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景旧貌

《联合早报》2015年10月24日
◎ 柯思仁

听说锦茂建了一个临时巴刹兼小贩中心，我心里微微震荡。原来那座近四十年历史的简朴钢架单层建筑，难道已经拆除准备大兴土木。有两三年没有回去锦茂了，于是决定某个礼拜天下午，看看是否可以找回一点失落的味道。

临时建筑在大路的另一边，仍然是单层，档口位置却有所调整。我对抽象概念的记性颇差，倒是位置记得清楚。事隔多年重新来到现场，如果布局依旧，闭起眼睛还可以走向目标，犹如装设卫星导航。而今记忆无用武之地，只好一排一排从头到尾走一遍，尝试从现实的错置中寻找旧时的残迹。太丰炒粿条还在，九江烧腊还在，不过都从中央转换到边缘，而且没有开档。那些少年时代的味道，终究无法从记忆中回到现实。

以锦茂为家十五年，当时已经算是岛国西部的边城。七〇年代中，联邦西道成路之前，金文泰未见踪影。当然还有更早的文礼，远在城西之西，对于孩童的我而言，那是超乎想象的别个国度。搬来之初，巴刹未建巴士未通，仅有二十座组屋的锦茂，悬挂在女皇镇的边陲，小小一个卫星之外的卫星。成长于锦茂，也许就此感觉西部是我的根源，从来没有羡慕过别人说东部是天堂的那种神话。

炒粿条是小时候抚慰心灵的食物，星期天父亲下楼打包午餐偶尔会带回来，香气甜味溢满居室，家中弥漫着单纯的幸福感。搬家数次，总要在邻里就近寻找炒粿条，尝试以味觉与过往衔接，即使那么依稀或有所差异。最初的味道尽管深刻烙记，后来各处特色有别的炒粿条倒也逐渐铺展成繁复的记忆网络。

多年后重返锦茂，那么凑巧或者不巧，炒粿条档竟然没开。 徘徊多时，最终选择菜头粿和水粿。这些也都是深埋记忆库里的经典，被称为岛国的传统，如今往往匿藏在老区的老档口而少见于新式食阁。据说卖水粿的老夫妻当年小贩中心落成时就开始经营，大半辈子持守成了让人津津乐道的传奇。看着他们佝偻身躯，想象曾经笔挺娇娆，怎么如此这般景象总是传奇的现在进行式。

原来那座老旧的巴刹兼小贩中心已经围起外墙成了工地，看来不像要拆除而是进行整修。以岛国词汇而言，称为翻新。翻新之时，隐约还可以看到还没有完全铲除的残景旧貌。绕了一圈，行人寥寥无几的邻里。想来锦茂也是众多老龄化组屋区之一，附近的中小学和初级学院都已陆续迁移，区内的乐龄中心倒是设备更为齐全，还添置乐龄专用的健身角落。电视机开着，风扇转动着，几个老人家坐在椅子上打瞌睡。昏昏沉沉的午后。

周遭店铺大都陌生，好不容易也好意外看到两个熟悉的店名。福春药行是母亲当年喜欢光顾的中药店，胜利药房是我曾经治疗伤风感冒的诊疗所。店名依旧，招牌换新。驻足良久仔细端详两个深锁的店面，脑海里闪烁而过的是色彩有些退却的人来人往的画面。如果隔天再来店门打开，老掌柜和老医生不知道是不是还镇守其中。

翻新，在岛国的概念里是一种必要。大路的西边已经完成中期翻新，原来的住户得以留守，享受新的便利。我住过的那座是其中之一。东边的六座组屋，则都完全拆除，任何痕迹都没有留下。临时巴刹正是孤零零地坐落在空地上的一角。旁边绿油油一片草地看起来有两三个足球场大，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外围长了几棵守卫者般直立的高耸树木。草地的东边原本是南北向的火车轨道，现在是暂时保留下来的绿色走廊。南边是有了锦茂之后才有的联邦西道，现在是接往西部的干道。西边是锦茂路，穿透整个住宅区的唯一道路。

那天烟霾突然回袭，偌大的草地没有建筑遮挡，看起来倒有一种陌生的凄迷。只有二十座组屋的锦茂，拆了六座，记忆中的图象只剩下三分之二。几年之后将有更高更新的组屋落成，锦茂又是一个全新而陌生的风景。

烟霾境界

《联合早报》2015年10月10日
◎ 柯思仁

望向远方，国境之南的岛屿上那几根高耸烟囱若是从视线中消失，PSI就应该超过100点。烟霾锁国之前，灰白色的烟囱清晰可见，顶端有时燃烧着火焰，一盏一盏标示位置的明灯。靠近一点，有几座三、四十层高的大楼，还在建造之中可能即将落成，在PSI超过200点时变得若隐若现，楼层之间的分界线模糊，一张一张深浅灰色晕散的纸片，随意插放在组屋群里。那天夜里，PSI飙升300点以上，这里那里散落的朦胧光点，是灯盏还是火焰几乎也都无法辨识。

每年一次几乎没有缺席的烟霾，近二十年来，时淡时浓召唤着不同程度的危机感。老百姓除了把店里的口罩抢购一空好像也没什么能够做的，尤其是那些弱老族群。话说回来，即使部长善意提出给予邻国援助，也一次一次被冷冷地回拒。

我问父亲你还好吗，眼睛喉咙有没有觉得不舒服。父亲每一次都说没有没有，言下之意就是我老当益壮比你还行。也许那是一种远超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我说你看屋外是不是蒙蒙一片，父亲说是啊是啊。我说那是因为烟霾弥漫，不是你的眼睛问题，我也一样眼前一片迷蒙。不过也许我和父亲一起患上眼蒙之疾。其实，也没有好过于惊讶，因为我也差不多到了那个年纪。

烟霾之害对我最大的影响，应该就是打乱了我的跑步规律。到了该跑步的时间，先看看窗外是否有烟囱和大楼的形影。不见烟囱还可以整装出发，大楼隐匿则要三思而行。十公里路程算不算是长时间暴露在烟霾之中，会不会引发什么健康问题，身体倒是没有显示什么警讯。也许是已经成为习惯，完成十公里后呼吸没有特别急促心跳没有加快多少，沿路遇到的跑步者好像也没有怎样减少。

情况真严重的话就不上路，改在健身房猛踩跑步机。不过那是一个绝顶乏味的任务，就像被困在笼子里踩轮的白老鼠。同样位置上重复跑步动作，明明看到里数不断增加却其实从来没有离开原点。白老鼠至少可以决定跑步速度或快或慢来操控转轮，而我设定跑步机的速度之后就得要完全被动的受制于机器。困在健身房里没有沿路风景可看已经是权利被剥夺，身体被机器严格控制更让人感到自主性的消亡。这个时候最怀念的就是户外，即使没有蓝天，即使平时也觉得颇为单调无聊的风景。

暂且不论其害，而把烟霾当作一种风景，倒也为只有阴晴下雨之类变化的岛国增添一点异国色彩。有人想起云顶，有人想起北京，有人想起日本温泉澡堂的温暖。遥远的梦土瞬间在眼前如画轴般铺展。当下实在景观都变得朦胧之际，点点灯火反而成了异军突起的主角。看不清建筑道路树木花草等实物，灯火的微弱亮度在烟霾中反倒指引着视线与想象。那种迷离境界，就像舞台上突然烟雾散布，演员的身影变得虚幻，而灯光成柱般或直或斜，虚实的身份互相调换，交织成观众必须重新理解的画面。

那也许是赫胥黎所描述的美丽新世界，不必再等五百年，在烟霾中提前实现。小说通过虚构的文字展现预言般的真实，剧场则将虚构场景真实设置出来让观众亲身体验。当烟霾来袭之时，对于手机或电脑上显示的PSI穷追不舍，人们倒是实实在在地把小说或戏剧里的境界当作生活一般来过。

多年之前，当岛国初次体会到烟霾带来的危机感，我写了一个名为《独在家乡为异客》的剧本。剧中一群人有各种各样的理由，认定此地已非梦土，总是想要离开他们生活成长的家乡。他们最终处理好了各自的牵挂，分别来到机场，那个期盼已久的离去时刻。等待中通知旅客登机的广播没有出现，听到的是由于烟霾过于浓重而机场必须关闭班机必须停飞的消息。烟霾已经渗透到机场大厅里。那个境界，不是凄美或烦躁，也不是虚实或距离。那是一种恐慌，也许烟霾永远也不会散去。

布朗幽灵

戏剧盒《在不久的将来之坟场（朝）》（杨君伟摄影）

《联合早报》2015年9月26日
◎ 柯思仁

六个身穿白衣的男女，时而伫立时而狂奔，时而互相依偎时而携手同行。天色未亮，日出前最昏沉的时刻，他们像幽灵般在夜色里游走，仿佛在某种沉淀与躁动之间，无以适从。天空并非原本应有的那种自然的黑暗，而是散发着隐隐白光，也许来自附近的大巴窑和碧山，还是更远的乌节路和滨海湾。城市里无可回避的光害，反照坟场，让我们更清楚看见这些幽灵，也似乎造成幽灵的不安。

戏剧盒的演出《在不久的将来之坟场》，朝暮各有一场，这场是凌晨五点半在武吉布朗坟山的那场。我必须四点起床五点抵达，摸黑穿越坟山之间的小路，来到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现场。上一次来是去年三月，为安排祖父迁坟之事。祖父的坟是受到影响的三千个坟墓之一，为的是要建造一条上下共八条车道的大路。

那是一个没有语言的演出，幽灵般的演员以身躯和周遭山野进行互动，偶尔发出声音，时而喘叹时而低吟，仿佛有许多故事，却已无法叙述成有意义的话语。那算是一种对话吗？那是一种无声的呐喊吗？还是佛家所言“非想非非想处”的太息？

如何与幽灵对话？幽灵如何与我们对话？从前清明到祖父坟上扫墓，我也不知道该和他说什么。他在我出生之前二十几年就离世，从来没有见过面更遑论说过话。何况就算是曾经有过这样的机会，他说福建话，而我则在改造过的社会中只能够说华语。两个世代的人，两种语言迥异的环境，祖孙被隔离成两个没有交集的世界。

接近七点，演出已到尾声，烟霾笼罩的天空迅速亮了起来。我的注意力被天色转变的奇幻现象吸引，专注于亮度逐渐强化的戏剧性，反而将那些幽灵般的演员遗忘。突然响起了叮叮当当的钢琴声，人类创造的乐器所发出的声响，介入原本以为纯粹的自然境地。内心感受到的其实是一种深沉的矛盾：那究竟是一种文明带来的升华，还是对于冥界的干扰？

晚上在坐落于闹市的艺术学院的续集演出，倒是明确的文明场景。先是那六个幽灵般的演员，演练类似凌晨在武吉布朗的动作与声音。封闭而近距离的空间里，没有先前那种幽冥飘幻的感觉，像是重新有了清晰生命的个体，准备诉说各自的故事。不过他们仍然没有语言，作为幽灵的身份注定是一种宿命。

他们的故事，以及是否能够在武吉布朗得到安息的命运，由另外三个演员加以叙述。三个演员扮演各种人物，代表决定迁坟以进行发展的政务部长，争取保留坟场的民间组织领导人，武吉布朗埋葬者的后人，自动发起坟场导览活动的自愿工作者等等。那是一场时而激烈时而消沉的辩论，活着的人为了死者必须做出决定。

我们其实都知道结果。三千个坟墓已经迁移，武吉布朗的工程早已开展，绿色的金属围篱里头是光秃秃的黄泥地，那曾经是狂野的乔木和丛林，半个世纪逐渐树立起来的各色各样的土冢和墓碑。那是发展的胜利，也是感怀先人与保留传统的溃败。从当下已知结局的角度，重看一遍那个争取与协商的过程，并也再体会一次那个溃败的伤痛。

最后那个溃败的结果终于还是幽幽发生。以为这个演出就这样结束了，在一种沮丧的情绪中了结。舞台灯光渐暗，演员离开现场。一端布幕后的灯光亮起，震耳欲聋的摇滚音乐突然响起。没有言说能力的幽灵，丧失争取力量的人民，他们的声音这时都幻化成强烈愤怒的音乐，良久不歇，仿佛不愿停歇。这场音乐演出，就在空荡荡的舞台上发生，演奏者在布幕后只看到黑影，宛如另外的幽灵。

然后布幕上一个个一排排地显示编号与姓名，我知道是被令迁坟的那三千个人。我仔细阅读，尝试找到祖父的姓名。不过，姓名更换得越来越快，也许不过十几秒，三千个姓名就这样一闪而过。三千个生命与亡灵也不过就这样一闪而过。武吉布朗就这样一闪而过。所谓传统所谓文化所谓感怀所谓争取，以及所谓发展，也不过就这样一闪而过。

《雨季》的历史情境

《联合早报》2015年9月18日
◎ 柯思仁

《雨季》在1996年首演，是新加坡第一部华语音乐剧，具有开创性的历史意义。回顾《雨季》首次出现的历史脉络，那也是一个社会经济结构与语文教育环境发生剧烈转变之后的时代。80年代的华语戏剧团体大结合，从十几个剧团联合演出《小白船》，到各地杰出华人戏剧家聚集狮城，好几个新剧团的创办等等，标志着华语戏剧的繁盛，也很吊诡的成为90年代初华语戏剧走向沉寂的前奏。

与此同时，英语戏剧在80年代开始崛起。英语教育的普遍化和中产阶级的兴起，以英语作为建构国族认同的共同媒介，创造了英语戏剧的发展基础。作为富裕社会的消费对象，英语音乐剧和以大众娱乐为诉求的戏剧很快出现，如《新兵小传》和《美世界》，为英语戏剧建立观众基础，也更大范围地为英语戏剧的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不过，即使在华文教育迅速淡出没落的时代，华语戏剧在这个时期也有一些新契机的出现。新一代双语教育体制下成长的文化艺术工作者，在90年代开始出现与茁长。80年代崛起的新谣创作者，在区域华人流行音乐的大环境里取得发挥的机会，回过头来以新的形式开创新加坡华文文化的新局面。从近20年前的《雨季》开始，经过各个剧团如实践剧场和TOY肥料厂在音乐剧方面的努力，很大程度上，华语流行音乐创作者和受众，让多元的华语戏剧有了某种新的生命力。

经过三次的演出，今年的《雨季》让观众看到一种相当成熟的音乐剧形态。富有冲突性的情节、性格突出的人物、历史与现实元素的结合、让人有了熟悉感的动听歌曲、独特风格的舞台呈现，都是在磨炼雕琢之下逐渐成形。观众在看《雨季》时享受着美好感动的经验，不仅是一次个人的体会，也是一次集体的感受。对于创作者和评论者来说，前人累积成果的继承和戏剧文化历史的视察，也许让人更清楚的了解这条路是怎么走过来的，接着又可以怎么走下去。

实验精神 前卫行动

《联合早报》2015年9月12日
舞台亮起 ◎ 柯思仁

很多人进剧场看戏剧演出，最怕遇到看不懂的戏，看的时候如坐针毡，走出剧院一头雾水。看戏的人不免要怀疑，究竟是自己的能力有限无法理解创作者超越当下的意念，还是那的确是一个不知所谓的演出；或者在这两个极端之间，还有一个光谱，可以将无法理解和不知所谓标设在偏左或偏右的不同位置。

一般上剧场演出，尤其是初试啼声的实验性作品，不像电影那样可以有较长的映期，让口碑逐渐传开，也不像小说那样出版成书，在书局里的排行榜上攀升或降落。三几天的演期，一个周末就这样匆匆过去了。观众买票看戏的决定，有时依靠编导或剧团的过往记录，有时根据媒体上的演前介绍，更多时候，也许像赌博下注一般，开大开小只有在揭盅后才会知晓。

即使有观众感到困惑焦虑甚至愤怒，实验性戏剧总还是前仆后继，尝试以出乎观众意料之外的姿态，制造更多更强烈的困惑焦虑和愤怒。长年累月建立起来的某种传统，意识形态的和美学观念的传统，形成剧场里铺天盖地的主流形态，那么坚强地塑造观众惯性的接受方式。创作者面对的问题是，究竟要参与这个主流，还是有另一种出路。

八〇年代末九〇年代初，有的观众看完郭宝崑的戏剧后，感叹他悖离了现实主义传统，遗弃了一路来支持他的观众。那是《寻找小猫的妈妈》、《〇〇〇幺》、《黄昏上山》的时代，郭宝崑以一种有别于早前幻觉式剧场的作品，挑战传统的观感，也启发观众的思维。也有的观众当时也许不是太明白究竟发生什么事，尝试咀嚼回味这些剧场留下的新鲜与刺激。二十几年之后再回过头来看，放在更大的历史脉络里，某些细节似乎变得比较清晰，仿佛一种恍然大悟的体会。

同一个时期或者更早一点，华人世界里也有类似的情况在发生。台湾的吴静吉、香港的荣念曾、北京的高行健，这些在八〇年代引领实验潮流的前卫者，在他们各自所在的剧场生态中，为他们的观众开拓新的视野和感受方式，就如五〇年代的罗马尼亚剧作家尤内斯库、爱尔兰剧作家贝克特，在更早前分别给他们的观众带来的震撼。

他们的实验精神，是一种对于传统的反思与反抗；他们的前卫行动，指向某种可能的新方向。他们的出现，一开始总是带着某种难以确定的性质，观众和评论者都不免感到恐慌，因为他们相比于已经看来理所当然的传统，是那么不同。他们究竟是对于未来的承诺，还是瞬间即逝的试探者，委实难以立下判断。观众一般总是比较保守，也比较依赖惯性，实验和前卫往往并不那么容易被接受。传统已经长期存在，向来也给观众安全的保障，他们也许没有太强烈的动机要背弃那个证明能够给予舒适看戏经验的传统。

以当下的位置回过头来看当年，八〇年代、六〇年代，或者二十世纪初、十九世纪末，或者更古早的时代，回望历史的时候，我们仿佛突然充满了智慧，似乎一切都看得那么清楚。一个新时代的出现，表示一个旧时代的结束。当一个传统变得那么让人不加思索，坐下来就可以舒舒服服看完一个让人感觉愉快满足的演出，观众究竟是要延续这种看来没有风险但可能隐含危机的承诺，还是要挑战自己的思维和观感，又似乎是一个难以取舍的时刻。那些实验者和前卫者，后来都是一个崭新传统的创造者。崭新与传统，这两个看起来矛盾的概念，对于当时亲身处于转变状态的那些人来说，却可能是多么困惑焦虑和愤怒。

一个人，开创不了一个新的传统。那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实验精神慢慢凝聚，前卫行动逐渐强化。也许今天去看一个戏剧演出，让人耳目一新兴奋难耐。也许今天看的那个戏剧仍然是乏味的传统戏码。如果是这样，那就再等五年十年，一个世代两个世代。那个崭新的传统不是等来的，而是观众一起创造出来。

沿路的场景

《联合早报》2015年8月29日
舞台亮起 ◎ 柯思仁

太阳已经偏西，光线色彩不再是那么刺眼的亮白，天色逐渐柔和并沾染越来越浓郁的橙黄，像是舞台上灯光的淡入切换，预示一个新场景的出现。街市上走动的人多了起来，各种神情各种动作，新的戏剧可能即将上演，也许会有惊喜，让人充满期待。

我总喜欢在这个时候跑步，观看市镇的风貌，感受生活的脉搏。沿着组屋区边缘的道路，一边是生命力迸发的荒野丛林，或者衔接市镇的宽敞马路，一边是绵延不绝的有盖走道，以及人头攒动的咖啡店。开始是五公里，然后八公里，最近没有十公里的话停不下脚步。这一路跑下来，经过三个组屋林立的新镇和多个风彩各异的私宅，以及四个选区，其边界有时穿透某个新镇，有时又将两个新镇连接起来。

迎面而来的跑步同好，有的手中握着水壶准备随时补充水分，有的手臂上绑着电话耳里戴上耳机陶醉在自我世界之中。跑步者多数神态专注，目无表情的直视前方；偶尔看到微笑招手的，心情变得特别晴朗。如果听到身后突然响起刺耳的铃声，就得赶紧靠边跑以避开后面的脚踏车，某些人车共用的路段上，跑步者和行人总是要特别留意。那个铃声其实没有什么情绪，听在耳里却难免显得霸道。

下班的时段，有时突然从地铁站涌出人潮，跑步者必须左右闪躲；有时前面三几个人同行在走道一字排开，过于拥挤无法穿越时还必须绕到旁边的草坪，如果刚刚下过雨的话，兼要当心避免踩踏在泥水上。这种时候，跑步者又得要特别体贴行人。

跑步是一种若即若离的生活态度，既可深涉邻里的心脏地带，又可保有某种清醒的疏离关系。

最近在SG50举国欢庆的大背景下，国旗彩带随处可见，红白对比的色彩营造成铺天盖地的眩目景观。沿路也不时有巨型的画板矗立，有时是不同肤色年龄的男女组合成多元种族和谐共处的画面，有时是常在媒体上露面而让人熟悉的国会议员的笑脸。马上就要大选了，这些熟悉的脸孔到时也将会出现在每人一张的神圣选票上。

这一个月来，偶尔会看到好一阵子没有出现的场景。马路和组屋之间的草坡上，堆积一包一包黑色塑胶袋装着的花木幼苗。更多的花木在几个客工的辛劳之下，已经将原本单调的绿色草坡装点得色彩缤纷。绿化的重点在于种树种草作为城市的肺脏，而以花木进行美化的结果则让人心情愉悦。两天后再经过同一个地点，劳动者已经离场，花草树木为市容换装。

另一个所在，与地铁高架轨道平行的人行道上，百来公尺的笔直路段正在施工。人行道被围堵起来，行人必须绕到旁边的另一条走道。经过几次，先看到人行道旁竖立起金属支架，再看到支架之间盖上遮棚，才恍然大悟是新建的有盖走道。这个工程不像栽种花木那样得以迅速完成，不过也就是几个星期的时间，没多久行人应该就可以不畏雨打日晒了。

跑步沿途的几个巴士车站旁，月前挂起新的巨大塑料横幅，宣告早前开张的购物中心和某个地铁站之间有免费小巴载送服务。小巴路线和时间表清楚列明，还有国会议员的笑脸，说他们和购物中心的业主合作，在选区里推出这项载送服务。这项服务好几个月前其实就已经开始提供，原本张挂的是一张语焉不详的小型通告，风吹雨打之下早已模糊不清。

跑步已经成瘾，天色开始转变时就想要整装待发。运动当然也可以在球场或在健身房，那是一个与世隔绝的空间，一种我和自己的活动。跑步让人进入现实世界，经历一条像人生一样没有重复的路线，沿路多有姿彩各异的场景，触目所见，时有感动时有惊喜。那是一次特定场域的演出，观看的人不是坐在席间被动地等待演出，而是进入场景之中。我不仅是一个观众，也是演出的介入者，在参与的过程中，有所感受与思索。

来自底层的形影

《联合早报》2015年8月15日
舞台亮起 ◎ 柯思仁

七月的最后两周，连续看了三个戏剧演出，很凑巧的，再现的都是来自底层的形影。不过，这些人物都不是存在于我们的当下，而是分别属于不同时代与不同环境。迥异的脉络犹如别人的历史，却又让人感到现实那么逼近。

九年剧场的《底层》是百余年前的经典作品，剧作家高尔基描述的是俄国的社会底层，补锅匠、过气演员、小偷、妓女、乞丐等等，一伙边缘人物，聚居在一个破落的房舍里。他们的生活看起来潦倒无助，明天似乎也是一个难以期待的概念。有别于常见的起承转合结构方式，《底层》主要在于展示个别人物的现实状态与内心感受，而非惯性地以情节发展来吸引观众。

《底层》曾经在新加坡数次登台。艺术剧场在1958年和1975年的演出，是由师陀和柯灵改编的版本，背景转换为中国的上海，剧名也改为《夜店》。那是独立建国前后的年代，也许这样的人物还让人觉得有几分熟悉。半个世纪以后，九年剧场的导演谢燊杰说：“在国人庆祝建国、庆祝国家这50年来取得的成功之际，也应该关注一下在社会进步的当儿，那些被牺牲掉或落在后头的人。 ”他总是对现实有着深厚的关怀，搬演的剧作都是经典，思考的往往是眼前的情状。那些发自一个世纪以前俄国底层的声音，从当下的角度来看，是遥远而微弱的呻吟，还是真实而迫切的呼喊？

香港话剧团的《最后晚餐》，是华文小剧场节的节目之一。郑国伟编剧、方俊杰导演的现代剧作，表现的是“香港现代草根阶层的沧桑和无奈”。一对长年不见的母子，在晚餐桌上重聚，开始像是在闲话家常，无聊得让人觉得有趣。观众渐渐发现他们都是人生的失败者，分别都想要烧炭自尽，以从困境中得到解脱。《最后晚餐》通过人物的细致感受表现琐碎的真实，观众不仅看到残酷的现实，更在自嘲的笑声中陷入人性的绝望情境。

这是香港的另一种场景，不是那种电视电影里常见的富家豪门故事。而香港和新加坡是当代繁华传奇中的双城。人们往往比较容易看到丰衣足食的图像，也比较愿意接受美好愿景的召唤。是什么契机与经验，让郑国伟选择这些一般人不愿意记得的社会层面与人物，又写出这么震撼的孤绝情绪？看这出戏，观众是选择想说可怜的香港还好不是新加坡，还是突然记起某个被遗忘或被压抑的画面？

那种真实，也许比较普遍存在于郭宝崑与伙伴们在46年前创作《挣扎》的时代。1969年开演前两周，剧团才接获演出被禁的消息。禁演，是因为剧中批判土地被征用的事件？还是叙述工厂工人与资方的抗争？那些依靠土地生活的农民，以及遭遇剥削的工人，在那个经济发展的历史脉络中，在剧中都被塑造为受到压迫的底层阶级成员。与《底层》和《最后晚餐》不同的是，《挣扎》里那些面对困境的人物，被赋予一种反抗的精神与毅力。

实践剧场这次演出的《挣扎：多年以后》，是导演刘晓义对于《挣扎》的重新演绎。相隔近半个世纪，社会与人文景观已经大为不同，当年那种挣扎的理念与实践也确实无法也无能复制。刘晓义的版本，更多是原剧中的某些符号的萦回，以及对于上一个世代理想主义的缅怀。他说，那是“一个原本只是停留在纸张上和想象里的时代”。原剧是以对话推进的叙事，这个版本则主要是非语言的声音与形体在上演。当年抗争意识的喧哗，在当下剧场里成了几乎无言的沉寂。

三个戏剧演出，三个关于底层的故事，纷纷繁繁的好些底层人物的形影。他们以不同的姿态，在剧场里展现各自的生命，在与外界隔离的小剧场空间里。然后，就是八月举国欢腾的世纪庆典了。众声喧嚣烟火璀璨的热闹氛围中，似乎与这样的壮观场面显得格格不入，那些底层的形影。

冰块融化的当下

《联合早报》2015年8月1日
舞台亮起 ◎ 柯思仁

步入黑箱剧场之前，门口职员轻声提醒，里头光线阴暗，请特别留意，然后又说，里头很冷，需要的话我们可以提供外套。走进去果然是近乎伸手不见五指，远处微微闪烁几点白光，昏黄空间里的亮度仅够看到眼前晃动的几个黑影。极简的灯光，刚好让人可以缓慢行动，而不会分散表演焦点的光彩。这是一个以声音为主角的剧场，观众感受演出的方式是通过听觉而非视觉。

我对声音的反应其实颇为拙钝，远不如对于空间和文字的敏感。后二者属于视觉范畴，是我长期以来习惯的接触外在世界的媒介，敏锐度也因长期磨练而得以强化。剧场里如此设置的氛围，削减视觉功能的操作，让听觉取而代之成为主要的沟通管道。我仿佛进入一种全新的生命状态，必须重新学习如何体会环境。

渐渐的听到一些细微的声音，刚开始无法立即分辨来源，后来才觉察是从剧场里各个角落安装的扩音器里发出来。每一个扩音器旁摆放着一张椅子，于是声音传出的位置刚好就在耳旁。坐下来，用一只耳朵倾听。时而像液体缓缓流动，时而像似有若无的轻轻敲击，时而像高亢惊悚的连续爆裂。很长的时段可能完全没有动静，突然之间此起彼落但又似乎没有规律可循。每一秒钟都在期待惊奇发生，下一刻可能会出现戏剧性的声音，却也无法预料将会是怎样的一种精彩情节。

演出名称是 For the Time Being，声音设计家黄泽晖（也许大家比较知道他叫 Darren Ng）的作品。要怎样翻译成中文？也许是：“就在此刻”，但似乎还难以表达那个文化语境中某种瞬间的缥缈感，外加一点无奈。入口处有一个牌子如此说明：“你现在听到的是当下冰块融化时发出的自然之声。这些声音没有经过任何特殊处理，只是通过水中收音器的接收，以及扩音器的播放。”当下，也就是即时发生的概念，出席演出的人不会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冰块什么时候开始融化又会用怎样的态势融化，当然创作者也不会知道。谁都无法主宰或操控，所有的人都在等待，让冰块成为主导一切的表演者。

剧场一边排列着七个小桶，背后打着日光灯，让小桶发出微微闪烁的白光，因为折射而显得梦幻。桶里的固态冰块，非常缓慢地融化成液态的水。冰块和水在进行各种互动，发出奇妙的声响。出席者也被告知可以随意碰触装置，搅动融化的水，或者敲打冰块，由此更因人的行动介入而产生强烈而不可预期的戏剧性。桶里装置了收音器，声音正是从这里接收而来的。我有理由怀疑，剧场里的冷，除了冷气开得特别大，有部分原因是冰水挥发而造成的。

我想起马克思那句充满诗意与哲理的名言：“所有的固体都融化于空气中”。物质的三种状态同时存在于某个当下的时刻，而物质状态之间的变化瞬间即过，却也造就了非物质的声音剧场。那句名言的下一句是：“一切神圣的都将被解除神性”。于是，人们将在戏剧性发生当下的同时，重新认识自己，也重新认识世界，并发现没有任何事物是永远固定不变，而变化的发生往往是在那个最意想不到的瞬间。

我在剧场里或走动或静坐，倾听戏剧近半个小时。离开时有点不舍，因为戏剧的发生每一秒钟都不一样，没有重复也无法重演。听朋友说他在里头一个小时，过两天还要再去一次。那是一种上瘾的状态，对于全新的感受方式，对于不断出现惊奇的感受过程。这才发现原来自己的感官因为长期的习惯性操作模式，以为变得敏锐而其实变得麻木，需要戏剧的提醒与刺激。

走到户外，看到外面也有一个装了冰块和收音器的小桶，刚刚进来时没有特别留意。剧场里的戏剧，看来怎样都摆脱不了剧场外的现实。在里头以为处在一个隔绝的空间里可以专注冥想，置身现实之外，原来外在世界的动态，悄悄通过人们无法得知的方式，也在当下即时介入自以为是的存在状态。

黑箱剧场里的战斗性

《联合早报》2015年7月18日
舞台亮起 ◎ 柯思仁

滨海艺术中心的某个角落，隐藏着一个有关新加坡表演艺术演出空间历史的展览。从一九〇五年的维多利亚纪念堂开始，细数百余年来的各个剧院，后来落成的包括维多利亚剧院、福康宁山的戏剧中心、国家剧场、大会堂、嘉龙剧院、滨海艺术中心、旧国会大厦艺术之家、国家图书馆里的戏剧中心等等。

这些大大小小的建筑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是政府倡议规划与投资之下建造的空间：殖民地政府、自治邦政府、共和国政府。统治者认为人民需要艺术，决定人民需要怎样的艺术，于是就建造了怎样的剧院。有的时候人民的想法有被咨询，咨询后也不一定就会采纳，而大多数倒不意外的是，统治者从宏观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做出的决策。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

展览的历史叙事年表上，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点，是一九九〇年的电力站艺术之家。细读之下特别耀眼，因为那是唯一民间提出计划创建的艺术中心。虽然规模不大，当年倒是跨语言、跨社群、跨媒介的艺术家们，第一次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公共空间，让他们感觉到艺术社群作为一个生命共同体的真实感。创办人是郭宝崑，他的视野和使命，在百年政府艺术建设的叙事中，留下唯一的社群印记。

电力站作为一个多元艺术空间，改变岛国艺术创作生态最具有影响的元素之一，是设立新加坡第一个黑箱剧场。在这之前的所有演出场所，都是镜框式舞台，观众和演出者之间犹如楚河汉界，有一道隐形的不可穿越的墙。黑箱剧场的不同之处，是让观众可以近距离感受演出，甚至参与演出。对创作者而言，它是一个灵活流动的空间，可以让表演者的想象得到释放，根据他们的奇思妙想，将观演关系加以改变，让观众不断体验惊奇。

郭宝崑在这个黑箱剧场里创造了深刻而奇幻的《〇〇〇幺》，一个灵感来自鲑鱼回溯原生地的个人记忆之旅。戏剧盒与TOY肥料厂，今天两个主要的双语剧团，也在那个充满生命力的时代出现，以电力站黑箱剧场作为他们探索与发挥的起点。郭宝崑的名言：“一个有价值的失败之作，比平庸的成功之作更有意义”，预言了黑箱剧场作为新加坡另一个阶段戏剧成长的摇篮。

黑箱剧场是创作者挑战空间、发挥创意的平台，也即是通过形式的再创造进行对于传统意识形态的挑战。这种特质是镜框舞台无法提供的。郭宝崑很清楚这点，也知道其重要性。政府建设的演出空间没有黑箱剧场，郭宝崑就以个人构想，通过动员社群，将之实现。

有意思的是，电力站还没有建成之时，郭宝崑已经有一个戏是无法在传统剧场演出的，就是一九八八年的《寻找小猫的妈妈》。于是，他将大会堂的前半部座位拆除，改装成三面观众的演出空间。艺术家的超前想法，通过改造传统空间而得到实践。解构传统空间，也意味着挑战传统思维，这出戏的精神其实没有一般诠释的多语言跨文化那么温和，而是实实在在的呼应了“前卫剧场”这个称号中所展示的“前卫”那种战斗性。

有了电力站之后，郭宝崑创办了粗生剧场系列，鼓励那些叛逆的创意加以发挥，而黑箱剧场提供了让那些创意施展战斗性的空间。创意往往隐含对于既定美学与思维的挑战精神。具有创意的戏剧就像前卫军士一般冲锋陷阵，有时失败有时成功，他们的失败总是有价值的，而成功绝不会平庸。

十二年之后，政府规划的第一个黑箱剧场才在滨海艺术中心出现。电力站以民间的前卫构思与愿景，已经为一个世代的戏剧工作者提供了他们成长所需要的培育空间。现在，实践剧场继承了郭宝崑的理念，第四次主办华文小剧场节。那些作品中，是不是有创意的思维，是不是有叛逆的行动，总是让人充满期待。

国事的谈与不谈

《联合早报》2015年7月4日
舞台亮起 ◎ 柯思仁

老舍写于近六十年前的剧作《茶馆》，有一个经典句子“莫谈国事”，张贴在人来人往的茶馆的墙上。从十九世纪的最后几年，到人民共和国建立的前夕，前后半个世纪风起云涌的现代中国时期，茶馆里写着“莫谈国事”的字条越来越多，字体也越来越大。那是一个剧烈阵痛连绵不绝的时代，也是一个压抑与彷徨的时代。基本生活都难以维持，又有什么闲暇精力去谈论国事？吊诡的倒是，正是因为社会动荡民生不继，谈论国事似乎是有识之士改变国家命运的切入点。需要谈论国事而又不能谈论，是那个时代那个国家面对的反讽。

切换到当下岛国的场景，这里看起来是生活丰腴富足、遍处歌舞升平。这样的环境里，还有没有“谈论国事”的需要与期待？有没有“莫谈国事”所指涉的惊恐与焦虑？或者，“莫谈国事”已经被框限在克难的过往，而对于当下来说是一个毫无关联的议题？这些问题的提法，其实也很明显是刻意的反诘。答案的是与否，结合到现实的脉络，反倒让人心底生起一丝苍凉。

更应该问的也许是，谁需要谈论国事。《茶馆》中把这个任务付托给那些知识与资产阶层，像常四爷、秦仲义、崔久峰，虽然他们的义愤与理想最后都被叙述成遭遇时代洪流灭顶的无奈。苦心经营茶馆、小心周旋于众人之间的王利发呢？贫困得需要买女求生的康六和他那个被卖给太监为妻的女儿康顺子呢？穷途潦倒而以算命为生的唐铁嘴呢？共穿一条裤子的逃兵老林和老陈呢？这些底层社会的人物，在老舍的笔下，已经无暇自顾，又遑论谈论国事的能力？

老舍创作《茶馆》的位置，应该更接近于常四爷这些人物，以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姿态，叙述“莫谈国事”的历史情境，实际上是以文笔和戏剧在关心与思考国事。不过，那些王利发们和康六们看起来与国事的谈论无关，虽然他们的困境正是国事问题所致。他们说或不说，想或不想，老舍似乎已经无能为力了。

戏剧工作者往往也在扮演知识分子的角色，以剧场作为谈论国事的平台。如果是常规的封闭式空间的剧场，创作者和观众大概也都是《茶馆》里的常四爷们，谈论着他们的社会圈子以内或以外的情事，而那些王利发们，更别说是康六们，都被排除在剧场的真实的墙和社会圈子的隐形的墙之外。要怎样把从不踏入剧场的民众带进谈论国事的场域，让他们也参与那些和他们切身相关的议题，重点已经不是打破产生幻觉的第四堵墙，而是需要把将戏剧围困起来的整个建筑的外墙加以拆除了。

剧场建筑不宜也不能拆除，就把戏剧带到人群之中。这也就是为什么戏剧盒多年来持续推动论坛剧场的演出，并坚持离开常规剧场、走入生活心脏地带的社区中心。十五年来，人潮如鲫的社区里有了戏剧，不过不是精致优雅的演出，而是借用戏剧形式进行国事的再现与讨论。

论坛剧场的演出方式，是先演示一个人们熟悉的生活情境，并在危机发生、矛盾无法克服的时刻中断，让观众进入一个以切身感受与经验进行思考的阶段。社会与政治、种族与宗教、个人与集体，没有什么是不可以或不应该谈论的课题，因为这些都是人们的生活现实。戏剧盒的经典论坛剧场作品《是恶作剧还是犯罪！》，叙述的是地铁列车上听说有人置放炸弹，众乘客在一片荒乱与怀疑之中的处境。演出者接着邀请观众代入剧中人物，并以语言和行动设法化解危机。观众最终不一定解决得了问题，不过，扮演过程即已让他们亲身经历一次场景，并得以操练思考和处理的方式。

《是恶作剧还是犯罪！》和来自台湾、印度、英国的演出，这个周末在实龙岗社区中心举行的论坛剧场节里亮相。生活在社区里的人们，也许多数从来没有走进剧场，饭后在社区走动的时候，也许会偶然发现，那些仿佛远离他们的国事，原来和他们的生活是那么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