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聚百年：新加坡华文戏剧 1913-2013

新加坡华文戏剧走过一个世纪，经历百年的此起彼落，有过几度繁盛，也有过些许消沉。

生成于20世纪初启迪民智与赈灾自强的使命，发展于战后多元艺术观与政治观时代，新加坡华文戏剧参与国家意识建构、关怀底层社群、重新整合出发、走向专业发展，并在全球化环境中扎根本土、进行跨界对话。

百年以来的新加坡华文戏剧，既参与新加坡社会文化史的书写，也与风起云涌的世局息息相关。

本书从华文现代戏剧初次登场的1913年开始，通过史料的整理，配搭精彩罕见的图片，设置于社会、文化、政治脉络中，叙述百年以来的戏剧面貌，也展现不同时代的文化思潮与社会脉动。

概念 柯思仁 郭庆亮

制作 戏剧盒

项目协调 郑家颖 李淑铃 李慧仪

研究主持 柯思仁

主要研究助理 王 放

研究助理 谢征达 陈  涛 林佳憓 赖业贤 翟 珺

研究参与 马薇莉 张承尧 曾佩瑜 黄素怀

设计与排版 王月灯 潘湘珺

校对 邹文森

联合出版 戏剧盒  新加坡国家博物馆

出版日期 2013年11月

本地第一部 百年华文戏剧史出版 柯思仁著《戏聚百年》

《联合早报》2013年11月28日

陈宇昕／报道　龙国雄／摄影

1913年11月7日，一个以“耆英善社”为名的白话戏演出在牛车水梨春园上演。这一重大史料发现，让一般对新加坡华语戏剧起源于1919年的认知，整整提前了六年，今年恰好是100年。

本地戏剧研究学者、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主任柯思仁副教授，三年前继华艺节制作“戏剧现场：新加坡华语剧展”与推出本地戏剧选集后，与新加坡国家博物馆及戏剧盒合作，系统梳理本地华语戏剧的源头与发展，最近终于完成著作《戏聚百年：新加坡华文戏剧1913-2013》。这是本地第一部有系统撰写的华文戏剧史。

最早的话剧演出追溯到1913年

柯思仁接受本报专访时说，本地前辈文史工作者方修，在其马华新文学大系中撰写了“戏剧”一集以及“剧运特辑”两集。方修首先整理出本地戏剧剧本与剧场活动史料，将1919年看作是新加坡华语戏剧的起点，但也表明在那之前，其实早有了白话戏剧的活动。

柯思仁说，中国现代白话戏剧起源于清末1906年，东京春柳社到上海发展后引起很大反响，因此他开始思考，当时上海及华南一带与南洋的交流密切，1907年至1919年之间现代戏剧怎么会没有传入？于是以1919年为起点，逐年回溯，最终在1913年11月7日的《振南日报》上发现“耆英善社”的白话戏剧演出资料。

那是一场赈灾义演，由华社组织，隶属同济医院，共演三天筹得超过1万银元。柯思仁说，相信这个善社只是一次性组织，并非剧团，目前没有文献说明他们还举办过其他白话戏演出。

这场剧演标榜“白话配景戏”，而白话、布景、实景和教育功能正是现代戏剧的特征，因此柯思仁将之纳入新加坡华语戏剧的历史脉络，成为本地华语戏剧最早出现的契机。

柯思仁说，这次整理发现了许多新的材料，再与一些回忆录、报章报道等交叉核对，最终实事求是地编撰成史。

与本地社会政治发展息息相关

戏剧作为一个重要的宣导教育媒介与工具，无论戏剧内容或剧场活动都充斥社会性，与本地社会政治历史发展息息相关，如早期的文明戏反对封建迷信，同时大多与募款赈灾有关。到了抗战时期，戏剧则呈现华侨心系祖国的心情，战后又投入到反殖建国的浪潮，如今则是百花齐放。

他以一张1959年自治政府成立后，国家元首尤索夫在当时的总理李光耀、当时的文化部长拉惹勒南揭幕国家剧场建筑地址的照片为例说明，在如此重要的官方场合中，揭幕牌匾以马来文和华文撰写，没有英文的存在，这是现在我们难以想象的。当综合时代背景来看，这个发现正好作为当时争取独立、建立马来亚，以及后来组织马来西亚这一系列事件的注脚。

这一系列发现对文史工作者而言，都是非常有趣且深富意义的。

华文报章是华语戏剧最重要推手

此外，剧场空间的改变也象征着戏剧发展的演变。他说，早期华语戏剧在传统戏曲的演出场所如余东璇街上的传统戏园里上演，白话剧与传统戏曲的关系仍处过渡时期。到了二三十年代，各大游艺场如新世界、大世界、快乐世界等陆续建成，戏剧便转移到游艺场，期间也有剧团尝试在维多利亚剧院上演戏剧，1959年后便进入国家推动兴建的演出场所，而今，剧场空间更是选择多元。

柯思仁说，华语戏剧最重要的推手当属各大华文报章，当时《星中日报》甚至曾以封面全版报道戏剧演出，可见当时戏剧是头等重要的大事。

柯思仁将在来临的星期六（11月30日）下午2时，在电力站剧场举行闭门新书发布会，与国立教育学院李秉彝教授，前新加坡华语剧场联合会主席、剧评人邹文学，新闻工作者韩咏红与九年剧场艺术总监、导演谢燊杰举行座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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滤镜

Casa Batlló, Barcelona

总是想要看清楚世界，总是想要知道真相，总是不能够忍受被蒙蔽，总是以为自己是清醒的。

人们被自己创造的信仰所迷惑，当一个信仰瓦解之后，旋即以另一个取而代之。

我宁可以为，眼中所看到的一切，都是透过某一种滤镜，自以为是的真相，都是在滤镜产生的特殊效果之下，让人深信不疑。

当我几乎认为看到的是事实，就会提醒自己，应该在自己与所谓的事实之间，保持一种距离，而最好的方法，就是在中间加上一个会把事实加以扭曲的媒介。突然之间就好像比较清醒，那个事实就变得比较不那么真实，而我可以重新视察检验，重新找到自己的位置和观点。

恐怕最大的灾难是，即使有一个滤镜在其间，还以为那是没有受到阻碍的视角，以为那是亲眼目睹的真相。滤镜作为媒介，重点不在于它是否存在，而是在于滤镜究竟是别人在自己毫不觉察的情况下置放，还是自己刻意置放以保持距离。

北纬 63°50′ 的雪地

那年冬天最大的风雪之后，围栏与栅门几乎被积雪掩没。

一月的 Umeå，等待了一整个迟来的冬天，终于狠狠的下了一场大雪。那是欧洲北部的瑞典，领土呈南北纵向长形的北国，靠近北部的小城。准确的说，是北纬 63°50′ 。差 3° 就是北极圈。

我这半辈子盼望的所有的雪，让我在这里都看到了。也许，那是我这一辈子被允许看到的雪的全部配额。

《红楼梦》里的那句：“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我多年前读的时候，已经知道反讽。我喜欢那个意象，却不相信文字表面的那个意思。那肯定是反讽。如果不从反讽的角度，还真无法读得懂《红楼梦》。

反讽的意境，如果成为生活的现实，那又该是怎样深层的反讽啊？

那一年，冬雪迟迟未曾降临，让这个北国的冬天很没有颜面。我特地来到此地，当然不是纯粹为了冬雪，但十二月没有遇见的缘分，也的确让人感到些许失落。离开两周后再次来访，却在某个没有期待的日子，眼前开始纷纷扬扬的飘起大雪。北国不是我的乡土，没有昔我往矣杨柳依依的伤感，却在此刻，让我见证今我来思雨雪霏霏的场景。

因为这场大雪，了结了我半辈子的夙愿。难道这不也算是抚慰了一种想象的乡愁？

近距离交谈，远距离看

第一次认识高行健，是在1993年，香港的一个学术会议。能够出席，是郭宝崑的推荐。他的剧作《生死界》刚发表，有幸一读。这次的相遇，并没有特别深入的交流，只是知道高行健是80年代中国先锋戏剧的重要人物。当时，他已经离开中国。

后来，我在剑桥读书，准备做的研究是中国当代的戏剧。1998年，通过赵毅衡，与住在巴黎的高行健取得联系。那年春天，在巴黎和他作了两个下午的访谈，也因此决定博士研究，锁定单做高行健的戏剧。

1999年底，写完了论文，准备回返新加坡之际，他说，他的剧作《对话与反诘》将在波尔多演出，于是，我又专程前往，看了一次法语版的演出。听不懂法语，却在看戏的过程中，一再从视觉与听觉上，印证他的剧作与艺术观的关系。这是第一次看他的戏，也是一次难忘的经验。刚刚写完一整部论文是关于他的剧作与戏剧理论，竟然有机会直接见证。看完戏的那个晚上，他的兴致很高，和我在波尔多巷子里的一个咖啡馆，聊到深夜。

回来新加坡后不久，他就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近乎隐居在巴黎的生活，有了巨大的转变。他的身边，任何时候都围绕着媒体与粉丝。我从媒体上知道他的消息，好几年，都远远的看着他，受到各种推崇与追捧。我一直都远远的，在看。

后来，在几个学术会议上，再次见到他，先是在法国的埃克斯普罗旺斯，又在香港、巴黎、德国爱尔朗根。他依然在众人的簇拥之下，而我，依然远远的，在看。

这次他到新加坡作家节有一场专题演讲，并指定要我当演讲的主持人。我感到荣幸，也让我重新复习他的作品与思想。演讲前在后台的交谈，又让我重温当年在巴黎与波尔多的那种亲切而深刻的体会。后来，坐在台上，面对满座的观众，他又看起来是那个我远远在看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困

《联合早报》2013年11月4日

城市生活最大困扰之一，是每天必须面对的交通拥挤。宿命一般只有越来越受困，幽幽隧道没有那个尽头的光。从前住在碧山，每天早上上路，从家门口就开始塞车，罗尼路塞，泛岛高速公路塞，要过了金文泰，才感觉到时间的流动原来对于生命还是有一点意义的。交通政策与建设没有我置喙的余地，我只不过是城市众生里一个被动的受惠者或者受困者。困在高速公路的车龙中，不是时速三十或四十的慢行，而是必须脚踏刹车确保车子不会向前滑行。难怪有人说高速公路是城市里最大的停车场。有一阵子，林强的《向前行》是这种困境里最自嘲的心灵抚慰。那些年轻的充满热情的生命，铺天盖地地冲向城市，以一种他们原先无法想象的方式在，消耗。我却是没有这种选择的权利，因为我就是在这个城市里生成，在这个空间里存在。没有向往与追求的过程，也没有离弃与逃遁的想象。还是，这是一种境界？如果不读成反讽的话，也许还真是境界呢。正读反读，还看要怎样阅读态度，才知道怎样诠释生命。让人感到无奈的倒是，明明我要表达的是反讽，却被看成是正写。历史上也许不少例子正是如此。正写被读成反讽的，也有，不过往往都是被某种历史塑造成伟人的对象，才享有这种被另一种史观歪读的荣幸。我就安安份份做一个受困的城市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