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turday, 20 December 2014

莫忘影中人

学期末的最后一次讲堂课,师生合影。(摄影:邱振毅)

《联合早报》2014年12月20日
舞台亮起 ◎ 柯思仁

学期即将结束,系学会主席来电邮说,最后一次讲堂课要来拍集体照,问我方便与否。他说,那是要为老师和同学留下美好的回忆。

怎么会不方便呢,短短十来分钟,换得长久印记。

等待这样的电邮,这几年来,其实已经成为学期末的一种习惯。中文系大一到大三每年都有必修课,一遍又一遍,上百个同学骚动一番,摆阵般找到各自的位置坐下,还总不忘留下中间那个最显眼的给老师。先一张正襟危坐的,再一张顽皮搞怪的,一整个学期的专注与投入,紧张与满足,就此定格。画面上锁定的不仅是某个讲堂的学术氛围,还有十几二十的清纯笑颜,以及一点一滴建构起来对于中文系的归宿感。

拍摄集体照是中文系的传统。最早的一张,应该是二〇〇九年的第一届毕业生,身穿礼袍头顶方帽,身后是宏伟古雅的华裔馆,既是生活场域,也是历史背景。如今,每年七八月的毕业礼季节,这样的场面,都是一次兴奋与期待。蔚为大观的焦点,当然是那衣帽端庄整齐排列的毕业生,让人欣羡与祝福。更为戏剧性的,倒是在镜头以外的那些注视眼光。最早是为数不多的亲友同学,后来围观者不断增加,甚至还有路人游客驻足观看,场面仿如国际巨星风光登场的记者招待会。

一生一次的毕业集体照,即使充满荣耀,却难以网罗整个大学过程的许多细节与片刻,于是开始有了必修课结束时的留影。大四没有大班课,同学们又呼吁选修课也要拍照留念。照片上传到脸书,姿彩不一的画面,再现每班师生各有特色的互动。按一个赞,喜欢的也许是甜蜜的回忆,也许是青涩的生命,也许是充实的过程,也许是刹那的感动。

回想起来,在公教读小学和中学的时代,学校都会安排全班同学与级任老师拍摄集体照。每年总有一天,会有一节课不必上,同学们来到操场上,先根据高矮排成行列,再鱼贯走到早已经架设好的摄影机前,第一排坐下,第二排站立,第三排站在长凳上。每一张稚嫩的脸上表情各异,有的咧嘴而笑,有的两眼发呆,有的眉头紧蹙。十年的照片一字排开,从幼童到少年,身高容貌的成熟仿佛也铸刻着学识积累的痕迹。

集体,也许是和华文教育密切相关的概念。集体照通常不只是为了在毕业刊里登载,纯粹只是留下作为集体的记录。那个年代,学校会让同学们订购冲洗出来的黑白集体照,带回家小心翼翼地贴在薄薄的相簿里。每一年贴上一张新的集体照,重温一次过去参与的集体。我曾经是某班的一分子,某老师曾经是我们的级任老师。一张集体照,代表某个集体,召唤某种集体意识。

那是从前的事了,相机还是奢侈品的年代,具有摄影功能的手机更是无法想象。这些年,上完一个学期的课,常有同学握着手机对我说:“老师,可以和你拍个照吗?”怎么会不可以呢?短短的几秒钟,还没有回过神来,只听到说:“谢谢老师。”是谢我愿意和同学拍照吗?还是谢我教了他们一个学期的课?我的心里带着一丝满足,也难以避免些许不舍。下个学期,我开的另一门课,还会不会见到这些熟悉的脸孔?

最近,同学之间流行起复古的拍立得相机。咔嚓一声,一张纸从相机里冒出来,轻轻晃动几下,影像逐渐清晰。现代数码摄影太虚幻,没有可以掌握触摸的实体。古代的那种确切存在无法复制的纸张,更让人懂得珍惜的价值,也成为独一无二的拥有。不过,当然还是要再次转换成数码,以便可以上传脸书与人分享。

实体相片,在当年还真需要耐性才看得到。一卷一三五型负片可以拍摄三十六张,也许需要两三个星期或者更久才用完,冲洗出来又再过了一个星期。终于拿到照片,难免喜不自胜。回到家里,用原子笔在照片背后,当心不要太过用力留下刻痕,字体端正的在左上角写同学的名字,右下角写自己的名字,中间字体稍大,总是那句俗套却又诚挚的“莫忘影中人”。

Saturday, 6 December 2014

记忆与记录之间

苏格兰斯凯岛(Isle of Skye)的民宿。

《联合早报》2014年12月6日
舞台亮起 ◎ 柯思仁

那年离开剑桥之前,和父亲与妹妹开车游走苏格兰高原。那是11月初冬,高纬度的北国天色四点以后就开始暗沉。我们没有预订旅舍,在黑漆漆没有路灯的乡村道路上行驶,看到远处微微闪烁灯火的人烟,就像看到希望。那种称为“床与早餐”的民宿,门外总是会挂着一个牌子,写着“No Vacancies”的话,就得要继续到别处寻找希望。如果有空房,那个“No”字就会以板子遮盖起来,只露出后面那个闪映着光泽的 “Vacancies”一字,也许我们就可以在这里找到一夜的归宿。天暗地寒的冬夜,那个字意味的不仅是旅途的驿站,简直就是家的温暖。

民宿其实也就是一个家,经营者往往就一家大小住在里面,每天迎来送往那些暂时停下脚步的过客。有一次,我们住进一个四周都是田地的房舍,主人开了一瓶红酒招待我们,围坐在柴火旺盛的壁炉旁,相隔千里的苏格兰与新加坡,就这样在温淳的氛围里有了交集。这是跋山涉水的旅途,还是已经回到家了?哪里是旅途哪里是家,似乎并不那么容易加以界定。

其实我并不真的那么喜欢旅行,比较渴望的倒是离家的感觉。吊诡的是,离开那个世俗意义的家之后,却又热切盼望在他处得到别的归宿。四年大学在台北是如此,三年博士班在剑桥是如此,七个月研究假在伦敦也是如此。因为停驻时间相对比较长,家的意义逐渐孕育成形,从抽象概念到具体建构,于是也就可以理所当然把这几个地方称为家,甚至在记忆中占据更为显著的位置。更为吊诡的也许是,即使在他乡实现家的想象,最终还是不得不回到岛国这个世俗的家。

生活中感受局促压迫的时候,台北或剑桥或伦敦总是会倏然出现。某个场景,某片光照,某些声响,某种味道,也许形影声光并不特别明晰,记忆中镶嵌着当时的感觉却是强烈,不断在远处喁喁召唤。后来因为工作或者休假,在各地留下零零星星的足印,三几天晃荡往往不算怎么深刻,长期累积下来,倒也为记忆网络缀织一些此起彼落的光点。

我的记忆特别不好,多数时候无法将经验直接铸刻在脑袋里,幸好还有其他方式可以加以记录。从小就有机会锻炼文字,数十年来不断书写成为一种无法戒除的习惯,正好补充贫弱记忆的不足。书写于我而言并非理所当然,而是一种privilege,一种条件配合之下偶然获得的特权。我因此不需要结绳记事,也不会因为记性不好而将前半生事迹大部分遗忘。中学时期开始因为书写而得以赚取些微稿费,有一点闲钱就买了相机。最早使用的是135型负片,十年前则换用电子相机。我不要求摄影器材精良,只期望能够借用简单工具协助记忆保存。

文字与图像的记录,为自己留下生命存证,时刻让我翻新记忆,并提醒我各种各样不同时空坐标上的离家与归宿。无论是剑桥的耽溺或是伦敦的宅居,还是各个域界的漫游浪荡,记录下来的恐怕不止是有形的风景行踪,更深刻的也许是刹那的愉悦或者瞬间的感悟。

这些年断断续续的记录,终于有机会正式与读者见面,收存在新出版的散文集《以诗和春光佐茶》里。书名取自一篇关于剑桥附近的格兰骞士德村的文章题目。那里的自然氛围与悠闲气息,仿若人间仙境一般邈远,却又有家的亲切温柔。我不写诗久矣,也不太喝英格兰茶,而明媚宜人的春光,在长年炎夏的岛国,何啻一种奢望。也只有在这个比剑桥还要朴素的格兰骞士德村,坐在苹果树下喝茶吃司空饼,才会浮现此般诗情画意。当下都没有或者已经没有的事物,庆幸曾经在生命的某个时刻那么真实存在。

把诗、春光、茶这几个于我而言如梦似幻的元素编织成书名,算是记录曾经有过的归宿,也标示着继续求索的漫漫长路。

Tuesday, 2 December 2014

十八年后

看完跨文化戏剧学院毕业生演出《市中隐者》,实在难以避免想起十八年前的那一次演出。庆亮问我想法,就像每一次我看完他导演的戏之后那样问,觉得怎样。我跟他说,成熟之作,看到独特的导演风格。我像是在看一个跟我毫无关系的演出那样给他意见。

不是说十八年前那一次不成熟。当年电力站开幕不久,那个小剧场简直就是戏剧试验者的神殿,那么简朴空旷,是一个让人尽情发挥的黑色箱子。越是空的空间,越是导演创意挥洒的地方。何况当年郭宝崑创办的粗生剧场,这个概念正是激发年轻创作者探索开拓的热情。

就在这样的大时代里,《市中隐者》在一九九六年登场。当时郭庆亮是英语剧团必要剧场的驻团导演,我的戏能够以必要剧场之名演出,是我至上的荣幸,因为这是个让我景仰的剧团,两个艺术家Haresh与Alvin是我的好朋友。能够让庆亮导演,那也是充满欣喜,因为他的诚意,以及我们常常对社会文化课题的投契。

那次演出,印证了郭先生所倡议的粗生理念,不精致但充满爆发力,剧中所蕴含的那种无助与压迫感,也由此更得到伸张。十八年之后,我总是跟庆亮开玩笑说,我们都成了“卡位中生代”。还有那种无助与压迫感吗?好像他和我都还有。也许如此,我们都还有不满不平之慨。

这次演出,整体制作精致得多,剧场空间、灯光、音乐等等,具有专业水准,也是十八年来整体艺术培育的成果展现。这些艺术家都经过多年磨练,也跟导演合作多次而培养深厚默契。我不得不说,从积极的角度来看,新加坡整体艺术氛围成熟许多,从Sasi, Ivan Heng, Alvin Tan这一代的艺术家得到文化奖的肯定,就可以看到具体成果。庆亮正是他们这一代比较年轻的,不过,他的起步也正赶上整个世代的崛起。

“公园男女”、“厕所两男”、“电话之间”三场戏,也就是整个演出采用英语的部分,基本保留了原剧中的架构。“公园男女”的对白也大部分保留。“厕所两男”则根据原来的情境重新写对话。“电话之间”的对话基本上保留,不过情境有改动,原来是在讲电话,根据当下沟通方式更改为传送简讯。首先,英语演出让我感觉比起第一次华语演出顺畅自然得多,节奏也不会卡卡的。是因为演员掌握英语的能力比较强?还是英语比较适合叙述戏中创造的情境?

其他部分,主要保留的就只是“寻找隐身术”这个符号,表演出来则是演员个人的记忆与经验。我一点都不在意原来的大段独白消失,反而因为这个符号看来对于演员有反思挖掘的意义而感到欣慰。他们大部分用我完全听不懂甚至无法辨认的语言来讲述,我只能够通过英文字幕稍为了解,因而很多时候错过了他们的表演。

这些看起来不甚相关的片段,以及原来剧本中的几场戏,互相串联而生成互文,这是导演的功力表现了。庆亮擅长带领演员即兴创作,并组织成篇。我倒是期待他能够采用这种方式,创作一个完全属于他自己的戏。也许,我可以给他提供一些意象或情境,由他和演员进行创作。这种过程有点像赖声川,不过赖导的戏比较肥皂,庆亮的戏比较写意。

最后一场,女演员(婉婧)独自坐着沉思,场灯渐亮,演员则完全没有反应,其他演员也不出来谢幕。意境是借用自十八年前的那次演出。不同的是,当年的女演员是那个城市里的尘俗女子,这次是扮演侠士的女演员。两种不同身份,同样的情境。如果没有两次演出的互相对照,不容易看出某些深意。

演出结束,在剧场外见到庆亮的儿子,第一次正式跟他握手说话。我其实很想说,他是在第一次《市中隐者》即将上演时出生的。不过我没有说,只是在心里感叹,十八年了啊,只是这么一转眼呢。

秘密阅读:以诗和春光佐茶

《联合早报》2014年12月2日
文╱陈宇昕

剑桥仿佛是个能够唤起文思的特殊所在,从徐志摩到陈之藩,多少留学剑桥的文人骚客,写下了美丽浪漫诗文。

华文文坛六字辈健将

毕业自剑桥大学的柯思仁,一如徐志摩诗中所说的,撑一支长篙,漫溯剑河,在那如诗的国度,写下了关于剑桥生活的文章。这些篇章今集结成册,收录在即将出版的《以诗和春光佐茶》(八方文化创作室),再现了作者的生活反思。

柯思仁是本地华文文坛六字辈健将,目前是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是研究高行健与戏剧的学者,同时也是本地杰出的剧作家,他的剧作《市中隐者》,最近便由戏剧盒艺术总监郭庆亮执导,以意大利语、西班牙语等多种语言重新搬演,一再为本地剧团演出。

距上一部散文集《如果岛国,一个离人》(与黄浩威合著),柯思仁已经10年没有出版散文作品了。新作《以诗和春光佐茶》收录他在1996、97年剑桥修读博士时期的散文,以及2010年他在伦敦从事学术工作时的文字,成为“耽溺剑桥”、“宅居伦敦”两辑的主体。“漫游域外”一辑则收录了他的游记文章,“记忆岛屿”则是关于新加坡与台湾的记忆。

柯思仁的散文总带有一种学人的反思性,他总能在日常生活中思辨文化与身份等课题,即便耽溺也不至于陷入浪漫的深渊。

对比徐志摩、陈之藩眼中的剑桥

柯思仁说,陈之藩是“将剑桥带进我的梦里的作家”,更巧的是,两人都是圣艾德门学院的学生,不经意发现这个关联,顿教柯思仁神迷心驰,开始将身边的点滴与陈之藩《剑河倒影》的文字对照,幻想他们看的是不是同一个风景。

“每一年,窗外的风景就是这样循环着,秋去冬来,从来没有例外。我已经无法从目前在剑桥人的口里,探知前人的事迹。六〇年代的陈之藩如此,二〇年代的徐志摩更是烟远了。我坐在这里,望着九〇年代的夜空,心中时常萦绕着他们的诗文。剑桥曾经因为他们而活在我的梦想中,多年以后,剑桥却会活在我的记忆里了。”(页18)

剑桥是个倚河而生的城市,剑河便是剑桥的生命之河,因此在河上撑篙漫游,成为剑桥生活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传统,多少年来都被保留下来,剑河上总能看见小木舟的身影,何其写意浪漫。柯思仁不禁发出喟问:“作为一个剑桥人,怎么可以缺少一次往剑河上游荒野漫生两岸的那段河道撑船的体验?”(页43)

对剑河的爱恋让柯思仁和朋友们成为撑船的好手。他们往Grantchester方向上溯,离开市区,尽览剑河上游“完全不可想象的狂野与旺盛的生命力。”(页45)甚至在大雨中有点心慌地撑船回返,弄得全身湿透,仍视之无上荣幸。

作为剧场人,柯思仁在旅居与旅游期间也常观看当地的剧场演出,他在伦敦看Peter Brook的“11 and 12”,在巴黎看高行健的《生死界》,在韩国看韩国传统说唱艺术板苏利版本的《四川好人》,这些观感以及他和这些剧场人的互动的小故事,都收录在文章之中。

在观看Marcos Malavia导演高行健的“舞蹈诗剧”《夜间行歌》后,柯思仁发觉演出与他想象中高行健的诗化戏剧有很大的差距。他问高行健,对导演有什么要求,高行健则开放地表示,完全让导演诠释各自的风格,表示自己看戏时不过是一个观众。柯思仁接着写道:“刻意寻找导演如何处理高行健的戏剧,是不是有什么主观诠释下的改变,那显然不是剧作家的目的,而是评论者和研究者的任务了。”(页104)

身为剧作家,柯思仁在创作时会刻意留下空间给导演、演员进一步诠释、发展,这也是为什么创作一部剧总需要很长的时间酝酿构思。至于散文创作,于柯思仁而言更偏向个人的观感,但要形成篇章,他仍注重结构与文字的经营。

近年来,本地读者或许比较少能在印刷媒体上读到柯思仁的作品,其实他把许多文章都发表在博客上,本书部分篇章就是从博客文章中重新审订增删的结果。

柯思仁说,在不同媒介发表文章会有不同的效果,若投稿在报章,他更偏向大篇幅的经营,而博客文章,很多时候是即时的感发,一旦集结成书,这些篇章就必须做更多修改。

既然有博客,为何还要出版成书?柯思仁回答说,可能自己还是个比较古板的人吧,书本握在手里还是有不同的感觉。

心中有两座岛屿

本书最后终于岛屿,对柯思仁而言,他有两座岛,一是他生长的新加坡,另一个是他大学时代经历过的台湾台北。

在《我的咖啡史》里,柯思仁追溯了他喝咖啡的源头,从喝黑咖啡的祖父、喝即溶咖啡的外公,到台大外面一家叫“蓝调”的咖啡馆。

他的咖啡史也来自这两座岛屿。

上文提到的《市中隐者》剧本,正是他在台北天母一家咖啡馆“坐了五天喝了十杯咖啡(因为可以续杯,也就是refill)”完成的,咖啡文化就像是他创作时的一个重要元素。

“泡咖啡馆显然已经不是单纯为了喝那杯咖啡,而是一种带有浓郁人文色彩的生活方式。的确,喝咖啡是一个过程,激发创造力是其产品——以咖啡来说,过程与结果同样重要。如今被看成是对健康有害的三样东西:烟、酒、咖啡,如果没有它们作为催化剂,历史上哪里产生得出那么多杰出的文学艺术?烟酒暂且不说,二十世纪的世界文化史,恐怕不小的部分是一部咖啡史呢。”(页159)

本文中,柯思仁也介绍了本地与台北几家特别的咖啡馆,或许人们会有机会在那些咖啡馆里一窥他一边啜咖啡一边创作,也说不定。

柯思仁新书发布会

柯思仁散文集《以诗和春光佐茶》发布会,将于12月14日(星期日)下午2时30分,在新加坡国家图书馆5楼Possibility Room举行。

入场免费。请有兴趣出席者,请于12月12日前拨电64665775或电邮xwlau@wspc.com.sg报名

Saturday, 22 November 2014

重新看见自己

《市中隐者》排练中,下周登场演出。(照片由跨文化戏剧学院提供)

《联合早报》2014年11月22日
舞台亮起 ◎ 柯思仁

城市生活往往繁忙拥挤,职场劳碌自是常态,杯光觞影的交际也似乎难以避免。尽管如此,城市里某处总还是有一个斗室或者转角,容纳得下隐蔽自我的某种程度释放。中国古人“小隐于野,大隐于市”的境界,对于许多蝼蚁般的城市人而言,既是遥不可及也是毫无关联,因为那实在不是一个二选一的题目,而是身耽于市,心则不得不想方设法寻得某种野的状态。

多年前的剧本《市中隐者》,写的是这种状态;写的时候,作者也是处于这种状态。那是1995年底,暂别岛国,来到台北天母的某个小咖啡馆,闹市边缘不怎么像台北的,展现某种异域色彩的社区,完成这个关于城市传奇的剧本。剧中描述的城市,可能是岛国也可能是台北,或者两地之间某个异次元的所在。

第一次演出是在1996年,由英语剧团必要剧场呈献。导演郭庆亮将电力站小剧场设计成垃圾堆积涂鸦遍布的场景,看起来与一般人印象中永远整齐洁净的岛国市容落差颇大。他把观众席设置在面对面的长形平台上,约有一个人高度,必须借用阶梯拾级而上。观众入席戏剧上演,工作人员将阶梯搬走,人们于是无法离去。剧中人物困陷城市的孤独与无助,成为观众自身处境的真实隐喻。

次年,这个戏参加台北的屏风演剧祭,我没有随行。后来听说台北观众对于新加坡也有像世界其他城市一样的阴暗角落而感到讶异。那些角落让剧中人物得到暂时的喘息,也回避整齐洁净隐含的压力。

2000年,沈鹏耀将剧本翻译成英文,使这个戏有延续的机会。鹏耀曾经参与前两次演出,这次则担任导演,并将演出安排在芽笼的张氏总会天台。我不得不佩服他选择了芽笼,这个岛国最精彩多元的社会空间。食肆和酒廊并列,庙宇和妓院为邻,这里有历史的深度,有草根的繁复,倒没有太多新兴城市规划的染指改造。剧中人物的私语和呐喊,混杂在芽笼的市井杂音里也许最为和谐。

因为有了鹏耀的英译本,这个戏于是有了接下来的几次重演。2009年,苏佳亮为拉萨尔艺术学院学生导戏,选择了这个剧本。那次我刚好到美国开会,无法看到演出,甚为遗憾。看过戏的朋友说,演出效果不错,导演也有新的诠释与改编。我总是乐于见到导演对于剧本的重新处理,那是再次的创造,让剧本有了新生命,也让原作者借以陌生的眼睛重新看见自己。

最特别的一次,是2010年华艺节由娜塔莉导演的版本。娜塔莉根据英文译本,重新以英文编写一个剧本,并将剧名改为《市中隐者╱气息尚在》,再请诗人黄广青以诗的笔触翻译成华文演出。演出是华语,却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个戏。改编与翻译分别都是一次再创造,也是一次陌生化过程,而诗的语言,更加多一层陌生化效果。作为原作者,我无法描述我的好奇与兴奋。作者的身份已经消失,仿佛进入一个客观的剧评人的位置。

十八年之后,这个戏再次回到郭庆亮手中。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又把这个戏翻出来,倒是去年他笑眯眯的跟我提起时,闪耀着灵感的目光,记忆犹新。创作生命能够有几个十八年?当下的我回过头看十八年前的我,恐怕看到的是一个完全的陌生人。听说庆亮将原来的剧本彻底解构,再与演员们重新创造。即使在同一个导演的手中,作者也无法想象会看到怎样的面貌。

下个星期,庆亮再次导演的《市中隐者》将要登场,演出的是跨文化戏剧学院的学员。这个学院的前身,是郭宝崑与沙士德兰于2000年联合创办的剧场训练与研究课程。这个结合传统表演与现代剧场、具有多元文化特色的课程,被誉为全世界独一无二的跨文化再现。我不知道会在剧场里有怎样的体会,不过,就像每一次看不同导演排这个戏,原作者总是充满收获惊喜的期待,重新看见自己。

Thursday, 20 November 2014

跨文化戏剧学院毕业生 重演柯思仁作品《市中隐者》

跨文化戏剧学院照片
《联合早报》2014年11月20日
邓华贵/报道

跨文化戏剧学院今年的毕业生将在下周呈献最后一部毕业作品《市中隐者》(Invisibility)。

《市》是本地剧作家柯思仁最初于1996年创作的华语剧,主要叙述男主角寻找隐身术的过程,间中穿插他在厕所、公园所遇见的异人怪事,表现个人对所处环境状态的反应。

此次演出由戏剧盒艺术总监郭庆亮执导,除了学院七名毕业生参演,也特邀本地剧场演员许婉婧客串演出。

隐身是一个象征

郭庆亮在电访中透露,他曾在近20年前排过这出戏,时隔多年再看这部剧,感触不同。他说:“剧情讲述一个人想要学习隐身术,非常有象征性,可从中看到很多现代社会的现象。多年前当我看这部剧时,感觉作品批判性的意味比较强。如今重新回顾剧本,想想现在的社会已经不同,我也老了20岁,而比较能体会人物在剧中寻求的一种孤独感。”

他指出,剧本好玩的地方在于隐身是一个象征。“人为什么要隐身?是希望别人不要看到你,还是一种孤独的追求?就像陶渊明当年归隐田园生活,除了要避世,相信更是一种寻求孤独、自我完成的过程。”

着重于肢体表现

演出以多种语言如意大利语、西班牙语等进行,充分体现学院“跨文化”的精神。郭庆亮表示,演出也着重于肢体的表现,并借用东方古典表演戏剧的内涵来进行探索。“所谓‘跨文化’不是要把所有的文化放在一起,而是将不同的文化内化。”

●多语言剧《市中隐者》/11月27日至29日/晚上8时,星期六增演下午场3时/戏剧中心黑箱剧场(国家图书馆大厦)/20、25元/订票: www.ticketmash.sg/invisibility

Saturday, 8 November 2014

场灯渐暗 舞台亮起

《联合早报》2014年11月8日

场灯渐暗。交头接耳的声音渐弱,观众摆正身躯,气凝神定,等待全场进入绝对黑暗的时刻。观众席里的场灯完全熄灭之后,众所期待的,是舞台上的灯光亮起。

此处灯光熄灭,彼处灯光亮起。一灭一亮之间,仿若经历集体催眠,观众进入一个另类的空间。街市上的纷纷扰扰,生活里的柴米油盐,都被隔绝在外,或者暂且遗忘。各种恩怨情仇,以及贪爱嗔痴,也都要割舍与放下,即使那个最牵肠挂肚的对象。

这一个刹那,有一种宗教式的迷醉感,召唤着我一次又一次进入剧场的殿堂。

记忆犹新的第一次,很可能是在维多利亚剧院看郭宝崑导演的《希兹尉•班西死了》,八〇年代初,我还是上高中的惨绿少年。南非剧作家富嘎德与演员即兴创作的剧本,再现的是遥远的南非。底层阶级的生活,种族主义的压迫,对于一个看起来经济繁荣社会稳定的后抗争时代成长的高中生来说,不仅是空间的距离,也是理解的陌生。看戏过程的感受至今似乎仍然清晰,舞台上层层推进的困窘情境与压迫感,让人窒息。多年以后回想起来,也许那正是我重新认识存在现实的启蒙。

剧场里上演的跌宕起伏,即使再遥远再陌生,往往也都是剧场外现实的隐喻。那些人物与情事,无论是富嘎德的南非,曹禺的中国,莎士比亚的英格兰,契诃夫的俄国,还是贝克特创造的那些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什么所在的现代,一下子吸引观众投以猎奇的注视,一下子暗示观众参照自身的现实。

再怎么真实,这一切倒也不过是剧作家与导演的虚构。我们是观众,参与一场剧场创造者所经营造就的戏剧演出,一个虚构境界。

有的时候,戏剧家虚构的是历史。很多人以为历史必然是黑白分明的事实,而其实历史往往是创造出来用以隐喻现实。赖声川一炮而红的《那一夜,我们说相声》,八〇年代中解严前的台湾,从台北当下庸俗场景的西餐厅开始,逆时的叙事方式,六〇年代的台北、四〇年代的重庆、二〇年代的北京,一部中国现代史,倒转过来叙述。帝王将相都是背景,甚至说不上是配角,舞台上演绎的都是大时代里的小老百姓。原来历史可以如此讲述,我们可以如此观看。百年的风起云涌,也就是一晚生旦净丑的过场。

赖声川耳提面命的说:“这出戏,你千万别错了,这是一出戏,而不是一夜的相声表演。”我倒要提醒的是,当作者直接讨论他的作品时,往往比较应该把他看成是一个不可信任的叙述者。他说那不是相声,没有说的是,那是相声的祭奠。那是戏剧不是历史,不过倒真的是以戏剧的虚构对历史解构。

去年看林奕华的《贾宝玉》,灯光亮起,空荡荡的舞台上架起残锈金属的框架,不禁在脑海中闪过“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两句。人物尚未登场,情节不必开展,那一刻就告诉熟知小说原文的观众,戏剧是从第一百二十回开始,以终点作为起点。空空道人是小说最后离场的人物,他飘然而去之前,说:“果然是敷衍荒唐。不但作者不知,抄者不知,并阅者也不知。不过游戏笔墨,陶情适性而已。”林奕华的剧场里,收场警句成了开场诗,整个烂熟的故事重新讲述重新虚构,观众仿佛第一次看到舞台上的这个贾宝玉。

场灯渐暗。舞台亮起。这一个刹那,伟大幻术家的手轻轻挥动一般,现实场域即刻转变为虚幻情境。观众也许瞬间未尝了悟,究竟是真是假,是实是虚。

倒是舞台两侧的某个位置,专注看戏的观众有时不免受到干扰,两个长方形的小盒子,即使再小再暗再低调,从不停歇的发散着幽幽绿光,映衬白色字样,EXIT。提醒着观众,剧场虽然是一个封闭空间,毕竟也不过是暂时。出口,那是通往现实的渠道,最终还要回到柴米油盐的纷纷扰扰。

Friday, 10 October 2014

在漫游与介入之间:黄浩威的文学性格

《联合早报·文艺城》2014年10月10日
◎柯思仁

A:我们现在在哪里?
B:这是一张地图,可能会对你有帮助。
(A犹豫一会儿,将地图抢过来仔细端详。)
(B慢慢靠近A,然后又开始对她爱抚。A只是聚精会神地读着地图,并在地图上做了许多记号,顺便寻找地图上的某个地点,但是怎么找,也找不到。)

黄浩威写于2004年的剧本《欲望岛屿》,两个人物A与B,在一个不知名的荒岛上迷路,用尽各种办法想要离开,最终摆脱不了受困岛上无法离去的结局。《欲望岛屿》让人想起荒谬剧场大师贝克特的经典剧作《等待果陀》,两者相隔半个世纪,产生于两个不同的社会历史脉络,却呼应着现代情境中的失落与迷惑。

《欲望岛屿》与大师之作有明显不同之处。剧中两个人物之间对于彼此身体╱情欲的沉溺,与他们对于地图的迷信互为隐喻。另外,他们对话中,也直接间接穿插不少社会与政治现实的批判。这些批判话语,穿插在情欲言辞之间,时而像是实指,时而仿若隐喻,再现的又似乎不是贝克特式的信仰失落的现代感,而是一种精神求索与物质迷恋纠结不清的反讽。

“我们现在在哪里?”——即使手上握着一张地图,是否就能够找到方位与方向?如果有一张更大的地图,也许还可以看到其他的出路。

离走他乡是他的选择,牵挂岛国是他的宿命。37岁的黄浩威在新加坡富庶安定的80、90年代成长,完成高中教育后,在崛起中的北京生活四年。北京大学汉语言文学系毕业后,他回到岛国当兵教书,蛰居数年后,又走得更远,来到曾经是世界最繁华富裕的伦敦,至今五年。无论是北京、伦敦,还是岛国,大都会的声光色影绮丽眩目,造就了他的多元视野,却也形塑了他的漫游性格。

漫游,看来是黄浩威生命中的某种常态,让他对现实保持着抽离的态度,以冷静与批判的方式,对待生活与艺术。他曾经在UFM1003电台当过DJ,星期六晚上的节目叫做“漫游UrbaNite”,在城市的灯红酒绿的夜晚,单独身处与外界完全隔绝的播音室,播放爵士音乐,畅谈文学、电影、戏剧。这种小众精专的节目性质,让他与为数也许不多的听众,进入一种精神漫游的状态。

北京与伦敦之间的那些年,停驻岛国的黄浩威,创作产量甚为丰富。他在2007年出版散文集《查无此城》,2009年出版诗集《冰封赤道》,他和我在2004年以通信的形式写成了《如果岛国,一个离人》。现在回过头来看,每一本的书名,岛国、城、赤道,那个隐含的家国符号,都镶嵌在意味深远的吊诡中。其实,他最在乎的也许就是这个被他反复戏拟与反叛的对象。他的戏剧作品,如《逃亡》、《欲望岛屿》、《禁事(不可考)》,都是现实的寓言,也都是社会的批判。他写诗、散文、戏剧,以文学的语言进行反思。当他将这些文学的身份暂时除下,他也直接尖锐地写文化与社会评论,展现对于现实的介入与关注。

既漫游,又介入。漫游与介入之间。以漫游的态度,进行介入。这种状态,使得黄浩威的作品往往呈现一种不确定的性质,流露出一种既抽离又投入的情绪。生活在伦敦,也许不是黄浩威漫游的终站,那个情感与思想深刻介入的岛国,倒可能是他无法摆脱也不愿摆脱的对象。

Thursday, 7 August 2014

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纪要

2006年2月,中文系老师与第一届同学,
于农历新年庆祝会后合照。(周善策老师摄影)

2014年8月,中文系老师与第六届毕业班同学,
以及第十届新生合照。(第五届毕业生梁博渊摄影)

刚刚参加了南大中文系第六届同学的毕业典礼,拍摄团体毕业照时,校友博渊用意深远的安排,让毕业生与刚入学的新生,合拍团体照。新生们举着牌子写着“我们入学了!”毕业生则在后面举着牌子写着“我们毕业了!”——颇有一种延续和继承的意义。

想起八年前的一张照片。那是在2006年2月,中文系师生第一次拍摄的团体照——怎么转眼就过了这些年。2009年,第一届同学毕业时,邀我为他们的毕业刊写中文系的历史,于是我就写了以下这则文字。找出来重读,感触良多。最大的感慨是,我们尽管愿意尊重历史记得历史,不过,历史总是容易被遗忘的,尤其是历史的许多细节。

这里转载这篇题为《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纪要》的文字,当时写完后不敢称为历史,不敢承担历史的重量,所以只是题为“纪要”。借此与至今超过1000个中文系校友与同学共勉,也表示对于许许多多人的参与、关心与支持南大中文系,铭感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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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纪要》
文 / 柯思仁

在世纪的转折点,南洋理工大学确立了朝向综合性大学发展的方向,于2003年9月创办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同时设立五个学系,包括中文系、英文系、经济学系、社会学系、心理学系。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创办之始,即设于前南洋大学行政楼所在的华裔馆之内,象征着对于创办自1950年代的南洋大学的精神传统之继承。此外,中文系正式设立之前,南大经已设有中华语言文化中心(创办于1994年),并专聘教学人员与研究员、展开各项研究计划、招收硕士与博士研究生,并为各院系大学生开设文学、文化、历史、语言等相关选修与副修课程。2003年设立的中文系,是在此精神和实质基础上创办,以承传中华语言文化为任务,以关心本土、放眼世界、继承传统、创造新境为目标。

2003年开始,在南大校长徐冠林、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署理院长郭振羽的大力支持,创系系主任李元瑾的领导之下,协同副主任柯思仁与郭淑云、谭慧敏、熊贤关、宋耕等教授,中文系继续开设中文副修课程、硕士与博士研究生课程,并于2005年1月推出翻译副修课程,2005年7月推出中文主修(荣誉学位)课程、当代中国研究硕士课程、高级翻译文凭课程。

创办初期,中文系曾经邀得前台北市文化局局长龙应台于2004年担任首位访问教授,并于2005年开始,邀得北京大学资深教授袁行霈担任南大中文系联聘教授。此外,中文系也得到国际学界的支持与协助,由著名学者丁邦新、陈善伟、陈思和、贺麦晓、柯庆明、王德威、王赓武、王靖献、袁行霈等组成国际顾问团,并与北京大学、北京清华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厦门大学、台湾国立中山大学、国立清华大学、香港城市大学等院校,签署学术交流与学生交换的协议。迄今为止,中文系专任、兼任、客座或曾经在任的老师包括:吴元华、蓝适齐、游俊豪、梁文福、陈日辉、陈玉珊、潘秋平、周善策、黄邦杰、王宏志、衣若芬、刘晓鹏、高虹、关诗珮、魏月萍、聂安福、翟景运、赵军峰、倪文尖、邱克威、张晖、许维贤、祖生利、杨彬彬、郑冰寒、汪锋、沈卫威、何奕恺、胡元玲等。

新加坡社会各界对于南大中文系也自始给予大力支持。主要华文报《联合早报》曾经发表社论,表示“南大中文系要走出任重道远的新气象,对此,我们寄予期待和祝福。”2006年,中文系获得捐款,设立“云茂潮中文主修学生奖”,奖励各年级中文主修学生中表现杰出者。2008年,上海书局捐赠100万元给中文系,成立“上海书局奖助学基金”,每年颁发4份奖学金与12份助学金给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尼学生。此外,南大每年颁发“李光耀金牌奖”给15个科系的最优秀的一等荣誉学位毕业生,中文系是其中之一。

南大中文系的中文主修课程,2005年招收第一批学生,原拟招收50人,结果反应热烈,录取了70人。接下来,2006年录取88人,2007年录取104人,2008年录取106人。第一批学生当中,已有两位转学/系学生,于2008年提前毕业。2009年,将是中文系主要的第一批学生毕业离校之年。

(写于2009年中)

Tuesday, 5 August 2014

再会夜都市

演歌式的台语老歌。台湾式的日本料理。洪一峰的沧桑气口。台北那个地方仍然叫做西门町。1946年,介于1945年与1947年之间的历史性的时间点。


《联合早报》2014年8月5日
◎柯思仁 文/摄影

柜台后面戴着方框眼镜的中年男子,嘴角微微上扬,半笑不笑的模样。凝神空望的时候,像是小津安二郎的电影海报。他把账单递过来,与我对视半秒,就把眼睑垂下。“谢谢你的招待啊,老板。”我说。他略抬起头来对我轻轻一笑,很快又腼腆的转头看着收银机。自始至终他都没有说话。如果开口,我以为他会说台语,或者日语。

手里抓着找回来的零钱,沿着陡峭的阶梯下到一楼。门里是洪一峰的《再会夜都市》,跨出门外,错综杂陈的摇滚与流行与柔媚与嘶喊,其中隐约好像听到五月天的《你不是真正的快乐》。西门町的步行街,霓虹灯闪闪烁烁,映照着攒动人头上的发妆,黑褐红黄。

繁华的青红灯,难忘的夜景。请原谅我总是,需要找前程。

这些年回台北,总要到美观园,创办于1946年的台湾式日本料理。当然不是留台期间养成的习惯。那个时候,虽然不算太穷,作为学生还是比较俭朴,也多是在校园附近流连,鲜少专程到灯红酒绿的市区晃荡。偶尔想要打牙祭,就在台大正门对面的公馆巷子里的翠园越南餐厅,吃一碗60元的生牛肉河粉。东南亚的味道,将思念往南方牵挂。应该不会想到要吃日本料理,方位相反,也徒增距离。

第一次到美观园,大概不过是七八年前的事,身份已经从留台学生转变为每隔一两年重游台北的旅客。即使一个旅客,总还是改不了口,声声说是要“回台北”。美观园的发现,倒也是有赖于旅游指南的提点。那一趟按图索骥回到西门町,从捷运西门站六号出口出来,当然已经完全不是那年的风景。转了两个弯来到峨嵋街,轻易的从整条街五花八门的各种招牌中找到这家店。要错过还蛮难的,窄窄的店面,横竖上下就有七八个大大小小的“美观园”字样。尤其是那显眼的盒形招牌,里头亮着日光灯,似乎还看得到灯管的形状。

含情的黑目睭,妖娇的模样。虽然是引起我,恋恋暝日想。

1946年创办。引人遐思的年份,加上超过60年的时间距离。当下已经改造成最夯的青少年聚集地的西门町,横街上顽固的镶嵌着生命力仍然旺盛的历史痕迹。不知道店内的空间规划与装潢,是不是自1946年就维持不变。拨开大门垂挂的五彩的鲤鱼戏水图样的塑料珠帘,窄窄长长的店面,两边各有一排椅背与椅座成标准直角的卡座,中间是只能够容得下两个人面对面的座位。即使不是那个年代的遗产,如此氛围却也让人感受到那个时代的风姿。半个多世纪,似乎就在这个空间里凝固。

美观园的食物,不是那种精致型的日本料理,分量大得有种乡土的味道。生鱼片,喔不,是生鱼块,切得像烧肉一样厚,烧鳗鱼也厚得像煎鮭鱼。意外的惊喜,是还有不少台式的热炒,蚝油海瓜子、陶板透抽、炒高丽菜、炒空心菜。第一次在美观园点了菜,日台混搭的食物上桌时,不禁哇了一声,惊动四周食客。以后几次,默默期待上菜让我惊吓,也从来没有失望过。说实在的,无论分量还是料理,颇不日本。那是一种很在地的台湾风味,充满乡愁的豪气。

这样的氛围,这样的食物,即使加上一樽日本进口的正宗清酒,对我,又怎么能够不醉成台湾式的乡愁?

有一年冬天,我独自来到美观园。也许来得比较早,没有多少客人,我坐在靠墙的卡座里。桌上摆满了各种煎炸蒸煮的菜色,外加一樽清酒。餐馆里播放着演歌式的台语老歌,那种气口与情调,没有仔细听还以为是日语歌曲。一个人,吃得很慢;嚼一口食物,啜一口清酒。生鱼片的鲜甜混合着清酒的香气,间中有椒盐与蚝油的穿插。时间缓缓摆动,有时向前,有时往后。一口,停下来,再一口。

繁华的青红灯,难忘的夜景。请原谅我总是,需要找前程。

想起西门町曾经都是一列一列的像美观园一般装点的店家,想起中华商场的拥挤与热闹,想起十字路口四边连接的行人天桥,想起中华路中间的火车轨道,想起不时汽车与行人都得要停下来整个画面凝固而只有火车悠悠穿行,想起诗人杨唤当年在这里被火车辗过使他的生命永远停留在二十五,想起瘂弦和洛夫,那一代的诗人,想起他们都是在美观园创办不久即跟随国民党军队来到台湾,想起王祯和的《嫁妆一牛车》和黄春明的《莎哟娜拉再见》,那些台湾经济还没有起飞的年代,那些泥土的味道,想起侯孝贤的《悲情城市》,对于淹远历史的批判有时会散发对于更淹远历史的乡愁,想起杨德昌的《青梅竹马》和林怀民的《我的乡愁我的歌》和林强的《向前走》,对于当下的重新界定,就算是纯粹的思索当下或干 脆的往前瞻望也都必须在历史的创痛与安慰中徘徊。

含情的黑目睭,妖娇的模样。虽然是引起我,恋恋暝日想。

演歌式的台语老歌。台湾式的日本料理。洪一峰的沧桑气口。台北那个地方仍然叫做西门町。1946年,介于1945年与1947年之间的历史性的时间点。横七竖八的街道叫做成都路、峨嵋街、西宁路、武昌街,指涉那个遥远的西边之西,这里仍然叫做西门町,暗喻一个近距离的过往。洪一峰的《再会夜都市》不断重播又重播,从原版的黑胶唱片到翻录重制的光碟,从流行的前沿到幽怨的复古。即使美观园开幕以来场景一直维持不变,即使时间摆动得再慢,那个时间点已经非常遥远,而我的想象所依凭的也只有当下的乡愁。

我所能够拼凑起来的各种细节,再现的不是台湾的历史,而只不过都是我的历史。

或者,我的乡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