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台亮起 ◎ 柯思仁
七月的最后两周，连续看了三个戏剧演出，很凑巧的，再现的都是来自底层的形影。不过，这些人物都不是存在于我们的当下，而是分别属于不同时代与不同环境。迥异的脉络犹如别人的历史，却又让人感到现实那么逼近。
九年剧场的《底层》是百余年前的经典作品，剧作家高尔基描述的是俄国的社会底层，补锅匠、过气演员、小偷、妓女、乞丐等等，一伙边缘人物，聚居在一个破落的房舍里。他们的生活看起来潦倒无助，明天似乎也是一个难以期待的概念。有别于常见的起承转合结构方式，《底层》主要在于展示个别人物的现实状态与内心感受，而非惯性地以情节发展来吸引观众。
《底层》曾经在新加坡数次登台。艺术剧场在1958年和1975年的演出，是由师陀和柯灵改编的版本，背景转换为中国的上海，剧名也改为《夜店》。那是独立建国前后的年代，也许这样的人物还让人觉得有几分熟悉。半个世纪以后，九年剧场的导演谢燊杰说：“在国人庆祝建国、庆祝国家这50年来取得的成功之际，也应该关注一下在社会进步的当儿，那些被牺牲掉或落在后头的人。 ”他总是对现实有着深厚的关怀，搬演的剧作都是经典，思考的往往是眼前的情状。那些发自一个世纪以前俄国底层的声音，从当下的角度来看，是遥远而微弱的呻吟，还是真实而迫切的呼喊？
香港话剧团的《最后晚餐》，是华文小剧场节的节目之一。郑国伟编剧、方俊杰导演的现代剧作，表现的是“香港现代草根阶层的沧桑和无奈”。一对长年不见的母子，在晚餐桌上重聚，开始像是在闲话家常，无聊得让人觉得有趣。观众渐渐发现他们都是人生的失败者，分别都想要烧炭自尽，以从困境中得到解脱。《最后晚餐》通过人物的细致感受表现琐碎的真实，观众不仅看到残酷的现实，更在自嘲的笑声中陷入人性的绝望情境。
这是香港的另一种场景，不是那种电视电影里常见的富家豪门故事。而香港和新加坡是当代繁华传奇中的双城。人们往往比较容易看到丰衣足食的图像，也比较愿意接受美好愿景的召唤。是什么契机与经验，让郑国伟选择这些一般人不愿意记得的社会层面与人物，又写出这么震撼的孤绝情绪？看这出戏，观众是选择想说可怜的香港还好不是新加坡，还是突然记起某个被遗忘或被压抑的画面？
那种真实，也许比较普遍存在于郭宝崑与伙伴们在46年前创作《挣扎》的时代。1969年开演前两周，剧团才接获演出被禁的消息。禁演，是因为剧中批判土地被征用的事件？还是叙述工厂工人与资方的抗争？那些依靠土地生活的农民，以及遭遇剥削的工人，在那个经济发展的历史脉络中，在剧中都被塑造为受到压迫的底层阶级成员。与《底层》和《最后晚餐》不同的是，《挣扎》里那些面对困境的人物，被赋予一种反抗的精神与毅力。
实践剧场这次演出的《挣扎：多年以后》，是导演刘晓义对于《挣扎》的重新演绎。相隔近半个世纪，社会与人文景观已经大为不同，当年那种挣扎的理念与实践也确实无法也无能复制。刘晓义的版本，更多是原剧中的某些符号的萦回，以及对于上一个世代理想主义的缅怀。他说，那是“一个原本只是停留在纸张上和想象里的时代”。原剧是以对话推进的叙事，这个版本则主要是非语言的声音与形体在上演。当年抗争意识的喧哗，在当下剧场里成了几乎无言的沉寂。
三个戏剧演出，三个关于底层的故事，纷纷繁繁的好些底层人物的形影。他们以不同的姿态，在剧场里展现各自的生命，在与外界隔离的小剧场空间里。然后，就是八月举国欢腾的世纪庆典了。众声喧嚣烟火璀璨的热闹氛围中，似乎与这样的壮观场面显得格格不入，那些底层的形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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