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

上星期六，出席了美术馆主办的“高行健对话会”。对话会是由美术馆馆长郭建超主持（“对话会”所指的对话者，应该是指他了吧），由施湘芸担任华英翻译。

郭建超看来更像是一个发问者，准备了不少倒是不错的问题。施湘芸的翻译，不如说是她对于高行健所说的话，进行诠释后重新叙述，而其中竟然常常出现诠释错误，更不用说是误译了。到了快结束时，观众可能是看不下去，当她把高行健所说的“烈士”翻译成“soldier” 时，观众里好几个人大声地说：“martyr!” 间中，郭建超也可能看不大下去，好几次由他接过来翻译。毕竟他的学养比较高，翻译起来比较顺手。

高行健谈的课题包罗万象，从美学、艺术、文学、绘画、戏剧，到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对世界的观察和省思。单单是理解已经不容易了，要现场翻译，谈何容易？

第二天的电影放映会之后，主办者请来了梁志强与高行健对话。我看梁志强一付揣揣不安的样子，不知道要从哪里开始对话。梁志强一开始就说，应该要找 Eric Khoo 比较适合。结果，整场所谓对话会，就是高行健一个人在说。尤其失礼的是，对话会还没有结束，梁志强看没有他说话的份，竟然没有打一个招呼，就开溜了。

对话会看起来更像是高行健的独白。要和高行健对话？岛国这么丁点大，要找一个对话者何其不易！我想念起郭宝崑。20年前，也是郭宝崑的邀请，还不算很有名的高行健才会来到岛国。高行健这次匆匆来访五天，行程排得紧紧的，见到不少热情的崇拜者。不知道他会不会因为没有见到郭宝崑而感到有点失落？

Poster Girl

圣淘沙最近推出的一则广告，我的外甥女恩欣当了广告明星。左边的那个小女孩就是恩欣啦。

恩欣的妈妈问我还有没有收着一张旧报纸。当她和我还在年幼稚园的时候，也曾经为南洋商报的周刊封面拍过照片，是几个小孩围着一个舞狮的狮头，作为农历新年的特辑。我想应该是有的，只是我找来找去找不到。改天找出来，让部落格的读者作笑谈之用吧。

她问我时，我还不知道原来恩欣就要当广告明星呢。恩欣的妈妈心里大概想，有其母必有其女。现在，恩欣的妈妈可当了星妈啦。

长颈鹿

为什么好几个读者看到我的颈项被撑长的样子，都想到长颈鹿啊？我想，最像的应该就是下面这只了吧？



这是我去年5月在 Bali 买的。手工其实并不特别好，垫板是钉在长颈鹿的脚下，做得也粗糙。比较特别的是它的颈项是由弹簧做的，触动它的头的话，会一直摇个不停。心里有什么不爽，对它发牢骚，它会一直点头一直点头一直点头， 好像蛮有同情心的样子。不过，他整天在点头，不知道会不会也有颈肩疼痛的问题？下次看吴师傅的时候，也带它一起去看一看吧。



背景音乐是林强的《天和地》，my all time favourite.

既然谈起长颈鹿，再分享另外一个我很喜欢的收藏品。这是我从英国回来之前，也就是1999年11月，在剑桥的 arts market 买的。每个周末，在市中心的一个小公园里，有一个手工艺品的市集，往往会意外发现一些精致的东西。我看到这张画，特别喜欢它朴实的质感。回来新加坡之后，就找了一家做像框的店，把画装框。现在挂在我的书房。



每次看到这张画，就想起剑桥单纯而又充实的日子。什么时候还有机会逃离喧嚣，到一个像剑桥一样的地方孤独一下？

奇遇记

在你往下看之前，你猜猜这张照片里的是什么？



我的颈肩痛得厉害，去年八月曾经到北京同仁堂看过中医，也做过针灸，今年八月又到马光医院找另外一位医师做针灸，其间也找不同的师傅做过推拿，总是没有找到“有缘分”的医师。最近又痛到不行了，通过B的朋友介绍，找到了吴师傅。

吴师傅做推拿，是在他的住家。我约了星期六早上，老远从我碧山的家，开车到东部的 Haig Road. 根据地址找到住家，一进门，有点吓到。

五房式的组屋，L字形的起居室，摆满了各种器材，除了几张长沙发让病人坐着等候，还有好几张造型各有不同的按摩椅，以及一些不明所以的机器。已经有三、四个病人在做各种不同的治疗，一个身材肥壮的剪着平头的中年男子，应该就是吴师傅了，正在给一位老太太看病。

我坐了没有两分钟，吴师傅就过来看我。他看了两眼，把我的头向左侧摆，再向右侧摆，说：“你看，你的头都摆不下去了！一定是整天看书写字对着电脑！”我还来不及说什么，他又在我的肩背东摸一下西摸一下，又说：“这里那么硬……这里更硬……好，先进去推一下。”吴师傅说完，一个比较年轻的男子，就把我带到房间里，叫我伏趴下来，开始为我推拿。

大概做了十来分钟吧，男子又把我领到客厅，让我在一个器材上，这回跪着，继续推拿。

没多久，我又被领到一张沙发椅上坐下，然后，我的下巴被套在一个布做的套子上，这时一个女子按钮启动机器，套子就慢慢上升，把我的头整个吊了起来。我的颈项的骨头好像被拉开了。我就这样又坐了十几分钟。特别的是，原来我坐的那张沙发不是普通的沙发，是按摩椅。就在我的头被吊着的时候，椅子震动，按摩着我的背部和大腿的不同部位。

接着，我又被带去坐另外一张按摩椅，这回，是按摩我的小腿。做完后，我又回到那张要跪着的器材上。这时，吴师傅终于又来到我面前了。吴师傅说要做什么，我现在忘了，不过，就是要扭我的肩背和头颈就对了。

正准备扭时，他突然问我吃了早餐没有。我说，还没有。他说：“不行不行，赶快拿一片面包给他吃！”然后又问我：“要喝什么？牛奶还是开水？”

呵，做推拿还附送早餐？我有点不好意思，连忙说：“开水就可以了。”

吴师傅说：“上回有一个女孩子，就是没有吃早餐，给我扭一下，马上昏了过去，还叫救伤车送进医院呢！早上没吃东西，血糖太低，不能够做这个。”

我乖乖吃了那片面包。吴师傅说：“吃饱了就过来。”

然后，我跪上去，吴师傅就抓着我的头，卡拉一声，他说：“这是第三节。”再卡拉一声，他说：“这是第四节。”接下来卡拉卡拉两声，他说：“哎呀，这么严重啊！这是第五节。好，今天就做到这里，不可以一下做太多，下个礼拜再来做第六第七节。”

另外一个女子，给了我一个看起来像玩具的东西——就是前面照片里的那个——跟我收了钱，说：“下个礼拜再来，要打电话预约！”

这时，我才发现，吴师傅看来有两三个女助手，两三个男助手。病人这时更多了，全部大概有七八个人，就在这个客厅的不同 station 做各种不同的推拿和按摩。

我正准备离开，又听到吴师傅大声说：“啊呀，小弟，你没有吃早餐啊？不行不行，快拿一片面包给这个小弟吃……”

回到家之后，每天晚上我必须把那个玩具套在颈上十分钟，然后马上躺下来睡觉。就像这样：



一个星期后，得再去看吴师傅。他说，看两次就行了。以后如果要保健的话，还可以定期去做推拿。

如果你有背痛，或者为了日常保健，也可以去找吴师傅。以下是他的助手给我的名片，不是一张，而是一叠，不多不少，正好是十张。

Royston @ 晚咖

无意间发现 Royston 在《晚报》的专栏，而且文章都放在 omy 的部落格上。专栏大概是从10月下旬开始的，到现在只有四篇。

我细细的读他的文字，每一篇都读了好几遍。Royston 说他的中文不好，三年前给《如果岛国，一个离人》写的序，是用英文写的，再翻译成中文。可是，他的文字，是那么细腻，而且投注了很诚挚的感情。文采并不是文章的最高标准，很多时候，过度的卖弄词藻或者充斥的陈词滥调，只有让人觉得腻烦。

读他的文章，想起的是《4:30》，以及 Royston 的一些抒情式的短片。他对平常生活的细节特别关注，也很能够说出这些琐事的某些往往被人们忽视的层面。他有一只闪着灵光的眼睛，是别人没有的。就像他通过他的电影，常常把他的这只特殊的眼睛，借给观众，让观众看到世界的一些隐蔽的角落。

http://blog.omy.sg/royston

理想主义作为贬义词

星期六的圆切线论坛，六个主讲者从体育活动、流行文化、书局与出版、电影、学生运动等等层面再现1950与1960年代的中学生活，很多时候，他们在谈到那个遥远年代之后，会以当前的情况作为参照。那个年代，在他们的叙述中，是一个多姿多彩、激情感性的年代。我们从官方的叙述中，仿佛没有看到这些色彩与性情，往往只看到黑白，平面化、价值化、道德化……

郭建文在做评述时，特别提到“理想主义”，提到在当今的用法上，“理想主义”是一个贬义词，相对于褒义的“务实”或“现实”。

咦，这些词汇的含义怎么和我向来的认知是那么不一样？我是在一种怎样的教育中成长？在我的认知中，“务实”和“现实”不都是贬义词吗？“理想”不是崇高的吗？譬如说，当我们说某某人太现实了，意思不就是说他没有理想吗？这样的人，应该听孔子的话“吾日三省吾身”啊。

什么时候，褒义和贬义竟然对掉了？

从词语的含义和用法，看到这个社会的观念的改变，也看到价值的转化。有一些意识形态，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看成是理所当然，也没有什么去思考。而我们就在这样的理所当然中，接受和我们原先所接受的观念相反的价值。这也许就是教育的力量了。

只是，这是一种怎样的教育？用现在的词语的含义：这是一种务实（注意：“务实”在这里是褒义）的教育，这是一种没有理想（注意：“理想”在这里是贬义）的教育。

再说一遍：这是一种务实的教育，这是一种没有理想的教育。

圆切线展览：逍遥游

圆切线主办的展览《逍遥游：1945年至1965年的中学生活与课余活动》，今天进行了最后的检查和订正工作。花了两年的时间，从收集资料、讨论概念，到实际的制作工作，总算告一个段落。现在，就等待这个星期六的展览开幕和论坛的举行。

参与这个项目的心情是复杂的——不过，又有什么是单纯的？——我既是一个研究者，又是一个教育工作者，而这时可能更是一个 social activist, 还可能有其他的身份，很多时候互补，也有一些时候互相冲突。

这是一个面对历史的实践。这个参与的过程让我再次具体而微的体会到：历史没有真实的面貌，只有书写出来的面貌。

我不多说了，如果你对怎样面对历史有兴趣，不妨参观这个展览，也欢迎出席这个星期六下午的论坛。详情请看展览的专属部落格。

这是展览厅外的介绍：



这是展览厅的一角：

新加坡性爱法律的暧昧窘境

从来没有在部落格里转在别人的文章。今天读了这篇，忍不住要破例一次了。看起来似乎是那么简单的一个事件，在浩威的论述之下，把非常复杂的历史、政治、文化、权力关系、意识形态等等脉络编织成一个多层次的网络。

没有一个问题是简单的，只有是不是看得到其复杂的层面。如果只看到表面的单纯，不要以为世界就是那么单纯而可以开开心心。某个事件可能与你无关，所以你可以只看到表面。可是，另外一个事件与你有关的时候，事件的复杂性就会让你有切肤之痛了。能够对于和自己并不一定有关的事情也看的复杂，也有所思考，就是知识分子的特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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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早报》2007年11月8日

新加坡性爱法律的暧昧窘境

● 黄浩威

　　追本溯源，《刑事法典》的377A条文，是在一个怎样的历史与政治背景下形成的？在一个以世俗主义立国的新加坡社会语境中，代表强烈反对阵营的官委议员张黎衍所操练的话语，又是否存在着什么盲点？这些问题在中文报章上，都未曾被深入探讨。

　　新加坡在独立后，延用了英国殖民时期的法律制度。这整套系统给新加坡带来了治国、行政与发展经济的诸多方便。其中连带继承的，也包括了国家对民众在私下性行为的宰制。和性爱相关的377与377A条文，便是例子。

　　这两状条文是从英国人对基督教义的理解衍化而来的。在一些极端的英国人对《圣经》的阐释下，除了以繁殖为目的的男女性交行为以外，其他的性行为，如肛交、口交、同性之间的性行为、甚至一般的手淫等，都一律被广泛地纳入“非自然性行为”（sodomy）的范畴中。

　　1850年代末，英国的殖民统治者制定了印度刑事法典（Indian Penal Code），以取代兴都教的刑法制度。长期以来，根据兴都教的法律，经双方同意的同性性行为从来都不算犯法。

　　然而，英国人所制定的刑事法典第377条文，将“违反自然的性交”列入犯罪行为。换言之，377不仅表现了当时英国人对性爱的禁锢，还象征了其宗教罪恶感及对上帝的恐惧。

　　后来，殖民统治者将377条文移植到海峡殖民地（新加坡、槟城与马六甲）的刑事法典中，并于1872年开始执行。1938年，刑事法典才增加了将男性之间性行为进行刑事化的377A条文。1955年，这两状条文在未经任何修正的情况下，被当时的新加坡立法委员会通过，从此成为了新加坡的刑事法典条文。

对维多利亚价值观的继承

　　必须一提的是，377的立法背景是维多利亚女皇在位时期。当时的英国社会，经济与科技发展迅速，但同时也主张将整个社会上不同个人的道德与伦理标准化，并维护严刑峻法。这与今天新加坡的社会，有非常相似之处，仿佛指的就是新加坡本身。

　　今天的历史学家普遍认为，维多利亚时期的社会风气是推崇性压抑，禁锢人性与虚伪的。当时的不少贵族极力向百姓宣扬道德操守，却在私下沉浸于各种“违反道德”的行为。

　　另外，维多利亚时期的法律制度也存在着多重标准。例如1857年，英国政府制定了离婚法，让男性可在妻子有外遇的情况下与她离婚，而女性则必须附带多一项条件，即有通奸行为的丈夫必须对她构成身体暴力的伤害以后，女方才可以提出离婚。

　　这与新加坡目前不愿完全废除第375条文背后的立法精神是不谋而合的：女性在未申请保护令之前仍然必须忍受丈夫的性暴力，这使男性继续持有婚内豁免权。

　　原来，这就是我们所主张的“两性平衡”与“家庭和谐”。由此可见，英国维多利亚的价值观，与新加坡“坚持家庭是社会基石”的观念，竟有异曲同工之妙。

　　今天，我们在男女平权与个人（私下）性行为的问题上，表示“宁可比别人慢一步”，因为我们必须“坚持维护家庭作为社会基石”，却不愿正视问题的症结，也不知道相关法律所形成的历史背景。

　　然而，这套带有宗教色彩的价值系统——维多利亚时期多重标准的道德观——早已被英国人本身所诟笑与唾弃，今天却成为了新加坡引以为荣而坚持维护的法律。是历史开我们的玩笑，还是我们自己故作无知？

　　姑且说英国的维多利亚价值观，已经被一些新加坡人所内化，成为了他们文化的一部分。但从立法的精神来说，377A的存在，对新加坡的世俗体制构成了一大讽刺。

世俗国家是否可以有“共同道德”标准？

　　所谓“世俗国家”，指的是对宗教事务保持中立的国家，也视信奉不同宗教的人为平等的个体，不偏袒或歧视信奉个别宗教，并维护宗教自由及确保政教分离，防止宗教干预和控制政府的权力。

　　然而，若考察激烈反对者的话语，我们就会发现，新加坡的世俗体制可能面临被动摇的危险，而立法过程也可能落入被宗教议程劫持的窘境。

　　张黎衍在慷慨激昂的国会演讲中，表示“宗教观构成了我们共同的道德一部分”，“法律是道德指标”，也是“道德宣言”，以此作为反对废除377A的理由之一。然而，她指的是谁的“共同道德”？“共同”又应以那一个种族或宗教社群为标准？

　　评论家贾纳达斯·蒂凡（Janadas Devan）发表在10月27日《海峡时报》的文章，剖解了张黎衍的演讲，并指出她的强烈措辞与美国极右派（带有极端基督教色彩）的话语之间的对应关系。

　　李显龙总理自己也在国会上承认，“很多反对废除377A的人，都持有根深蒂固的宗教信念，特别是回教徒和基督教徒”，而人们却忽略了在支持废除377A的人当中，也不乏基督教徒和回教徒。

　　因此，当其他议员为张黎衍的演讲表示“肯定”，“在她发言后不约而同拍击椅子扶手以示赞赏”的时候，我们不禁要问：他们知道自己在为谁鼓掌吗？

　　是过去那些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怀有强烈宗教罪恶感的英国贵族？还是美国极右派的宗教狂热分子？还是新加坡一群李显龙总理声称的“持有根深蒂固宗教信念的回教徒与基督教徒”？如果议员们是在知情的情况下鼓掌，那新加坡政府所倡导的（不分种族、语言与宗教）的公正性与民主代表性在哪里？

　　如果真要根据某些宗教的道德观来实行法律，那“拥有强烈宗教观念”的人士为何不争取保留377条文，而是针对377A，毕竟前者所牵涉的是占人口大多数的异性恋？

　　作为一个维护司法公正的世俗社会，法律条文不应模棱两可，立法过程更不应该被宗教议程所劫持。

　　虽然政府说377A保留却不积极执行，但从执法的实际情况来看，如果有人报案，警方却不予以处理，岂不是玩忽职守，藐视法律？

　　不过，新加坡宁愿让某些性爱法律处于暧昧状态，还乐意继续弘扬维多利亚时期的价值观，也乐意坚守一部分人的宗教信念。这不禁让人怀疑，新加坡所引以为荣的世俗化政治制度是否名副其实？

roses on the wall

突然之间想起英国。其实也不是突然之间，和青岛来的Z老师吃饭，他问起英国。

我很英国式的和他谈起英国的天气。南英格兰真是一个人间天堂，尤其是气候。虽然纬度很高（南部的伦敦是北纬51度30分，中国最北的主要城市哈尔滨是北纬45度45分），一整年的天气都是很温和，冬天最冷很少低于0摄氏度，一年里大概只有一个月比较热，也很少高于30摄氏度。我最喜欢的是春夏，尤其是3月到6月，每一个月都有不同的花盛开，以凝固的姿态展示时间的流动感。最难忘的是6月22日或23日的夏至，吃过了晚饭，喝了饭后酒，聊天好一阵子，天色竟然还没暗，却已经是快10点了。

生活在新加坡，却也很难不想起英国。最近辩论得沸沸扬扬的 penal code section 377A, 正是英国老祖宗在19世纪末带来新加坡的啊。想起来，不知道是应该怪当年英国把这个紧箍咒带来新加坡，还是应该怪新加坡人没有批判能力地以为继承传统就是美德。英国本国早就废除类似的法律。那个同样在当年被英国扣上紧箍咒的香港，也已经摆脱了。

2005年曾经重访英国，在某个英格兰中部的小镇，看到有人住家外墙上长了一颗巨大的玫瑰树，而且竟然不是长在土里，而是从砖墙和水泥地的夹缝之间长出来。不只长得那么高，花还开得那么旺盛。是因为英国的天气好吗？还是因为英国的玫瑰品种好？

回想起来，新加坡作为花园城市，树木花草长得也很茂盛。不过，如果不是政府定期修剪施肥，恐怕就是一个热带丛林了。政府是这么说的，人们也就真的这么信了。有没有机会，证明一下新加坡的天气，新加坡的花草品种，也可以在没有政府的照顾之下长得美丽？如果有机会，是不是就会长得美丽？

不准，不过不知道为什么

和家人到国泰大厦的餐馆吃饭，很高兴的一个周末晚上。吃过饭后，大家兴致很高，喝咖啡继续聊天。要离开时，依依不舍地想就地拍照留念。

当舅舅和我在大厦的一楼大厅摆好 pose, 表弟 JS 准备帮我们拍照时，大厦的保安人员走过来，一脸煞气的说：“cannot take photo here!” 说完转身就走掉。

我觉得奇怪，这只是一个普通的 shopping centre, 为什么不能够拍照？于是，我走过去问那个保安人员：“may i know why i can’t take photo here?” 他很不客气地说：“cannot means cannot. don’t ask me why. if you want, you can go and ask the management!”

我知道我没有办法问下去了，只好到大厦外面拍照。走出大厦，就看到了玻璃门上的这一列告示：



太熟悉了，好多地方都有这样的标志：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不可以……其中第二个标志是相机和录影机。

我们议论纷纷了一阵，结论是，可能国泰大厦里主要是电影院，要防止观众在电影放映时拍照或录影，侵犯著作权，所以索性一进大门就告诫人们“不准拍照录影”！

不过，这也只是我们的猜测。倒也不能够排除其他的可能性。

譬如说，国泰大厦作为一个 shopping centre 只是一种伪装，实际上是化学武器制造厂，或者是民防部队的市区总部，或者是内部安全局的监察单位，或者……

亲爱的读者，不要忘记国泰大厦的历史——1942年到1945年，当新加坡是日本殖民地的时候，这个地点的原来建筑，曾经是日军的政治宣传部和军事情报局。

mmm, 我越想越觉得这个可能性蛮高的。

嘿嘿，那个保安人员说的话——“cannot means cannot. don’t ask me why. if you want, you can go and ask the management!” ——那种语气和内容，不很像军队中所常见到的“不要问为什么，要绝对服从上头指示”的态度吗？

亲爱的读者，你知道了我这个秘密，请不要到处去跟别人说——否则，我很可能明天就从地球表面消失了。你将永远不知道我被藏在哪里，可能是圣陶沙，可能是乌敏岛，可能是樟宜的某一栋建筑物里……这样一来，我就没有办法继续伪装成南大中文系的主任，同学们可能就要失学了……

代主任

PJ 的电邮说：

柯老师：听说你从今天开始是代主任哦，怎么没听你说……
本来想恭喜你的，但想想 [代] 这个字，却会给你增添许多工作。
所以把恭喜省了下来，若有机会在台湾碰面，请你吃芭乐来“庆祝”好了。
呵呵呵呵

我回电邮说：

嘿嘿，想想“代主任”英文叫什么。是我的专长啊！ACTING!! 你记得我的部落格有一张广告布条吗？上面写“会化妆不如会假装”！就是这个意思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