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台亮起 ◎ 柯思仁
老舍写于近六十年前的剧作《茶馆》，有一个经典句子“莫谈国事”，张贴在人来人往的茶馆的墙上。从十九世纪的最后几年，到人民共和国建立的前夕，前后半个世纪风起云涌的现代中国时期，茶馆里写着“莫谈国事”的字条越来越多，字体也越来越大。那是一个剧烈阵痛连绵不绝的时代，也是一个压抑与彷徨的时代。基本生活都难以维持，又有什么闲暇精力去谈论国事？吊诡的倒是，正是因为社会动荡民生不继，谈论国事似乎是有识之士改变国家命运的切入点。需要谈论国事而又不能谈论，是那个时代那个国家面对的反讽。
切换到当下岛国的场景，这里看起来是生活丰腴富足、遍处歌舞升平。这样的环境里，还有没有“谈论国事”的需要与期待？有没有“莫谈国事”所指涉的惊恐与焦虑？或者，“莫谈国事”已经被框限在克难的过往，而对于当下来说是一个毫无关联的议题？这些问题的提法，其实也很明显是刻意的反诘。答案的是与否，结合到现实的脉络，反倒让人心底生起一丝苍凉。
更应该问的也许是，谁需要谈论国事。《茶馆》中把这个任务付托给那些知识与资产阶层，像常四爷、秦仲义、崔久峰，虽然他们的义愤与理想最后都被叙述成遭遇时代洪流灭顶的无奈。苦心经营茶馆、小心周旋于众人之间的王利发呢？贫困得需要买女求生的康六和他那个被卖给太监为妻的女儿康顺子呢？穷途潦倒而以算命为生的唐铁嘴呢？共穿一条裤子的逃兵老林和老陈呢？这些底层社会的人物，在老舍的笔下，已经无暇自顾，又遑论谈论国事的能力？
老舍创作《茶馆》的位置，应该更接近于常四爷这些人物，以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姿态，叙述“莫谈国事”的历史情境，实际上是以文笔和戏剧在关心与思考国事。不过，那些王利发们和康六们看起来与国事的谈论无关，虽然他们的困境正是国事问题所致。他们说或不说，想或不想，老舍似乎已经无能为力了。
戏剧工作者往往也在扮演知识分子的角色，以剧场作为谈论国事的平台。如果是常规的封闭式空间的剧场，创作者和观众大概也都是《茶馆》里的常四爷们，谈论着他们的社会圈子以内或以外的情事，而那些王利发们，更别说是康六们，都被排除在剧场的真实的墙和社会圈子的隐形的墙之外。要怎样把从不踏入剧场的民众带进谈论国事的场域，让他们也参与那些和他们切身相关的议题，重点已经不是打破产生幻觉的第四堵墙，而是需要把将戏剧围困起来的整个建筑的外墙加以拆除了。
剧场建筑不宜也不能拆除，就把戏剧带到人群之中。这也就是为什么戏剧盒多年来持续推动论坛剧场的演出，并坚持离开常规剧场、走入生活心脏地带的社区中心。十五年来，人潮如鲫的社区里有了戏剧，不过不是精致优雅的演出，而是借用戏剧形式进行国事的再现与讨论。
论坛剧场的演出方式，是先演示一个人们熟悉的生活情境，并在危机发生、矛盾无法克服的时刻中断，让观众进入一个以切身感受与经验进行思考的阶段。社会与政治、种族与宗教、个人与集体，没有什么是不可以或不应该谈论的课题，因为这些都是人们的生活现实。戏剧盒的经典论坛剧场作品《是恶作剧还是犯罪！》，叙述的是地铁列车上听说有人置放炸弹，众乘客在一片荒乱与怀疑之中的处境。演出者接着邀请观众代入剧中人物，并以语言和行动设法化解危机。观众最终不一定解决得了问题，不过，扮演过程即已让他们亲身经历一次场景，并得以操练思考和处理的方式。
《是恶作剧还是犯罪！》和来自台湾、印度、英国的演出，这个周末在实龙岗社区中心举行的论坛剧场节里亮相。生活在社区里的人们，也许多数从来没有走进剧场，饭后在社区走动的时候，也许会偶然发现，那些仿佛远离他们的国事，原来和他们的生活是那么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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