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个参与华语戏剧演出的剧团，成立“新华剧体”，在1月30日举行座谈，主题是“新加坡华语剧场，此刻”。这六个团体是戏剧盒、九年剧场、猴纸剧坊、十指帮、实践剧场、TOY肥料厂。这个行动，他们称之为新加坡华语戏剧联盟。华语剧团联合起来有所行动，这样的想法已经有整整20年没有出现，最后一次是新加坡华语戏剧团体联合会，在1996年解散，从1989年正式成立算起，只存在了八年。
当然不应该从1989年算起，因为剧联的构想必须追溯到1982年的《小白船》联合演出。因为那次演出的成功，继而有接下来几次的联合演出和戏剧营，以及后来剧联的成立。《小白船》作为华语剧团大结合的象征，在这次座谈里也好几次提及。我在发言时问在场的六个剧团目前的主要负责人，有谁看过（不是参与哦）当年的《小白船》。没有。只有践红有，她可能跟在郭宝崑身边在维多利亚剧院跑进跑出。但是没有人对《小白船》有经验上的理解，更不要说其发生脉络与历史意义。韩劳达说了一些参与经验，邹文学坐在他旁边什么都没有说。
《小白船》在此刻，成了一种充满怀旧色彩的符号，被理想化，也被文化资本化。我说，这次的“新华剧体”成立，与33年前的《小白船》，几乎没有可比性。《小白船》是文化部主办的艺术节邀请之下，华语剧团联合起来呈现的演出。在这之前的历史脉络，是70年代剿灭左翼势力的政治行动之下，不少华语剧团被关闭、戏剧工作者被逮捕。最后的高潮是1976年实践戏剧学院、南方艺术团等人员的入狱，包括郭宝崑。70年代后半期，华语戏剧几乎进入蛰伏状态，活动锐减，人员离散。不过，即使没有发生这样的事件，华语戏剧一直都是活跃在民间，几乎没有进入官方的视野，无论是殖民统治时代或是独立建国之后。因为官方操作的语言是英语，权力结构的中心也是英语。《小白船》的发生，华语剧团可以说是被动的，因为官方主办的艺术节“发现”原来华语戏剧曾经是那么活跃，于是邀请华语戏剧工作者联合做一个演出。艺术节为华语戏剧提供史无前例的平台，也意味华语戏剧享受官方资源、进入官方视野与归管的开始。
现在的六个华语剧团所处在的历史脉络跟33年前很不一样。他们早已被纳入庞大的体制之中，得到的官方资源其实并不逊于英语剧团。而且他们不是那个被压抑时代里挣扎求存与自救自强的人。他们都是双语的中生代，做华语戏也做英语戏。他们参与以英语进行但宣称跨语言跨文化利益的Arts Engage，以英语进入主流的艺术activism之中。他们与《小白船》和剧联等纯华语戏剧工作者，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我当时有一个问题没有说出来，难道目前新加坡的华语剧团只有六个吗？那些从《小白船》和剧联的历史脉络中延续下来的华语剧团呢？他们又回到独立初期甚至是殖民时代，那种在官方视野中隐形的状态了吗？
坦白说，这六个剧团耕耘这些年，成果丰硕，无论是获取的官方资源、作品的素质、观众的开拓，都成绩斐然。他们的成就是多年来奋斗经营的结果，无论是他们自己，或是华语戏剧作为社群，都应该感到欣慰与自豪。那么，这次组成联盟与公开座谈的出发点是什么？显然的，有这样的行动必然肇始于某种危机意识，那究竟是什么样的危机？
对于他们面对的危机感，我其实是有所体会的，无论是从切身经验，或者是因为对于历史的某种认识。其一是官方认可不足的焦虑。燊杰提到华语戏剧、马来戏剧、淡米尔戏剧都应该是新加坡多元文化的组成因素。的确如此。如果新加坡的国家文化是多元文化，那么，目前除了英语文化被视为中心文化，其他语言社群的文化，显然是处于周边文化的态势。（暂不论华马淡的这种分界方式，就已经掉入官方的CMIO框架。）这种情况其实是跟前面所说的殖民时代和独立初期的权力结构是一脉相承的。要在这个体制中，使得英语以外的其他语言有（那些语言社群认为）比较合理的认可，我始终是悲观的。
其二是身份认同的焦虑。这是一个文化的课题，也是一个政治经济的课题。新加坡的华语社群，与中台港的华语（华人语言）社群之间，存在着一种矛盾的关系。某些时候，因为中台港的强势，新加坡的华语社群感觉到信心的加强。但是，另一些时候，却又面对不可避免的在区域华人世界里被边缘化的无奈。当然，实际情况不会是如此二元化的发生，更多时候是两种感受同时存在，并交织冲突成无法化解的忧郁。文化上的身份认同也从来不会只关系到文化，而是其他华人社群的政治经济体的力量强弱所决定的。回到新加坡的情况，在一个越来越明确的新加坡认同意识里，怎样协调与决定（华人）语言文化的身份认同，怎样看待周遭华人社群的各种崛起力量，怎样寻找自我的位置，是一个必须不断思索的问题，也永远不会有一个定型。
此刻，我当时说，我们需要一个visionary，一个梦想家，一个对未来有构想的人。当然我心里想着的，很多人心里想着的，是郭宝崑。《小白船》有社群的集体努力，也有郭宝崑这样的梦想家带领。此刻，我看不到当年的那种社群动力，也看不到有一个梦想家。每一个剧团里，都有他们的艺术方向的梦想家，但是，没有一个跨越社群内部，甚至跨出社群的梦想家。二十几年在国家体制中被引导训练并适当获得资源分配，可以在符合政策的情况下得到发展，但是也就没有土壤成就一个跨越性的梦想家了。
我倒觉得从80年代开始摸索发展的“新谣运动”和新加坡华语流行音乐创作者，是很可以参照的对象。新谣人和目前华语戏剧中坚世代是差不多同一代人。新谣的崛起和这些音乐人后来参与华人流行音乐并获得华人世界肯定，再回过头来得到新加坡官方的认可，可以深入思考并对比。不过，那是另一篇文章的主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