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言》：艺术与政治的歧途

必要剧场（The Necessary Stage）和戏剧盒，两个对于新加坡社会政治课题特别关注的剧团，联合演出《宣言》，这是让人期待的作品。郭庆亮、Alvin、Haresh，九〇年代合作之时，已经那么精彩，二十年之后，又会是怎样的成熟风貌？当年被诬指他们的剧场具有颠覆政治的意图，而今天他们要处理的直接就是艺术与政治的关系，他们会给观众指引怎样的方向？

艺术和政治，这次的《宣言》处理得那么直接却又那么复杂。从五〇年代开始说起，到二〇二四年的未来，真实与虚构，历史与想象，记忆与预测，感受与回应，繁复错综的线索，编织成让人沉思而又无法得到解答的网络。剧中的历史脉络具体细致，指涉也毫不含糊。

五〇年代的学生运动中对于艺术和政治的理想主义，仿佛因时间距离而浪漫化了。六〇年的跨种族爱情与文化矛盾，嵌置在冷藏行动的政治斗争的历史脉络中，个人的悲剧在时代中被再现出来的是阴差阳错。八〇年代的背景是光谱行动，受害者竟然说如果政府告诉他们什么不可以做他们就不会做。二〇一六年的当下，那么多元复杂而又那么疯狂无绪。二〇二四年的未来，其实也不过是八年之后，是现实的展望，表现的是艺术被政治收编的绝望，所有的人都是愤怒而又无助。那是一种切肤的真实感，但多数时候人们无法接受预言如此血淋淋的实现。我想起九〇年代写过几篇必要剧场的剧评，“无力感”的意象常常出现在我对他们作品的评述中。二十年后，这个意象还是强烈。能够批判思考的人，在这种社会政治环境中，大概也就只能够有这样的感受吧。

 五〇年代的多语生活情状，剧中再现方式是华语、福建话、英语、马来语的交杂。这是不是一种现实的表现，还是多语概念的艺术再现？我不是很清楚，倒感觉是多元马来亚想象的投射。八〇年代以后的场景就只剩下华语或英语了，到了再后来几乎都是英语。婉婧是唯一能够有效进行华英双语之间转换的人物，也只有她一个，但她并不是扮演一个沟通者的角色。这样的角色必须要有怎样的理想主义？多语共存并重的环境，必须付出多少务实主义者无法想象的代价？我只感觉到在婉婧这个人物的衬托之下，其他人竟单语得那么纯粹。

 多媒体融合进剧场设计与叙事之中，非常精彩。正的与反的，互相照映的与对立的，不断转换的映像呈现形式，隐喻面对历史与现实的多重视角。多重视角并不是互相抵触或矛盾的，可以同时存在，并有不同组合。影像叙事部分有预录的，过去式的，现在式的，现场摄影机直接播映的进行式的。多重时间概念交叉进行，叙事的复杂性登峰造极。重叠交错的视角与时间感，让人有一种失去平衡感的错乱与失落，逼着观众重新检视向来被灌输的已经成为惯性的单一、直线、逻辑性的既有观念。这正是艺术在面对政治时能够发挥的最重要功能，也具体而微再现了艺术与政治的歧途。从这个角度来说，“宣言”也就只不过是一个反讽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