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的华艺节,看完戏之后总是有一些想法,喜欢或不喜欢,感叹或惊叹,想要以文字将这些想法纪录下来,却又有些迟疑。主要是因为这些戏都规定学生去看,而他们都要做报告,不想我的意见影响了他们的判断。想了许久,还是觉得应该把一些想法写下来。不过,这里写的是一种印象,而不是深入的分析与解读。而我要学生做的是后者。
《如梦之梦》是期待已久的戏,华艺节把它带来,是很有气魄的做法。这一点,要给华艺节的团队鼓掌。就像当年第一届华艺节,就带来陈士争的全本《牡丹亭》,连演六场,还是亚洲首演。这个演出从一开始就是充满争议性,而华艺节能够完整的呈现在新加坡观众面前,让我们亲眼看一看这个戏,无论爱憎,对于观众的眼界增长与理性判断,都是重要而必要的。接着,荣念曾、林奕华的戏,也都第一次在华艺节登陆新加坡。他们的作品成名已久,也都在华人戏剧界有一定的影响力。如果不是华艺节,新加坡的观众竟然都没有机会看到。除了感激华艺节,我还能够怎样表示我的感动呢?
我能够理解好些观众的不满,认为《如梦之梦》在大剧院演出,并不一定是最恰当的,甚至有的认为对观众不公平。《如梦之梦》的理想设置,的确应该是只有莲花池的观众。那种演出环绕观众的形式,正是这个戏最重要的经验。在大剧院演出,将演区与主要观众席设在原本舞台的位置,却又让部分一楼的观众席,甚至是二楼与三楼的位子,让观众成为旁观者,旁观演出的世界,也旁观莲花池里的观众。旁观的角度,是会有不同的感受,也许是某种抽离,但是又与观众想要投入的期待有所违背。这是两难,也只好是权宜。倒是演出中的灯光处理,看来是特别照顾到原本台下观众席的看客,如飞机起飞,如莲花池里的波澜,如那似真似幻的看见自己的湖景,这些都是莲花池的观众无法看到的景观。我坐在莲花池中,也是后来听同学们说起,才知道自己看少了什么。
第一部的开场,众人绕着莲花池走动,我马上就被震动了。也许是营造的氛围,也许是勾起了我的回忆。多么像当年的《变奏巴哈》。三十年前的赖声川,我一直怀念也在寻找的空间感与节奏感。第一部的上半场,一层一层的铺设了复杂的架构,引人入胜,就像是一千零一夜的那种幽深与悬疑,一种说故事的复杂性。
第二部的上半场,顾香兰的故事,则是集合了可以想象到的所有俗套与巧合。这本来是戏剧的一种常用手法,从古典希腊戏剧到莎士比亚,都擅于借用这种手法来推动戏剧的进展与制造高潮。但是,今天的剧场中,像我这样的观众,也许想要看的不只是俗套与巧合,不只是庸俗的戏剧性,毕竟这些也都常常在电影与电视剧中看得到。我所期待的,是这些庸俗的戏剧性如何巧妙的产生意想不到的惊奇,而不是重复熟悉的经验。我能够想到的,是必须有一个够聪明的框架,使得这些庸俗可以在一个新的认知里被重新感受与诠释。
金士杰,整个演出最期待的演员。《暗恋桃花源》中的那个经典的江滨柳,还有当年的《摘星》、《代面》、《这一夜,谁来说相声》。他的声音,闭起眼睛应该都认得出来了。他是一个时代的经典,也是我的回忆啊。
Friday, 14 February 2014
Saturday, 8 February 2014
九年剧场的《艺术》:再现经典的普世性
多年来从文化研究的角度来分析现象,几乎不谈普世性(universality),而多数时候必须讨论脉络性(contextual)与在地性(local)。可是,看九年剧场今年在华艺节的节目《艺术》,整个看戏过程,无法摆脱普世性的联想。
历史上,翻译西方经典的戏剧,几乎都是有脉络性与在地性的考量:选择什么剧本,传达什么讯息,产生什么影响,如何改编,如何再次创造,如何让观众对他们所处在的现实产生联想与反思,等等。
过去两次看九年剧场的戏,也都是改编西方经典,都有这种感觉:《谁怕吴尔芙》和《十二怒汉》。这次看《艺术》,竟然没有这种联想,一直回荡在脑海中的是:普世性,多么普世的故事。
怎样选择经典?怎样改编经典?这是谢燊杰提出的问题。我看到他跟他的前辈走着不一样的道路——不为了现实而选择经典,不为了现实而将经典在地化。
如果说这就是“普世性”,那么,整个演出的执行,就必须是完美无缺的,让观众完全沉浸在戏剧情境之中。《艺术》,是近乎完美无瑕的演出,让观众在整个演出过程中,没有被不应该有的瑕疵分散注意,能够专心致志的被情节所吸引。黄志伟的舞台设计,自《十二怒汉》的惊艳,再次制造惊喜。有写实的氛围,又有出人意表的灵活运作。黄泽晖的音乐创作让整个演出充满灵性。当然,导演谢燊杰的宏观操控与微观执行,让观众经历了一次完整的经典经验。
说了这么多,还没有说到演员的表演。
一直在思索的一个问题是,如果是五年前,这个戏是否能够演得成。苏佳亮、钟达成、刘晓义,已经完全成熟,散发着强烈的表演魅力。如果是五年前,他们也许还没有这么自如自信,无法这么将三个个性鲜明的角色发挥得这么淋漓尽致。
九年。谢燊杰等了九年才成立这个剧团,而创团之前的作品就这么惊世骇俗。这可是等了九年的价值啊。等了九年,等到这一个世代的演员差不多成熟了,也可以撑得起经典,才开始推出让人无法质疑的经典。谢燊杰,你好有耐性啊。
另一个值得思索的问题是,在新加坡百年的剧场历史上,九年剧场究竟是怎样的一个模式,究竟是在怎样的一个时代脉络里实现的。这是一个历史的课题,得要放在更大的历史脉络里来分析。那又是另外一个题目了。
历史上,翻译西方经典的戏剧,几乎都是有脉络性与在地性的考量:选择什么剧本,传达什么讯息,产生什么影响,如何改编,如何再次创造,如何让观众对他们所处在的现实产生联想与反思,等等。
过去两次看九年剧场的戏,也都是改编西方经典,都有这种感觉:《谁怕吴尔芙》和《十二怒汉》。这次看《艺术》,竟然没有这种联想,一直回荡在脑海中的是:普世性,多么普世的故事。
怎样选择经典?怎样改编经典?这是谢燊杰提出的问题。我看到他跟他的前辈走着不一样的道路——不为了现实而选择经典,不为了现实而将经典在地化。
如果说这就是“普世性”,那么,整个演出的执行,就必须是完美无缺的,让观众完全沉浸在戏剧情境之中。《艺术》,是近乎完美无瑕的演出,让观众在整个演出过程中,没有被不应该有的瑕疵分散注意,能够专心致志的被情节所吸引。黄志伟的舞台设计,自《十二怒汉》的惊艳,再次制造惊喜。有写实的氛围,又有出人意表的灵活运作。黄泽晖的音乐创作让整个演出充满灵性。当然,导演谢燊杰的宏观操控与微观执行,让观众经历了一次完整的经典经验。
说了这么多,还没有说到演员的表演。
一直在思索的一个问题是,如果是五年前,这个戏是否能够演得成。苏佳亮、钟达成、刘晓义,已经完全成熟,散发着强烈的表演魅力。如果是五年前,他们也许还没有这么自如自信,无法这么将三个个性鲜明的角色发挥得这么淋漓尽致。
九年。谢燊杰等了九年才成立这个剧团,而创团之前的作品就这么惊世骇俗。这可是等了九年的价值啊。等了九年,等到这一个世代的演员差不多成熟了,也可以撑得起经典,才开始推出让人无法质疑的经典。谢燊杰,你好有耐性啊。
另一个值得思索的问题是,在新加坡百年的剧场历史上,九年剧场究竟是怎样的一个模式,究竟是在怎样的一个时代脉络里实现的。这是一个历史的课题,得要放在更大的历史脉络里来分析。那又是另外一个题目了。
Monday, 13 January 2014
乐否亦喝
最钟情的威士忌非拉嘎雾林莫属,不过,这款是越来越难求得了。品酒专家SP前些时候听说我喜欢拉嘎雾林的消毒药水味道,介绍我一款乐否亦喝。
不管快乐与否,都可以喝一杯。快乐要喝,不快乐需要喝。果然就如品酒专家所言,乐否亦喝的碘味,略胜一筹,尤其是十年的那一款,最烟熏,最呛,也最让人心荡神驰。
十年的乐否亦喝试过之后,开始注意其他各款。十八年的那款,有一种隐含着不轻易外露的深沉内涵,年岁累积出来的那种复杂层次感。不过,也正像年岁加诸的重重负担一般,尽管韵味动人,就是缺少十年的那种毫无歉意的奔放与傲慢。
轻啜十八年,偶尔为之可以,否则生命的沉重感也太难消受。倒是还没有机会尝过二十五年,甚至是三十年或四十年的。那些年岁啊,真不知道那会是多么难以消化的沧桑。
各款乐否亦喝中,最和蔼可亲的还是这个Quarter Cask. 据说这款是乐否亦喝最原始的酿造,两百年前的味道,曾经停止生产多年,十年前才再次推出。这款的特点,是在酿造时装在比较小的木桶,让酒与木头有更多的接触,由此产生更浓郁的焦糖味与烟熏味。
与乐否亦喝相处的时候,我真的应该要再次提醒自己,不要想起拉嘎雾林。不要将两者相提相比。即使他们都烟熏,也还是两个独立的个性。让我面对乐否亦喝时,就只记得眼前的是乐否亦喝,而不是任何人的替身。
不管快乐与否,都可以喝一杯。快乐要喝,不快乐需要喝。果然就如品酒专家所言,乐否亦喝的碘味,略胜一筹,尤其是十年的那一款,最烟熏,最呛,也最让人心荡神驰。
十年的乐否亦喝试过之后,开始注意其他各款。十八年的那款,有一种隐含着不轻易外露的深沉内涵,年岁累积出来的那种复杂层次感。不过,也正像年岁加诸的重重负担一般,尽管韵味动人,就是缺少十年的那种毫无歉意的奔放与傲慢。
轻啜十八年,偶尔为之可以,否则生命的沉重感也太难消受。倒是还没有机会尝过二十五年,甚至是三十年或四十年的。那些年岁啊,真不知道那会是多么难以消化的沧桑。
各款乐否亦喝中,最和蔼可亲的还是这个Quarter Cask. 据说这款是乐否亦喝最原始的酿造,两百年前的味道,曾经停止生产多年,十年前才再次推出。这款的特点,是在酿造时装在比较小的木桶,让酒与木头有更多的接触,由此产生更浓郁的焦糖味与烟熏味。
与乐否亦喝相处的时候,我真的应该要再次提醒自己,不要想起拉嘎雾林。不要将两者相提相比。即使他们都烟熏,也还是两个独立的个性。让我面对乐否亦喝时,就只记得眼前的是乐否亦喝,而不是任何人的替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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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 6 January 2014
重新追求西贡
走在胡志明市的旧区District 1是一种对于殖民主义的批判式的见证,这些年来倒也越来越洋溢一种缅怀气氛,或者说对于曾经拥有的资本主义的追回。这种氛围,好像还蛮符合我这种布尔乔亚式的后殖民主义者。不要太认真看待前面这几句话哦,不要开始编撰解构我的长篇大论。这么说也只不过是强调一种无法回避也无可奈何的现代性反讽。
五年前来过一次,最近重访。到处都是建筑工地,以及建竣的高楼,把那些法殖时代的俊俏楼房给挤压得无法透气,那是说如果还有留存些许的话。
旧区其实也是翻新得最快最剧烈的新区。旧房子连栋地拆,新大厦整片地盖。这张照片摄于西贡河畔,如果说是某一个角度的新加坡,或者香港或者上海,恐怕那种格调还蛮相似的。说什么都不像胡志明市,我印象与想象中的胡志明市。再过几年,两栋高楼之间再建起连绵的摩天大厦,那就不只是格调了,连神情都很接近了吧。
胡志明在这里留下的印记,也许就只是在这个城市的名字里。即使是这个城市的名字,在地人往往也还是把旧区叫做西贡。不知道是一种对于历史的怀念,还是对于熟悉事物的偏执。也许都不是。看着这些年城市风貌的迅速更变,也许那是对于失落半个世纪的发展契机,带着一种懊恼而又坚决的追求。有的人在三十年前重新开始追求,有的人重来没有放弃追求。西贡,这几年才奋起直追,还来得及呢,不过得要加倍才行。
这不是我的城市。这是别人的胡志明市,另一些人的西贡。我只不过是几年一次闯入的旅人,消费别人的历史,也消费别人的发展。
五年前来过一次,最近重访。到处都是建筑工地,以及建竣的高楼,把那些法殖时代的俊俏楼房给挤压得无法透气,那是说如果还有留存些许的话。
旧区其实也是翻新得最快最剧烈的新区。旧房子连栋地拆,新大厦整片地盖。这张照片摄于西贡河畔,如果说是某一个角度的新加坡,或者香港或者上海,恐怕那种格调还蛮相似的。说什么都不像胡志明市,我印象与想象中的胡志明市。再过几年,两栋高楼之间再建起连绵的摩天大厦,那就不只是格调了,连神情都很接近了吧。
胡志明在这里留下的印记,也许就只是在这个城市的名字里。即使是这个城市的名字,在地人往往也还是把旧区叫做西贡。不知道是一种对于历史的怀念,还是对于熟悉事物的偏执。也许都不是。看着这些年城市风貌的迅速更变,也许那是对于失落半个世纪的发展契机,带着一种懊恼而又坚决的追求。有的人在三十年前重新开始追求,有的人重来没有放弃追求。西贡,这几年才奋起直追,还来得及呢,不过得要加倍才行。
这不是我的城市。这是别人的胡志明市,另一些人的西贡。我只不过是几年一次闯入的旅人,消费别人的历史,也消费别人的发展。
Thursday, 19 December 2013
红酒般的记忆
那个旅程是在人间,却从此确认仙境。原来是知道这个地方的,也喝这里出产的红酒,知道那是举世闻名的品牌,因为有深厚传统的加持,以及商业的传播。1999年曾经来过一次,倒是专程去看一个剧场演出。匆匆来去,没有到酒庄,连街市的面貌也没有什么印象。只记得看完演出与剧作家在巷子里的咖啡店聊到深夜,踩着凹凸不平的石板路回去酒店。
多年以后再次来到法国西南的波尔多,特别安排去了一次酒庄之旅。也不是刻意,却选择了Saint-Émilion, 由此开始一次又一次,没有亲身到访,却在精神上藉由红酒的挥发而达致的境界。
一次又一次,在岛国售卖红酒的店里,总是先看一遍来自波尔多的红酒,看看有没有运气找到Saint-Émilion这个名字。就像是曾经认识的而又从此不再碰面的那个人,留下甜蜜但又隐约的印象,千方百计要通过各种方式,复习那个身影的形态。也许那就是初恋吧,越来越遥远的记忆,却年复一年的沉淀。好像逐渐忘记,却又越来越清晰。
波尔多的记忆,维系在Saint-Émilion; Saint-Émilion的记忆,像红酒一样随着年份增加而越来越香醇。年份,可以多年积蓄下去,却并不是没有终结的。到了那个巅峰的时间点,接下来终究还是要往下走的。
人是如此。人的记忆,恐怕也是如此。越来越遥远,越来越清晰,然后,宿命难逃的越来越模糊。淡出。消散。
Tuesday, 10 December 2013
梳理那段华语戏剧的历史(书评)
《联合早报》2013年12月10日
陈宇昕∕文
阅读新加坡华文剧场的历史,仿佛阅读了新加坡社会思潮转变的历史。
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主任柯思仁副教授上个月推出了《戏聚百年:新加坡华文戏剧1913-2013》(戏剧盒与新加坡国家博物馆联合出版)以非断代的方式,诉说新加坡华文戏剧的历史。
本书最大的发现,即是在史料当中发现早在1913年11月7日,一个由本地华社组织,以“耆英善社”为名的白话戏(现代意义的剧场演出),已在牛车水梨春园上演,是一场慈善演出,获得社会热烈反响。
这个发现将普遍认为新加坡本土华文戏剧起点的1919年,提早了六年,以至于有了百年的历史。
事件环环相扣 体现历史延续性
本书分五大部分,探讨现代戏剧的发生与成长、政治运动中的艺术开创、国家想象的同路与歧途、重新整合与认同的建构,以及新生代崛起的多元时代。
柯思仁在后记中表示,他并没有继承前人方修与杨松年教授惯用的分期发,这样的五大部分论述“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分期”。
他说:“历史的发生,很多时候能够以某个或某组事件为重心,看到明确的阶段。不过,每个阶段也都是环环相扣,前一个事件还有后续,而下一个事件已经开始。因此,五个部分虽然还是可以看得出时代的先后,我没有具体点出阶段的起讫,想要表达的是历史的延续性,以及前后时间不可分割的性质。”(页243)
本书不以剧本文学为讨论对象,罗列代表性剧演活动、剧团、戏剧人建构历史。
戏剧体现社会思潮的演变
为什么说这是社会思潮演变的缩影,不得不由剧场活动的本身开始说起。剧场活动在19世纪初期开始发挥影响力的时候,其社会性特色浓厚,往往被用作为教化工具,新思潮勃发的时代,人们利用戏剧教育观众以新思想,所以戏剧在新加坡的发展也离不开社会教育。
比如二战时期的新加坡华文戏剧活动,大多与抗战筹款有关,洋溢这侨民支援祖国的热情。
书中提到50年代新加坡“想象马来亚的热潮”,以南大戏剧会1958年演出《钗头凤》时出版的特辑为例,这份特辑内竟印有华文、英文与马来文三种语言的介绍,尝试向不讲华语的观众群伸出触角。
到了反殖时期,新加坡投入组建“马来西亚”的梦想,这些思潮的变化,也体现在戏剧活动上,比如许多戏剧演出的海报、特刊上,变成了华文与马来文的双语形式,而英文则在这股浪潮中被逼退。
在这个过程中,本土意识以及具有本土意识风格的剧作也大量被生产出来。
柯思仁写道:“(这)显然是受到新加坡自治时代的到来,以及对马来亚独立建国的期待所促成。不少剧团的负责人和报章上的评论者,相继呼吁能够反映本地生活的剧本创作,并都指向加强马来亚意识、建设马来亚文化的目标。”(页98)
戏剧作为意识形态的宣传工具,亦成为各个党派用以宣扬理念的管道,书中指出,自1959年新加坡自治政府成立以来,人民行动党也通过其中央与各区支部成立戏剧组织,举行戏剧演出活动。而当中非常重要的人物非剧作家王里莫属。
“王里的剧作往往表现与前者(具左翼色彩的民间剧团)对立的立场。《过去的年代(1969年,行动党直落亚逸支部演出)》塑造的华校生,曾经在50年代参加学生运动,后来觉悟是被煽动与利用……这些剧作,否定与批判学生的社会、政治参与,也宣扬政府的稳定社会、发展经济的政策。”(页106)
剧团左倾路线关注社会底层阶级的困境
即便如此,柯思仁发现,上世纪60年代下半期开始,越来越多民间剧团展现出强烈的左倾路线,开始关注社会底层阶级的困境,“以阶级抗争的方式表现对社会形态的理想与憧憬。这种方向,与新加坡政府为国家发展制定的社会经济蓝图之间,发生直接的矛盾。”
在那个年代,许多左倾戏剧演出受到阻力,无法顺利演出,最终在1976年,政府援引内部安全法令,逮捕50名被指控涉及马来亚共产党地下活动的人,戏剧界人士吴丽娟、郭宝崑等人被捕,这个左翼思潮主导的戏剧文化浪潮才来到终结,以致于80年代以降的戏剧发展有了不一样的面向。
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新加坡政府便渐渐主导了华文戏剧的重组过程。当时的文化部长王鼎昌推出一系列文化艺术政策,全国艺术理事会也是在那样的时代里成立,国家文化奖也于1979年起开始颁发,肯定本地有杰出贡献的文化人,林晨、刘仁心、郑民威、郭宝崑与韩劳达几位资深戏剧界人士都先后获得文化奖肯定。
接着90年代便是新生代戏剧人的天下。
有趣的是这批20年前的新生代,依然是当下最活跃的戏剧界人士,他们大多以全职剧团的方式继续各自的戏剧事业,这是与前代大多民办团体非常不同之处,而他们的演出也更加多元,百花齐放。
这部史书以深入浅出的方式,讲述了新加坡华文剧场100年来的发展变化,作者排列史料,减少评论,希望读者能够更抽离地审视历史,但作者自己也透露“无可避免的是,在史料的编排与呈现的同时,也直接或间接显示了我对历史的看法。”
作者未必然,读者何必不然?最重要的是,新加坡华语戏剧的历史,终于又有了新的梳理。
至于本书中提出的新史料虽然重新发现了戏剧史,但仍有诸多疑问暂时无法得到解答,诚如新加坡国际艺术节执行总监李楚琳在序中提到:“美名耆英善社的富豪会团在一百年前筹款赈灾时,为何舍弃了戏曲唱念做打的格式,偏选采用对话方式的白话新剧呢?……我看完了本书初稿,很想知道更多有关的事情,但愿后人再接再厉。”(页III)
(本书可在Select Books与草根书室购得)
Tuesday, 3 December 2013
100 Years of Chinese Theatre
by Corrie Tan
For decades, the works of
eminent Chinese historian Fang Xiu were the go-to reference texts for those
studying Chinese language theatre and history in Singapore.
The late scholar's writings
were a labour of love; his book A Comprehensive Anthology Of Modern Malayan
Chinese Literature was carefully put together over a span of 20 years,
examining various forms of literature and drama between 1919 and 1976.
But playwright and academic
Dr Quah Sy Ren could not quite dismiss the germ of a thought that Chinese
language spoken drama had existed in Singapore prior to 1919.
Dr Quah, 49, tells Life!:
"Fang Xiu had mentioned that there had already been theatrical activity in
Singapore prior to 1919. But no one had really documented it. So I wanted to go
look.
"Another perspective is, if you look at China and its modern spoken drama, it started in 1907.
So there must have been something happening between 1907 and 1919. That was how
I started."
The result of this inkling
of a thought is Dr Quah's new book on Chinese language theatre in Singapore,
titled Scenes: A Hundred Years Of Singapore Chinese Language Theatre 1913-2013.
It was launched last Saturday. The 251-page hardcover book, a three-year
undertaking, is co-published by home-grown theatre group Drama Box and the
National Museum of Singapore.
Dr Quah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at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and specialises in literary and cultural studies, as well as theatre and performance.
He notes that this book serves as an outline of theatre history, and hopes that more research and discussion can be built on its foundation. There are also plans to eventually translate the book, which is written in Chinese, into English.
Scenes was also inspired by a mini-festival of the same name curated by Dr Quah and Drama Box artistic director Kok Heng Leun in 2010 at the Esplanade. It included talks, workshops, play readings, as well as a showcase of milestones in Singapore's Chinese language theatre.
Dr Quah says: "Heng Leun and I went through the whole process of getting in touch with theatre veterans and they were so generous that they let us have a look at their personal collections of photos, programmes and memorabilia - I hadn't seen many of those items in my life.
"After a theatre production is over, most of these vanish and you never see them again. So that was really an inspiring and enriching experience."
The festival was a catalyst to unearth more of Singapore's theatre history. Dr Quah and his research team pored through thousands of microfiches and newspaper sources from the 19th and 20th century, including the Singapore variant of Sin Chew Jit Poh, Nanyang Siang Pay and Chin Nam Poh, all of which are now defunct.
The earliest record they found dated back to 1913 of a spoken drama production performed at the popular Lai Chun Yuen opera house in Chinatown. These early works were mostly philanthropic in nature, and were often used for fund-raising to aid disaster relief in China, or perhaps to build schools in Singapore or support various clans.
But gradually a specific Singaporean identity emerged from these theatre productions, especially after World War II.
Dr Quah says: "Regardless of era, whether in the 1950s, 1960s or 1970s, these works were directed at Singapore not just as a nation, but were also created for Singaporean society, the underclass, the man in the street - and all this was expressed through the theatre."
A strong sense of the intercultural also pervaded Singapore theatre in the early days: Chinese language productions sometimes contained detailed synopses in English and Malay, and Malay theatre groups such as Sriwana tackled Chinese classics in translation, such as Chinese dramatist Cao Yu's Thunderstorm (1933).
The book contains about 160
photographs and images of performances, including scans of theatre programmes
from the 1950s that were designed and painted by hand.
Many of these images and
memorabilia were sourced from veteran theatre practitioners in Singapore, including Feng Nai-yao, in his 80s, who was from the former Singapore Amateur Players.
Kok, 47, helped to conceptualise the book and Drama Box supported its research and writing.
He says: "I think we have come to a generation of Singapore artists who are speaking clearer with their particular style and voice. And all this doesn't come out of nowhere, it comes from a rich history. And it's time that we do documentation so that we can document the process of this cultural history. I think that's very important."
Scenes: A Hundred Years Of
Singapore Chinese Language Theatre 1913-2013 is available from Select Books for
$28.
Sunday, 1 December 2013
配合首部百年华文戏剧史《戏聚百年》发布 剧场人畅谈本地华语剧场发展
《联合早报》2013年12月1日
邓华贵 / 报道
从早期以募款赈灾、抗战救亡为目的,到后来以反映阶级斗争、多元文化环境、移民政策等课题,本地华语剧场过去100年来无疑见证了岛国的社会、经济与政治发展史,同时提供了一面反思的镜子。
如今这100年的丰富历史,都收录在本地首部华文戏剧史《戏聚百年:新加坡华文戏剧1913-2013》,由本地戏剧研究学者、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主任柯思仁副教授撰写。
柯思仁是三年前继华艺节制作“戏聚现场:新加坡华语剧展”与推出本地戏剧选集后,与新加坡国家博物馆及戏剧盒合作,系统梳理本地华语戏剧的源头与发展,并在近期完成著作《戏聚百年》。这是本地第一部有系统撰写的华文戏剧史。
配合新书出炉,柯思仁昨天于电力站剧场举办了闭门新书发表会,并邀请到国立教育学院李秉彝教授,前新加坡华语剧场联合会主席、剧评人邹文学,新闻工作者韩咏红,以及九年剧场艺术总监谢燊杰举行座谈,由戏剧工作者苏佳亮担任主持。
柯思仁:特别留意 被遗忘小人物小事件
作为一部记载本地华语剧场百年史的书籍,柯思仁表示在整理资料和撰写的过程,尽可能采取了最中立的笔调,并特别留意和记录历史中被人遗忘的小人物、小事件。
他在发表会上致辞说:“我们不难观察到,历史往往是有权力的人在书写。在各种历史叙述当中,其实有很多空隙,也许是一些被忽略、遗漏或排挤的人事物和声音。我想每一个人,不管是不是权力在握,都有权利参与历史的挖掘、叙述和建构。因此我希望借此书,让被人遗忘的小人物、小事件,也能够在历史上占有一个位置。”
在一小时半的座谈上,李秉彝谈到了二战后、50年代初期的本地华语剧场如何在外来团体影响下逐渐形成自己的生态。邹文学以剧场人兼报人的双重身份,畅谈华语剧场1960年代后的发展史。韩咏红分享了她10多年前担任《联合早报》艺术专线记者时,所观察到剧场与政府机构之间的微妙关系。谢燊杰则探讨了本地华语剧场目前所面对的四大问题。
参与筹办这次新书发表会的戏剧盒艺术总监郭庆亮说:“在剧场工作了20年,我慢慢体会到剧场需要两个很重要的空间,一个是记忆,一个是想象力。记忆不是一个可消费的物品,它往往是想象力的土壤。这次出版《戏聚百年》的工程因为有许多人的投入,让我们能将先辈的一些经历、智慧和记忆累积下来。有了这些记忆,我们的想象力才能在一片肥沃的土壤里生长。”
昨天的新书发表会也邀请到教育部兼通讯及新闻部政务部长沈颖担任嘉宾。
Friday, 29 November 2013
戏聚百年:新加坡华文戏剧 1913-2013
新加坡华文戏剧走过一个世纪,经历百年的此起彼落,有过几度繁盛,也有过些许消沉。
生成于20世纪初启迪民智与赈灾自强的使命,发展于战后多元艺术观与政治观时代,新加坡华文戏剧参与国家意识建构、关怀底层社群、重新整合出发、走向专业发展,并在全球化环境中扎根本土、进行跨界对话。
百年以来的新加坡华文戏剧,既参与新加坡社会文化史的书写,也与风起云涌的世局息息相关。
本书从华文现代戏剧初次登场的1913年开始,通过史料的整理,配搭精彩罕见的图片,设置于社会、文化、政治脉络中,叙述百年以来的戏剧面貌,也展现不同时代的文化思潮与社会脉动。
概念 柯思仁 郭庆亮
制作 戏剧盒
项目协调 郑家颖 李淑铃 李慧仪
研究主持 柯思仁
主要研究助理 王 放
研究助理 谢征达 陈 涛 林佳憓 赖业贤 翟 珺
研究参与 马薇莉 张承尧 曾佩瑜 黄素怀
设计与排版 王月灯 潘湘珺
校对 邹文森
联合出版 戏剧盒
新加坡国家博物馆
出版日期 2013年11月
Thursday, 28 November 2013
本地第一部 百年华文戏剧史出版 柯思仁著《戏聚百年》
《联合早报》2013年11月28日
陈宇昕/报道 龙国雄/摄影
陈宇昕/报道 龙国雄/摄影
1913年11月7日,一个以“耆英善社”为名的白话戏演出在牛车水梨春园上演。这一重大史料发现,让一般对新加坡华语戏剧起源于1919年的认知,整整提前了六年,今年恰好是100年。
本地戏剧研究学者、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主任柯思仁副教授,三年前继华艺节制作“戏剧现场:新加坡华语剧展”与推出本地戏剧选集后,与新加坡国家博物馆及戏剧盒合作,系统梳理本地华语戏剧的源头与发展,最近终于完成著作《戏聚百年:新加坡华文戏剧1913-2013》。这是本地第一部有系统撰写的华文戏剧史。
最早的话剧演出追溯到1913年
柯思仁接受本报专访时说,本地前辈文史工作者方修,在其马华新文学大系中撰写了“戏剧”一集以及“剧运特辑”两集。方修首先整理出本地戏剧剧本与剧场活动史料,将1919年看作是新加坡华语戏剧的起点,但也表明在那之前,其实早有了白话戏剧的活动。
柯思仁说,中国现代白话戏剧起源于清末1906年,东京春柳社到上海发展后引起很大反响,因此他开始思考,当时上海及华南一带与南洋的交流密切,1907年至1919年之间现代戏剧怎么会没有传入?于是以1919年为起点,逐年回溯,最终在1913年11月7日的《振南日报》上发现“耆英善社”的白话戏剧演出资料。
那是一场赈灾义演,由华社组织,隶属同济医院,共演三天筹得超过1万银元。柯思仁说,相信这个善社只是一次性组织,并非剧团,目前没有文献说明他们还举办过其他白话戏演出。
这场剧演标榜“白话配景戏”,而白话、布景、实景和教育功能正是现代戏剧的特征,因此柯思仁将之纳入新加坡华语戏剧的历史脉络,成为本地华语戏剧最早出现的契机。
柯思仁说,这次整理发现了许多新的材料,再与一些回忆录、报章报道等交叉核对,最终实事求是地编撰成史。
与本地社会政治发展息息相关
戏剧作为一个重要的宣导教育媒介与工具,无论戏剧内容或剧场活动都充斥社会性,与本地社会政治历史发展息息相关,如早期的文明戏反对封建迷信,同时大多与募款赈灾有关。到了抗战时期,戏剧则呈现华侨心系祖国的心情,战后又投入到反殖建国的浪潮,如今则是百花齐放。
他以一张1959年自治政府成立后,国家元首尤索夫在当时的总理李光耀、当时的文化部长拉惹勒南揭幕国家剧场建筑地址的照片为例说明,在如此重要的官方场合中,揭幕牌匾以马来文和华文撰写,没有英文的存在,这是现在我们难以想象的。当综合时代背景来看,这个发现正好作为当时争取独立、建立马来亚,以及后来组织马来西亚这一系列事件的注脚。
这一系列发现对文史工作者而言,都是非常有趣且深富意义的。
华文报章是华语戏剧最重要推手
此外,剧场空间的改变也象征着戏剧发展的演变。他说,早期华语戏剧在传统戏曲的演出场所如余东璇街上的传统戏园里上演,白话剧与传统戏曲的关系仍处过渡时期。到了二三十年代,各大游艺场如新世界、大世界、快乐世界等陆续建成,戏剧便转移到游艺场,期间也有剧团尝试在维多利亚剧院上演戏剧,1959年后便进入国家推动兴建的演出场所,而今,剧场空间更是选择多元。
柯思仁说,华语戏剧最重要的推手当属各大华文报章,当时《星中日报》甚至曾以封面全版报道戏剧演出,可见当时戏剧是头等重要的大事。
柯思仁将在来临的星期六(11月30日)下午2时,在电力站剧场举行闭门新书发布会,与国立教育学院李秉彝教授,前新加坡华语剧场联合会主席、剧评人邹文学,新闻工作者韩咏红与九年剧场艺术总监、导演谢燊杰举行座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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