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esday 15 February 2022

清燉牛肉湯


材料:牛腱400克、紅蘿蔔2小條、白蘿蔔半大條、洋葱一個、老薑半塊切厚片、香菜1棵。

調味:鹽適量、柴魚醬青少許。

紅燒牛肉湯我還是很愛,那是台灣獨有的記憶的味道。兩年未能回去,最接近的就是島國相當容易找到的鼎泰豐。雖然那也是嚴選食材精心調製,總是少了獨立店家的某種獨特配方的神秘與驚喜。突然想起很多年前在淡水老街的某家小店,心血來潮捨紅燒牛肉湯而選擇清燉牛肉湯,就在一個寒風凜冽的傍晚,獨自欣賞過了那經典的冬日夕照之後。淡水風大原本就不是什麽稀罕的事,走在街上突然那家店的玻璃門拉開,走出三個靦腆的少年郎,隨風飄來淡淡香氣。恍惚之間我還以爲是少年身上噴灑的古龍水。回過神來,哦原來是清燉牛肉湯的鮮甜。

選用能夠凝聚溫度的砂鍋,而不是金屬鍋子。我總喜歡用砂鍋煮湯,講究的是溫度的均匀和持久。倒入兩大碗冷水,再將切成塊狀的牛肉、紅白蘿蔔、洋葱、薑片放入水中。選用牛腱的好處是肉嫩又帶筋,長時間燉煮後鮮嫩又還有些彈牙。蔬菜是爲了添加甜味,喜歡的話也可加點西芹,但我覺得味道太强烈。當然也可以加點八角,但那更是太超過,除非喜歡濃鬱的香料味道。大火煮沸後關小火,繼續悶煮三個小時。煮湯非得要有耐性,這個時候也許可以先喝兩杯餐前酒。煮好後加入適量的鹽,少許柴魚醬青。我偏愛一款日本人喜歡用的柴魚醬青,一般上做冷奴常用,但我煮湯也愛加。盛碗後再撒上切碎的香菜。香菜往往是終結的神來一筆,就是有人避之唯恐不及。這樣就大功告成了。

這湯的味道當然與淡水那家或者任何一家,都不一樣,是我自家靠感覺與靈感調製出來,下一回再煮也找不回一模一樣的味道。那三個多年前的少年,下次再去淡水也不會再遇到。那麽多年了,他們也許融入河邊幽幽垂釣的衆多歐吉桑之中,或者去了台北還是哪裡。什麽時候再能夠回去台灣,也許到淡水要順便留意一下。

Wednesday 10 April 2019

《庄子兵法》:讲故事的方法

2019年2月24日
编导:黄致凯
演出:台湾故事工厂
地点:滨海艺术中心剧院(华艺节)


怎么那么会讲故事啊?《庄子兵法》讲的其实不是庄子,也甚至不是某种抽象高超的,与庄子进行辨证或有所延伸的哲理,而是一个扣人心弦的故事。关于六个人被困在一个密室里,想尽办法破解谜团走出密室的故事。

戏剧以写作陷入瓶颈外加妻子外遇叛离的小说家作为开场,在结构上就已经以后设形式,预告这是一个叙事中的叙事,虚构中的虚构。小说家的际遇是剧作者的叙事,而其他五个人物则是小说家的叙事,并被剧作者一并置放在一个密室逃脱的游戏框架中。但他们六人的困境与挣扎,却又是互相纠结,并与外在的现实世界产生错综复杂的互文关系,使得叙事与被叙事也成了互文。

商场恶性竞争中事业失意而心理无法调适的管理高层,既是站在道德高位而又因女儿罹患绝症而纠结的母亲,人气网红而不得不隐瞒未婚生子的女子,背负兄长债务而必须落跑的蓝领工人,身家富裕但身份是私生子的富家公子,加上小说家,六个因为无法自主控制的各种外在因由而陷入生活现实困境,内心充满挣扎矛盾又心有强烈不甘的人物。

从人物设计与取样的角度来说,很明显的是有意展示台湾社会的某种代表性,也因此他们的困境与矛盾也可以看成是台湾的社会现实。倘若如此,那密室作为台湾的隐喻,逃脱密室的过程与最终的结果,又要如何进行有效的解读?

这是一个充满悬疑的过程,也其实是相当主流的一种讲故事的模式。故事工厂的主要诉求受众就是如此,重点是如何使得观众能够被强烈吸引。一个接一个的谜团,谜面都是由庄子的话语所构建。由于六人对现实的执迷,难以参透庄子话语指示的解谜方向,每一次到最后总是在机缘巧合的情况下才得以破解,而进入下一个游戏阶段,挑战另一个庄子话语设计的谜团。

六人的迷惑与困境,显然被塑造成与庄子智慧对立的位置。尝试解谜过程的悬疑性与破解谜团的戏剧性,加上在游疑与慌乱中层层揭发的压抑隐藏的人生,使得这个戏两个小时下来毫无冷场,扣人心弦。观众来不及感到无聊,也无暇去猜测剧情可能的发展方向,一直被一个接一个的惊喜引导着。

这是庄子在这个戏中的最主要作用,作为一种戏剧性的手法,产生一个属于“人”的现实世界,以及一个属于“哲”的超然境界。将“人”与“哲”加以二元化对立之后产生的戏剧冲突,效果颇佳,其实也是各种古典与现代戏剧常用的手法。对于熟悉庄子思想的观众而言,也许比较没有太多新的启示,但在面对这个戏的主要诉求的受众,却是相当聪明精巧的设计,可以想见这个手法的成效。

最后提出的“无用之用方为大用”,以及“门一直没锁,只是开的方向错了”,对于像剧中六个人物那样执迷而无法摆脱困境的观众来说,达到醍醐灌顶的效果,也为剧情发展与心理悬置带来一个圆满结尾。不过,这样的结尾,还更加上谢幕后的人物完结篇(观众再次获得惊喜),不留一点反刍回味的余地,也就把《庄子兵法》锁定为通俗戏剧的类型。

Wednesday 3 April 2019

《情信》:五十年情信,两种沟通方式

《情信》

2019年2月22日
导演:陈文刚
演出:糊涂戏班
演员:陈文刚、魏琦珊

2019年2月23日
导演:谢燊杰
演员:谢燊杰、徐山淇
地点:新加坡滨海艺术中心音乐室(华艺节)


从七岁开始写信,横跨五十年,写了一辈子的信,章信南与程小曼之间的情感世界起伏纠结。书信往来作为一种属于前一个世代的沟通媒介,象征一种古老的,过时的,具有怀旧色彩的情感与思想交流,它也象征一种非稍纵即逝、非蜻蜓点水的生命状态。“你会挂我的电话,但是你不能挂我的信!”颇为执着的章信南,这么对时而桀骜的程小曼这么说。当然,是通过书信。实体书信往来已非当下人们熟悉甚至懂得使用的沟通方式,在这个戏里,它的必要性与必然性是无法替换的,因此也成为一种超越时空界限的象征。

于是,观众经过一个深入人物内心世界,甚至与外界完全隔绝的境地,被两人的书信带领着走过他们的一生。也许是因此而深刻浓郁的情感可能让观众过于投入沉溺,根据魏琦珊的说法,原著者要求演出时不要投入情感,不要戏剧化,不要扮演,只是直接了当地将台词念出来。两组表演者,尤其是糊涂戏班,都没有完全遵循剧作家的文字指示,让演出产生强烈的冲击力与感染力。

糊涂戏班的版本,十年前就已经首演过,这次是更新的版本。两人的演出,基本上是在各自分割的空间进行,章信南在左,程小曼在右,象征两人没有交集的现实,仅有通过书信中的文字与对方互动与了解。分别在两个空间的架子与家具,象征他们的性格与生命。明确反差的两个空间,写实层面的互不涉入,以及虚拟层面的矛盾与交融,反讽的喻示他们最终必然错过的结局。只有在最后当程小曼已死,她已不是一个现实中存在的生命,两人在真实的戏剧空间里拥抱,象征心灵上的结合。

两个坐在右边的乐手,全场以戏剧性的弦乐进行演奏与演唱,结束前还有缱绻感伤的主题曲,更加强了情绪的渲染。表演是戏剧性的,观众是被牵引的。剧作家原本可能想达到的抽离情境,在糊涂戏班的演出中,观众深深进入角色的内心世界,虚拟化解了,现实中被感动着。

谢燊杰与徐山淇的版本,则看起来比较接近原著的抽离形式。两人表演过程中,手里都拿着一叠纸张,上面打满了文字。那不仅是道具,很多时候演员也直接从纸张上读出台词。如此做法,抬头面向观众与低头读文字的交替中,往往打断观众的情绪,使得戏剧性的推展被中断。观众不像糊涂戏班的版本那样深沉感动,倒是比较抽离的注意到叙述的节奏。

这个版本的表演也比较简单,只有一个架子,两人在表演时也不时涉入对方的戏剧空间。不同的生命阶段,他们更换衣装,象征阶段的改变,这是惯用的手法,表现演员身份的变化,倒又还是比较戏剧性的处理方式。另一个有趣的设计,是台上的两张椅子的位置改变,象征两人关系的更动,或远或近,或平行或背反。

两个版本的《情信》在对比之下,谢燊杰与徐山淇的版本少了戏剧性的夸饰与渲染,反而空间线条与情绪推展显得干净利落。如果没有同时看过糊涂戏班的较为强烈戏剧化版本,观众可能也会被感染,是通过原剧剧情、人物、台词的张力,以及演员有效得体而不过度的执行。

Wednesday 27 March 2019

《哈姆雷特》:“忠于原著”的莎剧

《哈姆雷特》
2019年2月15日
导演:李六乙
翻译:李健鸣
演出:北京李六乙戏剧工作室
地点:新加坡滨海艺术中心剧院(华艺节)


这几年看了不少莎士比亚的重新演绎,李六乙导演的《哈姆雷特》是最忠于原著的版本。距今四百年的经典,应该要以怎样的态度来对待,应该要为当代观众提供怎样的看戏经验,应该要怎样找到并突出经典的当代意义,一直都是重演经典时必须提出的诘问。

李六乙版本“忠于原著”的意思是,他没有更动人物,没有改写台词,没有将剧本当下化与在地化,也以尊重的态度再现人物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哈姆雷特的矛盾心理状态,亦即“原著精神”。这是一种处理的方式,让观众看到原著在构思、创作与内涵的精彩之处。重点就在于导演在小心谨慎处理剧本的同时,可以怎样使得剧本对当代观众产生原著的震撼与感动,又可以为观众带来怎样的新体验。

舞台上极简的设计,由一个平面的圆形与一个立体的球形组成,就没有其他的物件,干净利落。

一个是装置在舞台地面上的突起的巨大圆形平台,倾斜角度,高处超过一个人的高度,地处与舞台地面衔接。整场演出,平台时而缓缓转动,多数时候低处向着观众,最低处在右边或左边。在某处剧情澎湃时,平台最高处向着观众,使得台上的演员居于高处,观众只看到正面弧形的高台,弧形下漆黑,演员像是站在一条挑高的弧线上。也有时演员在平台上奔走厮杀,平台不断转动,倾斜面不断改变,演员犹如围困在一个晃动的世界里的斗兽。

另一个是吊在半空中的巨型银灰色圆球,有一个人高度的直径,由许多大小环形交错缠绕而成,有镂空感,又有金属的沉重感,时而上下左右移动。

圆形平台与球形垂吊物的配搭,是一个聪明而有视觉效果的设计。圆形平台,可以理解为哈姆雷特及众人的世界的象征,充满摇晃起伏的不确定性,却始终被囚困在这个世界里无法逃脱。垂吊的球形,可以看作是某种理念与规范的象征,是哈姆雷特心中的人性尺矩与宇宙观,有时接近有时遥远,有时高悬映照,有时低沉回响。

问题是,三个小时四十分钟的漫长演出,这两个设计能够变出的招数也仅限于此,疲态渐露,很快就可以被观众猜想得出来,无法产生更大的戏剧性与感染力。另外,对于设计变化的殷切期待与等待,也在某个程度上造成观众对于剧情与人物关系的理解与感受的干扰,反而产生了一种不必要的疏离效果。这就回到前述的根本命题,当代版本的莎剧,是否强化了观众对于原著的感动,还是对于原著产生无法消解的陌生感。

节目单上注明演出时长约三个小时,结果拖出了四十分钟。是当初估计错误,还是演出时拖沓而成,不得而知。(后来听说,最后一场演出,准时三小时结束。由此可见,是第一场演出时演员无法掌握节奏。)主要演员都是北京人艺的专业演员,功底深厚,还算能够震慑全场。但过程中为了要达致悲壮氛围,念白或对话有所拖沓,使得言语间滞留许多空隙,反而影响节奏与推进。没有群戏,又有不少演员分别饰演两个或多个角色,如果是在中型剧场演出,效果应该会比较集中,而不会力道过于散涣。

这个版本的《哈姆雷特》,是近年英国皇家莎士比亚剧团全球征求新译本的项目下完成,由李健鸣翻译。剧中名句“to be, or not to be”翻译成“在还是不在”,节奏接近原文,但在中文语境中不是习惯语法,意义也因此难以理解。另一个更吓人的翻译,是将“to act, to do, to perform”译为“干,干,干”,就真的只有“惊悚”可以形容了。

Friday 6 April 2018

《聊斋》:当虚拟成为现实

《聊斋》
2018年3月4日
演出:非常林奕华(华艺节)
滨海艺术中心剧院


林奕华版本的《聊斋》有两个主题:聊,喻示互动;斋,喻示空间。

蒲先生创造名为“斋聊”的app,渴望因此得到互动的满足。各种情节在一个名为“聊斋”的酒店发生,是一个奇特的空间。

聊与斋,这两个元素纷繁交错,也互为隐喻,演绎人的欲望,也展示人的困扰。

从空间的角度来看,《聊斋》里出现几个不同性质的空间。“斋聊”app是虚拟空间,不是真实却是现实。这里所发生的情事与互动,都是app的使用者的内心投射,而非真实存在,随时可以因使用者将app关闭,即瞬间消失。

“聊斋”酒店就是真实的吗?看起来是一个真实的物理空间,但在这个空间里进行的种种,却是“斋聊”app的延伸,也即是蒲先生的意识投射出来的想象空间。

有意思的是,观众在一个具体的剧场空间里看戏,而被这个戏创造出来的虚幻空间里,参与一场自我投射与检视的意识游戏。

《聊斋》也是关于主导意识及其反扑,权力关系及其颠覆。

蒲(松龄)先生是小说家,app的创造者。胡(狐)小姐是他创造出来的,也是他的作品,理应只存在于app之中。但是,这个作品在被创造出来后就不再被作者控制,反而倒过来成为主导作者的心理与生命的意识。

胡小姐不仅比蒲先生更了解他自己,也成为蒲先生的挥之不去的梦魇。这个被创造出来的胡小姐,更进一步创造出那个出世不久即死去的孩子,并以二十一岁的生命形态再次出现。

创造的虚拟性,也许是因创造者的自我实现与展延的焦虑,结果倒是并非虚幻,而是作者无以摆脱的现实。

Friday 30 March 2018

《咔嚓卡夫卡!》:变形的荒谬、写作的反抗

《咔嚓卡夫卡!》
2018年3月2日
演出:九年剧场、舞人舞团(华艺节)
地点:滨海艺术中心小剧场


以卡夫卡的文本作为素材与再现的主题,《咔嚓卡夫卡!》最强烈与核心的意象,应该是卡夫卡(已近乎普通常识的)小说《变形记》中的“人变成虫”的这件事,可能因此让一些观众留下的印象是,这个演出似乎不是关于卡夫卡,而只是关于《变形记》。

有意思的是,《咔嚓卡夫卡!》是对于《变形记》的挪用与改写,而且颠覆。小说中的格里高尔,发现自己变成甲虫,无法工作,而经历挣扎要抗拒变形。《咔嚓卡夫卡!》中的众人,发现自己无法变成甲虫,而想要变成虫去工作。前者是人抗拒变形异化,而后者是人期望变形异化。通过改写,《咔嚓卡夫卡!》再现的现实更为冷酷。

人的变形,在剧中还有其他的挪用:庄周梦蝶、孙悟空七十二变。这些文本也都有所改写,文本中的“变形”符号都已经不是原来的意思,而是指涉创作者与观众所处在的当下世界的荒谬。这个荒谬世界,正是一百年前卡夫卡所关注与刻画的,只不过更让人沮丧。

人变成虫,是《咔嚓卡夫卡!》的关注对象,而更重要的是此剧的关注态度,那就是“写作”。写作是此剧最有力量而也最无奈的符号。作为具有后设意义的框架,也作为对于变形异化的反抗。从这个角度来看,《咔嚓卡夫卡!》不只是关于《变形记》,而是关于卡夫卡的写作《变形记》。

写作是一个反抗的符号,写小说、写信、写日记,以及通过语言文字的叙述,对于现实的再现与批评。写作是反抗变形异化的方式,也是人性存在的根据。这个符号在剧中反复穿插出现,有时从四脚桌变三脚桌,有时在巨大椅子前显得渺小,有时在字幕中被打乱或删除,看起来在现实中来自四方八面的将人变形成虫的压迫下,似乎力量微弱,但又意志坚强。

写作其实才是《咔嚓卡夫卡!》的主要符号,而不是人变成虫。此剧是向卡夫卡致敬,是向不断以写作批评现实维护人性的作家/思想家的致敬。

除了卡夫卡,另一个致敬的对象是郭宝崑。剧中的猫,困在阴沟里,是郭宝崑名剧《寻找小猫的妈妈》里,那只象征妈妈被边缘化主体性的小猫。《咔嚓卡夫卡!》的猫,众人想方设法要把它救出来,逆反了郭宝崑剧作中猫被众人追捕围剿的意象。但是像生产过程那样被救的猫,最后却不见踪影,又指向面对冷漠现实的徒劳。

最后一场戏,作家像虫一样在手术台上被扮演成医生的众人解剖,接着众人转身面向观众,观众席上的白灯亮起,演员注视着观众,意味着观众也都是参与杀死作家的帮凶。观众看着这些冷漠的演员,也看着对面的观众,也许有一点觉醒,原来我们都是这个由虫组成的集体,一起把人性压挤毁灭。写作的反抗,最后并没有胜利。但是,作为一个曾经努力的行动,也许就是存在的力量。

Wednesday 21 March 2018

《血与玫瑰乐队》:历史作为文本,虚构作为认知

《血与玫瑰乐队》
2018年2月25日
演出:莎士比亚的妹妹们的剧团(华艺节)
地点:滨海艺术中心小剧场

“历史”是否有“真相”?如果有,我们要如何找出“真相”?如果没有,我们要如何理解“历史”? 这些问题,也许是《血与玫瑰乐队》要处理的,也是我们作为观众要回应的。

《血》讲述的最核心的,是发生欧洲十五世纪的历史,但处理的不是权威的历史著作,而是莎士比亚的剧作对于这些历史事件/人物的叙述。莎剧关心的不是历史,而是如何讲述历史。莎剧是以莎翁的观点,通过虚构的手法,重构对于历史的理解。历史是否有真相,并不是关键,甚至已经没有意义 。重点是莎翁如何看历史,以及他通过剧作的虚构,要观众/读者如何看历史。这是第一层的虚构。

第二层的虚构,是在莎剧虚构历史的基础上,《血》对于莎剧的重新讲述,也就是以虚构的手法,处理被虚构的历史。无论是莎剧还是历史,都是文本,也都成为隐喻,现代人(我们作为观众)以这些文本,来进行自我的参照。历史都是过去式的,我们都未曾去过现场,即使去过,也都已经成为过去。面对历史,就如面对任何文本,我们都是以当下的时空位置,来进行认知、理解和诠释,也在这个过程中,通过文本来对照自己。

因此,《血》的各种剧场效果,尽管荒唐、搞笑、夸张、扭曲,都是重要的,也都是有意义的,因为这些都是虚构的手段,也是诠释的态度。

声音:通过繁复交叠的形式来展示。剧场中的声音来自四方八面,各个不同角落,甚至无法明确分辨来源。有的清晰,有点含糊,有的回音重重,有的多声重叠,打破直线型与合理性。如果有真相,真相只有一个,叙述真相的声音也是单一的。所有的声音都是现场制作出来的,但现场就意味着真实或真相吗?演出一开始就说:“一切都是从幻听开始。”现场的声音,在现场观众的经验之中,却都是“幻听”。以为是“真”的,倒都是“假”的。但是,假的就比真的没有价值没有意义吗?

语言:多种语言,多种叙述,多种声音,多种文本。多语不是一种现实的再现,而是一种具有隐喻性的效果。最震撼的是以客家话进行叙述,仿佛客观的、超越斗争超越纠结的、具有权威的叙述者, 是一个在历史上时常被边缘化的女性,以相对弱势的语言客家话来讲述。这是性别霸权的颠覆,也是历史权威的颠覆。

有一场印象深刻的戏,两个演员用类似的表演方式,四次重复演绎四组人物、四个历史事件。第一次重复时已经是效果十足,连续四次,效果并未减弱,反而递增。戏剧性的效果,是对于历史的戏谑,斗争与厮杀在历史上总是重复,尽管事件不同,类似性质却不断重演。有意思的是,每一次总是有一点不同的结果,暗示着一句话:“从历史中吸取教训”,所以结局不同,死的人不同,也因此每一次对观众来说都有惊喜与效果。但观众看来,这一切并没有改变斗争与厮杀的行为,以及历史事件的血腥与残暴。“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倒成为一种嘲讽,也由此颠覆历史的真实性。

文本是认识历史的媒介,任何文本都是,可以是历史著作,也可以是历史剧、莎剧、电视剧、电影、小说、传奇、线上游戏、网络等等。在这个层面上,历史著作仿佛没有超过其他文本的权威性,更何况我们(观众/读者),通过后面罗列的文本,来达到对于历史的认知,还恐怕远远超过通过历史著作。

观众大概都不熟悉十五世纪在英法之间的那些现在被称为历史的恩怨情仇吧——否则节目单上不需要那么详细的列出来。但话说回来,有几个观众会去细读呢?大概也不是很多人读过莎士比亚的剧本。我们这些看过这场演出的观众,对玫瑰战争的了解,应该就是通过《血与玫瑰乐队》这个文本了。也许一辈子都是如此,不会去翻阅历史著作或是莎翁的原剧。然后走出剧场之后,倒能够跟朋友讲起亨利国王与爱德华国王的故事,而且头头是道。我们这些观众,也是文本,而且是很多观众,很多文本。

Thursday 15 March 2018

《六根不宁》:寻根、身份认同、以及无关于此

《六根不宁》
2018年2月23日
演出:实践剧场(华艺节)
地点:滨海艺术中心剧院

剧名中的“根”有两层意义,一是佛教中的根,即眼、耳、鼻、舌、身、意,六种感受存在的方式。另一是指向“寻根”,也就是身份认同。这两个层面其实相关联,以不同的感受方式,在一个寻找、怀疑、确认或失落的过程中,对于个人或集体所属根源的探索与界定。《六根不宁》中的七个主要人物中的六个,正是这个关注的再现。

阿福是一个瞎眼的离乡背井的人,无论去到哪里,都珍藏着离开家乡时父亲交给他的两枚银元,象征着对于根源的保有与继承。

公冶BB自认为可以听到机器的语言,也自认为是中国古人公冶长的后代,想要得到家乡父老的接受,却被冷漠对待。

怪鼻子的血缘复杂,有来自各地各族的祖先,被别人质疑他的身份,但他因为祖母是华人而有敏锐嗅觉,并对此认同感特别强烈。

东小姐是网红的某种专家,因舌头天生敏锐而能尝出食物的来历,在一次综艺节目中与怪鼻子比赛失败,移植新舌头后,却成为出色歌手。

一军是身在西方的华人指挥家,以为已经无关华人,却出现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太阿公逝世,需要将太阿公的骨灰多番辗转送回家乡。

K女士是想要发展有感情的机器人的企业家,想要摆脱“已经离开但没有离开”的父亲,却被父亲的声音以不同形式环绕,最后也继承了阿福的银元。

这六个人物,以不同方式参与各自的寻根历程,华人的身份也是他们不断在面对与寻找意义的焦点。无论他们的历程有多么挫折离奇,再现出来的倒是对于华人身份的执着,得以回归的释怀或安慰,未能得以回归的失落或失败。剧中把身份认同对象设定为华人,而非更广义的指向,想来是针对“华艺节”的隐含观众对象,不过倒是把身份认同的课题做了局限,尤其是在这个多元文化的社会环境中。

有意思的是,这个华人身份意义的探讨,某些时候具有多元的面向。

怪鼻子的外表无法得到别人认同他是华人,自己的记忆与能力却使他强烈自认是华人。这是一种自我认知对于外在界定的反抗。问题是,为什么他这么执着于华人认同,而非其他种族文化的认同?或者说,为什么要将这个人物设定为“华人”,而非更开放与多元的认同方式?

东小姐的情况最有意思。她因舌头味觉敏锐而首先作为美食专家,失败后进行舌头移植,而成为出色歌手。“移植”的成功,重新界定她的能力,也赋予她身份的意义。身份因此摆脱一般上认知的本质化的特点。以舌头去“尝”美食,是一种被动接受外物(食物)的行动,而以舌头去“唱”歌曲,是一种主动的表述的行动。

东小姐所唱的歌曲,虽然都是华语,但具有复杂的性质,这里提出的疑问是,如原曲是印尼歌或日本歌的华语歌,混杂与翻译,是否会否定或削弱华语歌作为华人身份的象征?这样的表述在学术范畴,如后殖民主义论述,已经有许多深入的更复杂的思考。对于没有想过这些情况,或者刻板印象深刻的一般观众来说,也许具有一定的启发性。

这六个人物,都在自己的旅途上,但他们的旅途是寻根的过程。全剧中与这六个人物截然不同的,是小王子。小王子是旅行者,六人是寻根者。虽然他们都在旅途上,前者的旅途是没有目的地,而后者的旅途是有目的地 (尽管这个目标的界定可以各有不同的形式)。六个人物的遭遇,似乎暗示回归华人身份的根源,作为人的价值的肯定,这点是需要执着的,不必执着的是身份的表述可以有所不同。

节目单里引述郭宝崑名剧《郑和的后代》中的名言:“回家?我没有家……漂泊是我的家园,出发是我的还乡。”这几句话,适用于剧中旅途无止境、没有目的地的小王子(这个小王子已经不是法国小说《小王子》中的角色,此剧改写原文本——那是另一个课题),但参照于其他六个人物,倒成为具有反讽意味的指涉。

Tuesday 27 February 2018

北海之岬


《联合早报·文艺城》
2018年2月27日

文/柯思仁

襟裳岬在北海之角,日本以外也许少人知道。以为此地隐匿于风声浪影中,倒有题为《襟裳岬》的歌在传唱。

原来邓丽君曾经唱过,一九七六年发行。歌词内容讲的是爱过的人形影无痕,留下的人徒增思念与惆怅。离去的人,究竟是绝情撒手还是形势所迫,没有明言也无需知道。听歌的人,倒是从邓丽君清纯流转的歌声里,感受哀怨情殇,想象潮汐波浪。

歌里隐含的那个天涯海角,是北海道南端风大雾大而人烟稀薄的襟裳岬。林煌坤的词,第一段这么写:

海边掀起浪涛,激荡了我的心。记得就在海边,我俩留下爱的吻。那样美又温馨,如今只有我一个人,默默地在追寻,追寻往事,那段欢乐时光,那段美丽的梦。爱人爱人,我的爱,我等你回来诉说情怀。

糅杂着情歌的凄美与民歌的浪漫,旋律与节奏散发一种温婉情怀。邓丽君所唱之曲来自日本,歌词则是重新创作。日语原曲发行于两年之前,由森進一演唱,吉田拓郎作曲,岡本おさみ作词。吉田的曲是七〇年代兴起的民歌风格,森進一的声腔则雄浑清远。岡本的词倒无关爱恋,叙述的是两个欧吉桑靠着炉火啜饮咖啡,对于逝去年华的怀缅。

有一句歌词,えりもの春は何もない春です,襟裳的春是一无所有的春,重复出现在每一个小节。曾经的春,远去的春,无以挽留的春。每唱一遍,像敲响回荡的沉沉钟声,终至消弭在狂啸海风中,在无人海边。

邓丽君演唱的版本,虽然用的是吉田的曲,所诉之情更接近島倉千代子的版本。那又得往前追溯十几年,一九六一年发行的歌曲。同样题为《襟裳岬》,那是日本演歌传统,丘灯至夫作曲,遠藤実作词。島倉千代子穿着厚重华丽的和服,哀怨而不失端庄地幽幽倾诉:风声咻咻在吹拂,海浪滔滔在拍岸,仿佛有人对我在呼唤。

十五年的距离,邓丽君的苍凉,回应着島倉的幽怨。两个不同时代的人,同样的寂寞的人。两个离去的对象,一个荒凉海岸。

三把声音。三种情境。三个版本的《襟裳岬》。歌曲将襟裳岬之名广为传播,倒是那个实实在在的地方,远在天涯海角,多数时候仍然风大雾大而人烟稀薄。

*   *   *

东京与大阪,完全无法忍受的超级都会。无论西装笔挺的上班族还是五颜六色的コスプレ,闪烁霓虹与喧嚣车声的背景中,游移飘忽的形影,在高楼巨厦之间流窜,还没有看清楚即化为缕缕轻烟,在攒动人头里迅速消散,倒是留下横飞竖插的眼神,犹如动漫中的刀光剑影。即使札幌,气氛比较放松,步伐稍为缓慢,作为北海道的心脏,一个不留神跌坐在结冰的地面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在簇拥繁忙的街上。

对于天涯海角有某种一厢情愿的浪漫想象。那种地方,应该没有摩肩接踵的躯体施加挤迫围剿,没有生疏冷漠的目光假以道德审判,没有让人窒息的封闭,没有强人所难的郁悒。天空尽管有时蔚蓝有时阴翳,风和浪总是以对位的和谐声律在召唤。

于是我们决定往天涯海角奔逃。

不要问我们从哪里出发。带着期许奔向未来,即使再模糊难测,首先要将前事遗忘。

我们曾经奔至宗谷岬,在稚内东北三十公里,海边矗立一个三角形的高耸纪念碑, 有“日本最北端の地”的铭文,向北隐隐对望库页岛。转头一只小狐狸就坐在脚边,全身湿漉漉像是沾满露水,似乎也是从哪个树林里逃逸出来。与狐狸屏息对望,楚楚可怜模样。

我们还曾经路过纳沙布岬,根室之东,是北海道也是日本本土最东端。灯台旁立有石碑,刻着一行:“祈願北方領土奪還”。天色颇为晴朗,齿舞群岛的贝壳岛上的林木清晰可见,稍远的国后岛的绵长山脉也在朦胧中略现轮廓。不远处另有石碑,四个大字在呼唤:“望鄉の岬”。海边一个孤独的钟,偶尔有人前去敲撞,祈愿之声穿透空气,不知道传送得了多远。

我们尽量往远处与更远处奔逃,从一个终极之地到另一个终极之地,只有一个想望,远离人群与现实,摆脱历史与迷思。那些残留下来的伤痕,代代传颂继承,时间越来越久远,灼痛倒越来越深刻。

如果祈愿真的有效,就要那么一点空隙,让人有机会可以姑息喘气。

*   *   *

经过钏路,横纬竖经繁复盘错的街市以后,差不多就剩下一条时而蜿蜒时而笔直的道路,指向遥远的西南。沿途小镇如庶路、白糠、音别、浦幌,毫无眷恋地一一错过。中午时分,饥肠辘辘,想这荒郊野外有什么可以觅食之处。地图标示所在附近有个大津渔港,除了民房海堤学校神社之外,倒有一家看来可以吃饭的きいちゃん食堂。

小地方就两条平行街道,头尾不到一公里,几分钟绕完一圈,不见一个人影。要解决午餐,似乎没有别的选项。店外红色布帘在飘扬,向赶路的饥饿的人殷勤招徕。

拨开布帘推开大门,原来全村人都聚在这里。我们应该是马上被辨认出来并非在地人,何况穿着举止可能也看得出亦非本国人。两个在奔逃的人。不断有人抬眼偷瞄一下,赶紧低头,再瞄一下,又若无其事谈笑,或者继续吃面。

整家店几乎满座,只有靠近门口柜台有两个空位,刚好让我们不太显眼地安顿下来,背对众人,快速点了拉面。两片叉烧,几根笋条,一把慷慨的葱花,一片从酱油清汤里半身扬起仍在抖动,犹如凤尾的紫菜。没有特别惊艳,倒是想起我们曾经四处奔逃,想念曾经偶然驻足的那些小镇的小店里,朴素而温暖的味道。

这里也算是天涯海角。虽然感受到一些特别但含蓄的注视,倒觉得不好意思打扰了别人的清闲。让自己放松下来,尝试融入日常情境之中。转头环视半周,众人似乎已经恢复平常,没有再多加理会两个陌生的闯入者。

店里墙上挂着几款风景月历,几幅可能是名人到访的照片与签名,还有三张巨型海报。平整贴在墙上的海报,同一个男歌手,虽然不同造型装扮。其中一张帅气人像旁写着大字:福田こうへい,是歌手的姓名。想来天涯海角的小店老板娘,也是不甘寂寞的追星族。那个到东京打拼蹿红的歌手,来自东北岩手,也许从大津渔港用点力气还可以眺望得到。老板娘可能把他看成同是北方人,让小地方的人感到与有荣焉外加一点亲切。

福田的成名曲《南部蝉时雨》,唱的是:梦想倾洒在都市高楼夹缝间,尝试呼喊而得到的只是回声。他的孤独与落寞,倒是需要思念远方故乡,也许才得稍有慰藉。

*   *   *

继续往南,道路越来越笔直,也越来越荒凉。车子不知不觉开得越来越快,行驶在奔往天涯海角的路上。就在几近忘我之际,望后镜中出现一辆尾随的警车,无声无息,却也不离不弃。

赶紧将车子停靠路边,警车也跟着停下来。难道是来追缉两个奔逃的人,心里闪过一丝意外,倒没有惊慌。两个警员下车走过来,神色有点严肃。其中一个看起来有点面善,原来有几分像大津渔港拉面店墙上海报里的福田こうへい。

他们的英语不太流利,两个外国人也不谙日语。单字片语拼凑起来,大概了解到车子超速。乡间小路限速六十,而我们几达八十。

北海道的乡镇或草原,即使车子稀落路上无人,道路限速总是远低于司机可以期待或自我控制。看来荒野之地,经过一个孤立的公车站或两三栋平房,老远就开始设有路标警示降速至五十,接近时更限于四十之内。

路边不时有看板提醒“子供飛び出し注意”,意谓当心孩童突然奔越而出。脑海浮现的画面,却是丘比特手握弓箭挥动翅膀,高空越过马路。山野之中,更常见的是“鹿の飛び出し注意”,配上一只跳跃的鹿的图标,姿态似在为圣诞老人拉雪橇。掌握方向盘的人,无论悠闲驾驶或匆忙奔走,时刻倒要留心横冲直撞的孩童,以及自丛林中脱序而出的野鹿。

检视驾照之后,警员示意随他们离去。心中狐疑,是要到警局落案吗。两个警员护送至后头的警车,一个打开车门,一个示意我坐进后座,还贴心地用手挡住车顶以防头部擦撞。两人坐在前座,低声快速以日语交谈,似乎努力在讨论要怎样以英语和这个外国人沟通。其中一个说:“あの……あの……go to……”半天接不下去,然后又叽里咕噜互相说起日语。

我猜想是问要去哪里,就说:“えりもみさき。”那正是我们的目的地,襟裳岬。看他们霎时脸露微笑,一副如释重负模样,不断点头道:“Slow down, slow down.”说时语气柔顺,眼神温和,凝重的脸庞瞬间又变回海报里帅气的福田こうへい。语毕示意我下车,还挥手道别。我忙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心里倒还有点依依不舍。

曾被拦截又得安全放行,心情转为轻松愉悦,忘了正在奔逃。车子以六十以内的慢速行驶,左顾右盼欣赏风景。仍然走在国道三三六号,其中一段又称黄金道路,右边隐隐可见远处连绵起伏的日高山脉,左边是深蓝广淼的太平洋,偶有奇岩自海中破浪而出。襟裳岬就在不远前方。

风声咻咻在吹拂,海浪滔滔在拍岸,仿佛有人对我在呼唤。島倉千代子的歌声随着风声浪声在回荡。

*   *   *

接近襟裳岬的路上,车子逐渐驶入迷雾之中,周遭越来越朦胧。二三十公尺以外都是白茫茫一片,视野所及,无山无海无房无树,仿若古书记载的仙境。这是我们奔逃的终极之地。

根据记载,襟裳岬之名源于北海道原住民爱努族的语言:オンネエンルム,意谓巨大的海角。此处是北海道中部的南北纵贯日高山脉之最南端,由狩胜峠起始绵延一百五十公里,到达襟裳岬突然潜入海底。神龙的壮硕尾部在波浪间频频拍打,闪亮鳞片露出海面,形成大小高低此起彼落的岩石。此刻风大雾大,白浪卷滚,鳞片若隐若现,更添神秘。

临海山崖顶端,有一栋建筑名为风之馆。馆外大雾,馆里无人,除了柜台后的一个职员。即使登上馆里的瞭望台,在迷雾中该如何远眺海景。买票时兼问,浓雾何时可能会散去。职员微笑,客气地说,这个问题实在无法回答。

据说这里常年刮大风,也是寒流与暖流交汇之处,雾气笼罩是常态。门票上倒有一行字,说明此票一年内有效,可随时凭票再次入馆。访客感觉窝心也尚存一丝希望,下次有机会重访这个风大雾大的地方,运气好的话也许就遇上晴朗天气。

走出风之馆,雾气更浓,想来刚刚又刮起一阵强风。沿着步道,在摸索中慢行,看不清前路,更莫说远方。这样也很好,看着眼前,活在当下。走一小段路,出现一座不起眼的白色小灯塔。再走几步,又见平台上立着石碑,刻有“風極の地襟裳岬”字样。

靠近山崖处,白雾作为背景,还有两块并排的石碑,分别刻的是两首《襟裳岬》。右边是島倉千代子在五十七年前唱过的,左边是森進一在四十三年前唱过的。就这样,已经是半个世纪前流行过的歌。这个不知道兀自面对大海多少个千年的岬。凝视歌词,空中传来两种风格迥异的错置的歌声,混合着风声浪声。耳边回响的比眼前所见的,还要混沌,却又仿佛和谐。

我们靠着围栏,从天涯海角,望向远方。什么都看不见的远方,不知其然的远方,似乎又很清晰。这是我们的选择,奔逃的终极之地。

森進一的歌里,两个欧吉桑靠着炉火也靠着彼此,啜饮咖啡。风声浪影中,也许更需要互碰盛满甚至溢出清酒的杯。襟裳的春是一无所有的春。也许不是一无所有。襟裳没有春,也没有夏与秋冬。襟裳没有更迭嬗变的四季,也没有伤悲喜乐的岁月。

迷蒙大雾中,风景朦胧,时间凝固。两个坐成石雕的欧吉桑。


后记

离开北海道,两个月之后,二〇一七年八月三十日的《联合早报》新闻标题:“朝鲜导弹飞越北海道上空╱日本震惊发布‘避弹’预警”。新闻图片是法新社照片,东京街头巨大电视屏幕,显示日本地图,标出的唯一地名:襟裳岬。屏幕前几个上班族,背向地图低头行走。新闻内容提到:“朝鲜昨日清晨近六时(新加坡清晨近五时)发射一枚导弹,导弹于六时六分左右飞过北海道襟裳岬地区,两分钟后落入襟裳岬以东一一八〇公里的太平洋海域。”

天涯海角襟裳岬。如今,全世界都知道。

Wednesday 1 November 2017

《聖域》:另一种跨文化对话

《Sanctuary 聖域》
2017年11月1日
演出:The Necessary Stage + 範宙遊泳
編劇:Haresh Sharma + 山本卓卓
導演:Alvin Tan + 山本卓卓

 新加坡与日本的戏剧工作者合作,两地文化的交流与碰撞。我看到的是一种深刻的跨文化对话,不仅是成果,也是过程。

《聖域》是一个意象与主题都复杂交错的演出:当下与未来、现实与虚拟、政治与哲理、人与机器、空间与声音,还有多种语言此起彼落。

有别于必要剧场一般偏向的写实风格,这个65分钟演出的整个过程,在不同坐标与关注之间,跳跃、重叠、拉扯、交融。开始的时候让人无所适从而错乱,但渐渐被引入一种深沉的关于生命意义的反讽诗境。

主要的演出语言是英语和日语,分别由新加坡与日本演员操用,还有少量的华语、马来语、阿拉伯语。每一种语言再现为一种文化符号,英语的现实性、日语的哲理性、华语的草根性、马来语的诗性、阿拉伯语的权威性。

这样的描述当然是比较概括,因为演出中各种语言的再现其实更为复杂细致多面向。但某个程度上,虽然避免不了刻板印象,倒也是各个文化的一种主要面貌,或者再现两个文化背景的创作者,分别有着的文化性格。

从跨文化的角度来说,这个演出是关于不同的文化体(新加坡/日本),对于共同的(人类的/地球的)现实关注与未来期望。因此,对话的过程中必然产生矛盾与冲突。

有一种跨文化剧场,是以创作者为中心,拮取不同文化的符码,组合成创作者对跨文化的想象。这种剧场对传统文化比较感兴趣,因为传统文化中的符号更为典型化,更容易辨识,也更能够询唤对于该文化的臆想。

《聖域》并没有这样的跨文化再现方式。传统文化在《聖域》并非缺席,而是已经进入现代意识的纹理之中,通过现代议题得到展示,也和当下现实交揉成一种共存的状态。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演出不仅仅是关于当下与未来,而是两个(或者多个)千百年来深厚积成的文化,如何通过冲突与协调,省思当下与面对未来。

第一场演出,有75个艺术学院的学生,差不多是包场看戏,其他的观众只有五个。或许因为如此,演出后的交流,很奢侈的进行了40分钟。观众提问的方向,主要集中在创作过程是如何进行,以及不同文化背景的创作者所面对的碰撞与挑战。几个创作者分别讲述经验,创作方式的不同,各别符号对不同国家观众的差异接受,合作过程中的磨合与协商等等。

我想起必要剧场多年来的社会行动经验。这个新日两国的跨文化创作过程,正是以社会行动主义的方式在进行。这其实也印证了我这些年研究的一种看法,社会行动主义与跨文化,是一种意志的两种表述,必然如此,也必须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