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ursday, 7 August 2014

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纪要

2006年2月,中文系老师与第一届同学,
于农历新年庆祝会后合照。(周善策老师摄影)

2014年8月,中文系老师与第六届毕业班同学,
以及第十届新生合照。(第五届毕业生梁博渊摄影)

刚刚参加了南大中文系第六届同学的毕业典礼,拍摄团体毕业照时,校友博渊用意深远的安排,让毕业生与刚入学的新生,合拍团体照。新生们举着牌子写着“我们入学了!”毕业生则在后面举着牌子写着“我们毕业了!”——颇有一种延续和继承的意义。

想起八年前的一张照片。那是在2006年2月,中文系师生第一次拍摄的团体照——怎么转眼就过了这些年。2009年,第一届同学毕业时,邀我为他们的毕业刊写中文系的历史,于是我就写了以下这则文字。找出来重读,感触良多。最大的感慨是,我们尽管愿意尊重历史记得历史,不过,历史总是容易被遗忘的,尤其是历史的许多细节。

这里转载这篇题为《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纪要》的文字,当时写完后不敢称为历史,不敢承担历史的重量,所以只是题为“纪要”。借此与至今超过1000个中文系校友与同学共勉,也表示对于许许多多人的参与、关心与支持南大中文系,铭感于心。

---------------------------------------

《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纪要》
文 / 柯思仁

在世纪的转折点,南洋理工大学确立了朝向综合性大学发展的方向,于2003年9月创办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同时设立五个学系,包括中文系、英文系、经济学系、社会学系、心理学系。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创办之始,即设于前南洋大学行政楼所在的华裔馆之内,象征着对于创办自1950年代的南洋大学的精神传统之继承。此外,中文系正式设立之前,南大经已设有中华语言文化中心(创办于1994年),并专聘教学人员与研究员、展开各项研究计划、招收硕士与博士研究生,并为各院系大学生开设文学、文化、历史、语言等相关选修与副修课程。2003年设立的中文系,是在此精神和实质基础上创办,以承传中华语言文化为任务,以关心本土、放眼世界、继承传统、创造新境为目标。

2003年开始,在南大校长徐冠林、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署理院长郭振羽的大力支持,创系系主任李元瑾的领导之下,协同副主任柯思仁与郭淑云、谭慧敏、熊贤关、宋耕等教授,中文系继续开设中文副修课程、硕士与博士研究生课程,并于2005年1月推出翻译副修课程,2005年7月推出中文主修(荣誉学位)课程、当代中国研究硕士课程、高级翻译文凭课程。

创办初期,中文系曾经邀得前台北市文化局局长龙应台于2004年担任首位访问教授,并于2005年开始,邀得北京大学资深教授袁行霈担任南大中文系联聘教授。此外,中文系也得到国际学界的支持与协助,由著名学者丁邦新、陈善伟、陈思和、贺麦晓、柯庆明、王德威、王赓武、王靖献、袁行霈等组成国际顾问团,并与北京大学、北京清华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厦门大学、台湾国立中山大学、国立清华大学、香港城市大学等院校,签署学术交流与学生交换的协议。迄今为止,中文系专任、兼任、客座或曾经在任的老师包括:吴元华、蓝适齐、游俊豪、梁文福、陈日辉、陈玉珊、潘秋平、周善策、黄邦杰、王宏志、衣若芬、刘晓鹏、高虹、关诗珮、魏月萍、聂安福、翟景运、赵军峰、倪文尖、邱克威、张晖、许维贤、祖生利、杨彬彬、郑冰寒、汪锋、沈卫威、何奕恺、胡元玲等。

新加坡社会各界对于南大中文系也自始给予大力支持。主要华文报《联合早报》曾经发表社论,表示“南大中文系要走出任重道远的新气象,对此,我们寄予期待和祝福。”2006年,中文系获得捐款,设立“云茂潮中文主修学生奖”,奖励各年级中文主修学生中表现杰出者。2008年,上海书局捐赠100万元给中文系,成立“上海书局奖助学基金”,每年颁发4份奖学金与12份助学金给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尼学生。此外,南大每年颁发“李光耀金牌奖”给15个科系的最优秀的一等荣誉学位毕业生,中文系是其中之一。

南大中文系的中文主修课程,2005年招收第一批学生,原拟招收50人,结果反应热烈,录取了70人。接下来,2006年录取88人,2007年录取104人,2008年录取106人。第一批学生当中,已有两位转学/系学生,于2008年提前毕业。2009年,将是中文系主要的第一批学生毕业离校之年。

(写于2009年中)

Tuesday, 5 August 2014

再会夜都市

演歌式的台语老歌。台湾式的日本料理。洪一峰的沧桑气口。台北那个地方仍然叫做西门町。1946年,介于1945年与1947年之间的历史性的时间点。


《联合早报》2014年8月5日
◎柯思仁 文/摄影

柜台后面戴着方框眼镜的中年男子,嘴角微微上扬,半笑不笑的模样。凝神空望的时候,像是小津安二郎的电影海报。他把账单递过来,与我对视半秒,就把眼睑垂下。“谢谢你的招待啊,老板。”我说。他略抬起头来对我轻轻一笑,很快又腼腆的转头看着收银机。自始至终他都没有说话。如果开口,我以为他会说台语,或者日语。

手里抓着找回来的零钱,沿着陡峭的阶梯下到一楼。门里是洪一峰的《再会夜都市》,跨出门外,错综杂陈的摇滚与流行与柔媚与嘶喊,其中隐约好像听到五月天的《你不是真正的快乐》。西门町的步行街,霓虹灯闪闪烁烁,映照着攒动人头上的发妆,黑褐红黄。

繁华的青红灯,难忘的夜景。请原谅我总是,需要找前程。

这些年回台北,总要到美观园,创办于1946年的台湾式日本料理。当然不是留台期间养成的习惯。那个时候,虽然不算太穷,作为学生还是比较俭朴,也多是在校园附近流连,鲜少专程到灯红酒绿的市区晃荡。偶尔想要打牙祭,就在台大正门对面的公馆巷子里的翠园越南餐厅,吃一碗60元的生牛肉河粉。东南亚的味道,将思念往南方牵挂。应该不会想到要吃日本料理,方位相反,也徒增距离。

第一次到美观园,大概不过是七八年前的事,身份已经从留台学生转变为每隔一两年重游台北的旅客。即使一个旅客,总还是改不了口,声声说是要“回台北”。美观园的发现,倒也是有赖于旅游指南的提点。那一趟按图索骥回到西门町,从捷运西门站六号出口出来,当然已经完全不是那年的风景。转了两个弯来到峨嵋街,轻易的从整条街五花八门的各种招牌中找到这家店。要错过还蛮难的,窄窄的店面,横竖上下就有七八个大大小小的“美观园”字样。尤其是那显眼的盒形招牌,里头亮着日光灯,似乎还看得到灯管的形状。

含情的黑目睭,妖娇的模样。虽然是引起我,恋恋暝日想。

1946年创办。引人遐思的年份,加上超过60年的时间距离。当下已经改造成最夯的青少年聚集地的西门町,横街上顽固的镶嵌着生命力仍然旺盛的历史痕迹。不知道店内的空间规划与装潢,是不是自1946年就维持不变。拨开大门垂挂的五彩的鲤鱼戏水图样的塑料珠帘,窄窄长长的店面,两边各有一排椅背与椅座成标准直角的卡座,中间是只能够容得下两个人面对面的座位。即使不是那个年代的遗产,如此氛围却也让人感受到那个时代的风姿。半个多世纪,似乎就在这个空间里凝固。

美观园的食物,不是那种精致型的日本料理,分量大得有种乡土的味道。生鱼片,喔不,是生鱼块,切得像烧肉一样厚,烧鳗鱼也厚得像煎鮭鱼。意外的惊喜,是还有不少台式的热炒,蚝油海瓜子、陶板透抽、炒高丽菜、炒空心菜。第一次在美观园点了菜,日台混搭的食物上桌时,不禁哇了一声,惊动四周食客。以后几次,默默期待上菜让我惊吓,也从来没有失望过。说实在的,无论分量还是料理,颇不日本。那是一种很在地的台湾风味,充满乡愁的豪气。

这样的氛围,这样的食物,即使加上一樽日本进口的正宗清酒,对我,又怎么能够不醉成台湾式的乡愁?

有一年冬天,我独自来到美观园。也许来得比较早,没有多少客人,我坐在靠墙的卡座里。桌上摆满了各种煎炸蒸煮的菜色,外加一樽清酒。餐馆里播放着演歌式的台语老歌,那种气口与情调,没有仔细听还以为是日语歌曲。一个人,吃得很慢;嚼一口食物,啜一口清酒。生鱼片的鲜甜混合着清酒的香气,间中有椒盐与蚝油的穿插。时间缓缓摆动,有时向前,有时往后。一口,停下来,再一口。

繁华的青红灯,难忘的夜景。请原谅我总是,需要找前程。

想起西门町曾经都是一列一列的像美观园一般装点的店家,想起中华商场的拥挤与热闹,想起十字路口四边连接的行人天桥,想起中华路中间的火车轨道,想起不时汽车与行人都得要停下来整个画面凝固而只有火车悠悠穿行,想起诗人杨唤当年在这里被火车辗过使他的生命永远停留在二十五,想起瘂弦和洛夫,那一代的诗人,想起他们都是在美观园创办不久即跟随国民党军队来到台湾,想起王祯和的《嫁妆一牛车》和黄春明的《莎哟娜拉再见》,那些台湾经济还没有起飞的年代,那些泥土的味道,想起侯孝贤的《悲情城市》,对于淹远历史的批判有时会散发对于更淹远历史的乡愁,想起杨德昌的《青梅竹马》和林怀民的《我的乡愁我的歌》和林强的《向前走》,对于当下的重新界定,就算是纯粹的思索当下或干 脆的往前瞻望也都必须在历史的创痛与安慰中徘徊。

含情的黑目睭,妖娇的模样。虽然是引起我,恋恋暝日想。

演歌式的台语老歌。台湾式的日本料理。洪一峰的沧桑气口。台北那个地方仍然叫做西门町。1946年,介于1945年与1947年之间的历史性的时间点。横七竖八的街道叫做成都路、峨嵋街、西宁路、武昌街,指涉那个遥远的西边之西,这里仍然叫做西门町,暗喻一个近距离的过往。洪一峰的《再会夜都市》不断重播又重播,从原版的黑胶唱片到翻录重制的光碟,从流行的前沿到幽怨的复古。即使美观园开幕以来场景一直维持不变,即使时间摆动得再慢,那个时间点已经非常遥远,而我的想象所依凭的也只有当下的乡愁。

我所能够拼凑起来的各种细节,再现的不是台湾的历史,而只不过都是我的历史。

或者,我的乡愁。

Wednesday, 23 July 2014

存異求同:新加坡劇場與同志平權運動

新加坡「粉紅點」2014,
是社會運動也是劇場表演。
圖像來源:Pink Dot Sg.
存異求同:新加坡劇場與同志平權運動
文︰柯思仁

香港月前舉辦「一點粉紅」(Pink Dot)活動,在金鐘添馬公園聚集一萬兩千人之眾,並有黃耀明、何韻詩、黃秋生等知名藝人出席,支持社會中的性小眾(同性戀者、雙性戀者、跨性別者等)成員。活動以「愛多元,愛多點」為主題,英文則是We are Family: The Freedom to Love,突出性小眾成員與家人、朋友、同事、社會大眾之間的友善與扶持關係,而非向來多數同志社會運動所展示的特殊性與平權爭取。

這個活動,最早是由新加坡發起,稱為Pink Dot,翻譯成中文是「粉紅點」。2009年第一次在芳林公園舉辦,即獲得兩千五百人參與。接下來每年舉行,「粉紅點」的參加人數不斷增加,而且獲得國際同志友善組織回應,接續在香港、安克拉治、蒙特婁、紐約、鹽湖城、倫敦、沖繩、高雄、檳城等地都有類似活動。今年的新加坡「粉紅點」剛剛在6月28日舉行,出席者多達兩萬六千人,較五年前首次舉行增加十倍,創造歷史紀錄。

「粉紅點」是新加坡最大規模的,塑造正面同志社群形象的表演。這裡所說的表演,不僅是隱喻層面的意義,也是實質的表演。任何社會運動、政治活動、個人行為都具有表演性,這已經是學術論述中的常識。「粉紅點」每年的親善大使大多數是劇場工作者,今年的三個大使都是英語劇場演員,包括代表藝術界成為官委議員的著名女演員許優美(Janice Koh)。某一個程度來說,過去二、三十年來的劇場演出者與觀眾,共同建立對於同志課題的多元了解,結合逐漸獲得大眾同情與支持的同志平權運動,「粉紅點」借助於劇場奠定的同志友善態度,並將觀眾由小眾開拓為大眾。「粉紅點」作為一個社會運動,採取溫和善意的策略,將性小眾成員正常化與社會化,以此推廣家庭多元性的理念,也參與國族意識建構的工程。這是以大眾為訴求的表演策略,而歷史上的新加坡同志劇場的發生、展演、掙扎則呈現複雜多元的景觀。

新加坡劇場中最早出現正面對待同志課題的,是英語劇作家謝耀(Chay Yew)與王少妍(Eleanor Wong) 分別寫的兩個短劇,在1989年以《安全性行為》 (Safe Sex) 為題,由劇團「劇藝工作坊」(TheatreWorks)演出。兩劇主要在處理愛滋病課題,在愛滋病被視為世紀絕症又與同性戀者關係密切的時代,疾病的陰暗隱喻是劇中的主調。演出原本在前一年與社區發展部合作,卻因為劇中以正面形象再現同性戀者,被認為「具有爭議性」,而遭到政府部門退出合作的決定。政府部門的退出,意味著贊助金的撤銷,而劇團必須妥協與修改劇本,或者另外尋求方式解決製作成本的問題。這種間接的審查,在接下來不時出現,成為宣稱代表主流意識形態的政府部門否定現實中多元的性小眾成員存在正當性的方式。

第一部華語同志劇場作品《異族》。
圖像來源:戲劇盒。
華語劇場中的同志課題再現,首次出現是1992年的《異族》(方永晉編劇)與《生命他鄉》(李集慶編劇)。《異族》的特殊之處及其歷史意義,在於劇中的男同性戀者主人翁,被塑造為一個與異性戀者沒有太多差異的人性化形象。主人翁是一個經歷自我發現過程中的男同性戀者,劇情展現他對身體的探索、對感情與關係的迷茫、對親情與倫理的反思等等,敘述個人感受與生活情境的許多細節,也由此深刻的、人性化的、理所當然的方式,將一個向來在大眾眼中常被扭曲化與他者化的同性戀者,賦予一種熟悉感與正常性。《異族》由劇團「戲劇盒」演出,沒有官方資助,而且在只有一百二十人的小劇場,從同志劇場歷史的角度看具有特殊的積極意義,也沒有引起保守勢力的注意。

劇場作為一個小眾媒介,尤其是觀眾人數不多的小劇場,同志課題的各種表述,一般上並不會造成太大的反擊。與此同時,也因為這個空間的相對安全性,相對於大眾媒介,同志課題往往成為劇場展演中比較多出現的內容,也展示同志形象與感思的多元性。英語劇作家奧菲安(Alfian Sa’at)自2000年開始至2007年,以《亞洲男孩》(Asian Boys)為總題,連續三次演出以男同性戀者為主題的劇作,有嘉年華式的身份展演,有深沉掙扎的調適與回應,有矛盾內省的成長歷程。《亞洲男孩》三部曲作為一個整體,多方面表述同性戀者在當代新加坡社會政治環境中的際遇與困境,也通過多元化的同志形象塑造與身份探索,確立充滿自信的同志身份與主體性。

二十幾年來,新加坡劇場中的同志展演多元紛繁,幾乎所有的大劇團,以及無數的小劇團,以不同方式直接展現同志主題或間接觸及同志議題。英語劇場「劇藝工作坊」最早開始,除了上述的《安全性行為》,其他重要作品還包括描述跨性別者的《私處》(Private Parts)、探討女同性戀者的工作與個人生活糾結的《併購與指控》(Mergers and Acquisitions)等;「必要劇場」(The Necessary Stage)演出過的有《亞洲男孩》第一輯、愛滋病患者現身說法的《完全進╱出人物》(Completely With/Out Character)、表現男女同性戀者的人際關係的《狂歡節》(Mardi Gras)等;「野米劇團」(Wild Rice)演出過的有奧菲安的《亞洲男孩》三部曲、以女同性戀者為主題的《邀約三部曲》(Invitation to Treat)、改編自王爾德原著並由全班男性演員演繹的《不可兒戲》(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rnest)等;「TOY肥料廠」以中英兩個版本演出喬森納‧哈維(Jonathon Harvey)的名著《尤物》(Beautiful Thing)、美國劇作家馬丁‧薛門(Martin Sherman)的名著《曲折》(Bent)等。華語劇場方面,「實踐劇場」有刻劃母女三人與同性戀兒子故事的《後代》等;「戲劇盒」有改編自凱蘿‧邱吉爾(Caryl Churchill)名著的《九霄雲外》(Cloud Nine)、表現多元家庭與性別身分的《極樂世界》、組合重編王爾德不同作品的《快樂》、表現多元性別認同與操演的《上身不由己》等;「TOY肥料廠」演出《邀約三部曲》中的兩部劇作《暗流》與《胸湧》等。

英語劇場中的同志經典作品《亞洲男孩》。
圖像來源:W!LD RICE.
這些年來,同志課題的劇場演出,由以小眾觀眾為對象的小劇場出發,也逐漸登上大劇院,從以特定同志或對同志友善的觀眾對象,擴大到更廣泛覆蓋的觀眾層面。一方面,同志的正常性被社會大眾接受的程度越來越高,也被視為組成社會多元面貌的必然部分,另一方面,社會中的一些保守勢力,尤其是與某些宗教團體相關的反對聲音,顯然也因為主流社會的態度轉變,而倍感威脅並提高抗議姿態。新加坡作為多方面與第一世界並駕齊驅的社會,在對待同志平權課題上,政府卻往往表現出維護這些保守勢力並壓縮性小眾社會空間的態度。不過,有意思的是,從獨立以來的三任總理(李光耀、吳作棟、李顯龍)都曾經公開承認同性戀者的存在,並表示應該接受他們成為社會成員,表現的是新加坡最高政治領導人向來具有的務實態度。

劇場作為一個開放的空間,多年來通過各種各樣的同志相關表述,展現同志的多元性與正常性,由此改變社會大眾看待同志人物與課題的偏狹眼光,也使得同志得以擺脫負面刻版化形象的社會困境。「粉紅點」則在這個基礎上,以主流意識形態所重視的「家庭」作為具有包容與凝聚精神的概念,通過親善溫馨的方式,將性小眾成員融入社會大眾之間,使原本比較小眾關注,甚至帶有某種對抗性的課題,有效的搬上社會大舞台,成為一場觀眾迅速增長,也每年眾所期待的超級演出。

發表於: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藝評筆陣】
http://www.iatc.com.hk/?a=doc&id=46623

Friday, 4 July 2014

標準與多元:新加坡劇場的語言展演

標準與多元:新加坡劇場的語言展演
文︰柯思仁

鍾達成編導演的《根》。圖片來源:Tuckys Photography.

今年三月初,在香港上環文娛中心看了一齣新加坡戲劇《根》,由新加坡劇團「十指幫」演出,鍾達成兼任編導演。《根》是自傳性的作品,講述一個第三代的新加坡華人,到中國台山尋根的故事。尋根,在二十世紀移民史與殖民史的脈絡中,是文學與藝術敘事的經常性主題。新加坡人的經歷,在某個程度上,可能讓香港人產生共鳴。

《根》的特殊之處,在於這個單人劇演出中,身處不同的社會情境,面對不同的戲劇人物,演員鍾達成在華語、英語、粵語之間自由順暢轉換使用,交織成繁複多元的紋理,而又那麼具有說服力。現場滿座的香港觀眾,這些年來浸濡在三語兩文的環境,跟我這個來自新加坡的人一樣,享受著多語再現的多元文化的社會史與家族史,儘管某一些細節可能觸動不同的歷史參照與文化體驗。

作為一個新加坡成長的華人,劇中主人翁的社會性語言是英語,以英語展演他的新加坡身份,也由此產生他與華人身份的某種距離感,並界定他與其他地區華人差異的認同方式。當他與家人對話或表現內省式的內心獨白時,多以華語(國語、普通話)進行,展示這個語言指涉的家族聯繫及其在個人身上留存的深層文化印記。主人翁的尋根之旅,則以粵語開啟具有戲劇性甚至傳奇性的探索歷程,一方面展現潛藏記憶在逐漸開掘過程中的震動感,另一方面,也流露主人翁某種在接近想像的身份源頭卻又加深陌生感的荒謬效果。

鍾達成的華、英、粵三語皆流利生動,顯然上述的三語和三種戲劇情境的關係,不是順時性的,並沒有展示幾種語言之間此消彼長的態勢。劇場以外的歷史與現實情境倒並非如此。社會語言學家的研究顯示,新加坡華人的地方語言(主要是閩南語、潮語、粵語、客家話、海南話等)的使用率,從二十世紀1980年代以來已經急劇減少,華語的普及化在學校教育與社會運動的推行下快速提高,不過,在建國以來以經濟與政治為背景的國族建構工程中,英語已經取代所有語言成為最通行的共同語。儘管如此,在長時間脈絡中,當前社會的語言操練仍然展現多元並存、互相交集的現象。

像新加坡或香港這樣的多語社會,尤其是公共空間裡,不同背景的人交集互動,不時靈活自然地在各種語言之間交替轉換。這是一種社會現實,呈現繽紛多彩的景觀。新加坡兩百年來的近代史上,一直都是多種族形成的多元社會,包含馬來族、華族、印度族、歐籍人士、各籍通婚產生的難以界定種族文化屬性的多母語的後代,以及不同時期來自世界各地的移民等等。因應不同時代的社會動態與結構,馬來語和閩南語曾經是新加坡各個語言群體之間較為通行的共同語,而近二、三十年來則毫無疑問的是英語取得此位置。

對比於多語的社會形態,劇場表演中使用單一標準的語言,卻是歷史上的常態。1980年代中以前,生活中幾乎無人使用的「標準華語」,是劇場演員必須學習的語言。這種劇場語言,就像是當年廣播或電視節目中的華語,象徵一種純粹的、想像的、群眾必須齊力追求以完成統一國族身份建構的標準。經過數十年的詢喚與操演,結集各方力量,​​包括劇場、電影、電視、電台,以及學校裡的教學等等,「標準華語」也已經成為人們潛意識中展演身份的媒介。新加坡的英語劇場,也經歷類似的歷史過程,創造了以英國廣播公司為模範的「標準英語」。

在這樣的歷史脈絡中,從演出者的角度來說,劇場實踐往往必須預設特定的操用某種語言的觀眾對象,一方面,不得不服膺於社會想像中或操演中的主流語言所形成的壓力,另一方面,也配合社會上進行的國族身份建構工程而作出貢獻。尤其是大眾訴求的主流劇場,借用單一標準的語言進行表述,創造讓觀眾一致思考與感受的共同空間,也同時泯滅這些來自社會各階層觀眾在現實中的差異性。

從1980年代初開始,相對於大眾媒介的電視與電影,作為小眾媒介的劇場,開始形成一股從民間個人崛起的力量,提出另類於主流意識中通過標準語言展演的身份認同。至今仍然讓人記憶深刻的,是同在1985年首演的兩齣戲:郭寶崑的《棺材太大洞太小》、官星波的《翡翠山的艾美麗》。《棺材太大洞太小》有英語和華語兩個版本,由雙語兼通的郭寶崑編導,劇中演員分別用觀眾熟悉的生活語言,而非標準腔調的語言來演出。《翡翠山的艾美麗》則以新加坡式英語演出,不僅突破單一標準語言的規範,也將生活中逐漸形成的新加坡式英語(Singlish)——是一種雜交式的語言,以英語為基礎,融合華語、馬來語、華人地方語言的詞彙與語法——帶進劇場空間。這兩齣戲的出現,被學者視為「新加坡戲劇」時代來臨的先聲。

三十年來,以(不同程度混雜的)新加坡式英語演出的劇場作品越來越普遍,數量也越來越多,幾乎形成新加坡人(表演者與觀眾)普遍認同的由民間創造的主流共同語,也可以說是流傳於民間的用以展演身份認同的符號,以及抗衡標準的外來語言(英國廣播公司腔調的英語)的媒介。不過,當新加坡式英語成為眾人追求與期待的另一種「標準」語言,它也顯然開始扮演過去的那些標準語言的角色,有意或無意的對於社會中的其他非主流語言形成邊緣化的態勢。

郭寶崑編導的《尋找小貓的媽媽》,演出後創作團隊與觀眾交流。
圖片來源:實踐劇場。

多語劇場演出,在大多數時候,是不可想像的。即使像新加坡歷史上這樣一個多語並行的社會,幾乎沒有人能夠宣稱聽懂這個社會空間裡的所有語言。當觀眾在多語劇場中無法聽懂所有的表演語言,無法了解某些情境,不免產生被演出者排擠的疏離感。新加坡的第一個多語劇場,是郭寶崑編導的《尋找小貓的媽媽》,在1988年演出,其多語形式對觀眾形成的壓迫性感受,正是演出後議論的焦點之一。劇中的表演者使用幾乎新加坡各群體的語言,包括華語、英語、馬來語、淡米爾語,以及多種華人地方語言。不過,此劇的多語並非純粹的形式,而是其重要的主題。劇中主角是一個只懂得閩南語的媽媽,在華語和英語逐漸普遍的時代,喪失了她原有的生活機能與社會空間。國族想像與建構的過程中,主流強勢語言逐漸形成,尤其是在1980年代的社會經濟脈絡中,看來像是不可避免的。與此同時,這種統一的語言,也往往具有排他性,對於屬於社會與權力邊緣的群體,像媽媽這樣無法使用主流語言的人,形成不可避免的壓迫與傷害。

《尋找小貓的媽媽》是在一個特定的歷史脈絡中產生,對於那個時代的演出者與觀眾皆造成巨大的衝擊。觀眾無法聽懂所有的語言,被強迫進入媽媽被邊緣化的處境,深刻感受媽媽的現實與心理遭遇。此劇不僅是將社會的多語情景再現於劇場空間,挑戰一般觀眾對於操用單一標準語言戲劇的認知,它也是對於社會現狀的質疑,對於主流意識形態的反抗。郭寶崑後來繼續創作不少多語劇場作品,如《〇〇〇么》(1991年)、《黃昏上山》(1992年)、《芽籠人上網》(1997年)、《夕陽無限》(1999年)等等。在郭寶崑之後,也有好些劇團與創作者,進行多語劇場的創作,在過去的二十幾年,不斷展演新加坡社會多元性的風貌。

近年的多語劇場演出,由於劇場技術的協助,使得字幕的使用更為簡易與普及,對觀眾造成方便,而不會像當年《尋找小貓的媽媽》的觀眾那樣被迫無法理解與參與。鍾達成的《根》,是這個時代的多語劇場,演出時即時投射中、英文字幕。(有意思的是,兩文字幕,加上演員的華、英、粵三語,來自新加坡的《根》倒也戲劇性的呼應了香港的三語兩文政策)。即使《根》沒有前一代人的多語劇場那樣的政治批判性,它的多語演出仍然展演新加坡社會多元性的精彩與可貴,並也提醒著我們,單一標準的語言,或者這種語言所承載的單一標準的意識形態,對社會中的邊緣個體可能形成的壓迫,以及對社會多元性的豐富景觀可能造成的戕害。

發表於: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藝評筆陣】
http://www.iatc.com.hk/?a=doc&id=43559

Thursday, 3 July 2014

韩劳达柯思仁剧作 被译成英文演出

《联合早报》2014年7月3日
邓华贵报道

2014年似乎是回顾本地华语剧场重要作品的一年。继实践剧场重演备受喜爱的《天冷就回来》后,新锐剧团“弹球聚团”(Pinball Collective)与艺术之家合作,呈献两部中文剧的英语版。


这两部作品是资深华文戏剧工作者韩劳达的《浮尔舒1001》以及剧场研究学者柯思仁的《龙骨》,由编剧程异(Jeremy Tiang)翻译成英文。

《浮尔舒1001》最初在1995年,由新加坡华语戏剧团体联合会在莱佛士酒店光华剧院上演。这部反乌托邦科幻剧描述在不久的将来,某个国家因无法容纳过多人口,只好把人民送进许多类似太空船的船只放逐海上漂流。当“太空船”上的人都死后,船只会自动沉入海底。其中被困“浮尔舒1001”号的三人在这狭小空间里几乎陷入竭斯底里状态,决定造反……

《龙骨》则在2002年首次由戏剧盒搬演(当时改名为《骨骨》)。剧情由几个小故事构成,从一个小男孩出席母亲的丧礼,到一个难民发现其爱人的真实身份,再到一名火车乘客被身旁的美丽女子吸引……一系列故事片段、追述和回忆,以类似蒙太奇手法串连起来。

作品主题仍有现实意义

现年37岁的程异在《浮》近20年前上演时只有16岁。谈到决定将这两部华语剧翻译成英语的原因,他说:“我发现本地华语剧场史向来不大受人们关注,这点非常可惜。当年我在华中初院念书时,柯思仁老师就积极推动校园内外的华语戏剧活动。观看了他的一些作品如《龙骨》之后,更是激起我对戏剧的热爱。”

至于《浮》,程异说:“我在研究本地华语剧场的一些资料时,无意间翻阅到韩劳达的作品集。令人惊讶的是,这位文化奖得主的戏剧作品竟然还未有人翻译成英文,近年来也鲜少有机会登上舞台。因此我决定把《浮》这部诙谐有趣的作品翻译成英文,看看会制造出什么精彩效果。”

英语版《浮》与《龙骨》同场呈献,由林继修、Bridget Therese Lachica、Zachary Ibrahim等人参演,导演为弹球聚团创办人之一林涵惠(Elina Lim)。

林涵惠受访时说:“这两部作品创作于10多年前,但其中探索的课题如人口过剩和老龄化,在今时今日依然能引起广泛关注,甚至比10多年前引起更热烈的讨论。

“全世界都面临人口过剩和老龄化。两剧探讨的是人与人之间关系,在这大背景下显得更具意义。希望演出能引起一些讨论,引导观众从不同角度思考与看待人际关系。”

●“Floating Bones”/7月4日至6日/晚上8时,周末增演下午场2时,星期日只有下午场/旧国会大厦艺术之家小剧场/18、25元/购票:旧国会大厦艺术之家(1 Old Parliament Lane);电话:63326919或上网www.bytes.sg/EventDetails.aspx?EventID=589

Tuesday, 1 July 2014

Dragon Bone 龙骨


我的剧本《龙骨》,写于2001年。Jeremy Tiang 翻译成英文,由 Elina Lim 导演。同场演出的还有韩劳达的《浮尔舒1001》,也是由 Jeremy 翻译。

《龙骨》原本是特别写给陈日辉,请他导演。2002年,由戏剧盒演出,日辉将原来的剧本解构,重新写了一个版本,还将剧名改为《骨骨》。我看演出,确实震惊,因为已经不是我原本构思创作的模样。不过,我也感到欢喜,因为看到一个有才气的导演,在我原有的想法上进一步创造。这次,我也很期待 Elina 对我的剧本进行再创造,让我在首演之夜,再次得到惊喜。

我的剧本翻译成英文,并不是第一次。2000年,沈鹏耀翻译并导演《市中隐者》,还由 Ethos Books 出版了中英对译版。Jeremy 翻译了我好几个剧本,他的英文精细自然,有 native speaker 的手感。我读他翻译我的剧本,爱不释手,进入一个我自己也没有想象到的文字世界。是的,翻译也是一种创造。即使是原作者,通过翻译,也经历一次重新认识自己的过程。

Friday, 20 June 2014

粉红山


能够想象吗?整个山坡都是粉红色,深浅参差,那么多元,却又和谐。北海道的东藻琴芝樱公园,从網走到宇登吕的途中,一个意外的发现与惊喜。


那天六月的艳阳高照,像苔藓一样覆盖着整个山坡的粉红芝樱,为蓝绿的旷野增添色彩。英文的介绍文字中,芝樱被喻为 pink moss,粉红苔藓。为了让芝樱遍地的粉红更震撼,山上几乎没有树木,也就没有树荫。六月初的北海道,竟然热得让人汗流浃背。还是因为芝樱散发的热情?蔚蓝天空作为背景,高耸绿树作为远景,更衬托粉红芝樱的温柔亮丽。原来粉红色一点都不娇柔,还可以那么壮观的啊。

Thursday, 19 June 2014

六月雪


离开北海道中部的层云峡,前往網走的路上,来到大雪山。没错,六月,已经是夏天,而且刚刚热浪来袭。天气预报说是23度,感觉像是30度。走在太阳底下,开始流汗。搭乘缆车到山顶,一路看到厚厚的白雪覆盖着山坡,绿草倒也在雪地里长得茂盛。没想到六月了,积雪还顽强的不愿意融化。没想到六月了,还看得到积雪。对于雪,有一种迷恋。冬天的雪,是对于期待的满足。夏天的雪,虽然是前一个冬天的残留,却也是对于旅人的安慰。

Sunday, 30 March 2014

告别㗝呸山


2014年3月11日,早上8点30分,陆路交通局的公函清楚写着,作为家族代表的我,要到武吉布朗坟场的工地办公室报到,见证阿公的迁坟过程。武吉布朗,这么多年来,清明节到阿公坟上扫墓的时候,父亲都是称之为㗝呸山的。那封公函,去年11月初就寄到我家,收到时已经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时间是最好的淡化剂。任何激昂愤慨感伤悲痛,都会在时间的冲洗之下,逐渐稀疏,终至了无痕迹。何况,阿公去世在1941年,距今七十余年,那已经是前朝遗事了。

㗝呸山迁坟的事,很早就听说了。政府的城市发展蓝图,把㗝呸山规划为住宅区,是从报纸上读到的,已经忘了是多少年前的事,很可能是在九〇年代初就已经做出决定了。2011年,政府终于宣布要征用㗝呸山的部分土地,不过理由不是为了要兴建住宅,而是要建造公路。是的,第一个建造工程是公路而非住宅,听来比较有合理性,好像是情势所迫,而不是强行规划。


2012年3月20日,晚上下班回家,父亲就拿着那天《联合早报》上刊登的三版半的政府通告,也没说什么,只是问:“这个表格要怎样填?”他已经从密密麻麻的几千个名字中,找到阿公和阿嬷的名字了。其实我早上出门前已经看到了,那时父亲坐在沙发上喝咖啡吃面包。父亲总是让我先看报纸,上班前的那十几二十分钟。他有一整天的时间,可以慢慢读,一个字一个字的读。一整天下来,那几个字终于在某个上午或下午的时刻,在眼前出现。接着下来,就是长达两年的,数次与陆交局的书信与电邮往来,以及等待。


我问父亲,要不要去阿公的坟上看一看。那年,2012年,我们原本是没有轮到要去扫墓的。阿公有六个儿子,其中一个早逝,扫墓的事,据父亲说,是五个儿子和他们的后人,每五年轮一次去办的。我们一家,是逢〇逢五的那年。早些年,扫墓时总带了祭品香烛,行礼如仪。有几次是跟六叔一家人一起去扫墓,所以会连续两年都到㗝呸山。近年父亲成为基督徒,扫墓就变得简单许多。上一回带父亲去,是2005年。2010年的清明节,我在伦敦访学,是由妹妹带父亲去的。算来,我已经有七年没有到阿公的坟上了。

3月23日,我带着父亲到㗝呸山。我只记得大概的位置,而那年80岁的父亲则清楚记得,还不时纠正我的自以为是。阿公的坟其实并不难找,就在㗝呸山入口不远的山丘上。我们很快就找到,站在坟前,几十年来,每五年一次的记忆,模模糊糊,在脑海中断断续续的闪烁。


我从来没有留意过,原来阿公的墓碑是那么细致复杂的石雕,叙述着我一点也看不出来的传奇故事。倒是左右各立的金童与玉女,借助坟上的文字还可以知道。子孙的名字是列在墓碑前的石桌下,孝男六名,孝女五名,男孙三名,女孙一名。左右两旁,还刻上子孙的英文名字。多么具有新加坡特色的双语并用,即使在那个还没有建国的年代。

父亲与我,默默的在太阳下慢慢的走来走去,偶尔细看墓碑,偶尔远望葱葱郁郁的坟山。


墓碑上的文字很简单,上面刻了祖籍“安溪”,右边是阿公的照片、姓名与卒年。卒年用的是民国纪年,具体的年月日则是农历。左边是阿嬷的姓名,没有照片,卒年细节也空置。阿公去世是民国三十年,也就是公元1941年,阿嬷还健在,先买了坟位以便将来可以夫妻合葬。阿嬷在1986年去世的时候,㗝呸山早已封山,左边的那个坟位就一直空置。阿嬷在世时,她的姓名部分是漆上红色的,到她去世以后,才改漆金色。

就在父亲与我在坟前徘徊着,有一个男子前来与我攀谈。谈话中,才知道他是东南亚研究院的研究员YF。他说,他一直对我阿公的生平事迹很感兴趣,也在研究中,还说在文献中找到阿公的资料。我从来不知道这些。后来,YF把收录在《南洋名人集传》中的关于我阿公的记载,传来给我。


看到这则资料,我去查了一下。《南洋名人集传》是1941年9月出版,而阿公在农历五月过世。文中写道,阿公“六岁始南来石叻坡,初任人雇役,凡二三年,以俭集资,得在吊桥头卖杂物,嗣自启成记铜铁店,垂业三十余年矣”。成记,是的,七〇年代去给阿嬷拜年,吉灵街店屋楼下的骑楼,还悬挂着那面牌匾,虽然当时早已停业。后来才又听说,阿公是五金工会的创办人之一。阿公的事业,就这么几句,似乎也概括了早年南来华侨奋斗成功的许多故事。

更长的一段文字是:“为人诚厚谦逊,尤爱国,对于此次抗日,买公债,捐杂沓,为数不貲,至于昔年购机寿蒋,济南惨案,北省诸灾,及当地教育慈善等,有劝即捐,无役不预焉,其勇于为善如此。”爱国的热心与善行,详细记录,事件分明,比起人生事迹的概括,看来重要得多了。

记载中最后几句说:“阖家男男女女,攘攘熙熙以出入,老境纳福,为善以召之也。”读来不禁有点唏嘘之感。据父亲说,当时太平洋战事升级,新马情势已是风声鹤唳,阿公为了给家小在郊区找一个躲避之处,在汤申路上段(后来的教师园,再后来也没有教师园了)买了一块地,并亲自到那里视察环境,结果染了疟疾,回到市区家里不久,就病逝了。阿公去世之时,距离日本攻陷新加坡(1942年2月),只有半年。

从㗝呸山回来,问起父亲关于阿公的往事。阿公过世时,父亲只有九岁,也没有多少往事留存在他的记忆里。第二天,父亲握着几张泛黄的纸,交到我手中。


其中一张,是阿公墓地的购买证明书,由新加坡市政府发出。文件中注明一百元买的是双人塚,99年的地契,由1922年1月1日开始计算。算起来,还有十年才到期限。不过,那又如何呢?99年的地契,能够用上七十年,好像已经很不错了。

我遵照父亲的吩咐,将表格填妥。表格上要填“认领人”的姓名资料。阿公的六个儿子,只有父亲还健在,原本应该是填上父亲为认领人的。不过,既然我代父亲处理迁坟手续,父亲就要我代表了。这么一个枝叶繁茂的家族,七十年后,竟然是由我来代表,倒也是完全没有料想到的。

根据陆交局的安排,迁离㗝呸山,可以选择将骨灰放在蔡厝港、万礼或义顺的骨灰安置所。与父亲商议的结果,决定选择蔡厝港。于是,填妥表格,电邮寄去。陆交局很快回信,确定分配蔡厝港的安置所。后来,在与陆交局的相关负责人电话讨论的过程中,听说阿嬷骨灰安置的翡龙山的骨灰,将搬到万礼,于是,和父亲商议的结果,决定要求将蔡厝港改为万礼。父亲的想法,是在阿公迁到骨灰安置所之后,也将原本在翡龙山的阿嬷的骨灰瓮一起迁过来,让阿公阿嬷两人放在同一个骨灰龛位中。

不过,由于坟中只有阿公,属于阿嬷的另一半是空置,陆交局原本只分配给我们一个单人骨灰龛位。我又电邮又电话的与陆交局的相关负责人讨论几次,说明原委与父亲的意愿。经过我的一番说明,陆交局负责人友善亲切的听取,终于得到同意例外分配给我们一个双人骨灰龛位。

2013年4月18日,在陆交局的通知之下,我带父亲到万礼骨灰安置所选择龛位。心情是有点惆怅的。经过这么一段日子,终于要为阿公的永久安置做出选择,也可以将阿嬷迁来与阿公会合,算是完成一件心事。不过,在新加坡这个无时无刻不在更新的地方,又会有什么是永久的呢?

选择其实没有很多。我们在万礼骨灰安置所的办事处办理了一些手续,就拿着地图与资料,到西区最远的一座骨灰龛楼。阿嬷原来安置的翡龙山,龛位虽然是一座好几排,不过只是在地面层。万礼则是有四层楼,就像组屋一样。我们可以选择的,是在地面层。还好,会去扫墓的还有年长的长辈,可以免去爬楼梯的辛劳。

父亲选的龛位,号码是137。离开万礼时,看出父亲少有的高兴神情。父亲说,你知道吗,137也是大坡吉灵街的门牌号码呢。哦,真的,我说。我想起那个楼下挂着已经停业的“成记”的招牌。吉灵街的那一整排店屋,八〇年代已经拆除,为的是扩建马路。原本一上一下的双向车道,扩建后是五条车道的单向道。哦,想起来,又是建路。阿公迁坟,也是为了建路。当年阿公阿嬷住的地方是137,他们最终合葬的龛位也是137。好巧。

阿公迁坟,是由政府负责,但是,阿嬷从翡龙山搬到万礼,则要我们自己进行。万礼的人员给了我一整张纸的公司名号与联络方式。我找了一家,详细询问,安排好时间。负责人很有经验也很细心,他说,旧的龛位比较大,阿嬷原本的骨灰瓮可能也比较大,无法放进万礼的龛位,他们会预备一个新的适合的骨灰瓮。于是,我也就现场选了一个新的备用。

不久之后,陆交局又来信,寄来一份他们拟出的草稿,要我们确定骨灰龛位的碑文,还说如果要在碑石上嵌入照片,也可一并寄去纸本照片。我看了一遍,父亲又看了一遍,简单的碑文,跟原来在㗝呸山的碑文没有太大不同,只是没有了“民国”,农历卒年也换算成公元。父亲说找不到阿公阿嬷的照片。我说,那也无所谓吧。

过了几天,我已经将碑文草稿寄回给陆交局,父亲又说,跟姑姑要到了阿公阿嬷的照片,但是,就只剩下这一张了,用完要拿回来。好吧,我说,那我就跟陆交局问问看。我写电邮给陆交局,说是否能够只给他们扫描的照片。他们说,没问题。整个过程,跟陆交局的人员交涉提出各种要求,想来都不是规范中的情况。他们耐心亲和的态度,没有官僚作风,还真让我留下相当良好的印象。

终于到了这一天,收到陆交局最后一封信,应该是最后一封了吧,要我作为认领人的这个孙子,到㗝呸山见证迁坟过程。2月中,先是收到国家文物局的电邮,说我阿公的坟有heritage significance,要派人来观察迁坟过程,如果挖掘出陪葬品等器物,希望能够借给文物局作研究之用。不久之后,又收到上一回遇到的东南亚研究院的YF的电邮,也说当天要来观察做记录。我对他们分别说,没问题。真没想到啊,我原以为阿公迁坟只是千百个案例中很平凡的一个。

2014年3月11日,早上8点30分。我提早15分钟抵达㗝呸山坟场外帐篷搭建的办公处,办理手续。负责人问我还有没有其他的亲人会出席。父亲早前对我说,大伯的后人会在迁坟前,到坟上做法事,通知阿公迁坟的事,当天应该不会去。父亲刚刚动了手术,行动不便。那就是我一个人了。

我被领着走到阿公的坟前,走了也许不过两分钟。我从来不知道,原来阿公的坟这么靠近坟山入口,从前都是开车绕进去的。不久,就见到几个年轻人,其中一个还带着装上三脚架的大相机。他们是来做记录的。再过不久,又来了几个人,谈起话来,才知道一个是我的堂哥(三伯的儿子),两个是我的堂侄(大伯的二儿子的孩子)。我与父亲家族成员之间甚少见面,只有跟两个姑姑的家人比较熟,其他的许多亲戚,见到面都不认得,有的甚至从来没有见过。


开始挖掘了,一切好像就是那么自然而然。我们在坟前看着。我偶尔与堂哥堂侄聊天,偶尔回答研究员的提问。我仅仅知道的零碎事件,都是听父亲多年以来零零星星的提起,不是我的记忆,甚至无法转述成一个有意义的叙事。


不久,挖掘工人的锄头似乎敲到硬物,发出轻微的铿铿声响。他轻轻的将泥土挖开,露出灰白的石板。那是一块长方形的花岗岩。把石板搬开后,出现一个地洞。从洞口望进去,看到内室的一面墙,是由红砖砌成。挖掘工人进到室内捡骨,后来,借来一个梯子,两个研究员也进去,进行记录拍摄。三个人在洞里,还可以走动,看起来空间蛮大的。这只是右边的坟洞,左边空着的坟洞,由一面砖墙隔开,原本是属于阿嬷的。

捡出来的骨骸,装进一个原先预备好的透明塑胶盒子,要捧到外面的办公处记录,再送去火化。现场原本是堂哥的辈分最高,应该由他来送阿公,不过,他不知道什么时候走了,留下的人之中,我的辈分最高,就由我来送阿公了。现场准备了一把阳伞,我捧着阿公,另一个人撑着阳伞,就这样一步一步,慢慢的走,离开这个阿公安葬了七十三年的所在。

阿公火葬的安排,亲人不需要出席,我们被告知2点半到万礼接阿公的骨灰。这时,刚好是11点,而我约了11点半,要到翡龙山迁出阿嬷。于是,赶紧驱车前去,时间刚好。

在㗝呸山等待阿公迁坟时,年纪比我还大的那个堂侄,知道我要为阿嬷搬迁,说可以安排他当道士的朋友主持仪式。我的阿嬷是阿公的继室,堂侄的祖嬷是我的大嬷。阿嬷的事就完全由我来处理了。道士刚好也在㗝呸山为别家主持迁坟,就当面讲好到翡龙山的安排。


到翡龙山,只有我一人。翡龙山也不是很大,很快的我就找到阿嬷的龛位,等着道士到来。堂侄的另一个朋友,还帮忙买了香烛祭品,也来到翡龙山。道士抵达之后,摆好祭品,点燃香烛,我就握着三支香,由道士念经进行仪式。道士念一句,我跟着念一句。他念的句子都是福建话。我跟着照念,其中一半,念的是什么,我也不是很了解。站在中午的烈日下,我开始汗流浃背,脸上也开始流汗。念到一半,道士示意我下跪。跪在地上,一面念着祭文,汗如泪水般经过我的双眼,夹着袅袅香烟,像是泪流满面。

道士念完祭文后,要我低下头,旁边的助手,就用锤子将墓碑敲碎,里面摆着的,是我阿嬷的骨灰瓮。我将骨灰瓮接过来,捧在怀里,有人帮我撑起阳伞,一路走到车子,稳妥地将阿嬷摆在车里。

2点30分,来到万礼,阿公的骨灰已经抵达,装在比较小的塑胶盒子里,摆在桌上。不久,两个堂侄来了,他们的母亲,也就是我的堂嫂,还有一个堂侄女,也都到了。陆交局安排的人员,将阿公的骨灰,谨慎地转移到骨灰瓮里。骨灰瓮底部,要摆八个银角,把骨灰倒入,最后才将预先拣选出来的头盖骨摆上。头盖骨是由亲人一块一块摆上去的,最后,众人齐声“发啊”,于是完成,把骨灰瓮的盖子盖上。

将阿公的骨灰装好后,阿嬷的骨灰瓮就到了。果然如先前预料的,旧的骨灰瓮太大。于是,我一个人见证阿嬷转换骨灰瓮的仪式。同样的要先摆八个银角。我打开钱包,竟然刚好给我挖出八个一角钱的银角,整整齐齐,不多也不少。

还是我捧着骨灰瓮,先是阿公,再是阿嬷,从一座龛楼走到另一座。两座之间原本可以穿过一片草地,我正要穿越时,有人及时阻止我,告诉我要绕道走有遮盖的走道。

我们先到外边,祭拜土地公,再回来,先后将阿公阿嬷的骨灰瓮摆进龛位里。道士主持仪式,每个人手里握着三柱香,我的辈分最大,站在中央位置,堂嫂、两个堂侄、堂侄女四人,就分别站在我两旁。道士用福建话念着祭文,我们一句一句跟着念。这时,是在屋檐下进行,我也就没有流汗像流泪一样。仪式完成后,我代表bua buei,第二次才得到一正一反,于是,可以将预先刻好的墓碑装上。接着,道士先行离开,我们又到外头,将一叠一叠的金银纸焚烧。

告别㗝呸山,告别翡龙山。阿公在㗝呸山七十三年,阿嬷在翡龙山二十八年。经过这些年的分离,他们终于在万礼会合。

Friday, 14 February 2014

《如梦之梦》印象记

每年的华艺节,看完戏之后总是有一些想法,喜欢或不喜欢,感叹或惊叹,想要以文字将这些想法纪录下来,却又有些迟疑。主要是因为这些戏都规定学生去看,而他们都要做报告,不想我的意见影响了他们的判断。想了许久,还是觉得应该把一些想法写下来。不过,这里写的是一种印象,而不是深入的分析与解读。而我要学生做的是后者。

《如梦之梦》是期待已久的戏,华艺节把它带来,是很有气魄的做法。这一点,要给华艺节的团队鼓掌。就像当年第一届华艺节,就带来陈士争的全本《牡丹亭》,连演六场,还是亚洲首演。这个演出从一开始就是充满争议性,而华艺节能够完整的呈现在新加坡观众面前,让我们亲眼看一看这个戏,无论爱憎,对于观众的眼界增长与理性判断,都是重要而必要的。接着,荣念曾、林奕华的戏,也都第一次在华艺节登陆新加坡。他们的作品成名已久,也都在华人戏剧界有一定的影响力。如果不是华艺节,新加坡的观众竟然都没有机会看到。除了感激华艺节,我还能够怎样表示我的感动呢?

我能够理解好些观众的不满,认为《如梦之梦》在大剧院演出,并不一定是最恰当的,甚至有的认为对观众不公平。《如梦之梦》的理想设置,的确应该是只有莲花池的观众。那种演出环绕观众的形式,正是这个戏最重要的经验。在大剧院演出,将演区与主要观众席设在原本舞台的位置,却又让部分一楼的观众席,甚至是二楼与三楼的位子,让观众成为旁观者,旁观演出的世界,也旁观莲花池里的观众。旁观的角度,是会有不同的感受,也许是某种抽离,但是又与观众想要投入的期待有所违背。这是两难,也只好是权宜。倒是演出中的灯光处理,看来是特别照顾到原本台下观众席的看客,如飞机起飞,如莲花池里的波澜,如那似真似幻的看见自己的湖景,这些都是莲花池的观众无法看到的景观。我坐在莲花池中,也是后来听同学们说起,才知道自己看少了什么。

第一部的开场,众人绕着莲花池走动,我马上就被震动了。也许是营造的氛围,也许是勾起了我的回忆。多么像当年的《变奏巴哈》。三十年前的赖声川,我一直怀念也在寻找的空间感与节奏感。第一部的上半场,一层一层的铺设了复杂的架构,引人入胜,就像是一千零一夜的那种幽深与悬疑,一种说故事的复杂性。

第二部的上半场,顾香兰的故事,则是集合了可以想象到的所有俗套与巧合。这本来是戏剧的一种常用手法,从古典希腊戏剧到莎士比亚,都擅于借用这种手法来推动戏剧的进展与制造高潮。但是,今天的剧场中,像我这样的观众,也许想要看的不只是俗套与巧合,不只是庸俗的戏剧性,毕竟这些也都常常在电影与电视剧中看得到。我所期待的,是这些庸俗的戏剧性如何巧妙的产生意想不到的惊奇,而不是重复熟悉的经验。我能够想到的,是必须有一个够聪明的框架,使得这些庸俗可以在一个新的认知里被重新感受与诠释。

金士杰,整个演出最期待的演员。《暗恋桃花源》中的那个经典的江滨柳,还有当年的《摘星》、《代面》、《这一夜,谁来说相声》。他的声音,闭起眼睛应该都认得出来了。他是一个时代的经典,也是我的回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