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

下午在碧山公园跑步，时间还早，没有什么人。不过，学校假期开始了，倒是有几个孩子。

突然，听到有人声嘶力竭在喊：“快~~点~~！为什么这么慢~~？我不等你了~~！”每一句的结尾，总是提高声调，拉长尾音，声音里充满了不耐烦和厌恶的情绪。

我回头一看，是一个大约八九岁的男孩，踩着一辆两轮滑车。他喊叫的对象，是一个看来五六岁的小男孩，骑着一辆四轮脚踏车。他们看来像是一对兄弟。哥哥站得直挺挺的，有一种威风和不可一世的气势，而弟弟吃力地踩着车子，一声不响。

我很震惊地看着他们，看着大男孩继续大声地喊小男孩。那种语气和态度，好像在某个时候某个场合看过。

是了，成年人在喊女佣、喊年迈父母、喊小孩，就是这种语气和态度。

那些强壮的、掌握权力的、站在中心位置的，往往就是用这种语气和态度，对着那些羸弱的、必须依赖的、处在边缘上的人大声喊叫。声嘶力竭。不耐烦。厌恶。

我很疑惑，哥哥看到弟弟那么无助、缓慢地踩着脚踏车，为什么不是停下来，调回头，等一等弟弟，或者帮他推一下脚踏车？

我看到这个社会的现在，以及这个社会的未来。

此刻，我突然明白什么叫做绝望。

最后一夜

某个晚上听电台1003的 ah ken 主持的节目。他和观众玩游戏，要听众选一首曲来唱指定的儿歌歌词。有一个听众，选择了蔡琴的《最后一夜》。ah ken 听了，不断说很好听，但是，也很显然他从来没有听过这首歌。那是 ah ken 出生之前的流行金曲啊。

那是多么久远的记忆啊。1984年的电影《金大班的最后一夜》，由白景瑞导演，姚炜主演，改编自白先勇的同名短篇小说。电影的主题曲，正是这首由当年民歌手出身的蔡琴主唱的《最后一夜》。

那是我刚在台北上大学的时候。在新加坡读高中时，差不多已经读完了白先勇所有的小说，来到台北，开始搜寻和阅读大量的台湾作家的作品，现代主义如王文兴，乡土作家如黄春明、王祯和的不用说，连长篇的反共小说如王蓝也一本接着一本看。那时，也是校园民歌手大量走进流行歌曲市场的时代。虽然在1970年代末，流行歌手已经开始演唱民歌手的作品（刘文正唱过罗大佑、王梦麟等人的歌），但是，1980年代初，民歌手走上舞台，把民歌的清新和创意，融入商业的流行乐坛。当然，还有台湾新电影也是在这个时代开始，杨德昌、柯一正、张毅、侯孝贤、陈坤厚、小野、吴念真……这些名字，都是当时崇拜的偶像。

1980年代，一个精彩的时代。

消失

从前去过的一家兴化菜馆，在 Beach Road上的一间店屋里，就在 Jalan Sultan 和 Sultan Gate 两条路之间。我不记得菜馆的名号，只记得位置。最近，来到那个地点，赫然发现菜馆已经搬走了，搬到哪里，还是已经结束营业，也无法知道。兴化菜是岛国比较难得吃到的味道，何况，这家菜馆对我来说是重要记忆的一个部分：当我还在英国念书时，有一次回来，从机场就直接来这里吃晚餐。那是母亲去世前不久的一餐。

最近发现消失的，还有我向来配眼镜的老店。这家眼镜店，是母亲一向来带我去的。眼镜店可能是叫做“大明”，原来在 Park Mall 旁边的一个很小的商场 Singapore Shopping Centre 里。每次到店里，都会看到胖胖的老板，以及每次帮我验眼的比较瘦的先生。我看他们，从壮年到老年。我已经很习惯给他们配眼镜，而且对他们非常信任。不过，这家老眼镜店的眼镜款式比较普通，两年前我第一次舍他们而去。最近想再找他们配眼镜，那家店却已经不在了。

有谁知道菜馆和眼镜店的去向，请告诉我。

界定的谬误

和几个同学吃饭，上海来的N老师问起新加坡男生当兵的事。我说，现在男生当兵两年，不过，我当兵的时候是两年半。然后，我就问在场的两个男同学Y和H，他们当了多久的兵。他们说，他们也是两年半。我笑着说：“噢，那你们和我是同一个 generation 的呢。”

如果采用如此的界定方式，那么Y和H的确是和我属于同一个世代，而他们和只比他们小一年的学弟，倒是不同世代的了。如果不提年龄的差别，这个界定方式看起来很合理，没有任何的破绽。可是，如此“合理”的界定，竟是内藏着极大的谬误。

人们在进行界定的时候，常常会从某个角度或者切面进行，并且生成一个合理的说法。他们的界定方式，就在这种合理的基础上进行，也由此做出判断。当他们说出判断所依据的“理性”时，看起来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合理之处，因此判断也就言之凿凿。

怎样才能看到这样的合理界定所隐藏的谬误？那就必须换个角度，从不同的层面入手，也必须能够找到，在他们合理界定所没有呈现出来的讯息。

我不喜欢任何一种形式的辩论比赛，正是因为辩论比赛的性质，就是在鼓励这种以界定谬误来设陷阱，并以此来赢得比赛。

任何一种辩论，往往也很容易就陷入这种界定的谬误之中。譬如说，国会辩论。

母亲节

已经有十年没有庆祝母亲节了。

三月中的那天，我带了一束鲜花，来到蔡厝港的基督教坟场，这一个熟悉的地方，差不多每个月都要来一次的地方，已经是那么熟悉，就像回家一样，不需要查找方向就将车子停在同一个位置，然后沿着同一条小路走到母亲的坟前，就像来到家门一样。

三月前的那阵子，我反反复复地想，是不是要在报纸上刊登一则“永在怀念中”的广告。那样的做法，是在向世人大声地宣称，我对母亲的怀念。不过，需要那么大声吗？我差不多每天都还会想起母亲，一些动作，一些声音，一些话语，一些神情。

那年，我刚到英国读书没有多久，就接到消息说母亲的癌症复发。母亲的家庭医生，应该更早就发现一些迹象，不过他没有发现。当我回到新加坡，母亲的专科医生告诉我，你的母亲没事的，她可以参加你的毕业典礼。不过，母亲结果没有来得及参加。

十年，这么快就过去了。我从来没有那么强烈的感觉到时间的流逝，而当我能够感觉到时间，竟然是以母亲的过世作为一个坐标。

这些年，我一直想写一点关于母亲的文字，可是，我一直都觉得还没有准备好。十年，不知道还要准备几个十年，我才有办法以文字来面对这些过往的人与事。

那个时刻到来之前，我还是每天有几分钟的时间，以自己的方式，想念母亲。

《狮子城》目前在Sinema放映

专门放映新加坡电影的 “新戏院”（Sinema）在五月会放映《狮子城》。我在部落格里，曾经两次谈到这部电影：“暴力的爱”和“爱国电影”。

《狮子城》：国泰机构在1960年制作的彩色电影，长 105分钟，导演 : Yi Sui

日期/时间：

May 3, 2008 - 3:00 pm
May 8, 2008 - 7:00 pm
May 10, 2008 - 9:00 pm
May 16, 2008 - 9:00 pm
May 17, 2008 - 5:00 pm
May 23, 2008 - 3:00 pm
May 29, 2008 - 3:00 pm
May 30, 2008 - 7:00 pm

此外，“新戏院”在五月也放映多部华语老片，如：《星星、月亮、太阳》、《虎山行》、《温柔乡》。

地点：苏菲雅山（Mt Sophia）The Old School，
11B Mount Sophia B1-12 Singapore 228466。(即前卫理公会女校旧址)，
电话：+65 6336 9707

票价：每张5元，乐龄及学生票价：4元

《狮子城》消息： www.sinema.sg/oldschool/calendar/lion-city/

新戏院主页： www.sinema.sg

暴力的爱

《联合早报》2008年5月4日

暴力的爱——多么吊诡的表述。所谓吊诡，就是表面上看起来充满矛盾，内在的意涵却有某种真实性。人们对于事物的认知，往往是受到日常生活中的一般经验所形塑，对于某些超出这些经验的事物，可能就会不甚理解，或者难以理解，而认为是不可理喻的矛盾。如果抛开这种固定的认知模式，就可能发现新的真实性。

譬如说，人们往往无法理解为什么爱的表现可以是暴力行为。当你在爱着一个对象的时候，你对他╱她所展示的爱的行为，总是被爱所浸濡，总是沉浸在幸福之中。可是，当某一种超出常规的状况出现，这种爱，尤其是当你爱得非常深刻，很可能就会以暴力的形式出现，无论是对那个被爱的对象或者别人，将遭受以爱为名的暴力对待。

如果，爱，是一种集体意识，譬如说爱国，这个集体之中的爱意互相影响激荡，很可能表现出来的暴力的强度，会以倍数增加，终致对被爱的对象与周边的人造成破坏的结果。人类历史上，这种以爱为名的暴力行为，我们还会陌生吗？

不过，有一些暴力的爱，并不是那么容易看得出暴力的性质。譬如说，以国民教育为名的行动，是一种具有压抑性质的“理性”暴力。国民教育的进行，向人们灌输爱国的意识，往往要求人们对于爱的对象毫无条件、毫无批判地接受。爱国，只有“为什么要爱国？”和“怎样爱国？”的问题，而没有“可以不可以不爱国？”的问题。那些对于第二个问题的答案稍为有所迟疑的人，很轻易地就会被爱国的非理性集体意识，以理性为名，标签为“叛徒”。

爱国的方式和理由，可以运用理性和批判性的方式来进行辩论。可是，爱国的底线，是对于所爱之国，必须非理性和放弃批判性地接受。89年前的今天，中国的五四运动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发生。现在还在进行的西藏事件，也是同样的性质。可是，我爱的“国”是你说的“国”吗？无论是哪一个“国”，我可以不可以通通不爱？

时间和空间的距离，使人们在重新省视五四运动时，可以运用比较批判性的方式。这种做法，在事件发生的当时，几乎是不可能的。时过境迁之后，可能行使暴力的个人或集体已经不存在，他们的暴力行为也就无法发挥作用。时间和空间，是最有效的批判工具。

上个月，新加坡国家博物馆放映了一部1960年摄制的《狮子城》，据称是新加坡第一部华语电影。那个年代，是反殖与独立运动如火如荼的时代，也是左翼思潮盛行的时代。在这种历史语境中，爱国的意识往往最热烈也最不诉之于批判性。观众看到电影中所表现的主要故事，是一个工人阶级的女子和工厂少东之间的恋爱。1960年代后期的文艺作品中常常展现阶级斗争意识，工人和富商这两种阶级是本质上对立的，分别来自这两个阶级的男女，是不可能结合。《狮子城》中来自不同阶级的男女，最后却有情人终成眷属。

很明显的，这是一个充满那个时代的理想主义色彩的爱情故事。有意思的是，《狮子城》的爱情故事中，却穿插了好几个与情节看起来没有直接关系的片段。有一场是老师上课的情形，电影中运用巨大的篇幅，让老师讲述新加坡的地理、社会、种族等等细节。爱国意识通过教师的讲课，具体而微地向学生也向观众灌输。另一场是一个大概八九岁的女孩在家里一面做功课，一面唱歌。她唱的歌，是新加坡国歌。女孩差不多要唱完时，妈妈出来叫她睡觉，她说，还要唱一下，而不是说要把功课做完。这时，爱国的表现超越了一般认知的理性。接近尾声时，一家人围着收音机收听大选（1959年）的结果。广播中播出了好几个选区人民行动党获胜的消息，听广播的人显得非常兴奋，说选的是为人民做事的政党。

坦白说，《狮子城》的剧本并不好，既老套又牵强。上面所说的情节，穿插在跨越阶级的爱情故事中，看不出太多的动机与合理性。可是，观众却又感受到电影中传达的充满热情与期望的爱国意识。爱国，竟然可以通过这种温柔而又感性的方式，强行嵌入一个恋爱故事，这难道不是一种暴力吗？经历过那个时代的新加坡人，也许认为我的看法太过暴力。也是因为时间所带来的距离，我能够感性地理解那个时代，却也能够批判性地对待爱国意识所形成的暴力。

22年前，已经提出“双文化”

这几年政府谈“双语”和“双文化”，听起来好像是某些领导人的“创见”，尤其是“双文化”，好像是这些领导人突然福至心灵的高瞻远瞩。于是，全国上下都开始不只要“双语”，还要全力以赴的达到“双文化”的目标。

昨天下午，圣尼格拉女校主办的“北区华文教学研讨会”，面对近200位华文老师，受邀出席的郭振羽教授，以他惯有的温文儒雅又发人深省的风度，以主宾的身份演讲。

他在演讲中展示一份22年前的剪报，那是他在1986年受访谈华文的地位与功能的剪报。演讲结束前，他语重心长的念出报道中的最后一段：

双语教育的目标应该是“双文化”（bi-cultural）的学习和了解，也就是对传统以及现代文化精髓的吸收。学华文华语本身并不会使人成为圣贤；同样的，学习英文英语——只要真正学到其文化内涵——也不至于就让学生成为“嘻皮”或“庞克”。可忧的是语言和文化的学习不足，结果没有“双语”，只有“半语”（semi-lingual）；没有“双文化”，只有“半文化”（semi-cultural），如何加强双语教学，以达到“双文化”的目标，是教育部当局和各位教师的责任。

有一些人说话很大声，很多人都听到。有一些人说话，虽然是真知灼见，但是没有什么人听到。何况，岛国的人都很健忘，即使当时有一些话如醍醐灌顶，没多久也都忘了。

是啊，即使那些很大声的话，对于岛国的人来说，也许热闹一阵，很快地也会忘记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