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无需起立

《联合早报》2015年1月31日
舞台亮起 ◎ 柯思仁

婚宴司仪端庄优雅地走上台，全场亲友期待已久的时刻终于到来。司仪手握麦克风，亲切淡定地说：“大家无需起立，但请你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新人入场。”

台前铺置耀眼的红毯，一路展延到宴会厅的入口处。场内灯光渐暗，聚光灯投射在紧闭的大门上。庄严的音乐响起，大门打开，新郎与新娘面带幸福微笑，缓缓携手步过红毯走向舞台。两旁围坐圆桌的亲友，果真都没有站起来。随着新人的步伐，注视的目光移动，全场掌声不辍，直到新人在台上站定。

那是一对甜蜜美丽的新人，更甜蜜美丽的是他们的贴心与得体。

多年来参加婚宴，新人出场之时，常常看到的是，全场亲友起立鼓掌迎接。有时是司仪请大家起立，有时是众人已经习惯性的不需吩咐就站起来。靠近舞台的那两三桌，总是有几个老态龙钟的长者，颤颤巍巍地想要起立却直不起腰，偶尔还看到长者身旁的年轻人全神投入的目迎新人而忘了加以搀扶。

婚宴的主角当然是新人，这是他们下一个生命阶段的精彩起始。婚纱礼服沙龙照，无论多少张各种不同的姿势，往往就只有两个新人的合影。那几个颤颤巍巍的老者，可能是他们的，或者是他们父母辈的，前一个生命阶段的重要支柱。不过，这时仿佛已经退为背景，模糊不清的背景。

为什么需要起立，为什么无需起立，其实也没有绝对的标准。只是某一个瞬间，有的人看到生命的下一个阶段，有的看到前一个阶段。他们目光所及之处，就决定了全场亲友是站是坐，也显示了他们心目中主角与背景的分别。这一刻也就特别珍惜“大家无需起立”那一句话，听起来好像也没什么特别深邃的含义，那么不经意的一句话却自然流露某种深思熟虑的心意。

新娘和司仪都是南大中文系几年前的毕业生。这一个世代的年轻人，往往被社会标签为强烈自我中心的一代。婚宴上让我感受到的却恰恰有异于这种似乎理所当然的概括。也许是家长从小细心教养，也许是老师多年谆谆启迪，也许是友人之间互相勉励，二十几年来各方面潜移默化，在这个重要时刻，就那么让人惊喜的打破了被加诸自身的刻板印象。

不知道是自己的运气，还是下意识的选择，我常常看到的是年轻人尊重与礼貌的行为表现。印象最为深刻的时候，是中文系每年的谢师宴，欢庆热闹一夜之后，准备要拍团体照留念。当司仪说，我们现在请老师和同学们一起来拍照。全体同学都站起身来，走到拍摄位置前，围成半圆，戏剧性的站住，仿佛默契十足的定格。老师们在众人耐心等待下，不免互相礼让一番，诸如您比较资深应该坐在中间之类，然后排列坐下，同学们这才蜂拥而上围绕着老师站好，或者是坐在老师面前的地板上，还频频回过头注意不要因为个子太高挡到老师。

这样的时刻我总是特别感动。

什么时候该停下来，什么时候该走上前；什么时候该站，什么时候该坐。只不过一个简单的动作，隐含的却是长期的修养和对于礼仪的认知。匆忙劳累的现代生活中，这些看起来琐碎繁杂的事项，也许很多人会嗤之以鼻，认为是没有必要的繁文缛节。可是，当自己亲眼看到亲身体会这么一个动作，却着实难以压抑的感动起来。

那天参加婚宴，来到酒店大厅，还没有见到新娘，一位西装笔挺的先生和一位礼服端庄的女士，就笑盈盈的过来和我打招呼，叫我“柯老师”，说了许多客气的话。原来他们是新娘的父母，可是我不记得曾经见过他们啊。可能在学校的某个活动场合见过面，可能看过我和同学们的合照，也可能是新娘特别跟父母说起有一个柯老师会出席婚宴。那一刻有点讶异，有点惊喜。新娘这么贴心与得体，父母多礼与热情其实也不应该感到特别意外啊。

不期而遇的过往

《消失的华校》里的外婆（书页右下角照片，后排左）和她的姐妹。

《联合早报》2015年1月17日
舞台亮起 ◎ 柯思仁

偶然翻开一本刚刚接过来的新书，竟然与自己的过往不期而遇。这是怎样的一种巧合，还是冥冥之中的注定？

去年七月举行的“华校校史展”，没来得及去参观。月前在出版社讨论我的新书的用纸，何华递给我为展览出版的书《消失的华校：国家永远的资产》，说可以参考很有质感的内页纸张。我随手一翻，不经意的，就停留在第240页。右下角的一张照片，让我震惊激动，也将我带入遥远的记忆。

照片里四个中年女子，三个穿着旗袍，一个娘惹装扮，是我外婆和她的三个姐妹。我清晰的记得，曾经在三十几年前看过这张照片。那天下午，日光炎炎，外婆从铁盒子里拿出来，向我们几个小孙子展示姐妹们的昔日风采，梳妆齐整后拍摄的沙龙照。我不知道照片是什么时候拍摄的，以影中人脸上的璀璨容貌判断，很可能是战后不久的作品。

三十几年前，我的童年。再一个三十几年前，外婆的中年。相加起来，那是近七十年前的过往。某个下午，翻开一本书，邂逅自己童年那个迷蒙的下午，再次进入外婆风华正茂时代，我从来未及见证的场景。

书中那篇文章讲述的其实并不是外婆的故事，而是应新学校的老教师利添香女士。她是外婆的二姐，我小时候叫她姨婆。外婆的大姐很早就嫁到印尼，我从来没有见过。另外两个姐妹，偶尔会来找外婆，那些年我跟外公外婆住，见到她们来访，再腼腆也都要从房间里出来叫声姨婆。

外婆名讳贞香，娘家在大坡做生意，宝号合炳南。小时候外婆常常提起，不说回娘家，而是回hahp bing naahm。那时我还不懂得那三个字怎么写，华语怎么说，认得的是广东话那三个音。外婆和儿女都讲广东话，我每天听外婆和母亲的对话，从小就完全听懂广东话。作为客家人，她和两个姐妹之间，无论是姨婆来访或者三两天煲一次电话粥，说的都是纯粹的客家话。外婆讲话声音洪亮，我听多了，客家话大概也可以听懂五六成。不过，她和孙子们说的是华语，无论是沟通赞赏还是斥骂教训，都是那么流利深刻。那是个多语的家庭环境，语言尚未单一化的精彩时代。据说外婆是语言天才，华语、英语、马来语兼通，客粤闽潮皆无往不利，嫁给籍贯福州的外公后，连福州话也琅琅上口。

少女时代的外婆是校花，美名从合炳南附近，远播至整个筊间口——是的，用福建话念出来的kiau king khau才是我记忆中的地名，为了写本文我才多番查证找出筊间口这个中文的写法。记忆中外婆的梳妆台上永远摆着一大瓶Max Factor卸妆水，每晚都要用揉好的棉花球卸除早上起床后就扑上的蜜粉。外婆的追求者众多，结果选择了和温文儒雅学问渊博的外公谈恋爱。太公太婆反对外婆和做教员的外公交往，将她锁在屋里，不准两人见面。他们大概没有想到外公后来当上校长，还多年担任新加坡华校联合会的秘书。性格倔强的外婆，打开窗户，从店屋二楼跳下来，骑着三轮车在一旁等候的外公，就把她接走。两人从此远走高飞，远奔马来亚北部的实兆远教书。

校花、教员、自由恋爱、父母反对、私奔，多么戏剧性的五四元素和情节。外公外婆的故事里，五四可不是隐喻，而是现实。他们的经历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正是五四运动在中国轰轰烈烈发生之后不久。曾经在福州接受新式大学教育的外公，那个世代的年轻学子，应该也深深受到新思想的感召，进步而叛逆，还带着这种现代意识的熏陶来到南洋，并且身体力行。

外婆的照片出现在《消失的华校》书里，完全是意外的惊喜。虽然外婆曾经教过书，不过很早就当上全职的校长太太，在家养儿育女。倒是外公，曾经在华校教育史上扮演重要角色，想来应该会在书中记上几笔。我赶紧翻开目录搜索外公曾经担任校长的学校。这次倒没有意外，却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车厢里的阅读

《联合早报》2015年1月3日
舞台亮起 ◎ 柯思仁

下班尖峰时间，暗沉的傍晚天色，裕廊东地铁站月台上黑压压的挤满了人。尽管拥挤，人们的动作倒不是很急促。从一个刚抵达车站的车厢出来，准备转搭月台对面即将开动的列车，那些人偶尔会加快脚步。与很多大都会的地铁乘客相比，岛国居民的生活节奏似乎没有那么紧张，或者有一点无所谓的态度。

这种速度，相当适合在排队等车，或者在车厢里坐着还是站着的时候，做一些别的事情。

车厢里的乘客，十之八九都手握一机，神情专注，有时单手食指猛刷，有时两根拇指敲打，对周遭的人事无动于衷，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没有低头看着手机的，有三几个脸侧垂挂着耳机，或眼睑低垂，或直视前方，仿佛现实与己无关。远处靠近出入口，两个年轻女子，十根手指时曲时伸，小声说大声笑，似乎在比较彼此的指甲彩绘，看看谁的青春比较有时尚感。右侧座位上两个看来是南亚裔的男子，手挽着手，一个的头靠在另一个的肩，两人皆双眼闭上。依偎着感受着的不仅是身边的体温，仿佛也是遥远的乡愁。

人体簇拥的车厢，是纷繁多元现实的缩影，人们却都将自己装进与外界隔绝的囊袋。

进入地铁车厢后，我尝试挤到两个出入口之间的位置，站稳脚步，拿出书本。董桥去年出版的《读书人家》，香港牛津出版社的精装本，深蓝色书皮上镶印金色图案与文字，书名是集董其昌的书法，整体一个仿古雅趣。书中娓娓述说的，诗词字画，文人雅事，穿越古今，来往中外。游走在董桥的文字之间，我也逐渐遗弃地铁车厢里的生活现实，进入神游的境地。

记得大学时代第一次接触董桥的散文，早年那本台湾圆神出版社的《这一代的事》。那是还没有地铁的时代，坐在巴士上偶尔翻翻几页，不敢多读，因为巴士车身晃动得厉害，看多几页就头晕目眩。那本书写些什么已经完全不记得了，文字感觉起来淡雅厚实，倒是印象深刻。后来读上瘾，也买了《跟中国的梦赛跑》和《辩证法的黄昏》。从还没有地铁的时代，到地铁启用的时代，以阅读贯串起来。

有了地铁之后，微微震动前行的车厢，倒适合细细阅读，无论是坐是站，都没有问题。可惜的只是，地铁车速比巴士快得多，也不会遇到交通阻塞，乘车时间短了，还要时时留意究竟到了哪一站，翻不了几页就得要准备下车。阅读于是不得不中断，收拾散落古今中外的神思，重新回返人来人往的世界。

多数时候，车厢里的读者就只有我一个，其他乘客不是发呆就是玩手机。有一次，晚间车厢里人并不是很多，我坐下来拿出一本诗集悠闲地翻阅。看了几页，过了几站，抬起头来，原本空荡荡的车厢也坐了七八成满。意料之外的是，乘客之中竟然有五六个手上捧着书本。远远望去，有的是薄薄的杂志，有的是小开本的日本漫画，有的厚厚一本也许是传记还是回忆录。从来没有在岛国的地铁车厢里看过这么旺盛的阅读风气，就发生在这么一个下了班吃了饭也许还喝了一点酒的夜晚。

当天把这件事放在脸书上，得到友人热烈的回应。君伟热心建议，不然组织一个快闪行动，召集一群人，在某个地铁站一起上车，然后都拿出一本书来阅读。快闪行动是一种行为艺术，这主意真不错啊。阅读是艺术，阅读也是生活。说不定看到这样的行为艺术表演，原本冷漠而无所事事的地铁乘客，也都从包包里拿出书本来。也许每个人原来都随身携带着一本书呢。只是没有看到别人在阅读，反而觉得自己手上有一本书，好像是一个异类。

那天读董桥也只读了一篇半就到站了。拥挤的车厢挤满了人，我转身准备挤到出口，一不小心，撞到身后的乘客。回过神来准备道歉，他显然并没有受到我撞击的干扰，只见到他低着头，神情专注，手上捧着一本看起来至少有七八百页的长篇小说。

莫忘影中人

学期末的最后一次讲堂课，师生合影。（摄影：邱振毅）

《联合早报》2014年12月20日

舞台亮起 ◎ 柯思仁

学期即将结束，系学会主席来电邮说，最后一次讲堂课要来拍集体照，问我方便与否。他说，那是要为老师和同学留下美好的回忆。

怎么会不方便呢，短短十来分钟，换得长久印记。

等待这样的电邮，这几年来，其实已经成为学期末的一种习惯。中文系大一到大三每年都有必修课，一遍又一遍，上百个同学骚动一番，摆阵般找到各自的位置坐下，还总不忘留下中间那个最显眼的给老师。先一张正襟危坐的，再一张顽皮搞怪的，一整个学期的专注与投入，紧张与满足，就此定格。画面上锁定的不仅是某个讲堂的学术氛围，还有十几二十的清纯笑颜，以及一点一滴建构起来对于中文系的归宿感。

拍摄集体照是中文系的传统。最早的一张，应该是二〇〇九年的第一届毕业生，身穿礼袍头顶方帽，身后是宏伟古雅的华裔馆，既是生活场域，也是历史背景。如今，每年七八月的毕业礼季节，这样的场面，都是一次兴奋与期待。蔚为大观的焦点，当然是那衣帽端庄整齐排列的毕业生，让人欣羡与祝福。更为戏剧性的，倒是在镜头以外的那些注视眼光。最早是为数不多的亲友同学，后来围观者不断增加，甚至还有路人游客驻足观看，场面仿如国际巨星风光登场的记者招待会。

一生一次的毕业集体照，即使充满荣耀，却难以网罗整个大学过程的许多细节与片刻，于是开始有了必修课结束时的留影。大四没有大班课，同学们又呼吁选修课也要拍照留念。照片上传到脸书，姿彩不一的画面，再现每班师生各有特色的互动。按一个赞，喜欢的也许是甜蜜的回忆，也许是青涩的生命，也许是充实的过程，也许是刹那的感动。

回想起来，在公教读小学和中学的时代，学校都会安排全班同学与级任老师拍摄集体照。每年总有一天，会有一节课不必上，同学们来到操场上，先根据高矮排成行列，再鱼贯走到早已经架设好的摄影机前，第一排坐下，第二排站立，第三排站在长凳上。每一张稚嫩的脸上表情各异，有的咧嘴而笑，有的两眼发呆，有的眉头紧蹙。十年的照片一字排开，从幼童到少年，身高容貌的成熟仿佛也铸刻着学识积累的痕迹。

集体，也许是和华文教育密切相关的概念。集体照通常不只是为了在毕业刊里登载，纯粹只是留下作为集体的记录。那个年代，学校会让同学们订购冲洗出来的黑白集体照，带回家小心翼翼地贴在薄薄的相簿里。每一年贴上一张新的集体照，重温一次过去参与的集体。我曾经是某班的一分子，某老师曾经是我们的级任老师。一张集体照，代表某个集体，召唤某种集体意识。

那是从前的事了，相机还是奢侈品的年代，具有摄影功能的手机更是无法想象。这些年，上完一个学期的课，常有同学握着手机对我说：“老师，可以和你拍个照吗？”怎么会不可以呢？短短的几秒钟，还没有回过神来，只听到说：“谢谢老师。”是谢我愿意和同学拍照吗？还是谢我教了他们一个学期的课？我的心里带着一丝满足，也难以避免些许不舍。下个学期，我开的另一门课，还会不会见到这些熟悉的脸孔？

最近，同学之间流行起复古的拍立得相机。咔嚓一声，一张纸从相机里冒出来，轻轻晃动几下，影像逐渐清晰。现代数码摄影太虚幻，没有可以掌握触摸的实体。古代的那种确切存在无法复制的纸张，更让人懂得珍惜的价值，也成为独一无二的拥有。不过，当然还是要再次转换成数码，以便可以上传脸书与人分享。

实体相片，在当年还真需要耐性才看得到。一卷一三五型负片可以拍摄三十六张，也许需要两三个星期或者更久才用完，冲洗出来又再过了一个星期。终于拿到照片，难免喜不自胜。回到家里，用原子笔在照片背后，当心不要太过用力留下刻痕，字体端正的在左上角写同学的名字，右下角写自己的名字，中间字体稍大，总是那句俗套却又诚挚的“莫忘影中人”。

记忆与记录之间

苏格兰斯凯岛（Isle of Skye）的民宿。

《联合早报》2014年12月6日
舞台亮起 ◎ 柯思仁

那年离开剑桥之前，和父亲与妹妹开车游走苏格兰高原。那是11月初冬，高纬度的北国天色四点以后就开始暗沉。我们没有预订旅舍，在黑漆漆没有路灯的乡村道路上行驶，看到远处微微闪烁灯火的人烟，就像看到希望。那种称为“床与早餐”的民宿，门外总是会挂着一个牌子，写着“No Vacancies”的话，就得要继续到别处寻找希望。如果有空房，那个“No”字就会以板子遮盖起来，只露出后面那个闪映着光泽的 “Vacancies”一字，也许我们就可以在这里找到一夜的归宿。天暗地寒的冬夜，那个字意味的不仅是旅途的驿站，简直就是家的温暖。

民宿其实也就是一个家，经营者往往就一家大小住在里面，每天迎来送往那些暂时停下脚步的过客。有一次，我们住进一个四周都是田地的房舍，主人开了一瓶红酒招待我们，围坐在柴火旺盛的壁炉旁，相隔千里的苏格兰与新加坡，就这样在温淳的氛围里有了交集。这是跋山涉水的旅途，还是已经回到家了？哪里是旅途哪里是家，似乎并不那么容易加以界定。

其实我并不真的那么喜欢旅行，比较渴望的倒是离家的感觉。吊诡的是，离开那个世俗意义的家之后，却又热切盼望在他处得到别的归宿。四年大学在台北是如此，三年博士班在剑桥是如此，七个月研究假在伦敦也是如此。因为停驻时间相对比较长，家的意义逐渐孕育成形，从抽象概念到具体建构，于是也就可以理所当然把这几个地方称为家，甚至在记忆中占据更为显著的位置。更为吊诡的也许是，即使在他乡实现家的想象，最终还是不得不回到岛国这个世俗的家。

生活中感受局促压迫的时候，台北或剑桥或伦敦总是会倏然出现。某个场景，某片光照，某些声响，某种味道，也许形影声光并不特别明晰，记忆中镶嵌着当时的感觉却是强烈，不断在远处喁喁召唤。后来因为工作或者休假，在各地留下零零星星的足印，三几天晃荡往往不算怎么深刻，长期累积下来，倒也为记忆网络缀织一些此起彼落的光点。

我的记忆特别不好，多数时候无法将经验直接铸刻在脑袋里，幸好还有其他方式可以加以记录。从小就有机会锻炼文字，数十年来不断书写成为一种无法戒除的习惯，正好补充贫弱记忆的不足。书写于我而言并非理所当然，而是一种privilege，一种条件配合之下偶然获得的特权。我因此不需要结绳记事，也不会因为记性不好而将前半生事迹大部分遗忘。中学时期开始因为书写而得以赚取些微稿费，有一点闲钱就买了相机。最早使用的是135型负片，十年前则换用电子相机。我不要求摄影器材精良，只期望能够借用简单工具协助记忆保存。

文字与图像的记录，为自己留下生命存证，时刻让我翻新记忆，并提醒我各种各样不同时空坐标上的离家与归宿。无论是剑桥的耽溺或是伦敦的宅居，还是各个域界的漫游浪荡，记录下来的恐怕不止是有形的风景行踪，更深刻的也许是刹那的愉悦或者瞬间的感悟。

这些年断断续续的记录，终于有机会正式与读者见面，收存在新出版的散文集《以诗和春光佐茶》里。书名取自一篇关于剑桥附近的格兰骞士德村的文章题目。那里的自然氛围与悠闲气息，仿若人间仙境一般邈远，却又有家的亲切温柔。我不写诗久矣，也不太喝英格兰茶，而明媚宜人的春光，在长年炎夏的岛国，何啻一种奢望。也只有在这个比剑桥还要朴素的格兰骞士德村，坐在苹果树下喝茶吃司空饼，才会浮现此般诗情画意。当下都没有或者已经没有的事物，庆幸曾经在生命的某个时刻那么真实存在。

把诗、春光、茶这几个于我而言如梦似幻的元素编织成书名，算是记录曾经有过的归宿，也标示着继续求索的漫漫长路。

十八年后

看完跨文化戏剧学院毕业生演出《市中隐者》，实在难以避免想起十八年前的那一次演出。庆亮问我想法，就像每一次我看完他导演的戏之后那样问，觉得怎样。我跟他说，成熟之作，看到独特的导演风格。我像是在看一个跟我毫无关系的演出那样给他意见。

不是说十八年前那一次不成熟。当年电力站开幕不久，那个小剧场简直就是戏剧试验者的神殿，那么简朴空旷，是一个让人尽情发挥的黑色箱子。越是空的空间，越是导演创意挥洒的地方。何况当年郭宝崑创办的粗生剧场，这个概念正是激发年轻创作者探索开拓的热情。

就在这样的大时代里，《市中隐者》在一九九六年登场。当时郭庆亮是英语剧团必要剧场的驻团导演，我的戏能够以必要剧场之名演出，是我至上的荣幸，因为这是个让我景仰的剧团，两个艺术家Haresh与Alvin是我的好朋友。能够让庆亮导演，那也是充满欣喜，因为他的诚意，以及我们常常对社会文化课题的投契。

那次演出，印证了郭先生所倡议的粗生理念，不精致但充满爆发力，剧中所蕴含的那种无助与压迫感，也由此更得到伸张。十八年之后，我总是跟庆亮开玩笑说，我们都成了“卡位中生代”。还有那种无助与压迫感吗？好像他和我都还有。也许如此，我们都还有不满不平之慨。

这次演出，整体制作精致得多，剧场空间、灯光、音乐等等，具有专业水准，也是十八年来整体艺术培育的成果展现。这些艺术家都经过多年磨练，也跟导演合作多次而培养深厚默契。我不得不说，从积极的角度来看，新加坡整体艺术氛围成熟许多，从Sasi, Ivan Heng, Alvin Tan这一代的艺术家得到文化奖的肯定，就可以看到具体成果。庆亮正是他们这一代比较年轻的，不过，他的起步也正赶上整个世代的崛起。

“公园男女”、“厕所两男”、“电话之间”三场戏，也就是整个演出采用英语的部分，基本保留了原剧中的架构。“公园男女”的对白也大部分保留。“厕所两男”则根据原来的情境重新写对话。“电话之间”的对话基本上保留，不过情境有改动，原来是在讲电话，根据当下沟通方式更改为传送简讯。首先，英语演出让我感觉比起第一次华语演出顺畅自然得多，节奏也不会卡卡的。是因为演员掌握英语的能力比较强？还是英语比较适合叙述戏中创造的情境？

其他部分，主要保留的就只是“寻找隐身术”这个符号，表演出来则是演员个人的记忆与经验。我一点都不在意原来的大段独白消失，反而因为这个符号看来对于演员有反思挖掘的意义而感到欣慰。他们大部分用我完全听不懂甚至无法辨认的语言来讲述，我只能够通过英文字幕稍为了解，因而很多时候错过了他们的表演。

这些看起来不甚相关的片段，以及原来剧本中的几场戏，互相串联而生成互文，这是导演的功力表现了。庆亮擅长带领演员即兴创作，并组织成篇。我倒是期待他能够采用这种方式，创作一个完全属于他自己的戏。也许，我可以给他提供一些意象或情境，由他和演员进行创作。这种过程有点像赖声川，不过赖导的戏比较肥皂，庆亮的戏比较写意。

最后一场，女演员（婉婧）独自坐着沉思，场灯渐亮，演员则完全没有反应，其他演员也不出来谢幕。意境是借用自十八年前的那次演出。不同的是，当年的女演员是那个城市里的尘俗女子，这次是扮演侠士的女演员。两种不同身份，同样的情境。如果没有两次演出的互相对照，不容易看出某些深意。

演出结束，在剧场外见到庆亮的儿子，第一次正式跟他握手说话。我其实很想说，他是在第一次《市中隐者》即将上演时出生的。不过我没有说，只是在心里感叹，十八年了啊，只是这么一转眼呢。

秘密阅读：以诗和春光佐茶

《联合早报》2014年12月2日
文╱陈宇昕

剑桥仿佛是个能够唤起文思的特殊所在，从徐志摩到陈之藩，多少留学剑桥的文人骚客，写下了美丽浪漫诗文。

华文文坛六字辈健将

毕业自剑桥大学的柯思仁，一如徐志摩诗中所说的，撑一支长篙，漫溯剑河，在那如诗的国度，写下了关于剑桥生活的文章。这些篇章今集结成册，收录在即将出版的《以诗和春光佐茶》（八方文化创作室），再现了作者的生活反思。

柯思仁是本地华文文坛六字辈健将，目前是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是研究高行健与戏剧的学者，同时也是本地杰出的剧作家，他的剧作《市中隐者》，最近便由戏剧盒艺术总监郭庆亮执导，以意大利语、西班牙语等多种语言重新搬演，一再为本地剧团演出。

距上一部散文集《如果岛国，一个离人》（与黄浩威合著），柯思仁已经10年没有出版散文作品了。新作《以诗和春光佐茶》收录他在1996、97年剑桥修读博士时期的散文，以及2010年他在伦敦从事学术工作时的文字，成为“耽溺剑桥”、“宅居伦敦”两辑的主体。“漫游域外”一辑则收录了他的游记文章，“记忆岛屿”则是关于新加坡与台湾的记忆。

柯思仁的散文总带有一种学人的反思性，他总能在日常生活中思辨文化与身份等课题，即便耽溺也不至于陷入浪漫的深渊。

对比徐志摩、陈之藩眼中的剑桥

柯思仁说，陈之藩是“将剑桥带进我的梦里的作家”，更巧的是，两人都是圣艾德门学院的学生，不经意发现这个关联，顿教柯思仁神迷心驰，开始将身边的点滴与陈之藩《剑河倒影》的文字对照，幻想他们看的是不是同一个风景。

“每一年，窗外的风景就是这样循环着，秋去冬来，从来没有例外。我已经无法从目前在剑桥人的口里，探知前人的事迹。六〇年代的陈之藩如此，二〇年代的徐志摩更是烟远了。我坐在这里，望着九〇年代的夜空，心中时常萦绕着他们的诗文。剑桥曾经因为他们而活在我的梦想中，多年以后，剑桥却会活在我的记忆里了。”（页18）

剑桥是个倚河而生的城市，剑河便是剑桥的生命之河，因此在河上撑篙漫游，成为剑桥生活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传统，多少年来都被保留下来，剑河上总能看见小木舟的身影，何其写意浪漫。柯思仁不禁发出喟问：“作为一个剑桥人，怎么可以缺少一次往剑河上游荒野漫生两岸的那段河道撑船的体验？”（页43）

对剑河的爱恋让柯思仁和朋友们成为撑船的好手。他们往Grantchester方向上溯，离开市区，尽览剑河上游“完全不可想象的狂野与旺盛的生命力。”（页45）甚至在大雨中有点心慌地撑船回返，弄得全身湿透，仍视之无上荣幸。

作为剧场人，柯思仁在旅居与旅游期间也常观看当地的剧场演出，他在伦敦看Peter Brook的“11 and 12”，在巴黎看高行健的《生死界》，在韩国看韩国传统说唱艺术板苏利版本的《四川好人》，这些观感以及他和这些剧场人的互动的小故事，都收录在文章之中。

在观看Marcos Malavia导演高行健的“舞蹈诗剧”《夜间行歌》后，柯思仁发觉演出与他想象中高行健的诗化戏剧有很大的差距。他问高行健，对导演有什么要求，高行健则开放地表示，完全让导演诠释各自的风格，表示自己看戏时不过是一个观众。柯思仁接着写道：“刻意寻找导演如何处理高行健的戏剧，是不是有什么主观诠释下的改变，那显然不是剧作家的目的，而是评论者和研究者的任务了。”（页104）

身为剧作家，柯思仁在创作时会刻意留下空间给导演、演员进一步诠释、发展，这也是为什么创作一部剧总需要很长的时间酝酿构思。至于散文创作，于柯思仁而言更偏向个人的观感，但要形成篇章，他仍注重结构与文字的经营。

近年来，本地读者或许比较少能在印刷媒体上读到柯思仁的作品，其实他把许多文章都发表在博客上，本书部分篇章就是从博客文章中重新审订增删的结果。

柯思仁说，在不同媒介发表文章会有不同的效果，若投稿在报章，他更偏向大篇幅的经营，而博客文章，很多时候是即时的感发，一旦集结成书，这些篇章就必须做更多修改。

既然有博客，为何还要出版成书？柯思仁回答说，可能自己还是个比较古板的人吧，书本握在手里还是有不同的感觉。

心中有两座岛屿

本书最后终于岛屿，对柯思仁而言，他有两座岛，一是他生长的新加坡，另一个是他大学时代经历过的台湾台北。

在《我的咖啡史》里，柯思仁追溯了他喝咖啡的源头，从喝黑咖啡的祖父、喝即溶咖啡的外公，到台大外面一家叫“蓝调”的咖啡馆。

他的咖啡史也来自这两座岛屿。

上文提到的《市中隐者》剧本，正是他在台北天母一家咖啡馆“坐了五天喝了十杯咖啡（因为可以续杯，也就是refill）”完成的，咖啡文化就像是他创作时的一个重要元素。

“泡咖啡馆显然已经不是单纯为了喝那杯咖啡，而是一种带有浓郁人文色彩的生活方式。的确，喝咖啡是一个过程，激发创造力是其产品——以咖啡来说，过程与结果同样重要。如今被看成是对健康有害的三样东西：烟、酒、咖啡，如果没有它们作为催化剂，历史上哪里产生得出那么多杰出的文学艺术？烟酒暂且不说，二十世纪的世界文化史，恐怕不小的部分是一部咖啡史呢。”（页159）

本文中，柯思仁也介绍了本地与台北几家特别的咖啡馆，或许人们会有机会在那些咖啡馆里一窥他一边啜咖啡一边创作，也说不定。

柯思仁新书发布会

柯思仁散文集《以诗和春光佐茶》发布会，将于12月14日（星期日）下午2时30分，在新加坡国家图书馆5楼Possibility Room举行。

入场免费。请有兴趣出席者，请于12月12日前拨电64665775或电邮xwlau@wspc.com.sg报名

重新看见自己

《市中隐者》排练中，下周登场演出。（照片由跨文化戏剧学院提供）

《联合早报》2014年11月22日
舞台亮起 ◎ 柯思仁

城市生活往往繁忙拥挤，职场劳碌自是常态，杯光觞影的交际也似乎难以避免。尽管如此，城市里某处总还是有一个斗室或者转角，容纳得下隐蔽自我的某种程度释放。中国古人“小隐于野，大隐于市”的境界，对于许多蝼蚁般的城市人而言，既是遥不可及也是毫无关联，因为那实在不是一个二选一的题目，而是身耽于市，心则不得不想方设法寻得某种野的状态。

多年前的剧本《市中隐者》，写的是这种状态；写的时候，作者也是处于这种状态。那是1995年底，暂别岛国，来到台北天母的某个小咖啡馆，闹市边缘不怎么像台北的，展现某种异域色彩的社区，完成这个关于城市传奇的剧本。剧中描述的城市，可能是岛国也可能是台北，或者两地之间某个异次元的所在。

第一次演出是在1996年，由英语剧团必要剧场呈献。导演郭庆亮将电力站小剧场设计成垃圾堆积涂鸦遍布的场景，看起来与一般人印象中永远整齐洁净的岛国市容落差颇大。他把观众席设置在面对面的长形平台上，约有一个人高度，必须借用阶梯拾级而上。观众入席戏剧上演，工作人员将阶梯搬走，人们于是无法离去。剧中人物困陷城市的孤独与无助，成为观众自身处境的真实隐喻。

次年，这个戏参加台北的屏风演剧祭，我没有随行。后来听说台北观众对于新加坡也有像世界其他城市一样的阴暗角落而感到讶异。那些角落让剧中人物得到暂时的喘息，也回避整齐洁净隐含的压力。

2000年，沈鹏耀将剧本翻译成英文，使这个戏有延续的机会。鹏耀曾经参与前两次演出，这次则担任导演，并将演出安排在芽笼的张氏总会天台。我不得不佩服他选择了芽笼，这个岛国最精彩多元的社会空间。食肆和酒廊并列，庙宇和妓院为邻，这里有历史的深度，有草根的繁复，倒没有太多新兴城市规划的染指改造。剧中人物的私语和呐喊，混杂在芽笼的市井杂音里也许最为和谐。

因为有了鹏耀的英译本，这个戏于是有了接下来的几次重演。2009年，苏佳亮为拉萨尔艺术学院学生导戏，选择了这个剧本。那次我刚好到美国开会，无法看到演出，甚为遗憾。看过戏的朋友说，演出效果不错，导演也有新的诠释与改编。我总是乐于见到导演对于剧本的重新处理，那是再次的创造，让剧本有了新生命，也让原作者借以陌生的眼睛重新看见自己。

最特别的一次，是2010年华艺节由娜塔莉导演的版本。娜塔莉根据英文译本，重新以英文编写一个剧本，并将剧名改为《市中隐者╱气息尚在》，再请诗人黄广青以诗的笔触翻译成华文演出。演出是华语，却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个戏。改编与翻译分别都是一次再创造，也是一次陌生化过程，而诗的语言，更加多一层陌生化效果。作为原作者，我无法描述我的好奇与兴奋。作者的身份已经消失，仿佛进入一个客观的剧评人的位置。

十八年之后，这个戏再次回到郭庆亮手中。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又把这个戏翻出来，倒是去年他笑眯眯的跟我提起时，闪耀着灵感的目光，记忆犹新。创作生命能够有几个十八年？当下的我回过头看十八年前的我，恐怕看到的是一个完全的陌生人。听说庆亮将原来的剧本彻底解构，再与演员们重新创造。即使在同一个导演的手中，作者也无法想象会看到怎样的面貌。

下个星期，庆亮再次导演的《市中隐者》将要登场，演出的是跨文化戏剧学院的学员。这个学院的前身，是郭宝崑与沙士德兰于2000年联合创办的剧场训练与研究课程。这个结合传统表演与现代剧场、具有多元文化特色的课程，被誉为全世界独一无二的跨文化再现。我不知道会在剧场里有怎样的体会，不过，就像每一次看不同导演排这个戏，原作者总是充满收获惊喜的期待，重新看见自己。

跨文化戏剧学院毕业生 重演柯思仁作品《市中隐者》

跨文化戏剧学院照片

《联合早报》2014年11月20日
邓华贵／报道

跨文化戏剧学院今年的毕业生将在下周呈献最后一部毕业作品《市中隐者》（Invisibility）。

《市》是本地剧作家柯思仁最初于1996年创作的华语剧，主要叙述男主角寻找隐身术的过程，间中穿插他在厕所、公园所遇见的异人怪事，表现个人对所处环境状态的反应。

此次演出由戏剧盒艺术总监郭庆亮执导，除了学院七名毕业生参演，也特邀本地剧场演员许婉婧客串演出。

隐身是一个象征

郭庆亮在电访中透露，他曾在近20年前排过这出戏，时隔多年再看这部剧，感触不同。他说：“剧情讲述一个人想要学习隐身术，非常有象征性，可从中看到很多现代社会的现象。多年前当我看这部剧时，感觉作品批判性的意味比较强。如今重新回顾剧本，想想现在的社会已经不同，我也老了20岁，而比较能体会人物在剧中寻求的一种孤独感。”

他指出，剧本好玩的地方在于隐身是一个象征。“人为什么要隐身？是希望别人不要看到你，还是一种孤独的追求？就像陶渊明当年归隐田园生活，除了要避世，相信更是一种寻求孤独、自我完成的过程。”

着重于肢体表现

演出以多种语言如意大利语、西班牙语等进行，充分体现学院“跨文化”的精神。郭庆亮表示，演出也着重于肢体的表现，并借用东方古典表演戏剧的内涵来进行探索。“所谓‘跨文化’不是要把所有的文化放在一起，而是将不同的文化内化。”

●多语言剧《市中隐者》／11月27日至29日／晚上8时，星期六增演下午场3时／戏剧中心黑箱剧场（国家图书馆大厦）／20、25元／订票： www.ticketmash.sg/invisibility

场灯渐暗 舞台亮起

《联合早报》2014年11月8日

场灯渐暗。交头接耳的声音渐弱，观众摆正身躯，气凝神定，等待全场进入绝对黑暗的时刻。观众席里的场灯完全熄灭之后，众所期待的，是舞台上的灯光亮起。

此处灯光熄灭，彼处灯光亮起。一灭一亮之间，仿若经历集体催眠，观众进入一个另类的空间。街市上的纷纷扰扰，生活里的柴米油盐，都被隔绝在外，或者暂且遗忘。各种恩怨情仇，以及贪爱嗔痴，也都要割舍与放下，即使那个最牵肠挂肚的对象。

这一个刹那，有一种宗教式的迷醉感，召唤着我一次又一次进入剧场的殿堂。

记忆犹新的第一次，很可能是在维多利亚剧院看郭宝崑导演的《希兹尉•班西死了》，八〇年代初，我还是上高中的惨绿少年。南非剧作家富嘎德与演员即兴创作的剧本，再现的是遥远的南非。底层阶级的生活，种族主义的压迫，对于一个看起来经济繁荣社会稳定的后抗争时代成长的高中生来说，不仅是空间的距离，也是理解的陌生。看戏过程的感受至今似乎仍然清晰，舞台上层层推进的困窘情境与压迫感，让人窒息。多年以后回想起来，也许那正是我重新认识存在现实的启蒙。

剧场里上演的跌宕起伏，即使再遥远再陌生，往往也都是剧场外现实的隐喻。那些人物与情事，无论是富嘎德的南非，曹禺的中国，莎士比亚的英格兰，契诃夫的俄国，还是贝克特创造的那些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什么所在的现代，一下子吸引观众投以猎奇的注视，一下子暗示观众参照自身的现实。

再怎么真实，这一切倒也不过是剧作家与导演的虚构。我们是观众，参与一场剧场创造者所经营造就的戏剧演出，一个虚构境界。

有的时候，戏剧家虚构的是历史。很多人以为历史必然是黑白分明的事实，而其实历史往往是创造出来用以隐喻现实。赖声川一炮而红的《那一夜，我们说相声》，八〇年代中解严前的台湾，从台北当下庸俗场景的西餐厅开始，逆时的叙事方式，六〇年代的台北、四〇年代的重庆、二〇年代的北京，一部中国现代史，倒转过来叙述。帝王将相都是背景，甚至说不上是配角，舞台上演绎的都是大时代里的小老百姓。原来历史可以如此讲述，我们可以如此观看。百年的风起云涌，也就是一晚生旦净丑的过场。

赖声川耳提面命的说：“这出戏，你千万别错了，这是一出戏，而不是一夜的相声表演。”我倒要提醒的是，当作者直接讨论他的作品时，往往比较应该把他看成是一个不可信任的叙述者。他说那不是相声，没有说的是，那是相声的祭奠。那是戏剧不是历史，不过倒真的是以戏剧的虚构对历史解构。

去年看林奕华的《贾宝玉》，灯光亮起，空荡荡的舞台上架起残锈金属的框架，不禁在脑海中闪过“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两句。人物尚未登场，情节不必开展，那一刻就告诉熟知小说原文的观众，戏剧是从第一百二十回开始，以终点作为起点。空空道人是小说最后离场的人物，他飘然而去之前，说：“果然是敷衍荒唐。不但作者不知，抄者不知，并阅者也不知。不过游戏笔墨，陶情适性而已。”林奕华的剧场里，收场警句成了开场诗，整个烂熟的故事重新讲述重新虚构，观众仿佛第一次看到舞台上的这个贾宝玉。

场灯渐暗。舞台亮起。这一个刹那，伟大幻术家的手轻轻挥动一般，现实场域即刻转变为虚幻情境。观众也许瞬间未尝了悟，究竟是真是假，是实是虚。

倒是舞台两侧的某个位置，专注看戏的观众有时不免受到干扰，两个长方形的小盒子，即使再小再暗再低调，从不停歇的发散着幽幽绿光，映衬白色字样，EXIT。提醒着观众，剧场虽然是一个封闭空间，毕竟也不过是暂时。出口，那是通往现实的渠道，最终还要回到柴米油盐的纷纷扰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