Dutrait、吳秀卿、Claire Conceison等人，讓我特別感受到作為研究社群一分子的溫暖。

這本書的英文版在2004年由夏威夷大學出版社出版，首次提出「跨文化劇場」的研究角度，為「高行健研究」盡了一點綿力。出版之後，高行健先生與劉再復教授鼓勵我將這本英文書翻譯成中文出版，我很感激他們的厚愛。由劉教授推薦，這本書在香港大山文化出版社的「高行健研究叢書」系列下出版，我感到十分榮幸。我也要感謝出版英文原版的夏威夷大學出版社，尤其是Michael Duckworth，同意讓出中文版的版權。中文翻譯是陳濤和鄭傑，他們曾經是我任教的南洋理工大學的博士研究生，現在都是傑出的中國青年學者。他們的學術訓練和雙語能力，表現在書稿的翻譯上，使中文版生色不少。本書中添加了我近期寫的一篇論文，原文收錄在De Gruyter出版社出版的論文集中，我要感謝Gertrud Grünkorn同意讓我在本書中以附錄形式刊載。彭潔明小姐、黎綺雯小姐與蒙憲先生，在出版過程中的細心與耐心，也是讓我心存感激的。

柯思仁
2015年10月

备忘录：新加坡华文小说读本

备忘录：新加坡华文小说读本
柯思仁、许维贤  主编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八方文化创作室，2016年

内容简介：本书推介22位跨世代新加坡小说家，集选1948年至2011年的22篇代表性作品。他们在书写的过程中启动个人与集体的对话，无论是控诉、疗伤、调侃、和解，或者荒谬、另类、快乐的文字表述，启示新加坡人如何在记忆或遗忘之间进行拔河。作为备忘录的华语语系文学，在新加坡的多元文化景观之中展现特色和重量。书前有主编从历史脉络中进行小说分析的导论，每篇小说也附有新华文学研究者的导读，为读者和研究者，铺展新加坡华文小说超过半个世纪的精彩风貌。

推介小说家：赵戎、威北华、苗秀、姚紫、张挥、林康、谢裕民、陈石、佟暖、潘正镭、张曦娜、梁文福、尤今、黄凯德、希尼尔、黄孟文、杜南发、英培安、吴韦材、迈克、吴耀宗、孙爱玲。

“花费两年时光编选这部读本，阅览超过半个世纪、横跨几个世代的新加坡华文小说，可以感受到的是，新加坡独立建国以來的华文文学，如果单以文学质量而言，1980年代可说是花攒锦簇枝叶茂盛的时代，那是不少重要作家和作品诞生的年代，这些作品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毫不逊色于中台港优秀的文学作品。当1980年代完整的华文教育体系在新加坡日落西山之时，很吊诡的是，那也是新加坡华语语系文化自建国以來最璀璨的文学时代。那个年代，除了大家唱出举世皆知的新谣，也有各式各样足以跟各地华人社会媲美的国际文学奖和汇集各地华人杰出作家的文学活动，使新加坡成为这个区域的主要华文文学场域之一。1980年代，是独立以后开始活跃的作家进入成熟时期，如孙爱玲、潘正镭、杜南发、英培安、吴韦材等人最具代表性的小说，不少是诞生于那个年代。1980年代，也是下一代重要作家的孕育成长时期，如梁文福、吴耀宗、黃凱德等人，正是在这个时代感受与接受华文文学繁盛的氛围而开始写作。上述几位作家持续创作至今，有者转换生命跑道或者近年又复出文坛，见证了华语语系在新加坡时有消减又反复重现的张力。”

——柯思仁、许维贤《导论：华语语系在新加坡的备忘录》

车厢里的阅读

《联合早报》2015年1月3日
舞台亮起 ◎ 柯思仁

下班尖峰时间，暗沉的傍晚天色，裕廊东地铁站月台上黑压压的挤满了人。尽管拥挤，人们的动作倒不是很急促。从一个刚抵达车站的车厢出来，准备转搭月台对面即将开动的列车，那些人偶尔会加快脚步。与很多大都会的地铁乘客相比，岛国居民的生活节奏似乎没有那么紧张，或者有一点无所谓的态度。

这种速度，相当适合在排队等车，或者在车厢里坐着还是站着的时候，做一些别的事情。

车厢里的乘客，十之八九都手握一机，神情专注，有时单手食指猛刷，有时两根拇指敲打，对周遭的人事无动于衷，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没有低头看着手机的，有三几个脸侧垂挂着耳机，或眼睑低垂，或直视前方，仿佛现实与己无关。远处靠近出入口，两个年轻女子，十根手指时曲时伸，小声说大声笑，似乎在比较彼此的指甲彩绘，看看谁的青春比较有时尚感。右侧座位上两个看来是南亚裔的男子，手挽着手，一个的头靠在另一个的肩，两人皆双眼闭上。依偎着感受着的不仅是身边的体温，仿佛也是遥远的乡愁。

人体簇拥的车厢，是纷繁多元现实的缩影，人们却都将自己装进与外界隔绝的囊袋。

进入地铁车厢后，我尝试挤到两个出入口之间的位置，站稳脚步，拿出书本。董桥去年出版的《读书人家》，香港牛津出版社的精装本，深蓝色书皮上镶印金色图案与文字，书名是集董其昌的书法，整体一个仿古雅趣。书中娓娓述说的，诗词字画，文人雅事，穿越古今，来往中外。游走在董桥的文字之间，我也逐渐遗弃地铁车厢里的生活现实，进入神游的境地。

记得大学时代第一次接触董桥的散文，早年那本台湾圆神出版社的《这一代的事》。那是还没有地铁的时代，坐在巴士上偶尔翻翻几页，不敢多读，因为巴士车身晃动得厉害，看多几页就头晕目眩。那本书写些什么已经完全不记得了，文字感觉起来淡雅厚实，倒是印象深刻。后来读上瘾，也买了《跟中国的梦赛跑》和《辩证法的黄昏》。从还没有地铁的时代，到地铁启用的时代，以阅读贯串起来。

有了地铁之后，微微震动前行的车厢，倒适合细细阅读，无论是坐是站，都没有问题。可惜的只是，地铁车速比巴士快得多，也不会遇到交通阻塞，乘车时间短了，还要时时留意究竟到了哪一站，翻不了几页就得要准备下车。阅读于是不得不中断，收拾散落古今中外的神思，重新回返人来人往的世界。

多数时候，车厢里的读者就只有我一个，其他乘客不是发呆就是玩手机。有一次，晚间车厢里人并不是很多，我坐下来拿出一本诗集悠闲地翻阅。看了几页，过了几站，抬起头来，原本空荡荡的车厢也坐了七八成满。意料之外的是，乘客之中竟然有五六个手上捧着书本。远远望去，有的是薄薄的杂志，有的是小开本的日本漫画，有的厚厚一本也许是传记还是回忆录。从来没有在岛国的地铁车厢里看过这么旺盛的阅读风气，就发生在这么一个下了班吃了饭也许还喝了一点酒的夜晚。

当天把这件事放在脸书上，得到友人热烈的回应。君伟热心建议，不然组织一个快闪行动，召集一群人，在某个地铁站一起上车，然后都拿出一本书来阅读。快闪行动是一种行为艺术，这主意真不错啊。阅读是艺术，阅读也是生活。说不定看到这样的行为艺术表演，原本冷漠而无所事事的地铁乘客，也都从包包里拿出书本来。也许每个人原来都随身携带着一本书呢。只是没有看到别人在阅读，反而觉得自己手上有一本书，好像是一个异类。

那天读董桥也只读了一篇半就到站了。拥挤的车厢挤满了人，我转身准备挤到出口，一不小心，撞到身后的乘客。回过神来准备道歉，他显然并没有受到我撞击的干扰，只见到他低着头，神情专注，手上捧着一本看起来至少有七八百页的长篇小说。

秘密阅读：以诗和春光佐茶

《联合早报》2014年12月2日
文╱陈宇昕

剑桥仿佛是个能够唤起文思的特殊所在，从徐志摩到陈之藩，多少留学剑桥的文人骚客，写下了美丽浪漫诗文。

华文文坛六字辈健将

毕业自剑桥大学的柯思仁，一如徐志摩诗中所说的，撑一支长篙，漫溯剑河，在那如诗的国度，写下了关于剑桥生活的文章。这些篇章今集结成册，收录在即将出版的《以诗和春光佐茶》（八方文化创作室），再现了作者的生活反思。

柯思仁是本地华文文坛六字辈健将，目前是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是研究高行健与戏剧的学者，同时也是本地杰出的剧作家，他的剧作《市中隐者》，最近便由戏剧盒艺术总监郭庆亮执导，以意大利语、西班牙语等多种语言重新搬演，一再为本地剧团演出。

距上一部散文集《如果岛国，一个离人》（与黄浩威合著），柯思仁已经10年没有出版散文作品了。新作《以诗和春光佐茶》收录他在1996、97年剑桥修读博士时期的散文，以及2010年他在伦敦从事学术工作时的文字，成为“耽溺剑桥”、“宅居伦敦”两辑的主体。“漫游域外”一辑则收录了他的游记文章，“记忆岛屿”则是关于新加坡与台湾的记忆。

柯思仁的散文总带有一种学人的反思性，他总能在日常生活中思辨文化与身份等课题，即便耽溺也不至于陷入浪漫的深渊。

对比徐志摩、陈之藩眼中的剑桥

柯思仁说，陈之藩是“将剑桥带进我的梦里的作家”，更巧的是，两人都是圣艾德门学院的学生，不经意发现这个关联，顿教柯思仁神迷心驰，开始将身边的点滴与陈之藩《剑河倒影》的文字对照，幻想他们看的是不是同一个风景。

“每一年，窗外的风景就是这样循环着，秋去冬来，从来没有例外。我已经无法从目前在剑桥人的口里，探知前人的事迹。六〇年代的陈之藩如此，二〇年代的徐志摩更是烟远了。我坐在这里，望着九〇年代的夜空，心中时常萦绕着他们的诗文。剑桥曾经因为他们而活在我的梦想中，多年以后，剑桥却会活在我的记忆里了。”（页18）

剑桥是个倚河而生的城市，剑河便是剑桥的生命之河，因此在河上撑篙漫游，成为剑桥生活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传统，多少年来都被保留下来，剑河上总能看见小木舟的身影，何其写意浪漫。柯思仁不禁发出喟问：“作为一个剑桥人，怎么可以缺少一次往剑河上游荒野漫生两岸的那段河道撑船的体验？”（页43）

对剑河的爱恋让柯思仁和朋友们成为撑船的好手。他们往Grantchester方向上溯，离开市区，尽览剑河上游“完全不可想象的狂野与旺盛的生命力。”（页45）甚至在大雨中有点心慌地撑船回返，弄得全身湿透，仍视之无上荣幸。

作为剧场人，柯思仁在旅居与旅游期间也常观看当地的剧场演出，他在伦敦看Peter Brook的“11 and 12”，在巴黎看高行健的《生死界》，在韩国看韩国传统说唱艺术板苏利版本的《四川好人》，这些观感以及他和这些剧场人的互动的小故事，都收录在文章之中。

在观看Marcos Malavia导演高行健的“舞蹈诗剧”《夜间行歌》后，柯思仁发觉演出与他想象中高行健的诗化戏剧有很大的差距。他问高行健，对导演有什么要求，高行健则开放地表示，完全让导演诠释各自的风格，表示自己看戏时不过是一个观众。柯思仁接着写道：“刻意寻找导演如何处理高行健的戏剧，是不是有什么主观诠释下的改变，那显然不是剧作家的目的，而是评论者和研究者的任务了。”（页104）

身为剧作家，柯思仁在创作时会刻意留下空间给导演、演员进一步诠释、发展，这也是为什么创作一部剧总需要很长的时间酝酿构思。至于散文创作，于柯思仁而言更偏向个人的观感，但要形成篇章，他仍注重结构与文字的经营。

近年来，本地读者或许比较少能在印刷媒体上读到柯思仁的作品，其实他把许多文章都发表在博客上，本书部分篇章就是从博客文章中重新审订增删的结果。

柯思仁说，在不同媒介发表文章会有不同的效果，若投稿在报章，他更偏向大篇幅的经营，而博客文章，很多时候是即时的感发，一旦集结成书，这些篇章就必须做更多修改。

既然有博客，为何还要出版成书？柯思仁回答说，可能自己还是个比较古板的人吧，书本握在手里还是有不同的感觉。

心中有两座岛屿

本书最后终于岛屿，对柯思仁而言，他有两座岛，一是他生长的新加坡，另一个是他大学时代经历过的台湾台北。

在《我的咖啡史》里，柯思仁追溯了他喝咖啡的源头，从喝黑咖啡的祖父、喝即溶咖啡的外公，到台大外面一家叫“蓝调”的咖啡馆。

他的咖啡史也来自这两座岛屿。

上文提到的《市中隐者》剧本，正是他在台北天母一家咖啡馆“坐了五天喝了十杯咖啡（因为可以续杯，也就是refill）”完成的，咖啡文化就像是他创作时的一个重要元素。

“泡咖啡馆显然已经不是单纯为了喝那杯咖啡，而是一种带有浓郁人文色彩的生活方式。的确，喝咖啡是一个过程，激发创造力是其产品——以咖啡来说，过程与结果同样重要。如今被看成是对健康有害的三样东西：烟、酒、咖啡，如果没有它们作为催化剂，历史上哪里产生得出那么多杰出的文学艺术？烟酒暂且不说，二十世纪的世界文化史，恐怕不小的部分是一部咖啡史呢。”（页159）

本文中，柯思仁也介绍了本地与台北几家特别的咖啡馆，或许人们会有机会在那些咖啡馆里一窥他一边啜咖啡一边创作，也说不定。

柯思仁新书发布会

柯思仁散文集《以诗和春光佐茶》发布会，将于12月14日（星期日）下午2时30分，在新加坡国家图书馆5楼Possibility Room举行。

入场免费。请有兴趣出席者，请于12月12日前拨电64665775或电邮xwlau@wspc.com.sg报名

梳理那段华语戏剧的历史（书评）

《联合早报》2013年12月10日

陈宇昕∕文

阅读新加坡华文剧场的历史，仿佛阅读了新加坡社会思潮转变的历史。

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主任柯思仁副教授上个月推出了《戏聚百年：新加坡华文戏剧1913-2013》（戏剧盒与新加坡国家博物馆联合出版）以非断代的方式，诉说新加坡华文戏剧的历史。

本书最大的发现，即是在史料当中发现早在1913年11月7日，一个由本地华社组织，以“耆英善社”为名的白话戏（现代意义的剧场演出），已在牛车水梨春园上演，是一场慈善演出，获得社会热烈反响。

这个发现将普遍认为新加坡本土华文戏剧起点的1919年，提早了六年，以至于有了百年的历史。

事件环环相扣  体现历史延续性

本书分五大部分，探讨现代戏剧的发生与成长、政治运动中的艺术开创、国家想象的同路与歧途、重新整合与认同的建构，以及新生代崛起的多元时代。

柯思仁在后记中表示，他并没有继承前人方修与杨松年教授惯用的分期发，这样的五大部分论述“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分期”。

他说：“历史的发生，很多时候能够以某个或某组事件为重心，看到明确的阶段。不过，每个阶段也都是环环相扣，前一个事件还有后续，而下一个事件已经开始。因此，五个部分虽然还是可以看得出时代的先后，我没有具体点出阶段的起讫，想要表达的是历史的延续性，以及前后时间不可分割的性质。”（页243）

本书不以剧本文学为讨论对象，罗列代表性剧演活动、剧团、戏剧人建构历史。

戏剧体现社会思潮的演变

为什么说这是社会思潮演变的缩影，不得不由剧场活动的本身开始说起。剧场活动在19世纪初期开始发挥影响力的时候，其社会性特色浓厚，往往被用作为教化工具，新思潮勃发的时代，人们利用戏剧教育观众以新思想，所以戏剧在新加坡的发展也离不开社会教育。

比如二战时期的新加坡华文戏剧活动，大多与抗战筹款有关，洋溢这侨民支援祖国的热情。

书中提到50年代新加坡“想象马来亚的热潮”，以南大戏剧会1958年演出《钗头凤》时出版的特辑为例，这份特辑内竟印有华文、英文与马来文三种语言的介绍，尝试向不讲华语的观众群伸出触角。

到了反殖时期，新加坡投入组建“马来西亚”的梦想，这些思潮的变化，也体现在戏剧活动上，比如许多戏剧演出的海报、特刊上，变成了华文与马来文的双语形式，而英文则在这股浪潮中被逼退。

在这个过程中，本土意识以及具有本土意识风格的剧作也大量被生产出来。

柯思仁写道：“（这）显然是受到新加坡自治时代的到来，以及对马来亚独立建国的期待所促成。不少剧团的负责人和报章上的评论者，相继呼吁能够反映本地生活的剧本创作，并都指向加强马来亚意识、建设马来亚文化的目标。”（页98）

戏剧作为意识形态的宣传工具，亦成为各个党派用以宣扬理念的管道，书中指出，自1959年新加坡自治政府成立以来，人民行动党也通过其中央与各区支部成立戏剧组织，举行戏剧演出活动。而当中非常重要的人物非剧作家王里莫属。

“王里的剧作往往表现与前者（具左翼色彩的民间剧团）对立的立场。《过去的年代（1969年，行动党直落亚逸支部演出）》塑造的华校生，曾经在50年代参加学生运动，后来觉悟是被煽动与利用……这些剧作，否定与批判学生的社会、政治参与，也宣扬政府的稳定社会、发展经济的政策。”（页106）

剧团左倾路线关注社会底层阶级的困境

即便如此，柯思仁发现，上世纪60年代下半期开始，越来越多民间剧团展现出强烈的左倾路线，开始关注社会底层阶级的困境，“以阶级抗争的方式表现对社会形态的理想与憧憬。这种方向，与新加坡政府为国家发展制定的社会经济蓝图之间，发生直接的矛盾。”

在那个年代，许多左倾戏剧演出受到阻力，无法顺利演出，最终在1976年，政府援引内部安全法令，逮捕50名被指控涉及马来亚共产党地下活动的人，戏剧界人士吴丽娟、郭宝崑等人被捕，这个左翼思潮主导的戏剧文化浪潮才来到终结，以致于80年代以降的戏剧发展有了不一样的面向。

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新加坡政府便渐渐主导了华文戏剧的重组过程。当时的文化部长王鼎昌推出一系列文化艺术政策，全国艺术理事会也是在那样的时代里成立，国家文化奖也于1979年起开始颁发，肯定本地有杰出贡献的文化人，林晨、刘仁心、郑民威、郭宝崑与韩劳达几位资深戏剧界人士都先后获得文化奖肯定。

接着90年代便是新生代戏剧人的天下。

有趣的是这批20年前的新生代，依然是当下最活跃的戏剧界人士，他们大多以全职剧团的方式继续各自的戏剧事业，这是与前代大多民办团体非常不同之处，而他们的演出也更加多元，百花齐放。

这部史书以深入浅出的方式，讲述了新加坡华文剧场100年来的发展变化，作者排列史料，减少评论，希望读者能够更抽离地审视历史，但作者自己也透露“无可避免的是，在史料的编排与呈现的同时，也直接或间接显示了我对历史的看法。”

作者未必然，读者何必不然？最重要的是，新加坡华语戏剧的历史，终于又有了新的梳理。

至于本书中提出的新史料虽然重新发现了戏剧史，但仍有诸多疑问暂时无法得到解答，诚如新加坡国际艺术节执行总监李楚琳在序中提到：“美名耆英善社的富豪会团在一百年前筹款赈灾时，为何舍弃了戏曲唱念做打的格式，偏选采用对话方式的白话新剧呢？……我看完了本书初稿，很想知道更多有关的事情，但愿后人再接再厉。”（页III）

（本书可在Select Books与草根书室购得）

100 Years of Chinese Theatre

Straits Times, 3 December 2013

by Corrie Tan

For decades, the works of eminent Chinese historian Fang Xiu were the go-to reference texts for those studying Chinese language theatre and history in Singapore.

The late scholar's writings were a labour of love; his book A Comprehensive Anthology Of Modern Malayan Chinese Literature was carefully put together over a span of 20 years, examining various forms of literature and drama between 1919 and 1976.

But playwright and academic Dr Quah Sy Ren could not quite dismiss the germ of a thought that Chinese language spoken drama had existed in Singapore prior to 1919.

Dr Quah, 49, tells Life!: "Fang Xiu had mentioned that there had already been theatrical activity in Singapore prior to 1919. But no one had really documented it. So I wanted to go look.

"Another perspective is, if you look at China and its modern spoken drama, it started in 1907. So there must have been something happening between 1907 and 1919. That was how I started."

The result of this inkling of a thought is Dr Quah's new book on Chinese language theatre in Singapore, titled Scenes: A Hundred Years Of Singapore Chinese Language Theatre 1913-2013. It was launched last Saturday. The 251-page hardcover book, a three-year undertaking, is co-published by home-grown theatre group Drama Box and the National Museum of Singapore.

Dr Quah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at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and specialises in literary and cultural studies, as well as theatre and performance.

He notes that this book serves as an outline of theatre history, and hopes that more research and discussion can be built on its foundation. There are also plans to eventually translate the book, which is written in Chinese, into English.

Scenes was also inspired by a mini-festival of the same name curated by Dr Quah and Drama Box artistic director Kok Heng Leun in 2010 at the Esplanade. It included talks, workshops, play readings, as well as a showcase of milestones in Singapore's Chinese language theatre.

Dr Quah says: "Heng Leun and I went through the whole process of getting in touch with theatre veterans and they were so generous that they let us have a look at their personal collections of photos, programmes and memorabilia - I hadn't seen many of those items in my life.

"After a theatre production is over, most of these vanish and you never see them again. So that was really an inspiring and enriching experience."

The festival was a catalyst to unearth more of Singapore's theatre history. Dr Quah and his research team pored through thousands of microfiches and newspaper sources from the 19th and 20th century, including the Singapore variant of Sin Chew Jit Poh, Nanyang Siang Pay and Chin Nam Poh, all of which are now defunct.

The earliest record they found dated back to 1913 of a spoken drama production performed at the popular Lai Chun Yuen opera house in Chinatown. These early works were mostly philanthropic in nature, and were often used for fund-raising to aid disaster relief in China, or perhaps to build schools in Singapore or support various clans.

But gradually a specific Singaporean identity emerged from these theatre productions, especially after World War II.

Dr Quah says: "Regardless of era, whether in the 1950s, 1960s or 1970s, these works were directed at Singapore not just as a nation, but were also created for Singaporean society, the underclass, the man in the street - and all this was expressed through the theatre."

A strong sense of the intercultural also pervaded Singapore theatre in the early days: Chinese language productions sometimes contained detailed synopses in English and Malay, and Malay theatre groups such as Sriwana tackled Chinese classics in translation, such as Chinese dramatist Cao Yu's Thunderstorm (1933).

The book contains about 160 photographs and images of performances, including scans of theatre programmes from the 1950s that were designed and painted by hand.

Many of these images and memorabilia were sourced from veteran theatre practitioners in Singapore, including Feng Nai-yao, in his 80s, who was from the former Singapore Amateur Players.

Kok, 47, helped to conceptualise the book and Drama Box supported its research and writing.

He says: "I think we have come to a generation of Singapore artists who are speaking clearer with their particular style and voice. And all this doesn't come out of nowhere, it comes from a rich history. And it's time that we do documentation so that we can document the process of this cultural history. I think that's very important."

Scenes: A Hundred Years Of Singapore Chinese Language Theatre 1913-2013 is available from Select Books for $28.

配合首部百年华文戏剧史《戏聚百年》发布 剧场人畅谈本地华语剧场发展

《联合早报》2013年12月1日

邓华贵 / 报道

从早期以募款赈灾、抗战救亡为目的，到后来以反映阶级斗争、多元文化环境、移民政策等课题，本地华语剧场过去100年来无疑见证了岛国的社会、经济与政治发展史，同时提供了一面反思的镜子。

如今这100年的丰富历史，都收录在本地首部华文戏剧史《戏聚百年：新加坡华文戏剧1913-2013》，由本地戏剧研究学者、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主任柯思仁副教授撰写。

柯思仁是三年前继华艺节制作“戏聚现场：新加坡华语剧展”与推出本地戏剧选集后，与新加坡国家博物馆及戏剧盒合作，系统梳理本地华语戏剧的源头与发展，并在近期完成著作《戏聚百年》。这是本地第一部有系统撰写的华文戏剧史。

配合新书出炉，柯思仁昨天于电力站剧场举办了闭门新书发表会，并邀请到国立教育学院李秉彝教授，前新加坡华语剧场联合会主席、剧评人邹文学，新闻工作者韩咏红，以及九年剧场艺术总监谢燊杰举行座谈，由戏剧工作者苏佳亮担任主持。

柯思仁：特别留意  被遗忘小人物小事件

作为一部记载本地华语剧场百年史的书籍，柯思仁表示在整理资料和撰写的过程，尽可能采取了最中立的笔调，并特别留意和记录历史中被人遗忘的小人物、小事件。

他在发表会上致辞说：“我们不难观察到，历史往往是有权力的人在书写。在各种历史叙述当中，其实有很多空隙，也许是一些被忽略、遗漏或排挤的人事物和声音。我想每一个人，不管是不是权力在握，都有权利参与历史的挖掘、叙述和建构。因此我希望借此书，让被人遗忘的小人物、小事件，也能够在历史上占有一个位置。”

在一小时半的座谈上，李秉彝谈到了二战后、50年代初期的本地华语剧场如何在外来团体影响下逐渐形成自己的生态。邹文学以剧场人兼报人的双重身份，畅谈华语剧场1960年代后的发展史。韩咏红分享了她10多年前担任《联合早报》艺术专线记者时，所观察到剧场与政府机构之间的微妙关系。谢燊杰则探讨了本地华语剧场目前所面对的四大问题。

参与筹办这次新书发表会的戏剧盒艺术总监郭庆亮说：“在剧场工作了20年，我慢慢体会到剧场需要两个很重要的空间，一个是记忆，一个是想象力。记忆不是一个可消费的物品，它往往是想象力的土壤。这次出版《戏聚百年》的工程因为有许多人的投入，让我们能将先辈的一些经历、智慧和记忆累积下来。有了这些记忆，我们的想象力才能在一片肥沃的土壤里生长。”

昨天的新书发表会也邀请到教育部兼通讯及新闻部政务部长沈颖担任嘉宾。

《戏聚百年：新加坡华文戏剧1913-2013》售价28元，可到精选书局（Select Books，Armenian Street）购买。

戏聚百年：新加坡华文戏剧 1913-2013

新加坡华文戏剧走过一个世纪，经历百年的此起彼落，有过几度繁盛，也有过些许消沉。

生成于20世纪初启迪民智与赈灾自强的使命，发展于战后多元艺术观与政治观时代，新加坡华文戏剧参与国家意识建构、关怀底层社群、重新整合出发、走向专业发展，并在全球化环境中扎根本土、进行跨界对话。

百年以来的新加坡华文戏剧，既参与新加坡社会文化史的书写，也与风起云涌的世局息息相关。

本书从华文现代戏剧初次登场的1913年开始，通过史料的整理，配搭精彩罕见的图片，设置于社会、文化、政治脉络中，叙述百年以来的戏剧面貌，也展现不同时代的文化思潮与社会脉动。

概念 柯思仁 郭庆亮

制作 戏剧盒

项目协调 郑家颖 李淑铃 李慧仪

研究主持 柯思仁

主要研究助理 王 放

研究助理 谢征达 陈  涛 林佳憓 赖业贤 翟 珺

研究参与 马薇莉 张承尧 曾佩瑜 黄素怀

设计与排版 王月灯 潘湘珺

校对 邹文森

联合出版 戏剧盒  新加坡国家博物馆

出版日期 2013年11月

本地第一部 百年华文戏剧史出版 柯思仁著《戏聚百年》

《联合早报》2013年11月28日

陈宇昕／报道　龙国雄／摄影

1913年11月7日，一个以“耆英善社”为名的白话戏演出在牛车水梨春园上演。这一重大史料发现，让一般对新加坡华语戏剧起源于1919年的认知，整整提前了六年，今年恰好是100年。

本地戏剧研究学者、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主任柯思仁副教授，三年前继华艺节制作“戏剧现场：新加坡华语剧展”与推出本地戏剧选集后，与新加坡国家博物馆及戏剧盒合作，系统梳理本地华语戏剧的源头与发展，最近终于完成著作《戏聚百年：新加坡华文戏剧1913-2013》。这是本地第一部有系统撰写的华文戏剧史。

最早的话剧演出追溯到1913年

柯思仁接受本报专访时说，本地前辈文史工作者方修，在其马华新文学大系中撰写了“戏剧”一集以及“剧运特辑”两集。方修首先整理出本地戏剧剧本与剧场活动史料，将1919年看作是新加坡华语戏剧的起点，但也表明在那之前，其实早有了白话戏剧的活动。

柯思仁说，中国现代白话戏剧起源于清末1906年，东京春柳社到上海发展后引起很大反响，因此他开始思考，当时上海及华南一带与南洋的交流密切，1907年至1919年之间现代戏剧怎么会没有传入？于是以1919年为起点，逐年回溯，最终在1913年11月7日的《振南日报》上发现“耆英善社”的白话戏剧演出资料。

那是一场赈灾义演，由华社组织，隶属同济医院，共演三天筹得超过1万银元。柯思仁说，相信这个善社只是一次性组织，并非剧团，目前没有文献说明他们还举办过其他白话戏演出。

这场剧演标榜“白话配景戏”，而白话、布景、实景和教育功能正是现代戏剧的特征，因此柯思仁将之纳入新加坡华语戏剧的历史脉络，成为本地华语戏剧最早出现的契机。

柯思仁说，这次整理发现了许多新的材料，再与一些回忆录、报章报道等交叉核对，最终实事求是地编撰成史。

与本地社会政治发展息息相关

戏剧作为一个重要的宣导教育媒介与工具，无论戏剧内容或剧场活动都充斥社会性，与本地社会政治历史发展息息相关，如早期的文明戏反对封建迷信，同时大多与募款赈灾有关。到了抗战时期，戏剧则呈现华侨心系祖国的心情，战后又投入到反殖建国的浪潮，如今则是百花齐放。

他以一张1959年自治政府成立后，国家元首尤索夫在当时的总理李光耀、当时的文化部长拉惹勒南揭幕国家剧场建筑地址的照片为例说明，在如此重要的官方场合中，揭幕牌匾以马来文和华文撰写，没有英文的存在，这是现在我们难以想象的。当综合时代背景来看，这个发现正好作为当时争取独立、建立马来亚，以及后来组织马来西亚这一系列事件的注脚。

这一系列发现对文史工作者而言，都是非常有趣且深富意义的。

华文报章是华语戏剧最重要推手

此外，剧场空间的改变也象征着戏剧发展的演变。他说，早期华语戏剧在传统戏曲的演出场所如余东璇街上的传统戏园里上演，白话剧与传统戏曲的关系仍处过渡时期。到了二三十年代，各大游艺场如新世界、大世界、快乐世界等陆续建成，戏剧便转移到游艺场，期间也有剧团尝试在维多利亚剧院上演戏剧，1959年后便进入国家推动兴建的演出场所，而今，剧场空间更是选择多元。

柯思仁说，华语戏剧最重要的推手当属各大华文报章，当时《星中日报》甚至曾以封面全版报道戏剧演出，可见当时戏剧是头等重要的大事。

柯思仁将在来临的星期六（11月30日）下午2时，在电力站剧场举行闭门新书发布会，与国立教育学院李秉彝教授，前新加坡华语剧场联合会主席、剧评人邹文学，新闻工作者韩咏红与九年剧场艺术总监、导演谢燊杰举行座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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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踩着陈之藩在剑桥留下的足迹

念台大的时候，我的偶像之一，是陈之藩。我们那一代的大学生，说起陈之藩的散文，几乎无人不晓。原因之一，可能是他的散文曾经被编入中学课本，由此而被典律化。那个狼吞虎咽地读书的年代，每一个星期读完三、四本书。开始读陈之藩的散文，将当时市面上可以买得到的《旅美小简》、《在春风里》、《剑河倒影》、《一星如月》都买齐了，然后一本接一本，一口气读完。四本散文集，分别都只有一百来页。陈之藩的文笔流畅清新，所写之人事也引人入胜，往往翻到最后一页，感到意犹未尽。

十年之后，我行李箱里带着《剑河倒影》，来到剑桥。如果没有读过陈之藩，我应该还是会因为徐志摩而来到剑桥。陈之藩的文字里，没有徐志摩的潇洒浪荡，却有着科学的智慧与人文的沉淀。那是一种似乎只有在历史上才看得到的结合，一种文艺复兴人的精神。我在剑桥的百年书室里，重新翻读《剑河倒影》，寻找文字与现实的印证。突然之间，我兴奋起来，重读文字才发现原来陈之藩当年生活的学院，正是我所属的圣艾德门学院。后来，我在一篇散文里，记录了这个发现。

后来，听说陈之藩和童元方之间的忘年之恋。两人婚后都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在依山而建的校园里散步，“从她的山上到我的山下，又从我的山下，散步到大学火车站”（《散步》，2003年）。陈童之恋，听说涉及婚外情。那又怎样呢？这种事情牵涉太过复杂，作为外人怎样去理解判断？作为读者，又有什么资格去评论？我只是一个读者，当年的大学生，受到陈之藩的文字感召，后来沿着作者的足迹在剑桥古城踩踏一遍的读者。

星期天下午，我在香港机场准备登机，接到 H 的简讯，说陈之藩去世了。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在星期六去世，在香港沙田的威尔斯医院。那两天，我在香港，住的酒店正是在沙田，隔着一条河，就是威尔斯医院了。陈之藩去世的时候，我竟然那么靠近。

我从来没有机会认识陈之藩，童元方倒是在中文大学见过一次面。那也没什么，偶像就是那么远远的想象，通过他的文字世界，在我的心目中建构一个形象，也就够了。这个偶像，还在我的生命中，引导我到过剑桥，在他可能住过的宿舍房里，我可能坐过他几十年前在某张椅子上留下的余温，那也就很够了。

Le Petit Prince

读大学的时候，第一次读《小王子》，马上被这本书吸引。那时读的应该是英文译本，后来也看了中文译本。《小王子》书中所叙述的那种情怀，既有纯真的理想主义，又有对现实的尖锐展示，对我来说，还有什么比《小王子》更能够慰藉面对现实的沮丧，而又赋予力量？

后来，特别喜欢蔡深江的散文《漫步经心》，把《小王子》的意象放在岛国的现实语境中。当然还有郭宝崑的《我要上天的那一晚》，戏剧化地改写了《小王子》的故事，也是他最乐观开朗的一个作品。

十二年前初次到巴黎，就发现许多纪念品店里，都有与《小王子》有关的商品，从不同版本的书、绘本，到文具、钥匙圈、纪念品等，似乎假设了《小王子》的读者遍布全世界。这样的假设，也不是没有道理的。稍为有一点人文教育，也还有一点国际视野的地方，应该有不少人读过这本书，而且大概中学的时代就读过了。我要到大学才接触到，实在还蛮惭愧的。

这次到巴黎，没有逛很多商店，却在 Panthéon 的纪念品店还是遇到小王子。于是买了一个小小的小王子。他的高度是七公分，一般的 thumb drive 的高度是到他的肩膀。就这么一个小小的纪念品，纪念我的浪漫的巴黎，纪念我的理想主义的过去。

郭宝崑全集 • 第三卷 • 华文戏剧 (3) 1990年代

《郭宝崑全集 • 第三卷 • 华文戏剧 (3) 1990年代》（柯思仁、潘正镭主编）已经出版。

本卷收录郭宝崑在1990年代所完成的九个剧作：《老九》、《鹰猫会》、《OOO幺》、《黄昏上山》、《郑和的后代》、《借东风》、《灵戏》、《阿公肉骨茶》、《外交家的相声》。其中有六个剧本是第一次出版。

作为《郭宝崑全集》中的华文戏剧卷的第三部分，1990年代的戏剧作品，整体而言，读者可以清晰地看到两个主要的母题：

第一，从族群传统和个人记忆的丰富资源之中，挖掘潜在的或被遗忘的元素与力量；

第二，以历史叙事为对象，寻找另一种省视的角度，形成对于主流叙事的重新思考，甚至是挑战与解构。

从郭宝崑在1980年代以来，尤其是1990年代的作品，观众╱读者可以清楚地看到的是，郭宝崑戏剧里的声音，都是从个人发出，也都是以民间为定位。无论是以个人记忆、族群传统为关注对象或力量来源，或是对历史的批判，郭宝崑的剧作中不断强调的，一直都是个人对自我的重新发现与认知，以及对于个人所处在的集体中的位置的反思。

网上订购：八方文化创作室；或在新加坡各大书局购买。

《冰封赤道》发布会

黄浩威将于2009年9月19日星期六下午3点30分，在滨海艺术中心图书馆（Esplanade Library）举行诗集《冰封赤道》发布会，到时由1003资讯娱乐台DJ阿栋主持。

本地著名电影导演陈子谦以及作者将在现场为大家朗读诗歌，还有Intune Music School音乐老师冯启胜悠扬悦耳的钢琴伴奏、声乐老师林伟强的献唱。

您还有机会观赏由青年电影导演罗子涵为诗集的一篇作品拍摄的短片。

来，与我们度过一个充满诗意的难忘午后吧！ 《冰封赤道》当天特价15元，凡当场购书的朋友还可以在图书馆 SG Passion Cafe 享有10％的折扣。

因为戏剧，课室变成了奇境

《嘿！这里有戏——华文教学里的戏剧应用》是一本难得的关于 Drama-in-Education 与华文教学的书。以下是我为这本书写的序。如果你是老师，或者准备成为老师，或者想成为老师，应该拥有一本。

因为戏剧，课室变成了奇境
柯思仁

2000年初，当我在国立教育学院接过“戏剧教学法”的时候，这门课是“文学教学法”的一个附属单元。也就是说，戏剧是作为文学的一种类别，教学的重点是戏剧文本的阅读与分析。我当时的想法是，华文老师在课室里教文学的机会已经很少了，而学校文学课程中的戏剧分量极少甚至没有，何况，戏剧也可以采用一般对待文学文本的方法来处理。那么，“戏剧教学法”这门课，可以怎样为大多数华文老师的教学有所启发和帮助？

当时，借助戏剧表演为方法，以训练说话和表达能力为目标的“Speech and Drama”，在英文课的系统里，已经采用多年，而英语戏剧团体“必要剧场”（The Necessary Stage）则开始与学校合作，推出通过戏剧方法达到多元学习目标的“Learning through Drama”课程，也获得良好反应。于是我想，与其把戏剧作为一种学习的对象，不如把戏剧作为一种学习的方法，介绍到一般的华文课中，让所有上我的课的实习老师，有机会尝试以一种新的教学技能，让华文课更多姿多彩，提高学习的效益。

从2000年到2005年，我为将在中学与高中教华文的老师开设的“戏剧教学法”，从“如何教戏剧”变成“如何以戏剧进行教学”。虽然是只有一个学分的课，我简要地介绍了雕塑（sculpture）、静止画面（tableaux）、热席（hot seating）等方法，并结合使用于语文与文化等的教学。后来，在国立教育学院中文系主任陈照明教授的支持之下，我进一步为学士课程与硕士课程分别设计了“教育戏剧”（Drama-in-Education）相关的单元。那几年，无论是教学还是研究，我都相当专注于教育戏剧的领域。

对于绝大多数的华文老师来说，无论是戏剧教学法还是教育戏剧，都是相当陌生且新鲜的概念。几次开课下来，老师们的积极反应，让我更相信应该要加以推广；而老师们毕业后在学校里继续实践，也让我知道这种有别于传统语文教学的方法，不仅为课室注入活力，也强化老师的自信与能力。接下来，戏剧盒艺术总监郭庆亮在学校里进行教育戏剧课程，我全程观察、讨论，原本希望完成一个研究报告。陈翡翠老师虽然没有上过我的教育戏剧课，她对此的热忱与坚持却一直让我感动，而我也曾经在最初阶段，参与她在布兰雅坡小学的教学创新实践，并曾经和她的校长讨论过这个计划，也很欣慰于校长的大力支持。

2003年底，我转任南洋理工大学新开设的中文系，离开教育与师训系统，教学与研究方向有所改变，之前几年逐渐累积的教育戏剧经验和资源，不得不暂搁一边。这个转变所带来的最大遗憾，是我原本计划要完成有关教育戏剧的专书，因此无法完成。

不过，两年前，当我获知在教育部课程规划与发展司任职的曾昭程老师，开始与庆亮、翡翠合作，还邀得林振南老师、张晓忆老师、曾佩溋老师的加入，组成一个人员精简但经验丰富的队伍，展开一个华文教学中的教育戏剧计划，我是非常兴奋与期待的。这个阵容有四方面的人才：在课室里进行实际教学的年轻老师、经验丰富的资深特级教师、具备课程规划经验的专业人员、以及结合剧场与教育戏剧理念的实践者。这是一个理想的多元组合，同时再现了教育戏剧的多元性与跨领域特征。

经过多时的努力，他们完成了这本书：《嘿！这里有戏——华文教学里的戏剧应用》，而我有幸得以先睹为快。本书最大的优点，在于兼顾理论与实践，一方面，以深入浅出的方式介绍教育戏剧的概念，另一方面，又提供许多实际可行的教学建议与方案。概念的讨论是重要的，因为教育戏剧强调的正是教师的自主性、思考性与引导角色，老师必须理解这些概念的意义，才能够配合学生情况与教学需要，自由运用与调整教学策略。各种戏剧技巧的具体介绍，以及以课本为基础的教案设计，则让老师们更方便直接选取使用。在这两者的紧密配合之下，老师将更能够灵活而有效地在课室里，让教育戏剧的方法发挥最大的效果。

这本书虽然是以小学华文老师为主要对象，不过，我相信读者将不会只是局限于此。不同背景与教学对象的老师，都可以从书中获得启示与灵感，经过适当的调整，就可以在他们的课室里进行尝试。这也正是教育戏剧让人感觉被赋予力量的地方：作为教师的你，如果能够把教育戏剧带进课室，你会发现，那个把课室变成奇境的人，不是别人，而是你自己——因为你正是创造这个奇境的魔术师。

嘿！这里有戏——华文教学里的戏剧应用

一说到用“戏”来活化教学，有些语文老师就存有戒心。因为他们想到的大概是：游戏、享乐、随机和冒险。或者用“戏”教学对有些老师来说，等于在语文课里教学生如何“演戏”。那些希望尝试的老师又因为预想到课室管理问题而裹足不前。

在华文的教室里使用戏剧技巧来引导学习意味着什么？这样的课程取向究竟和演艺课程（Speech and Drama）有什么区别？一堂课从开始到结束具体要如何操作？

为解答这些问题，布兰雅坡小学的两位老师，联同新加坡教育部的课程规划员和特级教师，以及华语专业剧团戏剧盒的艺术总监郭庆亮，利用2007年小学华文课程推展单元模式教学的时机，进行了校本的创新实践，考量校本课程在应用了戏剧技巧来活化和深化华文教学之后，它与中央课程能够如何相辅相成，共同达致学习目标。

《嘿！这里有戏》正是这段探索的记录。通过结合教育戏剧（Drama-in-Education）理念与技巧的解说，并收录经过课堂实践、效果理想的可行教案，《嘿！这里有戏》希望开展岛国华文学习的全新想象！

《嘿！这里有戏》零售价: S$18.00；教师优惠价：S$16.00
代理：玲子传媒私人有限公司 LINGZI MEDIA PTE LTD

48 Toh Guan Road East #06-106 S(608586)
Tel: 62935677 Fax: 62933575 Email: info@lingzi.com.sg
联系人：文旭 96195407 / 敏蓉 96557191 / 思齐 96340047

唐山书店

这几年到台北，一定会到诚品，那是为了感染台北的文化消费气氛，差不多都不会买书。另一方面，也一定会到唐山书店，那才是真正为了找书买书。文化研究、性别研究、社会研究等等，在唐山是最多样化也最齐备。另外，各种大小出版社、个人出版的诗集，别处找不到的，很多都可以在这里找得到。每一次都是满载而归。

不过，这个地方真的很不起眼。就在台大正门对面，隔着新生南路，就在诚品台大店旁的小巷子里。如果要去的话，仔细看各个杂乱的招牌中，那个蓝色的小牌子，写着“唐山出版社”。书店在地下室，从地面层的路边看下去，有一点阴暗。

当你沿着梯级走下去，就会发现两旁甚至头顶，都是各种文化活动的海报。对了，在书店门口，摆放着各种传单和纸张，都是文化活动的消息。在台北，就我所知，没有一个地方的文化信息比这里更丰富的呢。我几乎都是到台北第一或第二天就会来唐山，先来检视这些传单，当然还有《破报》，几乎所有的文化资讯，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然后，再决定接下来的日子，要看什么演出或展览。

有这样的一家书店，这个城市的人是多么幸福。

唐山书店：台北市羅斯福路三段333巷9號地下室一樓
http://blog.yam.com/tsbooks

思维边界

柯思仁《思维边界》（文化评论集），新加坡青年书局出版，2008年12月。

自序

这本书所收集的，主要是我从2000年开始，断断续续为《联合早报》的专栏所写的文章。从2000年8月到2002年4月，我的专栏叫做“思维边界”，现在书名就采用这个名称。2007年1月到2008年7月，我又写了一年半的专栏，这次是跟几个大学的同事合写，叫做“学人视角”。

我特别要感谢《联合早报》的总编辑林任君与《早报星期天》的主编潘正镭，他们的厚爱和关照，使我能够借用这个空间，表达我对社会和文化的想法。现在，这些专栏里刊登过的文章，以及一些我为其他刊物或书籍写的相近性质的文章，都收集在这里。为此，我要感谢原甸给我这个机会，让我为这个阶段的思考，做一个适当的总结。

接下来，我还会不会写这类评论性的文章呢？我不知道。我会继续思考，否则就变得麻木不仁。也许，我用其他的方式继续思考和写作，也许，我转换不同的媒介，也许，我的思考借用自我对话的形式进行。我当年将专栏取名为“思维边界”时，显然就已经预示了这种不确定的、游移的“边界”状态。这使我想起我的思想启蒙者郭宝崑，他在剧作《郑和的后代》中的一句著名台词是：“出发是我的还乡，漂泊是我的家园。”

我想，我是幸运的，这些年来，一直受到不同的思想家的启发，除了郭宝崑，还有高行健、龙应台等等。我的生命，因为接近他们的著作而丰富；也因为他们对我的思想启蒙，而让我活得比平常人痛苦。这种痛苦，使我感受到生命的存在和意义。

草根书室

知道草根书室的存在之前，就先认识草根的老板英培安。英先生是一个小说家、诗人、剧作家、散文家、评论家，所有可以想象得到的，用来形容文人作家的分类方式，几乎都适用在他的身上。

文人开书局，具有一种内在的矛盾。开书局是一桩生意，讲求的是经营的方式和盈利的多少。在人们的想象中，文人的脾性往往和生意人的作风，再现的是两种不同的目标和诉求。不过，新马的历史和现实中，却有不少文人，抱持着某种文化事业的理想，经营各种风格的书局，形成新马的一种让人敬仰的景观。

这家草根书室，开设在小坡书城斜对面，国家图书馆正对面的一座商业大厦（North Bridge Centre）的三楼。跟目前常看到的那些超级书局，如 Page One, Kinokuniya 等等相比，店面不大，种类也不那么多元（草根大概没有烹饪方面的书吧）。不过，这些年来，却是喜爱人文书籍的读者，尤其是南大、国大、教育学院的中文系的老师和学生，喜欢光顾的地点。主要原因，可能是这里的文学、历史、思想方面的书，比较集中，也比较多偏向学术的著作。中文系的老师常去草根，想要某些书而找不到，就会请老板英先生帮忙订购，以后，这些老师们请自点名的书籍，往往就会有一两本摆在书局的架子上了。

上个星期，我到草根逛逛，主要也是看看英先生，和他聊聊天。他的精神不错，一如既往的健谈。我离开之前对他说：“让我在我的部落格里，写一写草根书室，你让我拍几张照片吧。”他笑笑，然后很大方的让我拍照。下面这张照片中的人物，就是草根的老板英培安。



除了一般文史哲的书籍相当不少之外，草根还有几个比较有特色的领域。一个是现代文学和文化理论，包括西方文论和中文的（主要是台湾）文论，翻译的文论和文学作品也不少。另外一个是海外华人研究，历史、文化、民俗等等，有不少是其他地方不容易找到的。我常需要的戏剧方面也有不少，有时候我会到草根看看，有没有这方面的新书面市。

其中一个专柜，是新马文学作品，也是我喜欢浏览的。亲爱的读者，你们可以看到，下面这张照片中，我已经帮你们标示出来，我和凯德老大的书了。呵呵。我和陈乐的新书《文学批评关键词》，草根也有。英先生说，他最近在大力帮我推销呢。



草根有许多优秀作者的好书，值得购买和阅读的。逛草根是蛮特别的经验，就好像在逛文人作家英培安的书房一样。从草根的书种，读者也可以看到英培安作为一个文人作家的爱好和性格呢。

文学批评关键词

柯思仁、陈乐《文学批评关键词：概念·理论·中文文本解读》
南大中华语言文化中心、八方文化创作室出版（2008年），283页。

这是一本关于如何阅读文学作品的书。

如何阅读作品，是文学理论最重要的出发点，也是文学理论尝试要解决的问题。

本书列出与文学批评有关的十五个关键词，以欧美文论所阐发的内容为基础，并适当地参照于中国的文学批评。讨论的对象，主要是现代中文文学作品，还涉及非文字的文本，如绘画、音乐、广告等等，以及各种广义的文化产品与文化行为。

本书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处理的是几个基本课题：作者、阅读、文本；第二部分是文本的阅读策略，是读者面对文本的切入方法与分析工具；第三部分是将文本置于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关注的是文本的政治性。

汪晖（北京清华大学）为这本书写的序文中说：

从形式上看，这是一部对现代文学批评的关键概念进行梳理和归纳的著作，但实际上它还是一部以关键词的形式展开的对于文学批评的关键问题的创造性探索。我认为作者对于文学批评的方法论革命及其历史含义有着深入的和完整的把握，这为这部著作的两个主要的理论特点奠定了基础。

《文学批评关键词》打破了民族国家和区域的界限，而将中文视为一个文学世界，并以现代文学批评的方法和概念对之进行细读和分析。这样一种批评实践不但与通常的民族主义文学史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且也以细腻的文本解读说明了这一批评实践为什么成为一种跨越国界的世界性现象。

他们对于文学批评理论的深入了解和对于文学历史的广泛涉猎，使这部著作在同类作品中独树一帜。对于从事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的学者和学生而言，这部著作无疑是一本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入门读物。

本书在各大书局均有出售，定价为新币26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