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柯思仁
喜欢写作发表文章的年轻人被称为文艺青年，简称文青。这个标签当年被贴上时感到窃喜，当今回首则不禁莞尔。尤其是在对比之下，过去的文青仿佛是使命感的身份符号，而今有些时候如此指称倒也蕴含某种反讽与调侃的意味，而且差不多就快要和宅男成为一国人了。
最近参加作家节主办的“文艺副刊与新华现代主义作家”座谈，由刘碧娟策划主持，主题是八〇年代文艺副刊《文艺城》的编辑策略与介绍十二个文青的“年轻族群”系列。席上有当年的主编谢裕民和刘培芳，以及当年的作者蔡深江和我，一起回忆美好热闹的时代，那些年那些人，充满趣味与温馨。我们曾经都是文青。
想起第一次文章在报章副刊发表，还是个中学生。当时校长是作家骆明，华文老师黄伟光、陈田启、陈捷觉等都积极鼓励写作，有时让我们把小说散文当作文来交。老师发回来的评语有赞赏有批评，学生反复阅读回味，内心孕育着文青的胚胎。校园里洋溢文艺氛围，好些同学纷纷尝试创作。谢克主编的《学府春秋》，主要让学生投稿的版位，很长一段时间是我主要发表的园地。一篇文章刊登后，总是更被激励要构思写作下一篇，如此这般不断磨练文笔，还曾经取了几个文绉绉的故作神秘的笔名，感觉和文艺比较接近。
那个时代文青的终极梦想，大概是作品发表在《南洋商报》的《文林》或者《星洲日报》的《世纪风》，主编分别是杜南发和范北羚。这两个文艺副刊是殿堂级的版位，如果有文章在那里发表了，感觉就像文青身份得到认证。我只来得及在《世纪风》发表一篇散文，不久两家华文报合并，两个副刊都成为历史名词。来不及挤身《文林》之列，不免感到深切遗憾。
《联合早报》出现没多久，我就到台北上大学，在文化气息浓郁的环境，各种小说散文诗歌，阅读量大，写作也更勤快。把文字一个一个填进稿纸的方格里，装进信封贴上邮票，像寄家书一样寄给新开张的副刊《文艺城》。这个时期的主编是谢克、陈鸾珠、原甸、林春兰，这是那天座谈时谢裕民整理出来的名单，让我重新记起那个热衷投稿时代的温情。由于主编们的眷爱，我的成长历程在副刊上连载一般，记录着一个在台的新加坡文青的感思。
然后就是谢裕民和刘培芳主编《文艺城》的时代，推出了“年轻族群”系列。二十几岁的作者们，正都处在文青巅峰状态。那是我从台北毕业回来之后，大概也差不多是应该要告别文青身份的时候。想想这一路走过，文艺副刊主编们的提携，不仅是我这么一个文青。百余年的华文报史，报章副刊将文青造就成了作家，也形塑了一代又一代的文坛。
那天作家节座谈，大家轻松得像是参加同学会，毕业二十几年之后再次聚首的联欢。谢裕民递给我一个信封，我看了吓一跳，双颊都热了，竟然是我出版的第一本书。我翻都不敢翻，原封不动的赶紧转送给一旁想要的刘碧娟。她是新华文学的研究者，就让她当作历史材料来处理吧。刘培芳提起那年六四，几个文青穿上印有痛心疾首四个大黑字的衬衫在街上散步。她说要在座谈上提这件事，蔡深江和我当时都在散步行列中。我们说好啊，可惜后来没时间说。文青时代的我们，应该并不是满脑子只想着文章发表，还有一点热血和冲动。
后来有观众问，我们那个时代以后，是否还有新一代的作者。我环视八九成满的观众席，其中有笔耕多年的前辈，互相扶持的同侪，也有比我们年轻的写作人。他们这些七〇后、八〇后、九〇后，这个时代的青春正富的文青。我认得的那些，一个一个点名。观众脸上出现一丝笑容，似乎因为发现此地还有文青而感到宽慰。对于这点，我其实从来都不怀疑也不操心。谢幕离场的是属于我的文青时代。当下这个舞台，总有文青登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